又不是真的去演謎片？小玉換臉事件下的賺賠邏輯【觀點】
（※ 文：鄭子薇，臺灣橋頭地檢署檢察官）
網紅小玉涉嫌將女性名人換臉製成色情影像牟利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法務部長也積極表示啟動修法，然而輿論卻不乏「又不是真的去演，只是換臉而已」、「只有意淫而已，已經很紳士了」、「所以AV女優也很噁心很髒嗎？」、「不就是二創」等等聲音。
這些聲音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性騷擾常見的迷思「只是摸一下而已又不會怎樣」、「只是開個黃色笑話又沒有摸到」、「有人願意性騷擾妳已經不錯了」？或許有人認為換臉不是性騷擾，但當一個人的臉被拿去製作成色情影片並公開散布時，意味著這個人「非自願地成為了不特定多數人的性慾對象」。
性犯罪底下的「賺賠邏輯」
我們從媒體報導可知，被害人看見自己的臉在網路上被製成色情影像時，當下反應多半是「好可怕」、「好噁心」，隨之而來的，便是被不特定人當成「性慾對象」的恐懼，這很接近大法官第617號解釋對「猥褻」的定義：
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
除此，也很接近《性騷擾防治法》對於「性騷擾」的定義：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
因此，當這個「猥褻」或「冒犯」是違反被害人意願的，就是對於性自主或性隱私的侵害。AV女優出於自願展露身體成為他人慾望對象，這是AV女優的性自主權；同理，換臉片的被害人也有權利決定，自己要不要成為他人的慾望對象、裸照的主角也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裸體要給誰觀看，任何人都有權利決定要不要成為他人的性慾對象。這也是性自主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人格權的重要部份。我們或許可以從本事件，重新思考對於性自主權的定義。
第二個不容輕忽的重點，是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社會中，以「性」作為犯罪手段所代表的意義及性別差異。何春蕤《豪爽女人》一書中，點出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
父權社會中，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交易本質，就是女性必須以身體及身體可執行的各種功能（性交、生育、家務勞動等），來交換一個長期、穩固的社會位置。在結婚前，女性必須小心看管、壓抑自己的情慾與身體，社會不鼓勵女性展現情慾，男性則被鼓勵展現對女性身體的高度性趣。
這也導致凡是牽涉到身體的觀看、觸摸、性交之類的行為，男性大多時候是賺到，女性則會被認為是吃虧的一方。若從數位性暴力此種犯罪類型觀察，就顯現出其巨大的性別差異。
換臉是「假的」，但對女性的傷害是真的
統計指出，數位性暴力女性被害人比例高達9成，2021年10月19日《有話好說》節目中，主持人指出一個事實，便是男性多數認為這是「假的」，女性則多表示「好噁心」、「好可怕」，雖然事件對她們造成一定傷害，但男性卻不一定能同理事情有多嚴重。
也有受訪者表示「看過影片後，在路上只要看到有人交頭接耳，就會想說他們是不是看過影片」，這些恐懼恐怕男性很難感同身受，也是一種對女性的「間接歧視」，即便表面看來沒有針對特定性別做差別待遇，但運作的結果，卻往往對特定性別有所不利。
更何況，被害人非常難以證明畫面中的人不是自己，尤其當被害人並非「典型被害人」時，社會更易以異樣眼光對待，使女性族群無形之中將更加壓抑、約束自己，深怕被貼上「不檢點」的標籤，加劇日常生活的性別不平等。
也因此，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次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便點出，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包括發生於網路、其他數位環境之暴力形式比率居高不下，國家應確保受害者的法律訴訟、保護及支持措施皆尊重並增強其自主性，亦應提升社會大眾對網路暴力的認知。我國警察人員男性比例高達9成，如何增加執法人員對數位性暴力被害人之同理與理解，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數位性暴力被害人保護程序的缺失
回到本事件的「換臉」行為，目前法界主流通說認為，構成加重誹謗罪及散布猥褻物品罪，但加重誹謗罪保護的是「人的名譽」而非「性的自主權」，而且為告訴乃論之罪，將使被害人陷入是否提告的掙扎當中；若提告或拒絕和解，不僅可能使原先沒那麼多人看到的換臉色情片受到更多注目，也會擔心遭受報復。例如奎丁向公眾揭發自己遭換臉後，網路上便出現更多她的換臉片，報復意味濃厚。
另外，散布猥褻物品罪在妨害風化罪章，立法目的是「維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被害人不是被保護的對象，而是破壞社會善良風俗的「猥褻物品」，對被害人來說毋寧二次傷害。加重誹謗跟散布猥褻物品罪的刑度都是2年以下，實務上多僅判處6個月以下並得易科罰金，加害人的利益龐大但犯罪成本過低，難以達到預防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妨害名譽或散布猥褻物品罪，都不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保護被害人的措施，如在訴訟文書上使用代號取代被害人姓名、隱匿足資特定被害人身分的資料、不公開審理、禁止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揭露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等等。缺乏這些保護程序之被害人，不管告不告都是「賠」，訴訟成本極高，相較於行為人的犯罪成本，顯然不成比例。
不僅是換臉色情片，就連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這類網路性暴力，都僅限於「被偷拍」才能用妨害秘密罪處罰，如果是自願拍攝，但非自願流出，也只能以散布猥褻物品罪或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來處罰，一樣未能正視對被害人性自主權的傷害，且也不適用保護被害人的程序規定。
因此，立法者可考慮將「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未經同意深偽色情」納入《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適當調整刑度，並準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程序保障，既可避免專法跟刑法重疊時的競合問題，也可避免程序保障上的漏洞。
數位性犯罪氾濫，《科技偵查法》卻難通過
除了《刑法》的不足外，法律賦予檢警的偵查手段，也遠遠追不上科技犯罪的發展速度。IP、通聯紀錄是特定加害人身分的重要資訊，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只有「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能調取通聯紀錄，妨害名譽跟散布猥褻物品罪則不在此列。
然而，這類數位性暴力加害人往往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LINE、微信等點對點加密的技術傳送影像資料，礙於我國無司法互助跟這些跨國大公司的隱私政策，非常難以在犯罪當下或事前取得犯罪證據，查獲時往往犯罪證據已遭刪除或滅失。
對此，法務部於2020年提出的《科技偵查法》，其中的「設備端通訊監察」、「數位證據搜集與保全」章節便試圖解決此問題，卻因為遭侵害人權之質疑，至今尚未通過。面對日益嚴重的數位性暴力，《科技偵查法》的重要性或許更甚於刑法或專法。
人權保障和被害人保護往往落在天秤兩端，徒法不足以自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我們平時不信任司法機關而不斷削弱司法機關的權力，面對犯罪又希望司法人員可以無所不能抓住加害人，無異緣木求魚。希望這次事件能喚起社會大眾對《科技偵查法》的關愛，以及對數位性暴力的重視。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