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分期_百度文库

中国史学史分期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

1552人阅读|110次下载

中国史学史分期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中国史学史 虽然在编辑过程中知道老师也是整合网上资料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但是版权应该还是归她 吧……汗……每个年级两个班,也就是说她每个学期都作新的,很勤奋啊…… 导 论 一、 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及相关问


中国史学史 虽然在编辑过程中知道老师也是整合网上资料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但是版权应该还是归她 吧……汗……每个年级两个班,也就是说她每个学期都作新的,很勤奋啊…… 导 论 一、 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及相关问题 历史 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 狭义上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应该说,历史本身是客观的。 史学 则是指对历史的记录和阐释,是一种主观认识,但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历 史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史学的特色 浦立本(E.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n-chi and Ssu-Ma Kuang”, 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 By W.G. Beaskey and E.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杜维运 史学史 是对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科。史学有自身的客观 发展过程, 史学史的研究就是要对这个过程进行总结、认识。 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文献 学等。 白寿彝, “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 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史学思想的源流与派别 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并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 史学史的学科性质 一门学术专史,反思性质 史学史与其它分支学科的关系 历史文献学、通史;史学理论;史学批评 二、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 五十年来(1950-2000 年) ,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分歧很大。 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前期( 《关于史 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 ,第二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大体说来, 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研究, 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对整个史学史作通代的划分; 二是着重对古代史学史的划分,三是着重对近代史学史的划分。 第一种类型 二段: 陈光崇 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界,前为旧史学时期,后为新史学时期;旧史学时期 又分为四个阶段( 《中国史学史论丛》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吕美泉 以 19 世纪 90 年代为界分为新旧两个阶段, 指出旧史学内部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关 ( 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 , 三段:尹达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史学三个时期。 其中封建社会的史学又分三段,从战国到刘知几为一段,从《通典》至明中叶为一段,明清 之际至鸦片战争为一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又分两段,1840 年至 1919 年为一段, 1919 年至 1949 年为一段( 《中国史学发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施丁 划分为古代、近代、当代三大历史阶段,古代史学从史学萌芽到乾嘉史学,又以司马 迁《史记》为标志,分为先秦史学史、两汉至明清史学史两段;近代史学从 1840 年鸦片战 争到 1949 年,以李大钊为标志,分作前后两期;当代史学为建国以来。《中国史学简史》 (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四段:齐思和 从有文字记录到汉朝建立以前为萌芽期,从汉代到宋朝建立以前为建立期, 宋元明三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新时代,从清代建立到五四运动前夕为一时期( 《齐思和 谈中国史学史》《光明日报》1962 年 6 月 6 日) , ; 李宗邺 先秦为萌芽期,秦汉魏晋南北朝为创立期,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为发展期,明清及 近代为开始进入科学研究时期(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五段: 刘节 萌芽期(先秦) ,创建期(西汉到隋唐) ,充实期(两宋元明) ,发展期(清代) , 更新期(清代晚期到当前)《广东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 , 《学术月刊》1963 年第 1 期) 。 王树民 王官之学时期(上古至春秋末年) ,史书体例成熟时期(战国到南北朝之末) ,官 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唐五代宋元) ,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明清) ,史学蜕变时 期(清末到民国)《中国史学史纲要》 (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六段: 邓子美 从史学萌芽到司马迁撰成《史记》 ,为古代史学形成期;从《汉书》撰成至 《通典》问世,为古代史学重要发展期;自五代到晚明,为古代史学鼎盛及衰落期;从清初 到民国初年,为古代史学蜕变期;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为中国近代史学兴起期; 20 世纪 30 年代(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 ,是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壮大期 ( 《我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观初探》《河北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 七段:白寿彝 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魏晋南北朝隋唐 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 期的史学,近代前期(1919 年以前) ,近代后期(1919-1949 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史学史教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八段:周春元 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先秦) ,封建主义史学的形成(秦汉) ,封建主义史学 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 ,封建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隋唐) ,封建主义史学的高度繁荣 (宋辽金元) ,封建主义史学的中衰和新发展(明清) ,封建主义史学的继续和爱国主义、革 命史学的产生(鸦片战争到 1919 年) 、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曙光(1919 年后)《中国史学史》 ( ,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 1989 年版) 。 张家璠、耿天勤 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至 清乾嘉时期,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运动失败至五四时期,五四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时期( 《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 九段:汤勤福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学,战国时期的史学,秦汉时期的史学,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史学,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 宋辽金元时期的史学, 明清时期的史学, 近代史学 (1840 -1911 年) ,现代史学(1911-1949)《中国史学史》 (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二种类型 四、五、六、七、九等分期法 第三种类型 白寿彝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成“近代前期”与“近代后期”两大段( 《中国史学史》第 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尹达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 ,以“五四”为界划分为上、下两段( 《中国史学发展 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施丁 以李大钊为标志,分为“五四”以前资产阶级史学同封建史学新旧矛盾、 “五四”以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封建史学及资产阶级史学的对立斗争两个阶段 《中国史学简史》 中州古 ( , 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陈其泰 三个大的阶段:1842 年魏源著成《海国图志》 ;1902 梁启超撰《新史学》 ;1929 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遂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主流( 《中国 近代史学的历程》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关于近代史学的阶段性发展,人们的看法相对比较一致。受社会史分期的影响,1840 年被 当作近代史学的开端,而 1949 年也一般被划作近代史学的下限。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界,将近代史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分期的标志又略有不同。 分期的不同反映了分期标准的不同, 而分期标准的不同则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 对史学史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 白寿彝、 施丁等为代表的学者以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尽管他们在分期 时对具体阶段的划分尚有不同, 但他们都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史学与社会历史的密 切联系,一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演变。白寿彝注意从四个方面考虑分期,一是史学与政治的关 系,如何相互影响并出现不同特点;二是历史理论、历史观点及史学思想如何一步步出现新 内容,或者曲折倒退;三是史书编撰、文献学如何不断推进;四是新的史学领域如何被不断 开拓。如此,把综合研究与贯穿古今结合起来,把社会因素与史学因素结合起来。 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在将来若干年内,也不可能有一个意见一致的结果。然而分期问 题讨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的过程。 (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 6 期) 三、研究史(学科发展史)回顾 中国史学史的萌芽很早,但作为系统总结史学发展的史学史学科,在 20 世纪以前可以说并 没有产生,没有出现专门的著作。原因。史学史的出现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化(1、有专门 的研究机构 2、史家有独立地位和人格)有密切的关系。 学科建设问题被提出 20 世纪 20 年代。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梁启超。梁氏在《新 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鲜明的史学总结意识,至 1926—1927 年讲授《中国历史研 、 究法补编》又专列“史学史的做法” ,就这门专史的成立的必要性、研究对象、基本内容、 编写的特殊困难和原则等进行了论述,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比其它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 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中国史书 既然这幺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 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中国史学史至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内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 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 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等 草创和初步形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教育部 还把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定为大学用书,标志着 学科的初步形成。 学科建设新阶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超过了此前各期成果的总和。 古代史学 一、 先秦时期的史学 (一)史学起源和春秋以前的史学 1、 史学起源问题探讨 对于中国史学的起源这个问题,自汉代起人们就已开始研究。 班彪云“夫三代, 《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后汉书? 、 ” 班彪传) 班固以为: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汉书?司马迁传)又云: ” “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 ” (汉书?艺文志) 南朝梁人文学批评家刘勰亦云: “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 ”又云: “史 肇轩黄。(文心雕龙?史传) ” 《隋书?经籍志一》总序中则明确指出: “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 焉。 ” 《隋书?经籍志二》中亦云“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等等。 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史学的起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归纳如下:首先,史官的建立是史 学产生的标志之一。其次,文字的产生并运用于记事是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再次,关于史 学产生的时代。三种不同的认识:班氏父子认为早在传说中的唐、虞、三代,就已经形成了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刘勰认为史学起源于轩辕黄帝之时,这时不仅文字早已产 生,并已用之于记事书物,史官制度也己产生; 《隋书?经籍志》则认为,文字用之于记事并 代替结绳刻木和史官制度的建立, 是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 但同时又认为中国历史上完善的 左、右史制度确立于传说中的夏朝以前。 文字,立法,史官制度等,人类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historical mindedness) 口耳相传的远古传说与史学产生的关系。 这些远古传说主要是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 其中包括两大类,一是对自然进行斗争,在生产上取得胜利的故事;一是氏族部落问原始战 争的故事。 远古传说与史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历史活动是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 人类的历史 记忆与历史意识的发展是史学产生的主观条件, 文字的创造并用之于记事是史学产生的具体 途径。 那些基于人类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记忆的远古传说, 对史学的产生有何作用?史学工作 者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白寿彝先生认为:有文字记载以前遥远的远古传说时期,虽还不能 有史学, “但追本求源” ,中国史学的历史,还是要从这时说起。先秦汉初旧籍中所保存的远 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尽管是零碎的、难免为后人加工过,但也保存了后人无法虚构的一些内 容,从而多少看出远古人们传述历史的一些踪迹。他同时又认为: “传说不是历史学,但它 有历史故事的内容, 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观点, 也有自己的表述形式。 从史学产生的渊源上说, 传说是传播历史知识最原始的形式。 ”瞿林东先生也认为“史学的源头可以追寻到古老的传 说,传说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的萌芽,传说也保存了若干古史的踪迹” ,持相 同观点的还有的陶懋炳、张承宗等人。施丁认为: “远古的传说,严格地说不算是史学,但 传说故事是传播历史知识的一种形式, 并已经有了原始的历史观念, 所以我国的史学要从追 溯远古的传说开始。 ”王树民则更认为:史学开始于古史传说,文字、历法、史官只是史学 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而不能看成史学的起源。总之,大部分学者均已认识到有关远 古的古史传说反映了一些原始的历史意识,为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原始的基础。 (参看陈虎《近 20 年来关于远古传说与史学产生关系的研究》《史学月刊》 , ,2002 年第 6 期) 2、史官及史官制度的出现 史官制度是中国史学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史官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 已经难以考证清楚 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 、 、 、 录。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 “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 ,都 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商代的史官似乎具有相当浓厚的宗教意味,常参与祭祝﹑卜 筮等关注于「天」或「神」的活动。到西周时代,史官才由宗教性格逐渐增加了人文性格。 从目前所存史料来看,商朝史官没有左、右或记事记言之分。而《礼记?玉藻》载西周史官 职掌时说: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表明史官有了不同的分工和职责。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 ,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 “大史掌国之六典, 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刘知几: 《史 通?史官建置》)。春秋时代是渐由关注于“神”转而关注于“人”的过渡时期,皆记载人事, 而且不以鬼神天意一类的迷信解释人事。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汉置太 史公,三国时的吴国置左、右国史,掌纪录修撰国史,以他官兼领。曹魏以后, “著作郎” 成为职司修史的官员,北魏时又有起居令史也是史官。及至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 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唐太宗时成立史馆,是中国史官制度上一大 转折点。 史官精神。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 3、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料构成 史料即历史资料,是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使用的材料。从广义说来,人类社会在历史活动中 留存下来的一切遗迹都是史料; 严格地说, 只有那些进人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领域的遗迹才 具有“史料”的资格。总体来说,史料包括口述史料、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也称 文献史料,既包括史料汇编,也包括史学著述,它们都是后代研究该时期的珍贵史料。 口述史资料 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夏代之前的历史意识, 只能依据口述史料, 而这些口述史料现在只能从 后世的一些文献中看到。 这些文献大致成于商代之后到汉代, 主要有: 《尚书》 、 《礼记》《左 、 传》《国语》《史记》《韩非子》《庄子》《管子》《商君书》《淮南子》《吕氏春秋》 、 、 、 、 、 、 、 、 、 《白虎通》以及某些谶纬著作。 保存夏代历史情况的主要文献有: 《尚书》《史记》《礼记》《诗经》 、 、 、 、古本《竹书纪年》 、 《左传》《孟子》《庄子》《淮南子》《山海经》等。其中一些文献的记载已相当具体,如 、 、 、 、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记述夏代世系等内容比较系统。 甲骨金石史料 甲骨史料绝大部分出自殷墟, 是自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近 300 年间商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 物。解放以后,山西、陕西等地也出土了一些周代甲骨。自 1899 年发现甲骨文,到 1980 年为止,已出土甲骨共 15 万片以上(包括流落在日本、加拿大、英、美、德、俄、法等国 的 26000 片) 。 甲骨文的史料属于实物史料,记载着商周时代的各种情况,如职官制度、阶级压迫与斗争、 军事征伐、边远方国、宗教观念、思想风俗、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方式、 天文历法、医学科技等等内容。甲骨文史料还可以补充、纠正现存文献史料的不足和错误, 或印证文献史料记载的可靠性。 甲骨文史料与文字史料结合, 成为研究商周历史不可缺少的 第一手资料。 金石史料,是指以金、石为载体的文字史料。金文是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西周时期有 铭文的青铜器越来越多,铭文的字数也逐渐增多,内容多是西周贵族祭典、征伐、赏赐、盟 誓、契约等情况的记录。从中可以了解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史 实。可以印证文献史料的真实性,补充或纠正文献记载的不足和错误。 西周是金文史料保存最为集中的时期。著名的青铜器铭文有: 《利簋》铭(32 字)《何尊》 、 铭(122 字)《大盂鼎》铭(291 字)《勿鼎》铭(409 字)《史墙盘》铭(284 字)《散氏 、 、 、 、 盘》铭(357 字)《虢季子白盘》铭(110 字)《毛公鼎》铭(498 字)等。 、 、 石刻文字晚于金文。现存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秦国的石鼓文。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发现 了 10 块直径约 1 米余、大小相同的被刻成鼓形的石头,上面用大篆书体即籀文各刻有四言 诗一首。内容记述的是秦国国君游猎时的盛况,因此石鼓文又称“猎碣” 。据郭沫若考证, 石鼓文应为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前 770 年)秦伐西戎送周平王东迁而凯旋时的记功之 作。石刻在秦以后不断增多,反映先秦时期的极少。 文字史料 文字史料是关于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基本史料,它比甲骨、金石史料更为丰富、生动、具体。 商代虽然“有册有典” ,有了自己的历史文献典籍,但它却没有流传于后世,而是到了周代 经过周人的加工改写, 保存在周代的文献史料中。 周代的历史记载较之商代显然有了长足的 进步。 第一部历史档案文件汇编 《尚书》 (经书) 以记载卜筮方法、 , 占卜吉凶为主要内容的 《周易》 , 以编年史面貌出现的《春秋》 ,专述周代官制的《周礼》等等。 这些历史文献有些还说不上是完备意义上的史书,但的确保存了夏商周春秋时期重要的史 实。此外,还有创作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 ,是文学作品,但也记录了大量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情况的内容,因而也成为研究西周春秋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 《尚书》 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集。广泛记叙了我国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 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尚书》 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 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 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4、孔子的史学成就( 《春秋》 )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 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 ,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 重要的经典。 《春秋》 关于是否经孔子删定, , 还有不同看法。 徐中舒认为是鲁国的官修史书, 而非经孔子修删。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 ,迄 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记载了 242 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 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历史观点中进步倾向是“重人事而轻天命” ,和当时历史发展本身相一致。保守一面表现 在“吾从周” ,认为当时社会是一种乱世,而未意识到是历史的进步。 从史学思想看,孔子的思想是矛盾的,认为“良史”应“书法不隐” ,又主张“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对后世影响极大,贯穿了整个古代史。对史料的态度较认真,第一个提出“文献 有征” 。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 。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 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 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 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 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 5、史学的基本特征 a.春秋以前史学发展很低, 有人称之为史学的童年, 是从萌芽到成形的开端, 具有原始性 (记 载事情较为零散而不详备) 。 宗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国史的兴起(现都已不存) ,可以说中国史学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时期己 破土而出了。这个变化的标志。 《春秋》作为鲁国的国史,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史书,内 容零散,不详备,反映了当时人对历史的肤浅认识,但古人已产生了一定持续观念,具备了 人、事、时、地四种历史要素,中国以后史学发展以此起步。 b.已初步形成记言记事的分工,且形成一定书法,产生了直书思想。 c.春秋以前历史观问题主要表现在谁是历史的主宰,从重天命、神意向重人事转化。商代泛 神论逐渐转变成一神,春秋时敬天保民思想盛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思想。 d.春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趋势。 (二)战国时期的史学: 1、战国时期史学发展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社会大动荡,强国争霸,为思想界的活跃提供了自由的环境。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利用 历史来论证其政治主张。在激烈的争辩中,往往阐述了各自对国家起源、历史进程、社会矛 盾等诸方面的认识,从而导致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加关注历史研究。 再次, “学在宫府”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也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春秋战国以来,私 学兴起,在私学中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知识素养的士,有利于当时的学术繁荣。士有了一定 的人身自由。私学的兴盛,极大地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也为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中国是一个历来重视历史文化的国度,前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战国时期史学的发展 准备了条件。 各诸侯国都有专职史官, 出于争霸之需求, 也要总结历史经验, 探索发展趋势。 2、战国时期的史学特点 首先, 在前代史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表现为各诸侯国仍按旧制续作国史及私人史学 著作不断涌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史学发展高潮。 从当时的史官设置来看,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略有变化。夏商周春秋时期,大致王与诸侯可 以设置史官,而到战国时期地位更低的大夫也设置了史官。如晋国的大夫赵鞅, “有直臣书 过,操简笔于门下” ;齐国公子田文, “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显然,战国时期权力 下移,对史学的发展则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各国均有国史,数量亦不少,但因秦朝将诸国国史全部焚去,加以秦末战乱,因此诸 侯国史大多已亡佚。 私人撰史也不少,如《铎氏微》《虞氏春秋》《春秋事语》《战国策》等都是。这一时期 、 、 、 不仅史著数量大增,而且无论是体例、史学记载范围,还是历史文学描写等各方面,都较前 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二,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在逐渐摆脱神意史观的同时,比前代更重视 人的作用。虽然人们的尚古意识并未减弱,但不少史学家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 以往的神意史观相比,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三,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也是此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个 历史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各种人物借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当时 的政治。他们在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另外,这一时期重视史家的史德,将“信”视为修史的准则,初步形成了“书法不隐” 、秉 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史料的构成 编年体史著 编年体史著大多由这一时期专职史官写成。墨子曾说见过百国《春秋》 ;孟子也曾提到晋之 《乘》 、楚之《祷杌》等史书,并说与“鲁之《春秋》一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称,仅《秦 。 记》所载内容多为《左传》《国语》所无,但它“不载日月” 、 ,且“其文略不具” ,与孔子《春 秋》相类,文辞过简。战国时期编年体史著保存至今的有《左传》 ,其史料价值极高。 国别体史著 按国家叙述史事,如《国语》《战国策》 、 。 《国语》是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记述上起周穆王征犬戎(前 967 年) ,下迄智伯灭亡(前 453 年) ,前后约 500 年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 8 国史事。此书与《左传》 记载形式不同,但记录了同一时期的史事,互有长短,可互相补充参证。 《战国策》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互相辩难的言论记载,流传于世,后由西 汉刘向整理编定为 33 篇,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 燕、宋、卫、中山诸国来记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斗 争,有其史料价值。 资料汇编著述 《逸周书》官修的历史资料汇编著述。古人以为是孔子编《尚书?周书》的逸篇,故标此 名。今本 10 卷,题晋孔晁注。后人考证其中多为战国人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虽不 可全信,但仍不失有参考价值。 《世本》作者佚名,官修的资料汇编著述。由于此书中有“今王迁”一语,大致可断定它 成书于战国末年赵王迁之时。 《世本》分为《帝系》《纪》《王侯谱》《世家》《大夫谱》 、 、 、 、 、 《传》《氏姓》《谥法》等 15 篇,记载了自黄帝至战国间的帝王世系、诸侯年谱、卿大夫 、 、 世系及他们的主要事迹。对后来纪传体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历史地理文献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雏形阶段。 这一时期, 出现了最早的历史地理著述 《山海经》 , 游记的开山之作 《穆天子传》 以及先秦时期科学性最强、 , 地理价值最大的地理著作 《禹贡》 。 诸子的著述 《墨子》15 卷,是墨家学派综录墨子学说的总集。保存了不少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 《晏子春秋》8 卷,此书柳宗元以为是墨子学派中的齐人所撰,托为晏婴相齐景公的行事 及谏诤之言。反映的是齐国史事及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庄子》 ,今存 33 篇,有内、外、杂篇几部分,其中内篇为庄子所著,其它则是后学所为。 庄子的学说是对老子的发展,但比老子更为消极,对当时与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记载孟子的言论,由门人所记,原为 7 篇,是重要的儒家思想史料。 《荀子》一书是荀况的代表作,今存 32 篇,除部分篇或系其门人所记外,多为荀子所作。 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反对天人感应提出“人性恶”的主张。继承了儒家重“礼”的主张, 认为礼是法的纲领,法是礼的具体体现。 《韩非子》是战国后期有名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主张把先秦法、术、势三家思 想结合起来,以法治国,提倡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将游说之士、侍臣、学士、游侠、工商 之民说成是“?**肌薄K?乃枷胧视α酥醒爰?ㄖ频男枰??蚨?晌?泄?饨ㄉ缁嵬持嗡枷 氲淖槌刹糠种?弧?br>《管子》24 卷,此书是齐国稷下学派的论文集,经历很长的历史时 期积累而成。 其中记载了不少管仲的政治措施和齐国一些政治故事, 而更多的是一二百年间 稷下学派的学说与思想, 个别篇章甚至晚到汉代才写定。 反映齐国较长时期内政治和思想的 著作,主要是齐国法家思想,也有齐国的阴阳、五行家的思想。 《吕氏春秋》26 卷,是战国末年秦吕不韦门下宾客合撰。此书实际由不同学派的学者撰 写,学术面颇广,因此被称为“杂家” 。其书亦记载不少史事,实为秦统一六国前的重要史 料。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这是战国时期两部杰出的军事著作,是战国时期作战经验的 总结,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自然科学著作 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极大的发展, 自然科学同样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一时期出现 了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医学方面有《素问》《汉书?艺文志》称《黄帝内经》,反映出了 ( ) 当时的医学水平;天文学方面有《甘石星经》 ,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是世界上最早 成书的恒星和五行星的观察纪录。 出土的竹简、帛书等史料 自西晋汲冢出土《竹书纪年》后,到宋之前不断有所记载,但实物未保存下来。19 世纪末 到 20 世纪,在我国出土大量竹木帛书,有些整理成书,对研究战国时期历史有很大价值。 《竹书记年》为汲冢书之一,采用编年体形式,历述了夏、商周之事,周平王东迁后,详 于晋事。三家分晋后,特详于魏事。记事多与左传相合,但也有不少重大史事与流行说法不 同。至于战国的史事,与《史记》等记载相异处亦不少。 《编年纪》是由云梦睡地虎出土的竹简整理而命名的,墓主是个叫喜的秦国小官吏。 《编 年纪》按年记载上起秦昭王元年(公元前 306 年)下迄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间的 军政大事,也记载喜从出生到从军、为吏的生平和有关事项。 《编年纪》文字简略,体例不 纯,透露出当时一般官吏对国事的重视和家族历史的关注,所载内容,与《史记》略有不同, 因此亦有较高参考价值。 《战国纵横家书》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整理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此书共 27 章,其 中 10 章见于《战国策》 章见录于《史记》 、8 ,余为古佚书。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大体与 《战国策》相同。由于资料较为原始,因而可校正《战国策》《史记》等后代史籍的舛谬。 、 《春秋事语》 ,马王堆汉墓出土,今存 16 章,作者不可考。该书分章各记一事,无题目, 彼此不相联属,既不分国,也不论年代先后。以记言为主,文章简短,且编辑体例混乱。 郭店楚简 1993 年在湖北荆门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出土,战国楚简。迄今为止世界 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 804 枚,其中有字简 726 枚,简上字数 13000 余个。经古文字专家 研究整理得知,全部为先秦时期的 18 篇典籍。其内容为儒家和道家两派著作。道家著作有 《老子》 (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 ,儒家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 、 、 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 、 、 、 、 、 、 、 、 《语丛》 (四篇) 。对经学史、儒家学术,乃至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 纠正以往不少错误的认识。 4、史学思想 天命论与阴阳五行思想 商周时期天命论流行,春秋时期虽然比较重视人事,但天命论仍有很大市场。战国时期,天 命论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成为有相当影响的一种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尚书?洪范》五行说及齐人邹衍的五行说是 其代表。 顾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 固的势力” 。 战国时期的荀子反对天命论,他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思想家。 社会发展观 不少思想家力图从人类历史本身去说明社会的发展状况。 如墨子对国家起源及官吏职能的阐 说,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置立之以为三公” (墨子?尚同上) ,与前期天命论的国家起源说显然不同,说明人们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荀子则从伦理关系来讨论“礼”的产生与必然性,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 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以承认人对物质生活要求的合理性,来说明“礼”的产生的必然性,应该说有一定合 理因素。 韩非将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 中,一代超过一代。他认为只要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统治的方法,当今是可以超过五 帝、三王时代的。韩非还直接以人的物质需求来解释社会政治的改革、伦理道德的变迁,说 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后来“人民众 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迹?br>楚人风 胡子的观点甚有特色,以石、玉、铜、铁四种兵器为划分时代的标识,与现***古学对人类 文化发展分为旧石器、 新石器、 铜器与铁器四个时期的结论十分类似, 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 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 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厥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 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阁之莫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 (越绝书) 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 “尚古”意识在中国古代成为一种被人较普遍地接受的思想。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先王”与 “法后王”之争。 墨家推崇先王是基于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不满。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崇尚三代,强调法先王。 荀子批评子思、孟子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他主张“法后王” 。 韩非子继承荀子法后王的观点, 以历史进化论来批判法先王观点。 韩非子法后王思想有合理 因素,他承认历史的进步与改革的必要性。 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获取有用内容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中国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战 国诸子在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中, 把思维方式跃进到了更高的层次, 扩大了认识古代社会的 范围,开辟了多角度认识人类历史的途径。诸子力图从历史的实际中,寻求对社会历史的认 识。虽然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系统,但无论对当时或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5、 《左传》及其史学思想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又名《左氏春秋》 。 ①《左传》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左丘明,为解释 《春秋》而写。班固、刘知几同意此说。唐人赵匡首先怀疑作者为左丘明不确,南宋郑樵明 确指出《左传》的作者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吴起或子夏所写,甚 至清人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汉代刘歆所伪造,康有为、钱玄同、崔适、 顾颉刚等赞同此说。以上数说均难以成立。 目前史学界多数人认为, 《左传》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 (章 学诚 《章氏遗书》 的过程, ) 顾炎武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 录之者非一世” (顾炎武 《日 知录》 )的论断大致可信。具体说来,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最后写定《左传》者当是战 国中叶的鲁国的史学家。 ②《左传》的特色:首先,从体裁上看,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最早以编年体形式撰写的史书,但它记事过简,只是“初具编年史的样子” , 因此只能说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形。 《左传》记事不仅按年、时、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排史料, 年经事纬,而且记事详细,重视交代事件的原委。 《左传》采用了类似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 的方法,从而使编年史体达到了成熟的程度。这种撰史的方式,克服了编年体叙事太散的缺 点,使编年体趋于成熟。 其次,从内容上看, 《左传》是一部完整的春秋史,史料价值极高。 《左传》所记既包容了 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 又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理由将它视为一部比 较完整的春秋史。 再次,从写作技巧上看, 《左传》重叙事,善叙述,尤其擅长于描绘战争,是一部优秀的 文学名著。它写战争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不仅单纯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是把军事与当 时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往往把政治状况的好坏视作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二,叙述 战争过程细致而曲折,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条理井然,使人读后有亲临其境之感。第三, 重视通过写战争的性质,写敌对双方政治与军事的特点,以及双方力量的对比与变化,达到 生动地描写了战争全貌的目的。 《左传》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名著,也是优秀的文学名著, 文史结合不仅无害于历史的真实性,而且还增加了历史的可读性。 ③《左传》对后世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名著,表现:第一,以编年之祖的身份,影响着后世 编年体史书的编写。 《左传》编年纪事,年经事纬,并采用类似纪事本末体和记传体的编纂 方法,尽可能使重大历史事件首尾完整,遂使编年史体趋于成熟。据此刘知几、章学城两位 史学大家均把《左传》视作我国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第二,开创文史结合的先例,为历史文 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④《左传》的史学思想: 首先,历史进化论倾向。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昭公三十二年) 。 第二,继承《春秋》的惩恶劝善思想。但《左传》并没有采用《春秋》寓褒贬于一辞的做法, 而是采用史评方式来表现。 《左传》史评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 、 、 、 为”和借用“孔子曰”等方式,这为后世史评开创了先例。 第三,轻天命而重人事的思想。 第四,对世俗迷信的信任态度。 《左传》记载了许多预言、星占、卜筮、望气、梦兆,而绝 大部分应验不误,这是作者迷信思想的具体体现。 最后, 《左传》提倡直笔著史,继承了前代著史的优良传统。 《左传》通过赞扬齐 “直史” 、 “良史” 的事迹, 倡导直书实录精神, 这种精神既是继承前代优良传统, 也影响了后世史家。 夏小正 2006-09-11 21:08 二、 秦汉时期的史学 从史学角度来说,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的史学有重大发展,纪传体史著的出现,对后世影 响极大。 (一)秦汉时期史学概况 秦朝对史学的摧残 秦王朝建立后, 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重大措施, 这些措施对巩固封建专制制 度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然而其中有些却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如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 ,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 “史官非《秦纪》皆烧 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 、 、百家杂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 《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次年,又坑杀包括儒士在内的各 种人士 460 人。焚书坑儒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文化专制气氛,压制了学术文化的争鸣,也摧残 了中国史学。由于采取文化专制政策,不允许诸国史著流传,更不允许私撰有关诸国历史的 著作,因而有秦一代没有产生出重要的史家和史著。 秦代的史学也非一片空白。秦统一后,并未废除史官制度。据史记载,秦朝的太史令就是 史职,秦朝还设御史大夫,其属下有御史中丞,掌图书秘籍,秦还设博士 72 人,掌通古今, 备顾问,汉初传授《尚书》的伏生就曾是秦朝的博士。 秦朝留下的史书很少,现在只知《秦纪》《奏事》《秦纪》是秦朝国史,司马迁读过, 、 。 《史 记?六国年表》云: “太史公读《秦纪》,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曰: ” “秦之史记也” ,并推 断: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序列秦之先君襄公至秦二世的立年及葬处, “皆当据《秦纪》 为说” 。如此看来,秦对国史的记录还比较完整。 《汉书?艺文志》著录:《奏事》二十篇。 “ ” 注曰: “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应属记言之史。 两汉史学的重大发展 两汉统治者并未采取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 允许各种思想的传播, 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也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两汉史学的重大发展表现在: 其一,史学思想比较活跃,时代色彩十分浓厚。汉初统治者排斥法家思想,采取黄老学说, 实行无为而治,但也不废其各家学说,为思想文化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汉初起,除 法家之外的诸家思想大多复苏, 并重新流布。 各家思想的影响在史学思想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如刘邦命陆贾: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出现了陆贾那 种带有道、儒色彩的鉴戒史学思想。武帝统治时大一统国家十分强盛,董仲舒创建了具有浓 厚的谶纬神学色彩的理论体系,以“正统”儒家自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后 世起到不小影响。 司马迁以史家身份在历史舞台上活动, 他提出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班固则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据,他的史学 思想既有比较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也有神学目的论的阴影, 体现其时代特色。 东汉中后期, 王充、荀悦、仲长统等人则对谶纬神学提出严厉的批判。 其二,史官职责的演变,为专职史官出现打下基础。秦朝实行执事官、史官合一的制度, 到汉朝,执事官与史官逐渐分离。御史演变成单纯的监察官,太史的史官职能减弱并最终丧 失,使其成为单纯的天官,其职掌是一种天文历法和宗教性质的职位,并无作史的责任。东 汉明帝时设兰台令史,除掌图籍外,也撰国史。兰台令史是天官、史官分离后出现最早的史 职。安帝时兰台令史改为兰台御史,不再著史,而将著述权归之东观。东观著述制度虽非后 世独立的史官撰述制度,但它表现出天官、史官的分离后史官专职化的趋势,为形成独立的 史官制度和国史撰著制度作了准备。 其三,国家重视收藏图籍,出现目录学著述。汉初起便注重收集图籍,注重文化建设。惠 帝废除秦之挟书律,鼓励民间献书。武帝又置写书之官,建藏书之所,大力收藏图书。成帝 诏令求遗书于天下,汉之文籍于此时最盛,又命刘向整理图籍。刘向在校理文献的过程中, 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 。后来,哀帝又命刘向之子刘歆继续整理文献,刘歆 在《别录》的基础上完成了目录学著作《七略》《七略》是《汉书?艺文志》的蓝本。东汉 。 统治者承袭西汉注重搜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的做法。两汉时期国家大力收藏图籍,为史 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四,创新著史体例。秦汉是大一统国家,历史的进步与史学本身的发展,需要出现能比 较全面反映历史的新体例。司马迁顺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本纪、 列传为主,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 这是在承袭前史体例的基础上的一种重大创新。 , 纪传体虽然存在记事分散的问题, 但它的优点却更为突出,便于记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能广泛地记载社会各 阶级、阶层的事迹,比编年体有更大的历史容纳性,能展示更为丰富、复杂、细致的历史画 面。以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为中心,分等级层次载人纪、传,也与封建等级秩序相契合,符 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纪传体创立后,又经班固断代为史,著成《汉书》 ,于是纪传体断代史 便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修撰国史的基本模式之—。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 深受后世学者的推崇, 宋人郑樵认为它 “使百代而下, 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通志?总序) 。清代史家王鸣盛说: “司马迁创 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十七史商榷》 ( 卷一《史记创立体例》。赵翼认为“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 ) 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纪传体的创立,是两汉史学对中国史学最 ( ) 伟大的贡献。 《史记》《汉书》被后世列为历代“正史”之首,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深远的 、 历史影响,以至于可这样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的宏伟成就,就是“正史”的创建。 (二)秦汉时期的史料构成 官修史书 编年体国史,秦有《秦纪》 ;西汉陆贾受高祖之命而作《楚汉春秋》 ;东汉末 年,荀悦奉汉献帝之命,依据班固《汉书》改编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 。 纪 传体国史主要有班固撰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东汉安帝时刘珍等人撰《汉记》 。自班固起, 经刘珍等人先后所撰《汉记》即《东观汉记》《东观汉记》属当代人写当代史,记事详细具 。 体,史料价值很高。 《隋书?经籍志》说它有 143 卷,可见其内容之丰富。因此,后世撰东汉 史者,无不取材于此书。对《史记》的删节、补续。 《史通?史官建置》称: “司马迁既没, 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少孙)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史通? ” 古今正史》也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 “ 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 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其中绝大部分是东汉人,而东汉撰汉代史 ” 大多为官修,由此可断定上述东汉人所续《史记》应为官修。 私修史著 既有纪传体、编年体史著;也有体例不纯的史著。纪传体史著始于《史记》 , 此为私撰通史,司马迁生前未上皇朝廷。宣帝时的经学博士褚少孙续《史记》 ,然修史非其 本职,亦是私撰。 《隋书?经籍志》有“杂史”类,是指体例不纯的史著。它们或仿效纪传体的纪传,或带 有编年体、专史、辑录的性质。东汉袁康的《越绝书》 ,带有编年体性质,按时间顺序叙述 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史事,也记述了秦汉至建武二十八年(公元 52 年)的一些史事,其 史料可与《左传》《国语》及《史记》互相印证。 赵晔的《吴越春秋》也记载吴越两国的 、 史事,将古史上有关吴越两国的史事抄集在一起,稍加编纂,使吴越两国的历史显得更加系 统完整,亦可看做是吴越地区国别史。该书史料非常丰富,可补《国语》《左传》及《史记》 、 之不足。 应劭的《风俗通义》体例较杂,它考释并议论了当时的名物与时俗,并以儒家思 想对它们作出解释, 是一部保存较多珍贵的史料的著述。 此外如刘向的 《列女传》 、 《列士传》 、 《列仙传》开了分类传记的先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如《后汉书》便立《列女传》一类。 刘向的《新序》《说苑》纂辑前代史事,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物行事和论议,保存了许多 、 现存其他古籍中没有的先秦史料。 书目 目录类著述之名始见西汉。据《汉书?成帝纪》“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 : 秘书。 ”刘向因此而著《别录》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见于记载的目录学著述。刘向死,其子 刘歆在其父著述基础上撰成《七略》 。另据《汉书?艺文志》韦昭注: “冯商受诏续《太史公》 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冯商受诏续《史记》时,刘向已死,显然,班彪亦有同名目录著 ” 述《别录》 。 史注、史评、史抄等 两汉出现对前代著述进行注释、评论或抄录的热潮,这与两汉学 术风气有极大关系。 史注类有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诂》《春秋外传国语注》 、 ,服虔的《春 秋左氏传解》 ,高诱的《战国策注》等;应劭集解《汉书》与注释《汉官》等。 史评类如《战 国策论》等,班彪亦讥评过前代诸史。史抄仅为抄录前史,因此史料价值较低。见于著录者 如《隋书?经籍志》称卫飒的《史记要传》 “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顺帝时,应奉删 《史记》《汉书》为《汉事》 、 ,仅 17 卷,亦属史抄。 史料汇编 秦时有《奏事》 ,据称是秦朝大臣的奏事与刻石之文。 两汉时期,许多学者 比较注重对官制、礼仪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见于记载者有刘歆的《周官经》 王隆的 、 《汉官》 、 王隆的《汉官解诂》 、卫宏的《汉旧仪》 、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 、应劭的《汉官仪》 、 《汉官礼仪故事》等。其中《汉旧仪》与《汉官仪》记载稍详,其内容涉及到当时的许多官 制、礼仪。诸书早已亡侠,其中自元朝陶宗仪开始辑录应劭的《汉官仪》后,清人孙星衍、 纪昀、王仁俊等人纷纷辑录《汉官仪》诸书,并由孙星衍编成《汉官六种》 。 其他史料 经济方面, 如西汉桓宽的 《盐铁论》 是昭帝时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 , 《汜 胜之书》是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和操作技术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东 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原名《四人月令》 ,唐初避讳改名,按月依次记述了一年中大地主庄 园的农事活动,对当时的商业、文化、教育状况也有所反映。 思想文化方面,如陆贾的《新语》旨在讨论治国之术,该书既信奉儒家的崇仁尚德,又强调 黄老的无为而治,反映出汉初政治思想特点。贾谊的《新书》又称《贾子》 ,它强调以秦为 鉴,主张以民为本,并对当时诸侯王尾大不掉、农民不堪承受徭役等突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 看法。 《淮南子》在思想上以道家为主,但也兼容各家,是淮南王刘安招揽一批门客集体创 作而成,该书是汉初黄老学说的集大成者。 《春秋繁露》系统展示了董仲舒构筑的神学目的 论体系,它对两汉谶纬神学的泛滥起到极大作用。 东汉初年桓谭的 《新论》与王充的 《论衡》 都是反对神学迷信,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班固的《白虎通义》是章帝建初三年 (公元 78 年)在白虎观举行儒学大会的会议记录,它确立了官方解说儒家经典的标准,反 映出儒家思想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的趋势。王符的《潜夫论》是政论性著作,它揭露了当时 经济、政治、社会风俗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治国方略,展示其经济、政治思想。 《太 平经》是东汉末年的道教经典,黄巾起义军领袖就用《太平经》传教,作为动员和组织民众 的思想武器。 出土资料 考古发现的秦简汉简等资料。秦简主要是睡虎地秦简。1975 年底至 1976 年 初,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 11 号墓出土了 1100 余 枚秦代竹筒,简文是用毛笔书写的秦隶。这批秦简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 、 、 、 《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1981 年文物出 、 、 、 、 、 版社出版了《云梦睡虎地秦墓》 ,缩印了 11 号墓出土的全部竹简。 里耶秦简。 汉简的发现早于秦简。主要有: (1)居延汉简。 (2)敦煌汉简。 (3)楼兰汉简。均出自边 塞,大多是官方的各种文书簿籍,也有一些吏卒私人的遗物,是探索汉代西北边塞的农业生 产、人口制度、水利状况、行政机构、军事组织、烽燧制度,以及地理、交通和民族情况的 第一手资料。 其他汉朝墓葬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与 《守备图》 、 《驻军图》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 , 《汉 元光六年历谱》 ,甘肃武威旱坡滩汉墓出土的医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有关西汉初期的赋 税、 徭役、 商业的简牍, 青海大通县孙家寨 115 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书等, 都是研究汉代历史的宝贵资料。1993 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六座汉墓, 出土木牍、竹简总字数 4 万余字。 秦汉时期史料之三大特点: 一是史料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多。与先秦相比,汉代出现了纪传体史书,而且既有通史,又 有断代;既有官方组织史臣编写的,也有私人撰述的,出现了起居注、目录、史注、史评类 等史料。相对而言,西汉史书的数量还较少, 《汉书?艺文志》将史书附于六艺《春秋》之后。 东汉则史学著述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据清代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 书籍 190 多部,数量已相当可观。 二是史料略古详今。汉代人写史著文大多密切联系现实,特别是著史,往往略古详今。 《史 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 、荀悦的《汉纪》及官修《东观汉记》 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其他如卫宏的《汉旧仪》 、应劭的《汉宫仪》等著述记述的都是当代 的官制与礼仪。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著录的史书绝大多数是有关两汉历史的。这表明汉 代史料有略古详今的特色。 三是纪传体史著成为最重要的载体。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对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贡献, 纪传体与 其他体例相比,能广泛而深人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容纳极为深广的历史内涵,其优 点是显而易见的。 《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均是容量极大的纪传体。纪传体是秦汉 、 、 时期史书的最重要形式,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司马迁及其《史记》 从总体上看,司马迁《史记》的问世是汉唐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史学发展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 相关的几个问题: 1、关于作者 司马迁,字子长, 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 (公元前 145 年) 。 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写成《论六家要旨》 ,对儒、墨、名、法、阴阳、 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 ,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 秋》公羊学。涉猎的范围很广,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 ,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 年 38 岁。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 116 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 。同年, 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 。天汉二年(前 99 年) ,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 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大约在征和二年(前 91 年) ,司马迁最后完 成《史记》 。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 18 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 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 2、关于《史记》 名称 史记本非原名,名称经过了发展。 “史记”原是史官载籍的通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 : 《史记?六国年 表序》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史记?太史公自序》 ,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 史公书; 《汉书?艺文志》 :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东汉已有《史记》之称,隋唐以后渐成定称,专指司马迁之书。 (桓帝时) 《东海庙碑》“阙 : 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 ”(《隶释》卷 2); (灵帝时)《汉执金吾武荣碑》 , : “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 ( ”《金石粹编》 12); 卷 《隋书?经籍志》 : 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中书令司马迁撰) 陈直: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 。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一变为《太史公 记》 ,再变为《太史记》 ,三变为今《史记》 。其它有称《太史公传》《太史公》者,均属在 、 演变中多种的名称。《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 年 6 期) ( , 内容 ? 就文献之采集而言: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 秦焚书以后, 幸存的古代文献经汉初以来各帝近百年之整理搜寻, 包括六艺经传与百家杂语 种种散佚的典籍渐渐复出,藏于皇宫秘府,由太史令掌管。司马谈、司马迁相继担任太史令 一职,故得以利用石室金匮之书撰述《史记》 。除了古籍,司马迁又借着游历访察,搜求口 述史料,以资补充或考信。 ? 就时间之长度而言: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史记》记事始自黄帝,下迄于司马迁当代——亦即汉武帝时代(元狩或太初年间) 。它记 录的历史长达二千多年,流贯五帝﹑夏﹑商﹑周﹑秦﹑汉各王朝,是一部「通史」 。 ? 就空间之广度而言:以汉民族传统活动领域——中原——为主,而旁及于朝鲜、匈奴、 大宛、西南夷、南越﹑东越等「四夷」之地。这是当时所知的「天下」 。 ? 就人物之层级而言:包括帝王、诸侯、将相卿大夫﹑酷吏、学者、文士、滑稽、佞宦 ﹑日者、商人……等等,可谓遍及各阶层。 ? 就行事之类型而言: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文俗,以及经济活动等。 体例 钱穆指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记 言, 《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 《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 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事记言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太史公《史记》以人为 主,把人物作为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也就是说记事和编年 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内包融了,可以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 的大进步。 本纪十二篇 全书的大纲,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从五帝本纪、夏商周本 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直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秦汉之际的一段用来放在项羽 身上,所以才会有《项羽本纪》 。他虽然位为西楚霸王,但《史记》并不称《西楚霸王本纪》 , 而称为《项羽本纪》 。 世家三十篇 分国的,但又与《国语》《国策》等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有不同,主要还是 、 记事。其中如《孔子世家》 ,按例应该称列传,但《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世家。 春秋时孔子并未封国,也没有土地传子孙,亦没有像张良萧何一样有爵位下传。太史公写史 记即是学了孔子的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 以自破其例,作《孔子世家》 。 列传七十篇 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以人物为中心 。当然,以前 早已有了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是太史公将之变通成为列传而已。 十表 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把错综复杂的史事,用表格形式,以年月为序,提纲挈 领,排比列举,是一种大事记。 八书 记述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礼乐及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 太史公史记实际是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可谓“体大思精” 。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 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 《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 “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性质 司马迁虽任太史令一职,但撰作《史记》既非职责所司,也非承上所命。如班固所言,这部 书不是官修,而是私家撰述,故曰“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撰《史记》 ,他的意向是继承孔子 之《春秋》 。太史公自述说: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 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让焉。 ”意向甚明。而孔子作《春秋》 ,也与史官记史不同,属有所为而发的私家撰作。 宗旨 《太史公自序》概括《史记》的创作宗旨有四点。(1)“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 始察终,见盛观衰” ,即总结古今一切人间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2)究“天人之际,承敝 通变” 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 , 展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3)确立以人物为中心述史体系。 (4)“拾遗补艺” ,创一代典籍《春秋》之后, “成一家之言” 。概括来就是,司马迁要完成一 部以人事为中心的包容百科全书知识的通史。 评议 “实录”说 (汉)班固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 《汉书?司马 迁传》 ) 杜维运:近人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资料,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 篇文章,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汤至帝辛三十传,在 甲骨文中,皆可得其名,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大致无异。由是可知《史记》所记商代历 史的可信程度。由是也可知《史记》的真实,能经得起地下资料的考验。 (《中国史学史(第 一册)》第五章) “谤书”说 (汉)王允: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谢承《后汉书》 , 见《三国志注》引;又见范晔《后汉书?蔡邕传》 ) 王叔岷:所谓谤书,不过于汉家不善之事直书之耳。直书不善之事,实亦实录,不得谓之谤 也。 (班固论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辩, 《史记斠证》第十册) 《史记》 成书后, 由于它 “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 《汉书?司马迁传》, ) 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 《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 “谤书” ,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从中国学术史的 角度来看,汉代以经学为盛,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 才开始为《史记》作《集解》 。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 ,张守节为之作《正义》 。 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 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崔述的《史记探源》 、张森楷的《史记 新校注》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 、 《史记会注考证》 以及清赵翼的 , 《廿二史札记》 和王鸣盛 《十 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等。 《史记》还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 赞这部巨著是 “千古之绝作” (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鲁迅则誉之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汉文学史纲》 ) (四)班固与《汉书》 班固(32-92) ,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有很深的史学修养。 当时有不少人为《史记》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 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 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 “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年轻的班 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被告发“私作国 史” 。班固蒙冤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班固的书稿被汉明帝看到。明帝很赏识班固 的才气,召他到洛阳,任以兰台令史之职,随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并让他继续完成修 史任务。从此,班固正式开始了《汉书》的编著。经二十五年,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部著作 的大部。余下未定稿的“表”和“天文志” ,则是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写就的。 内容 《汉书》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记载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 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 八篇。 全书八十万字。 共一百篇也就是一百卷。 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分为上、下卷, 或上、 中、 下卷, 这样就成了目前看到的一百二十卷。 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 汉武帝以前部分, 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 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 、天文历法书,以 及班氏父子的“耳闻” 。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 策》等奏议。 《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 、 度批评《汉书》说; “孟坚所掇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 ”其 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赖《汉书》收入,将之 保存下来。 《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 ,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 、 、 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 ,记述了当 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 “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 “十志”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志书规模,对我国的史 学有深远的影响,以后正史的“志” ,多沿用《汉书》诸志的名目。 作为史书,在叙事上, 《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 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 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体裁。 《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 《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 ,止 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 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 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史通?六家》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 包举一代。 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 事甚该密, 故学者寻讨, 易为其功。 自古迄今, 无改斯道。 ” 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 性质。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 ,或又加上《后汉书》《三 、 国志》 ,并称“四史” 。但实际上, 《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 《汉书》 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 《汉书》中既 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 《汉书》虽逊于《史记》 ,但仍写出 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 、 、 、 、 、 《外戚传》 ,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 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 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 “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后汉书? 班固传》 )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 、 自《汉书》问世以来,历代有不少人为它作注。其中重要的有唐代颜师古采集前代二十三家 注释汇成的《汉书》集注和清代王先谦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做成的《汉书补注》 。这些 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 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 夏小正 2006-09-11 21:11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 时代背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 400 余年间, 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外, 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 状态。 三国鼎立, 五胡十六国分立, 南北朝对峙, 一方面促使民族矛盾和社会内部矛盾杂化, 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族融合与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开发。 就史学史来说,该时期动荡的政治局面,也使各王朝更加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促使了史 学的发展和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往往地域小,国柞短,危机四伏,统治的巩固与发 展较之统一王朝更为艰难。 因而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统治者更注重运用史学 这一统治工具, 他们迫切需要汲取前朝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为借鉴, 也需要让本朝短 暂的王迹永远“焕乎史册” ,所以每个王朝,包括那些地方割据势力,差不多都是政权初建, 即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国史和当代史。由于统治者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研究,借以 鉴往知来传之后继者,于是史学的繁兴便应运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朝代更替频繁,有时政权仅维持几十年甚至十几 年、几年就为新的王朝所取代。这样,封建文化专制就不如统一王朝搞得那样严密,学术思 想界呈现出比较宽容的情况。 史学发展还有一些客观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造纸术已较前大为进步,价值低廉、流通 方便、能持久保存的纸,逐渐取代了简牍和绢帛,普遍应用于书写。这就为学术文化的发展, 包括史书的编撰和出版,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二是方便书写的字体已多种多样。汉代隶 书取代小篆等古文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到魏晋南北朝又出现了行书和楷书,而南北 朝时期楷书已成为主要的字体,并且一直流传至今。楷书和行书用于书写更加简易和迅速,这 也是促使图书文献大量涌现的客观基础。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 《隋书?经籍志》 后来又有唐代刘知几的 , 《史通》 。 《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 《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 但是, 刘知几其实并不理解这 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 《史通》的论述自然以魏晋南北朝为主。唐代以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魏晋南北朝史 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清代学者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每一部史书都给予了细致的考订。 所 有这些前代学者的工作都很有价值,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 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多有关注。 周一良先生曾就此专门撰文探讨 《魏 ( 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 《 、 《 等) 。 (一)史学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史学由附庸到独立,受到重视,史著大增。 “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 、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 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周一良) ” 《汉书?艺文志》无史类,先秦至西汉之史著归于春秋经中,反映出史学没有形成独立的 学科,而只是经学的附庸,地位不高,并且只收录史书 23 部。认为班固的统计有遗漏,即 便是姚的统计也只有 31 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 )《后汉书》无艺文志,后清代学者 姚振宗重补述,知东汉史书 196 部,加西汉以前共 227 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据《隋书? 经籍志》载,存在史书 817 部,通计亡书,合 874 部。加上清人所拾遗,共 1485 部(姚振 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这些史书绝大多数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 在图书分类上,历史著作开始作为独立的部门出现,且渐趋成熟,几成定制。 《汉书.艺文 志》依据刘歆的《七略》分图书为六大类,无史学一栏,即便在小类中也无史目。自曹魏始, 情势为之一转,秘书郎郑默将宫中藏书进行分类编订出新的目录《中经》 ,后荀助在此基础 础上编出《中经新簿》 ,分甲、乙、丙、丁四类,即甲经、乙子、丙史、丁诗赋。郑默书亡 佚,是否也是这四类已不可考。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 ,承荀助四分法,并将乙子、丙 史前后位置颠倒,成为经、史、子、诗赋,后为书目分类者所基本沿用。 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是与儒家经学的衰落分不开的。东汉王朝的崩溃,导致了人们对儒学 独尊地位的怀疑乃至否定。 人们对儒学的兴趣转移到对道家学说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 学的衰微、 玄学的盛行是促成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思想基础。 玄学对儒家经学来说是一大思 想解放,史学家们摆脱了经学的禁锢,可以尽心竭力地去治史。 第二, 史官制度的完善,立专职史官。 “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 四百年间没有中断。(周一良) ” 魏晋之前,虽有史官,但并非以著史为其专职;而写出历史著作者,如司马迁、班固等,也不 是专职史官。 《晋书?职官志》云:“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 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这是我国历史上专司著史 之官设置的最早记录。对著作郎一官是否创始自曹魏,尚有不同意见。不过,专掌史职的著作 郎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专心著史,是在魏晋时期。同时对史官工作加以初步分工,晋惠帝永 平年间,著作郎改隶秘书省, “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 ,设有“著作郎一人, 谓之大著作郎, 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晋书?职官志》),即著作佐郎搜集与整理资料,正郎执笔 撰写。南朝唯宋不设著作郎。而南齐、梁和陈朝还有修史学士,是为名位较高的人从事撰修 史书工作而专设的。 北魏在秘书省下设著作局,有正郎二人,佐郎四人,以后又别置修史局。由于统治者重视国史 的编修,往往还指派高级官员兼领史局。如北齐设立史馆以宰相兼领,掌监修国史,这一制度 经北周、隋到唐而成为定制。 当时北方的十六国等许多割据政权,亦都设有史官,撰修国史。所以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篇》说: “至若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当时史官地位重要,对其人选也 要求较高。据《史通?史官建置篇》说,他们必须“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著作郎始到职, 。 必撰名臣传一人” (《晋书?职官志》),以试其才。而且在符合条件的史官不足时,有的“虽 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史通?史官建置篇》)。 史官制度的完善,实际上也反映了史书由私撰到官化的趋势,政府开始干预史书撰修,皇帝 令史官或私人修史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史书记君臣言行,君臣开始慎重后世身名,修 史自然受到政府关注, 再有时政局混乱, 不仅南北对峙, 而且王朝屡屡更替, 统治者为争 “正 统”或隐“僧越”而重修国史。 第三,史书种类上的齐全和体例上的完备。 史学不仅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其内部的分类也日趋严谨、完备。到魏晋南北朝时,史部已 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 、 、 、 、 、 、 、 、 法篇”“杂传”“地理之记”“谱系篇”“簿录篇”等 13 种体制即 13 个子部类。史部书内 、 、 、 、 部分类的细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学的发展。这种史部分类法并不完全科学,没有包括 史籍的全部,分类标准也不统一。但从当时史书本身就可分为 13 个门类,最多的杂传类达 217 部 1286 卷,不难看出当时史书种类的繁多以及治史范围的广泛。 在史书体例方面,通史、断代、编年、纪传各体日趋完善。而且这几种史体没有出现一种独 霸史坛、 压抑或排挤掉其他几种的情况, 而是被不同史学思想和风格的学者各取所需加以利 用。统治者对此也没有厚薄。几种史体在应用中相互竞争、相互刺激,也互为补充、两相辉 映,带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繁荣。 史钞、史注、史评和史考也是这一时期史学领域里值得一提的成就。 史注不局限于对所注之书释音训义方面, 而是以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为主, 兼及备异和论辩, 引据博洽,注文篇幅大大超过原著。这就使史注具有了和原注同等的史料价值。这是对史注 的一种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治史深入、史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它对后世的史学研究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史注中最负盛名的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郦道元的《水经 注》 。 西晋年间汲冢竹书出土后,杜预、司马彪等分别利用它们来对照文献资料,以正旧闻、求 足信,是一种科学的考订方法,有助于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 第四,谱牒学的繁兴。 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 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周一良) 。 肇始于曹魏时期的门阀政治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其历 史著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谱系之书繁兴。先秦时期的《世本》载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似家谱而实不同。 《汉书?艺文志》虽列一小类“历谱” ,但多属先秦作品,汉代只有《帝王历谱》一种,官僚、 士大夫全无。东汉魏晋后,谱系之书渐兴并形成一定规模。有全国性的百家谱,如《百家谱 集钞》《百家集谱》《百家谱世统》《百家谱钞》以及王僧孺等 3 家《百家谱》 、 、 、 ,有各州的 州谱,如《益州谱》《关东、东北谱》《冀州姓族谱》《新集诸州谱》 、 、 、 。另外还有家族谱, 如《京兆韦氏谱》《北地傅氏谱》《苏氏谱》《杨氏家谱状及墓记》等。这些谱书今已全佚, 、 、 、 内容可能很详备。 其二,正统史书列传于祖先之后附记其子孙,国史几成家谱,史家立传不问政绩或学术而一 味迎合当朝权臣。一方面追溯先辈,只列官阀。如《宋书?王弘传》“曾祖导,晋承相。祖 : 洽,中领军。父殉,司徒。 ”此种书法几成定制而为两汉所不见。若被立传者系高级官吏, 则连叔父、伯父也罗列不辍。另一方面,立传下延数代子孙,具书支流。 魏晋时期讲门第高低, 并用以决定士人社会地位之高下和确定能否为官及为官之高下。 而负 责选拔的中正官基本上是借助谱系的记录,辨别一个人族姓的尊卑、家世的高下,然后授以 官衔。这样就使选举和谱碟紧密相联。在这种情况下各高门世族竞相立传作谱,炫耀家世, 标榜门第,借以保持和扩大门第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力,还有当时社会避讳之风颇盛,对话不 得触犯祖讳,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精通谱录。这使谱学在人们的政治、社会、家庭生活中占有 极重要的地位。 谱牒之学是构成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它也为后世研究这 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第五,宗教史书籍出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佛教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密切关系。 “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 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 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周一良) ” 第六,各民族史学的兴起。 随着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新趋势,史学中的民族统一倾向也有所发展。陈寿写《三国志》 , 虽分国别立三书,但实际上把三国写成了一部完整统一的历史。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和 梁末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 ,都采用统一年号,在承认各族政权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纷 繁复杂的列国史,写成了一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编纂方法及其史学思想,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史家在作史的指导思想上开始从天命论、神意史观向总结历史经验上过渡。 魏晋南北朝时期, 史家对新王朝的建立认为系天命所归虽无直接的否定, 但已不占主导地位。 究其原因,一是两汉以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天文、历法进步很 快。人们对天、地的概念,宇宙的“异象” ,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 《魏书?高祖纪》在谈及 日食、月食时,明确指出是“阴阳之恒度耳” ,是自然的法则而非天人感应,同时还正确地 阐释了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是“异象” ,实乃“圣人”人为所致,是用来警告君主不要做坏 事的。二是王朝的频频更迭,使天命说无可立足,神意史观贬值了。 (二) 《三国志》与《后汉书》 此二书与《史记》《汉书》合称“四史” 、 ,特别受到重视。从成书年代看,则《后汉书》在 后, 《三国志》在前,陈寿乃晋代人,范晔则为刘宋时人。 1、 《三国志》 陈寿是三国蜀人,但在晋朝做官。按历史传统,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 《三国志》之魏帝称本纪,蜀吴均称“传” ,由此便有了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但他的 书又称“三国志” ,不称“魏书” ,标明是并列的。再有,关于蜀,应为“汉” ,但却称为蜀。 当时魏人绝不称蜀为汉,因为汉已让位给魏了。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陈寿的《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裴松之除对《三国志》 作了必要的音义、名物及典故阐释外, “上搜旧闻,傍披遗逸” ,征引书籍 210 种(其中包括 史书 140 多种),并对《三国志》所记史事及所征引的某些史书和史料,作了订讹考异和评 论,内容多出原书两倍以上,实为《三国志》的补编。因为它所引用的书籍后来大都亡佚, 这就使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裴松之所采用的方法,在史注中独树一帜,对后代史学产生 过深远影响。 裴注可使后人看到许多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 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裴注大体可有六项内容:引诸家论,辨是非,是史论方面的;参诸书 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 “传所有 事,详委曲” ;传所无事,补阙佚,把《三国志》中根本没有的事补进去;传所有人,详生 平;传所无人,附同类。 裴注非常特别,内容上比陈书多很多。后代凡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 “离则两伤, 合则双美” 。 2、 《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 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 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 年) ,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宋文帝元嘉九年(432 年) , 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开始撰写《后汉书》 , 至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 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 进去的。 司马彪, 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不得为嗣。 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 博览群籍。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 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 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 。 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 《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 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 修的《东观汉记》 、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 、晋司马彪的《续汉书》 、华峤的《后汉 书》 、谢沈的《后汉书》 、袁山松的《后汉书》 ,还有薛莹的《后汉记》 ,张莹的《后汉南记》 、 张璠的《后汉记》 、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 ,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 写出来的。 《后汉书》特点。体例上,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 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 《和帝纪》后附殇帝, 《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在皇后方 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 (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 纪,这样的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列传方面,除了因袭《史记》《汉书》 、 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既是新创,又 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 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范晔根据这些史实, 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增写了《列女传》 , 是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其宗旨是: “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后汉书》 ” 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 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 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 ; 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 《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 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 。特别是“论” “赞” ,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 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无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 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 《后汉书》的史料价 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 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 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 、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 受人们重视。 (三) 、其他史家与史著 除《三国志》《后汉书》外还有《宋书》《南齐书》《魏书》共五部为“正史” 、 、 、 。 《宋书》 :沈约(441—513) ,历仕宋、齐、梁三朝。487 年,奉齐武帝诏修《宋书》 ,历时 一年完成纪、传两部份,其后续成志文。计本纪 10 卷,志 8 篇 30 卷,列传 60 卷,合为 100 卷。记事起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刘裕掌东晋大权时,下迄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 篡宋建齐,共 75 年史事。其中“八志”不以本朝为限,往往追溯三代,尤其详于魏晋,可 补《三国志》无志的缺憾,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其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其中《州郡志》 记载了晋宋间州郡的分合、户口消长及侨州郡县的分布情况。 《百官志》记述了三国至宋的 官职演化,具有较高价值。 《南齐书》 :萧子显(489-557) ,得梁武帝恩准,撰写《齐书》60 卷(现存 59 卷)(有 。 别于唐李百药《北齐书》 ,称其为《南齐书》。记事起自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专权, ) 终于齐和帝中兴二年 (502) 30 余年史事。 共 史料价值较高, 列传中保存了大量史料。 《祖 如 冲之传》全文引用了祖冲之上“大明历”表,记载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 和机械特点。对萧氏先世多曲笔回护、颂扬溢美,书中有不少宣扬天命和佛教因果报应的说 教。但材料真实可靠,而且文字简约流畅。 《魏书》 :魏收(506-572) ,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先后担任太学博士、中书令并 一直保持兼修国史的职务。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1)奉诏撰《魏书》 ,至天保五年(554) 完成。全书多次修改,现共 130 卷,其中帝纪 14 卷,列传 96 卷,志 20 卷。记事上起北魏 道武帝登国元年(368) ,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包括 183 年史事。 《魏书》本纪十二篇, 记载了从拓跋珪建魏到东魏灭亡 12 个皇帝事。视东魏为正统,而关于西魏的历史基本上是 空白。 《魏书》的贡献在“志”上,创设了《释老志》记北魏佛、道的流行,其中还介绍了 太和八年(484) ,北魏孝文帝开凿龙门石窟的情况;又创设了《官氏志》 ,详记官制、品阶 和拓跋氏姓氏的变化。 还有一些地方史志和历史地理著作: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12 卷,是一部著名的地 方史志。郦道元《水经注》40 卷,对中国现在各省的主要河流有详尽的记载,是考察古代 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共 5 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 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 55 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 易及各国风土人情,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 史评方面著作如南朝齐梁刘勰的《文心雕龙》50 篇,是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其中《史传》 篇则专论史学,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反映了刘勰的一些史学思想, 对刘知 几《史通》有较大影响。 四、 隋唐五代时期史学 公元 589 年,隋文帝杨坚灭陈,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 使经济、政治、 文化得以迅速发展。隋唐两代的开国君主,重视思想统治,崇尚文教,对搜求遗书,收藏文 籍,不遗余力。他们对历史书籍与政治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因而对撰修史书十分重视。 魏晋以来,由于国家的分裂,人们的思想特别混乱,对于隋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公元 593 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 (一)史学特征 1、修史机构(史馆)的正式确立 唐太宗时成立史馆,是中国史官制度上一大转折点。唐太宗贞观三年置史馆,隶于门下省, 开元二十五年改隶中书省。史馆取代著作局,成为国史修撰机构。自史馆别置,著作官罢史 职,专“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 (旧唐书?职官志) ,著作郎、佐郎只有被诏准修国史, 才能兼史职,到史馆修史。从此,国史修撰与一般文书的编撰判若两途。 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史馆内史官历经多次变化, 两唐书对史馆的组织都没有详细的记载。 史馆中的令史、楷书、典书、亭长、掌固、熟纸匠都是事务人员,真正从事修史工作者大概 有监修国史、兼修国史、修国史、兼知史馆事、判史馆事、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待诏等 职衔。 贞观三年还确立了由宰相监修史书的制度。大臣监修国史肇始于北魏,到北齐形成制度,唐 袭北齐,遂成定制。而唐代以宰相为“监修国史” ,拥有监督史馆修史的权力,是史馆的最 高长官。其职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旨接受修史任务;第二,奏取史官,组建修 撰班子,分工撰录,指授规模;第三,确定体例断限,删断史事,或亲自参加撰写;第四, 审定书稿,撰写论赞,掌握褒贬大权;第五,史书修峻后,表上朝廷。太宗时以一相监修国 史, 高宗时则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宰相监修国史, 最多时曾有六位宰相同时加 “监修国史” 的职衔。 除史馆史官外,唐代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则为专职史官,职掌如古代左右史,起居郎和起居舍 人各二人,起居郎隶属门下省,起居舍人隶属中书省。史馆和起居的分工是史馆掌撰述,起 居掌记注。记注指时政记和起居注,史馆的撰述主要为国史和实录,时政记和起居注都是撰 写国史、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 此外,大臣们也可以要求将某些史料“宣付史馆” ,补充史馆的阙漏,而史官也可以主张采 集资料,为人立传,许多贞节烈妇能在国史中立传,便是由史官采集而来的。当然,宣付史 馆与采集资料也可能发生弊端,是史馆征集史料的两个缺失,但大体说来,唐代史官接受各 机关送来的资料和主动采集的资料,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良好史料征集程序的设计,可算是 一种优良的史官制度。 唐代史馆制度是对魏晋以来修史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结束了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的著作官修 史制度,成为新的官修史书制度而延续下去。 2、 史书大规模的撰修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历史撰述上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修史书的成 就。 隋文帝曾命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等重撰《魏书》 ,以纠正魏收之失,命李德林修《齐史》 ,王 昭撰《隋书》 。炀帝时,命王胄修《大业起居注》等。隋朝仅仅统治了 37 年便灭亡了,在史 学方面没有较大作品,只替唐代史学界提供了一些史料,使唐代续修前史易于进行。 唐代开国之后,最高统治者李渊、李世民等,对史学非常重视。武德五年(622) ,唐高祖诏 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贞观三年,唐太宗复命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 代史,继续武德年间的修史工作。也是在这一年,设立了史馆和史馆制度,成为中国史学史 上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十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姚思廉修的《梁书》56 卷、 《陈书》36 卷, 李百药修的《齐书》50 卷(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的齐书,而称之为《北齐书》,令狐德棻 ) 等人修的《周书》50 卷,以及魏徵等撰修的《隋书》55 卷。因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禇遂良监修《五代史志》 ,十余年后成书,包括十志共三 十卷。 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修《晋书》 (当时存世的诸种晋书均不够完备) ,以房玄龄、褚遂良 为监修,二年后修成,共 132 卷,今存 130 卷。著名公卿,如魏徵、房玄龄、褚遂良、令狐 德棻等,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手。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促进 作用。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时期,官修史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 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撰成的(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 。 这些官修的史书,固然难免有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由于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 史官多为名手,搜集参考文献也较为便利,容易利用国家收藏的典章制度资料,因此,能够 保证顺利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的史料。特别是《隋书?经籍志》 ,它把隋代以 前人们的著述,全部收录其中,并正式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我国目录学做出 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五代修史也有一定成绩,不但诸朝大多修撰本朝国史,就连周边十国也修本国史。后晋刘昫 监修的《旧唐书》还被后世列为正史。 私修史书方面,隋文帝禁止私撰史书,但一方面由于隋朝并未完全控制私修史书,无法作到 禁绝,另一方面,已经撰成的史书,只要内容不触犯禁忌,王朝也网开一面。唐代李延寿私 撰继承父业,于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撰成《南史》《北史》二书,共 180 卷,以宋、齐、 、 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为依据,用 16 年时间完成,受到监修宰相的资助,高宗 还亲自为之做序,后又奉为正史,推动了私修史著发展。 3、典制体史著的出现 自“安史之乱”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现实社会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 潮。卷入这个思潮的不仅有史学家,而且有政治家、经济家、文学家。他们有的主张阐发义 理,褒贬人物,由“治心以治世” ;有的主张从历史沿革方面总结历史,以达到“施诸有政” 的目的。在这种蓬勃的史学思潮激荡下,我国又一部新型的史学巨制——《通典》诞生了。 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巨著, 它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 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 比较重要的典制体史著还有《大唐六典》 ,内容包括理典(应为治典,避高宗李治之讳,称 理典) 、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正文记载官制,注文叙述沿革情况及细则说明, 为研究唐代官制的专著。 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唐律疏议》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律疏释。另外还有萧嵩等 监修的《大唐开元礼》 ,记载唐代礼仪制度,为《旧唐书》《新唐书》礼乐、仪卫等所本。 、 典制体史著是唐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撰著的表现形式, 表明制度史的 撰述受到史学家的重视,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4、史学著作由记实向理论的发展——首部史学理论专书问世 盛唐时期出现了刘知几的《史通》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所谓史 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 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 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 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 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 著《史通》 。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重要史家与史著 1、刘知几与《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661—721 年) 。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 年) ,刘知几奉调长安,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 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 年) ,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 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 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景龙四年(710 年)《史通》撰成。 ( ) ,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官职屡迁,但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 、 、 《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 、 全书凡 20 卷,分内、外两部分。前 10 卷为内篇,39 篇,现存 36 篇,亡佚《体统》《纰谬》 、 、 《弛张》3 篇;后 10 卷为外篇,凡 13 篇,今皆存。全书共计现存 49 篇,凡 83352 字,加 上自注 5498 字,共 88850 字。书中以史评为中心,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史官源流、史 书体裁、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料鉴别以及修史语言文字等,对前代史书编写作了系统的 总结和评论,见解中肯,多所贡献。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 《史通》内篇 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 、 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 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 氏认为, “丘明传《春秋》 ,子长著《史记》 ,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 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 ,并 且以为“ 《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则颠倒纪 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 、 、 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 方面内容。 在编纂体例方面, 《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 《本纪》《世 、 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 、 、 、 、 、 、 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 功用都详细论述。 例如, 它指出本纪 “既以编年为主, 唯叙天子一人” , 则应专载“大事” ,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至于“书事委曲” ,乃是列传的任务, 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 《史通》反对作“表历” ,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 “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 《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 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 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 《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 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 考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 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 ,然后成为“不 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对于失实的史料, 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 《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 所谓“正史” ,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 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 10 种。他 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 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 、 、 、 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 古》一篇,就条列 10 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 12 条。 《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不能包括其全面。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 、 、 “史家三长” ,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 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 《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 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值得重视,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 , 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 之正统历史观;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 《史通》成书后不久,即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唐代史学家徐坚见而叹曰: “夫为史者宜 置于座右也。 ”其后,因书不见重于时,至南宋始有刻本,但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获见《史 通》为恨” 。现今所见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脱讹颇多。明代以后又有多 种校订注释本问世。 今人相关作品如 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浦起龙的 《史通通释》1980 , 年中华书局出版程千帆校笺的《史通笺记》 ,1990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赵吕甫校注的《史通 新校注》等。 钱穆先生则对此书评价不高,他说: “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 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 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 的。 ”他又说: “总之,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 背后的这个人。 ”刘知几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 “若使在刘知几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 高明的史学的话, 刘知几也就不止于此。 正因为从班孟坚 《汉书》 以下, 都不能和司马迁 《史 记》相比。 《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 、 重班孟坚的《汉书》 ,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 。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 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 《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 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 ,就可以回过头 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 ”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 “ 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 史学实已衰了, 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 ” 从今天的角度看, 《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 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 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钱穆对刘知几多有微词,而刘知几在《史通》中 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 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2)杜佑及其《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作者 杜佑(735-812 年) ,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具有悠久历 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20 岁左右步入仕途,40 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 地的长官,近 70 岁时任宰相。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 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 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 功。 关于《通典》 始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完成于 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 35 年的时间。杜佑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 ( ) 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全书 200 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它的结构具有 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 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 精选举。 制礼以端其俗, 立乐以和其心, 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 教 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 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 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 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 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 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历史编纂学史上之地位 《通典》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 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 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 无力承担 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 《通典》把这一 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 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 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内容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 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 卷, 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 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 《职官典》22 卷,叙述历代官制 的沿革变化。 把从中央到地方, 从文官到武官, 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 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 《兵刑典》23 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 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 《边防典》16 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 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通典》中《礼典》有 100 卷,占了 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杜佑对“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 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历史思想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 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 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 而教化的 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 济重要性的强调, 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 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 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 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 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 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 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 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提出“薄敛”和“节用” ,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 切实际的。 杜佑还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 人户滋殖,三代莫传。( ”《通典》卷 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 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 “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 85《礼》45) ( ,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 同姓婚娶等陋习。 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 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 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 他强调 “随时立制, 遇弊则变” ( 《新唐书? 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 ) 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 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 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 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 对于阴阳灾异学 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 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 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 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 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 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夏小正 2006-09-11 21:12 五、宋辽金元时期史学 (一) 史学发展特点 宋元时期的史学,特别两宋的史学相当发达。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 一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空前绝后”的“高度”(邓广 铭语),史学亦进入了极为发达和繁盛的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 中有“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之断语。 《四库全书》著录的史部书籍,宋代学者编撰的史书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史著保存至今 的宋代史家有一百三十余人,史书门类齐全, 《宋史?艺文志》中所载的宋代史籍共有 13 大 类, 后世所有的门类宋代已经齐备。 史书编撰的体裁在传统基础上既有继承, 又有创新。 《资 治通鉴》使编年体史书重新复兴,成为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通志》是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 著。袁枢和朱熹分别创立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这两种史书体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史学繁荣的原因: 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刺激、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科教的兴盛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宋代统治者的重视与鼓励。 1、 宋代史学特点: ?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和编修,以期从当代史中找出兴亡教训,巩固封建政权。 宋朝建立后,非常重视对于史书的编修,特别是当代史的编修。这主要表现在宋朝政府不仅 设置专门史官负责编修史书,而且也不禁止私人修史。对此,宋人陈傅良在《止斋文集》中 说: “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 典故之类,三朝以上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 ”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修史工作,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修史机构和严密的修史制度。 宋承唐制, 逐步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 居注和时政记) 、中书时政记房、枢密时政记房、玉牒所(谱牒,记帝王族系称玉牒,宋代 玉牒的内容为谱世系,辨昭穆,兼记大事) 、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 成日历) 为常设分支机构, 各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 国史院 (国史院亦以宰相提举, 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 、实录院(实录院为实录编修 之所,以宰相提举,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一体的一朝实录) 、会要所(负责分类编辑 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文件、政书,形成会要)为随事而设的编撰机构。 起居院、中书时政记房、枢密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收集、整理原始档案和史料的常 设机构。除上述修史机构外,朝廷为撰集故实、宝训、政录、训典一类书,常临时选官置局, 书成即废。 宋代也建立了严密的修史程序,以修实录为例,修实录之前,必先朝庙,然后择日开实录院 编修,在编修实录的过程中,由朝廷下令诸司,通知立传者的亲属,限日供纳其行状、碑、 志赴实录院,令诸州长吏躬亲询访先朝宰执、侍从、台谏及其子孙,由其提供当时故实或文 字资料,官府差人抄录,点对,务要详,然后经所在官司缴进;把有关宣敕、诏书、除日告 词等档暂时调集到实录院备用,实录院开列相关事宜,由诸司“仔细检寻,供报本院” 。 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使宋代官修当代史从 史料的搜集、史事的记录、文件的整理,到实录的编纂和国史的修撰,形成了一套工序,为 前代不可比拟。因而,宋代官修的当代史,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主要有四部国史:仁宗时 编修的《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所编的《两朝国史》(仁宗、英宗二朝), 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 (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宋代对私家修史一般也采取宽容态度。 《资治通鉴》原系司马光私家著述, 《续资治通鉴长 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均系私家著述,撰述者皆受到奖励。 、 、 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认为,重视对当代史的编修是史家最富责任感和最有魄力的作法, 因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 。宋人对当代史编修意识的增强,一个重要的意向就是要 从当代史中总结出兴亡教训,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 ? 历史编纂学的进步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 简明结合起来,而且在编修过程中,创制了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方法,长编法的基本特征 就是对收集于丛目中逐一事目下的有关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审察鉴别, 其中事同文异者, 则 选择其中明白详尽者录之;互有详略者,则要左右采获,错综诊次,自用文辞修正之,并用 大字写出。遇年月、事迹有相违不同者,则选择其中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于正文, 余者注入其下。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 。这种体裁,可以“因 事命篇,不拘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 , ,是我国史学上 的一大进步。 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纲目体精神在于“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 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 贯晓析,如指诸掌”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 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宋朝设会要所,编写宋代历朝会要。 以记载各地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地方志,以记载谱主身 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各方面关系的年谱在宋代也大为发展。 方志学到了宋代已经日臻成熟, 出 现一批方志精品。宋代以前的地方志不出地理学的范畴,到了宋代,方志开始扩充到人文、 历史方面,人物志和艺文志在地方志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 当时最重要的全国性总志。 重要的史著,正史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新唐书》“编年体” ; 史书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李焘的《资治通鉴长编》 ,朱熹的《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 ; 史书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郑樵撰写的规模庞大的《通志》 (纪传体通史或典制体 史书)和徐天麟撰写的《东西汉会要》 、王溥的《唐五代会要》等政书,以及李昉等的《太 平御览》《太平广记》和王钦若的《册府元龟》等类书。属于古史方面的有刘恕的《通鉴外 、 纪》 、苏辙的《古史》 、罗泌的《路史》 ;外交史方面,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 ;金石学 方面,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 、欧阳修的《集古录》 、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 ?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目录学 宋元时期的目录著作重要的除正史的《艺文志》外,还有郑樵《通志》的《艺文 略》以及《文献通考》的《经籍考》等。除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以外,又有新的分类方法, 如 12 类、15 类分类法。除了著录书名、作者,在解题上也是很有特色。特别是《文献通考》 的《经籍考》的解题更值得重视。 文献的考证 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考证与纠谬的专书。 重要的有吴缜的 《新唐书纠谬》 、 《五 代史记纂误》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 ,朱熹的《楚辞考异》《韩文考异》等。文献的辨 , 伪有突出的成绩,欧阳修和朱熹在这一方面是重要的代表。 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考据学方面的很有成就的著作。 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的疑古思潮对后世的文献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宋代, 随着社会 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受理学思潮疑经改经的影响,史学上疑古思潮盛行起来,许多学者对 经、传注的内容、观点提出质疑。 疑古在于求真求实。宋代疑古之风,又推动了考析之风的流行。宋代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订、 考析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要求他的助手对于所用史料,要进 行严肃认真的辨伪考证工作, 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 司马光在考证的基础上, 又亲自写成 “参 考群书,评其同异,稗归一途”的《资治通鉴考异》30 卷,与《资治通鉴》并行,以去将 来之惑。对此,清代史学考据大师钱大听说: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 , 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 。 文献的类编与汇编 北宋时期出现四部大书: 《太平广记》 、 《太平御览》 、 《册府元龟》 《文 和 苑英华》 。南宋时期有王应麟的《玉海》等。宋代丛书的兴起和发展,在文献学史上是一件 大事。 宋代对史料收集面的广泛和数量的繁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御览》 如 、 《册府元龟》 等书,都达上千卷之多。 考古文献(文献研究范围的扩大) 金石学领域的开拓。在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 物,并不是用于史料考证的,而是士大夫手中玩赏的古董。到了宋代,学者们开始把金石古 玩的研究与古代文献的考订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因而,当时出现了许多有 关金石学研究的专著,如欧阳修的《集古录》 、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吕大临编的《考古 图》和洪适编的《隶释》《隶续》等等。 、 文献的注释 摆脱了过去的繁琐解经路数。 文献的分类思想和分类方法 郑樵和朱熹有独到的见解。郑樵认为治学要如同带兵作战, 文献整理要用类例的方法。要按照各门学术的渊源, 确立一定的类例。 《通志》 的《艺文略》 、 《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有很多重要的见解。朱熹主张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古代的经 、 、 籍。 ? 史学理学化、哲理化 直书实录是中国古代的一条重要治史原则,所谓“良史以实录直笔为贵” 。从中国古代史 学纵向发展过程看,宋以前的史学基本上是以叙事为大宗,以确立事实的“实录”作为史学 的重要任务, 而不是以解释历史和讨论历史哲理为重。 进入宋代, 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以及许多以治经为主的理学家如程颐、 朱熹等加入治史的行列, 理学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主要表现就是引起史学理学化和哲理化的倾向。在他们看来,史学只有贯穿义理,才是真 正的史学。因此,无论是编纂史书还是阅读、考证历史,都应以讲明义理为要务。首先追求 的是道义的真实,而把史料的真实放在次要地位。他们借助于哲学的指导,采用一种议论批 判的史学形式,深化了史学思想,从而使宋代史学逐渐走上了哲理化的道路。正是由于宋代 史学的理学化、 哲理化, 导致了宋代史论风气的活跃, 使宋代许多史评著作、 史著中的史论, 大都以道德为本位去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讨论历史的盛衰。 宋代史学繁荣的原因: 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刺激、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科教的兴盛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宋代统治者的重视与鼓励。 2、辽金元史学概况 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在史学上的成就远不及两宋,但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 辽代史学的发展 杨树森先生在《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概说有辽 一代的史学的变化与发展,对辽代的史官、史家、历史作品作了考定,对辽史学发展概貌与 特点作了明晰的阐述, 指出辽朝统治者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 十分注意本朝历史修纂的 事实。 吴怀祺则指出( 《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如果拘泥于以一定的史学 , ) 的构成、范式,来评衡辽史学,仅仅以史著的数量多少,史官、史馆制度的严密程度,史书 体裁种类状况来评价辽代史学, 也许要说的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从辽代史学思想以及辽史学 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上看,那么可以看到辽史学的重要价值和 辽史学所具有的特点。 认为辽统治者重史鉴的思想是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与前提, 是辽朝治国 安邦的智慧来源; 还认为辽史家对汉族先民及其文化的认同 “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主 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 ,这是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由于一些精通辽汉文化的人臣的译介、 传播, 中原地区的史书在辽朝境内得到流传, 《贞 如 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另有一种是编译,如马得臣的《唐三纪(高祖、太宗、玄 、 、 宗)行事录》 。除了重视中原地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外,辽朝君臣同样以辽代的先世历史作为治 理的鉴戒。作品的体裁有编年、杂史、传记、典制、地志、笔记、故事。 关于修史构机。辽的修史机构是到中期后,才逐渐形成一个系统,可从《辽史?百官志三》 有关记载中了解其概貌。修史的机构与官员,基本是在南面朝官的翰林院下,其中有:国史 院,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另有一些机构与修史有关如秘书监,秘书 阁,秘书郎正字,著作局,著作郎,著作佐郎,正字等。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载《史 学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辽朝有一批自己的史家、史臣,如萧韩家奴。 ? 金代史学发展 崔文印《金代在史学上的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 年 3 期) ( ,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 官特点》 、 《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 ( 《史学史研究》 1996 年第 3 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 金朝统治者注意吸取前代统治经验, 沿袭唐宋旧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修史制度, 设有记注院、 著作局、国史院等修史机构和记注官、修日历官、修史官等史官,分别负责修撰《起居注》 、 《日历》《实录》《国史》等。金代各帝,除卫绍王和哀帝外各朝都有实录。这些实录在蒙 、 、 古灭金为大将张柔所得, “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 ”至元世祖 中统二年(1261 年),张柔“以金实录献诸朝” ,把保存完好的大批金代史料献给了元朝史馆 为元朝脱脱等修《金史》提供了现成的底本。 金人灭辽之后,根据辽代《皇朝实录》曾两次纂修《辽史》 ,可惜终未成一代完整的史书。 金修的两部《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 但元修《辽史》时被用做蓝本。 两位史学家。元好问,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巨大成就。作《野史》 ,惜未流传下来,流传于 后世的只有《中州集》和《壬辰杂编》《中州集》是金代诗歌选集,有不少诗歌是关于当时 。 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对研究金代历史或文学来说,必不可少。 《壬辰杂编》在明朝已亡佚, 所记当为金末诸事。 刘祁, 代表作品《归潜志》 ,反映金朝末年的社会状况。 《归潜志》 因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所以元人在修《金史》时,曾多处采用它。 金代的史学成就相当可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金代“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 献,具有所资” ,为元修《金史》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使《金史》成书极易、极快。在元官 修宋、辽、金三史中“ 《金史》叙事最详核。迥出宋、辽二史之上”“独为最善” , ,表明金代 史学对元代史学的影响之大。 ? 元代史学发展 元代初期的统治者,如成吉思汗等,极端崇尚武功而轻视文事。从元顺帝开始,才深感有总 结前代“兴坏之原”的必要,接受右丞相脱脱的奏请,设史馆,正式修撰宋、辽、金三史。 元代置翰林国史院,后为翰林国史集贤院,国史院官职有监修大臣,翰林修撰、编修、检阅 等。国史院前期曾修辽金史等,后修撰元朝国史、实录。 《宋史》长达四百九十六卷,堪称巨著。其中本纪 47 卷,志 162 卷,表 32 卷,列传 255 卷,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卫王祥兴二年(1279)共 320 年间史事。全书详于北宋 而略于南宋,其中纪传互异,志传互异,传文前后互异,世系及官资的不实及前后错误重复 之处,达数十事之多。今天看来, 《宋史》虽芜陋,但篇幅浩繁,确还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研究宋史必须借助于它。 《辽史》全书 116 卷,包括本纪 30 卷、志 32 卷、表 8 卷、列传 45 卷,语解一卷。记载了 契丹贵族在祖国北方所建立的辽政权 200 多年的历史。 在修撰过程中, 除主要参考耶律俨 《实 录》和陈大任《辽史》外,还参考了《通鉴》《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 、 ,但是由于编 史时草草成编,所以编得十分简略,使后人研究辽代史实,感到十分困。 《金史》全书 135 卷,包括本纪 19 卷、志 39 卷、表 4 卷、列传 73 卷,记载从金太祖收国 元年 (1115)阿骨打称帝, 至金哀宗天兴三年 (1234) 蒙古灭金共 120 年的历史。历代对 《金 史》评价很高,远远超过《宋史》《辽史》 、 。清人施国祁说: “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 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 备,非《辽史》之缺略;……。 ”其主要原因在于所依据的史料丰富:如金朝九代的实录; 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 、 ,刘祁《归潜志》等私人著作,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 《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手笔” ;此外,元初王鹗曾奉命纂辑过《金史》 ,曾勒成 初稿。 《金史》之与其他二史比较,还有一日之长。 元代的史学中,元初马端临所作的《文献通考》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值得推许。 《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文献通考》 “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类案而考。又其所载宋志最详, 多宋志所未备。 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 折衷至当, 虽稍逊 《通志》 之简严, 而详赡实为过之” 。 《文献通考》所搜罗的繁富资料,所汇集的典章制度,给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很大方便。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 ,体例上无多大创新,但所释、所注,对后代研习《通鉴》的人,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 主要的史家与史著 1、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 北宋时期, 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 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 《旧 五代史》 ,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 《旧五代史》 原来称为《五代史》 ,或《梁唐晋汉周书》 ,共 150 卷。完成于宋太祖 开宝六年(973 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 称为《新五代史》 ,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 。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很强,即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借鉴。其编撰只用 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因北宋离五代很近, 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 面, 对五代的历史比较熟悉, 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也比较全面, 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 还有《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 个部分组成。 、 、 、 、 、 、 各代的《书》是断代史, 《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 《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 割据政权的情况。 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 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 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 ,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反映历史 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 《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五代时期的历 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 《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 10 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 经济制度。 《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越南北部) , 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胡三省著《通鉴 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的不足之处,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 旧臣,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 外《旧五代史》叙事较为繁杂。 北宋时期, 《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后来《新五代史》越来越受到推崇,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下诏不用《旧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 ,到元代, 《旧五代 史》就逐渐不行于世。今本《旧五代史》 ,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 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私修的史书,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及年谱、四夷附录几部分组成,共 74 卷。在编撰 体例上,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不按朝代界限,把五代的本纪、列传综合在 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传》《死节传》《杂 、 、 臣传》等。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 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 从他给尹洙、等人的信件看, 在景祐三年(1036 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 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 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 奏上。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 。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 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 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 ,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 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将后周 天文学家王朴《钦天历经》4 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而《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 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此外, 还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 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 《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在《职 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 290 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其文笔之 出色,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 460 余人,新史只有 256 人;旧史有志 10 篇,新史只有 2 篇。新史的世家 10 卷,对十国历史的 记述更为完备。 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 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 材料。 ?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和 《新唐书》 。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 。到宋朝,因欧阳修、 宋祁等人编修了《唐书》 ,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 ,后者为《新唐书》 。 《旧唐书》 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 200 卷。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 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 《旧唐书》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 年) ,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 年) ,历时 4 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 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 担任监修。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 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 前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 《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代 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唐代史料存在前后详略不一的特点。 《旧唐书》主要是抄录唐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 前。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现等现象。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旧唐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 因而受到重视。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 大抵采用《旧唐书》 。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 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 ,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 资料, 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 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 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 解具体情况。 《新唐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 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 《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 《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 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 《新唐书》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所修。庆历五年(1045 年) , 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 ,至嘉祐五年(1060 年)最后完成。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 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 “褒贬或从于新意” ,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 家所不能接受的。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 组成,共 225 卷。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 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 10 卷和传、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 、 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因而《新唐 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 《新唐书》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旧唐书》外,还有一些当时重新搜集到的文献以及碑刻 文字。宋祁为唐朝后期人物立传,就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 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 《新唐 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 《新唐书》史料来源比《旧唐书》多,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之 一。另外,它的诸《志》内容也比《旧唐书》丰富得多,不少记载补正了旧书的缺误。 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时代不同, 《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如《新唐 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 、 。其中《兵 志》是《新唐书》的首创。 《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 资料。 《食货志》增加为 5 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 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 《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 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 《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 超过《旧唐书》3 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 7 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的《大衍历》的《历议》 ,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艺文志》比《旧唐书? 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 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 、 、 、 表》 ,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褒贬,就史料价值 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欧阳修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疑古辨伪,金石学,目录校勘等) 2、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胡三省与《资治通鉴音注》 ) 司马光(1019—1086 年) ,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其父亲司马池曾官 任天章阁待制。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 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 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决心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刘攽负责周秦、两汉部分,刘恕负责 三国至隋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五代部分,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 名为《通志》 ,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 ,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 道” 。 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 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 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 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 稿。 元丰七年(1084 年)《资治通鉴》完成,共历 19 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0 , 年) ,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 ,共 1362 年的历史,分为 294 卷,共计 300 多万字; 另有《目录》30 卷, 《考异》30 卷。 《通鉴》的编写目的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将历史上的君主,根据其才能分为创 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对于乱亡之君, 《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 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 《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 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 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 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包括学术思想的发展,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 争, 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 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等。 史学方面, 《汉书》 从 到沈约的 《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 科技方面, 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 其他如天文学、 地理学、 土木建筑水利工程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 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 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 30669 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 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 2400 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 “聚书 出五千卷” ,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 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口诵手抄。 《通鉴》所搜集 的材料很丰富,有人估计, 《通鉴》所引之书多达 300 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全书体例严谨, 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 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得以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 通鉴长编》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 ,毕沅撰 《续资治通鉴》 ,夏燮撰《明通鉴》 ,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 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 《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 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 《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 。 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 《通鉴》的不足和缺点。选材上太过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内容;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 上,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 。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 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 《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 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 。 鉴》卷数于下; 《考异》30 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 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值得注意。 ? 与资治通鉴密切相关, 新的史学体裁出现, 对史书的编撰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事” 创以 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 。 作者袁枢(1131—1205 年) ,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 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以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 的药方;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 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 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 集了 239 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 ,终于《世宗征淮南》 ,记述了 1300 多年的史事,共 42 卷。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 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 各有千秋, 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 而袁枢创立的以 “事” 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 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章学诚所评论的: “因事命 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 ‘神奇化 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 ” 贡献。 《通鉴纪事本末》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 “大 盗” 、女主、外戚、宦官、权臣、 “夷狄” 、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另外,它囿 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 《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 《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 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在袁枢的影响下, 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 明、 例如: 《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 、 、 、 、 ,等等。 3、郑樵与《通志》 郑樵(1103—1162 年) ,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从 16 岁开始,谢绝人 事,闭门读书。一生著述甚丰。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仿《史记》而作。全书共 200 卷,500 多万字,包括本纪、 世家、列传、载记、年谱、略六门。 (改“书”为“略” ,改表称“谱” )其中“二十略” (氏 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职官、刑法、食货、艺文、校雠等)是全书的精华。 梁启超说: “然仅《二十略》 ,固自足为不朽。史界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 。 “二十略”相当于正史中的书、志。其中“校雠略”“金石略”“六书略”“七音略” 、 、 、 、 “都邑略”“图谱略”“昆虫草本略”是郑樵首创。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 、 、 本于杜佑《通典》 。 作者表现出的“会通”思想: “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 大矣哉! ”所谓“会” ,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 “通” ,是把史书的记载按照时代的顺序加 以纵向整理。 “会通” ,就是尽可能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顺序叙述或探究各种事物 古今之变的思想。 在“会通”思想的指导下,郑樵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他认为 历史是一个整体,如同长江大河,后代之事与前代存在着“相因依”的关系,不能截断。而 断代史违背了“会通”的原则,割断了历史。 郑樵还反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空谈义理,不务实学的风气。主张务实学。所谓“实学” ,就是 注意考证前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同时注重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还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 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 志》和《清朝通志》 ,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 《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4、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 年) ,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 (1324 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 。 《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 《南宋 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 就其体例与内容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文献通考》全书 分为 24 门,348 卷。自《经籍》至《物异》等 5 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 19 门均为《通 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 取材广博,网罗宏富,是第二个特点。取材上,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 中唐以后则是作者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 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 此外, 《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 、 《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 8 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 更超过杜氏、郑氏。 《通典》之《礼典》100 卷,占去全书 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 3 门才 60 卷,不及全书 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 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 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 又推进了 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 《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 《通考》 与《通志》相比, 《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 《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 新思想、新看法。 马氏著此《通考》 ,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 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 是: 《通典》以精密见称, 《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 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 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 、 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5、 朱熹和史学 史书体裁方面 《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 《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 以备言。 “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犹如《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 ” 达了作者对史事、 人物的看法,字数不多,顶格而写。 “目” 是对 “纲”的具体叙述,字数比 “纲” 要多,犹如左氏之传。 这种史体 “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 , 是一种便于陈理叙史的史体。其注重点在纲,作者可借助纲的书法来蕴寓其褒贬之意,阐明其 作史目的。 近代史家梁启超评价此体时说: 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 “ 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 法(指《通鉴》编年纪事法) 方便多了”“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 , ”当然, 这种史体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对到底要多大的史事才可作纲颇费斟酌,往往容易造成专记 大事而忽略小事的状况。一般来说,纲目体史书往往都过于简,史料价值不太高。 《伊洛渊源录》 是朱熹撰写的一部关于学术发展史的专书。 我国古代关于学术史的研究和撰 述,可以溯源到先秦,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都是有关先秦学 、 、 术发展史的著名专篇。秦汉以后,大量的学术史研究专篇则散见于用各种史体编纂的史书之 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记述了以理学家二程(颢、颐) 为中心的理学发展源流,是第一 部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或言对后世学案体作品有直接影响)《伊洛渊源录》的撰 。 写目的之一,显然是要确立二程理学在整个思想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为确立程朱理学的一 脉相承性和正统地位服务的。由于有撰写范围的限制,它不可能反映北宋一朝整个学术(包括 各家各派) 的发展状况,但为我国学术史专著的撰写奠定了初步基础,其在史学史上最突出的 贡献,是为我国古代史体园地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术体(学案体) 。 综上所述,朱熹主张错综编年纪事,因此撰成《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为了展示二程 理学的由来、传承及其大旨,而撰成《伊洛渊源录》,开启了学术体。这两大史体的创立,对我 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献辨伪方面 朱熹在文献学上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疑古辨伪。 其疑古涉猎的领域包括经、 史、子、集各个方面。白寿彝先生曾辑《朱熹辨伪书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的疑古辨 伪思想和成就。 (略) 此外,还有学者从史书笔法和正统之辨等方面探悉朱熹的史学成就与特色。 夏小正 2006-09-11 21:15 六、 明清时期的史学 明清史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总结,主要表现在对 传统史学理论的反思、批判以及从历史文献方面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理;嬗变,则表现在不少 史家在史学理论的探索、 历史文献的整理诸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他们在极力寻找着传统史学 的出路,因而使得明清史学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启蒙色彩。 在历史文献整理上, 明清时期充分显示出求真务实、 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以及一系列接近科 学的考证方法。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发达。勘误辨伪、标注字音句义、诠释典制、 辨彰源流,显示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明、清两代史学,主要在明、清之交,与此前的以编写历史为主的情况很不相同,特别是以 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 已经将史学提高成为与经学同等地位的历史哲学, 甚至可以说已经 触及到“历史科学”的边缘。章学诚更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一)明代史学概况与成就 明代的史籍很多,但抄书成风,一般被认为无大建树。钱穆也说“明代人在学术方面,比较 汉、唐、宋各代都要差一点。中国这几个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论到学术,惟明 最差。 ”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的中国通史、明史、中国史学 史著作和教材,写到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钱穆还提到“……为何明代又比较差? 这些处,都是我们自己读书应该注意的大问题。 ” 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明代史学相当薄弱。明代史学受人冷落,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 因素。从内部来说,明代史学在某些方面确不如唐宋史学,但更主要的还是外界片面和不正 确的认识推波助澜所致。历史上曾有两个否定明代史学的高峰,第一个时期是清初。清初学 人发表过不少偏激的议论 。第二个时期是乾隆时期。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 ,其指导思想 之一, 便是清算和极力贬低明代学术文化, 使明人大量重要著作得不到广泛流传, 乃至失传。 《四库提要》把著作分成正目和存目两档,将绝大部分明人著作贬入存目,使人们无形之中 产生一种不重要印象。 《四库提要》贬低明人著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以偏概全。以 个别缺点,否定全书内容之价值,是它惯用的伎俩。 (2)给明人扣上“学无根柢”帽子。四 库馆臣在评价明人史著时,惯于从考据学角度衡量其价值:凡是考据着力者,便称是“学有 根柢” ;反之,则是“学无根柢”(3)谩骂有夷夏之防或有启蒙色彩的史著。 。 ? 明代传统史学的没落。 原因: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 主要表现: 其一, 起居注与日历的废除。明代立国不久, 延续千年的起居注的撰修和已历数百年的日历 的修撰皆被废止。 其结果是使明代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诸帝实录在没有起居注和日历为依 据的情况下修成, 严重影响了实录的可靠性与详尽程度, 成为明代传统史学中的明显缺陷。 其二, 纪传体国史的停修。 明王朝统治的 276 年间, 只在万历中期有过很短时间的国史撰修, 造成有明一代传统史学 “无国史” 的局面。 对此, 明末学者沈德符感叹地说: 本朝无国史, 以 “ 历帝实录为史, 已属纰漏。 ” 其三, 修史机构的缺略。明朝除初期沿用前朝旧制外, 此后不再设国史院, 使翰林院的侍读、 侍讲等官员与史官在职掌上相混淆, 没有明确的分工, 实际上是取消了撰修国史的专门机构 和专门人员, 形成传统修史机构上的明显缺略, 对作为中国古代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官修史 著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其四, 实录记载的失实。明代传统史学中极为重要的诸帝实录, 失实情况较为严重。比较典 型的如《太祖实录》 。明末清初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所说:“ 《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 刺, 书利而不书弊” 。 作为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 明代实录的失实影响了人们对明代 历史的了解, 成为明代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缺陷。 其五, 名家名著与创新体裁的缺乏。 ? 明代史学的成就: 官修史籍方面 《元史》 洪武二年(1369 年) ,朱元璋诏修《元史》 ,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宋濂、 王祎为总裁官。目的在于网罗前代遗臣,厚给俸禄,使其为新朝效力,并借以磨灭他们的反 抗思想;另一方面,表示偃武修文,借以粉饰太平。明初纂修《元史》 ,从开始到结束先后 两次开馆,累计不足一年,其速度为历代官修史书所不及。准备工作不够,成书力求迅速, 产生了芜杂缺略的毛病。此外,参与修史的人,不懂蒙古文字,经常把地名、人名搞错,以 致有一人两传;蒙古族人参修者,也多“数典忘祖” ;明初的统治者,对史馆所掌管的史料 如“实录”等,一直秘不示人,致使修《元史》时,取材不广,范围太隘。 《蒙古秘史》《圣 、 武亲征录》 ,这样珍贵史料,都没有采用。元朝疆域极广,所详却仅限于明朝境内,西域史 事也未涉及。因此,明代所修《元史》 ,很难称为全史。但因它保存了许多元代史料,虽很 缺略,仍可供参考。 各朝实录 明代历朝君臣重视纂修前朝实录,有明一代,只修实录,不修国史。与唐宋时 期不同的是,唐宋时期的实录出于史馆所修,而明代则由翰林院所修。吴晗在《记明实录》 中如此概括: “国史、翰林,唐宋以来,划然为二。国史掌注记、修史,翰林则备文学顾问, 至明合而为一” 。明代实录,自建文迄于崇祯年间,先后纂修 13 部,包含除崇祯朝以外的 15 朝史事,共 3405 卷,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最完备的官修史书。一般新皇帝即位,都为前代 皇帝纂修实录,内容包括皇帝的言行、诏旨、敕令,大臣奏章,官员选任、考核、升迁及黜 降,官制、学校、科举、军队、边防、战争、刑法、监察、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外交等制 度的制定与改易,田土、户口、工商、赋税、漕运、库藏、俸饷、交通、吏治、民风、宗藩、 宗教、祭祀、礼仪、自然灾害、赈济、天象变异、祥瑞、工程营建、旌表褒奖、敕修书籍等 等,涉及相当广泛,史料价值颇高。 《永乐大典》 始纂于明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人编撰。次年十一月,初稿进呈,朱 棣认为该书内容不够详备, 不符修此书的原意, 故又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等参与, 重新编修。 这次参加编校、抄写的达 2100 多人,历时 5 年,共辑录图书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迄 明初,经、史、子、集、释、道、戏曲、评话、医卜、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无所不录,搜 罗甚广,资料颇丰。整部典籍共 22877 卷,外加目录等 60 卷,装成 11095 册,朱棣为之题 写书名为《永乐大典》 ,并亲自序文。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1408)修完之后,藏在南京文渊阁东阁的下阁,永乐十九年(1402) 明成祖迁都北京, 《永乐大典》便随之北上北京,藏在宫内的文渊阁。明末文渊阁被焚, 《永 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迄今正本不但一叶未见,且嘉靖后几乎找不到有关正本的任何相关 记载,而亡佚情况,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殉葬说”“万历焚毁说” 、 、 “明末焚毁说”三种。 现存的《永乐大典》为嘉靖重抄本,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到隆庆元年(1567),照原本誊 写的一部副本,清初移置翰林院,据史载,这部重录副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四库全 书馆之际,曾在宫中清查,发现丢失 1000 余册 2422 卷。此后,该书又陆续丢失,其间经咸 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元年(1875)清点时已不足 5000 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 仅存 800 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日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历经劫难的《永乐大典》 至清末民初仅存 64 册了。现在,经过收集,截止 1960 年,得 730 卷,曾由中华书局影印出 版。两次影印,共得 797 卷,仍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永乐大典》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它保存了明永乐以前的大量古代典籍,不少久已亡佚的 古籍,正是依赖《永乐大典》的收录,才得以重见天日。对辑佚校书来说,也是很好的依据, 但从史学发展角度来看,此书只是抄录而成,在史学发展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官修方志撰修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 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地方志的普遍撰修, 使明代各地的沿革变化、山川形势、人口物产、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情况得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下来, 为当时及后人了解和研究各地的 情况和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大规模私修史书的兴起 明代私家的史学著作中,当代史事记载较详。明代的传统史学 比较重视对当代史事的记述。在《明史?艺文志?史部》载录的各类传统史著中, 当代史占据 了较大的比重。 如正史类 110 部著作中,当代史著 69 部, 占 6217%; 杂史类 217 部著作中, 当 代史著 201 部, 占 9213%;职官类 93 部著作, 全部为当代史, 占 100%;传记类 144 部著作 中, 除专记明代人物的史著 56 部外,还有一些通记历代人物, 包括明代人物在内的传记。数 量较多的当代史著的修撰, 使明代的传统史学在当代史事的记载上显得较为详备。 谈迁的《国榷》 。谈迁(1594—1657 年) ,字孺木,海宁人。他的《国榷》是明朝的一部编 年体断代史,把公元 1328—1645 年间的大事按日编写,其主要根据是《明实录》和二百数 十家明代学者的著述。他先后改了六次,历三十六年之久,编成了四百多万字的大书,在私 著明史中,是篇帙最浩繁,包罗最宏富的一部。谈迁在编写《国榷》的过程中,忠实地继承 了我国古代史家 “不虚美,不隐恶”优良传统,对明太祖晚年猜忌功臣、杀戮功臣的惨状, 如实地记载了下来。 何乔远的《名山藏》 ,纪传体明代通史,全书多采自时人之野史、旧文,保存了一些重要的 史料。郑晓的《吾学篇》 、朱国桢的《皇明史概》等都是私人所撰的纪传体本朝史。 稗史著作。所谓稗史是泛指野史和记述历史琐闻、社会风物的笔记等。这一类的著作,主要 散见于《明史?艺文志》的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涉及皇朝掌故、社会风俗、 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等。由于野史泛溢无际,其中质量低劣者,遂成为后人批评的对象,使 人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叹。但野史、杂记中,并不是没有可贵的作品。例如王世贞 所著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都是优秀的佳作,也确是明代掌故的渊薮。这类 、 史书中,还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三十四卷,洋洋五十多万言,分门别类,条理井然; 不仅史料十分丰富,见地亦高,而且文章典雅可诵。 明代传记也很兴盛。著名的如焦竑的《国朝献征录》 ,王世贞的《皇明名臣琬琰录》 ,思想家 李贽写的《藏书》及《续藏书》二种等。 (二)清代史学概况与成就 清代史学总的说来,其发展趋向,大致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初期的史学家们,以“经 世致用”为主,大都从事晚明历史的研究,以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武器,如黄宗羲、万 斯同、全祖望等。由于清廷屡兴文字狱,到了中期,人们就转而研究起前代史来了,有为文 字考证的,有阐发典章制度的,有以史证史而为“属辞比事”的。到了晚期,社会性质开始 改变,国势衰落,学术思想也随之改变,史学又多注意于“经世” ,转而研究边疆史地,还 有的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 在清代史学队伍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以黄宗羲(字太冲,学者称他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 人)和他的弟子万斯同、再传弟子全祖望等代表的“浙东史学派”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以及未完成的《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开拓了一个新的 领域。可以说,黄宗羲不仅是清代史学的开山,而且也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他所辑的《明史案》《明文海》《南雷文定》 、 、 ,以及万斯同的《历代史表》 、全祖望的《经 史答问》《鲒埼亭集》“为功与史学甚大” 、 , 。后起的邵二云、章学诚等,均卓然成家,对史 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清代史学继浙东学派而起的是考史派。 考史派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发展。 浙东学派主张 “尊 经证史以致用”“征史致用”必先求真,于是必然要走上考史的道路。但考史的结果,有的 , 又向对立面而转化, 变成脱离实际的东西。清代乾、 嘉以降,考史一派人才辈出,以钱大昕、 王鸣盛、赵翼等为代表。对史书的考证,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 榷》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全祖望的《经史答问》 、杭世骏的《诸史然疑》 、洪亮吉的《四 史发伏》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贡献最大的要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钱氏的学问十 分渊博、对史书的真伪考辨甚精。王氏的考证,重点在典章故实上做文章,以本书证本书, 或以他书证本书,加以分析推论,找出典制和历史事实的真象。赵氏多就正史纪、传、表、 志中,参与勘校,以史证史。凡史书中,体例内容有得失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至于历史大 事的发生、发展及结果,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可从考出的真象中领悟作者的意见,不待特别 加以褒贬,而泾渭分明,善恶自辨,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的大师。他们三人,对开创清代 史学界“实事求是”的治史新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古史书籍的订伪、纠谬工 作上的成就,给后代治史的人们,省却了很大的精力。 清代的史学贡献: 《明史》 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 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 336 卷,其中目录 4 卷、本纪 24 卷、志 75 卷、表 13 卷、列传 220 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 中仅次于《宋史》 ,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 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 31 中说: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 《辽史》简略, 《宋史》繁芜, 《元史》草率, 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 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1878—1723 年)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 进呈,乾隆四年(1739 年)正式刊行, 《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 年)始 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 《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其成功当 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历 16 帝,历 276 年。在这 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档案。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 保存下来了,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事等,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 保存下来更是史事之渊薮。 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 其余官修政书、 方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私人所撰 、 、 明史,如郑晓《吾学编》 、李贽《续藏书》 、陈建《皇明从信录》 、谈迁《国榷》 、王世贞《弇 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文档贡献者

jyjtvxqlixiao

贡献于2011-11-24

喜欢此文档的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