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称
-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 作品别名
- 女王城和诗 [1]
- 作 者
- 苏轼
- 创作年代
- 宋代
- 作品出处
- 《苏轼诗集》
- 文学体裁
- 七言律诗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1
东风未肯入东门2，走马还寻去岁村3。
人似秋鸿来有信4，事如春梦了无痕5。
江城白酒三杯酽6，野老苍颜一笑温7。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8。 [2]
1.潘郭二生：苏轼在黄州的朋友潘大临和郭遘。女王城：黄州州治东十五里的永安城，俗称女王城。和（hè）：依照别人诗作的韵脚作诗。
2.“东风”句：形容春风未到，城中尚无春色。
3.走马：骑着马跑。去岁村：指诗题中所说“去年是日”所到过的村子。
4.鸿：鸿雁。有信：有信用。指其秋日南飞，春日北归。
5.了无痕：完全没有痕迹。
6.酽（yàn）：液汁很浓。
7.野老：村中老人。苍颜：苍老的容颜。
8. “故人”句：朋友们不必可怜自己遭受贬斥而设法内调。赋招魂：写一篇《招魂》诗。意指设法将自己从黄州调回京城。招魂：屈原所作楚辞篇名。 [3-4]
春天的东风还不肯吹进东面的城门，我和你们二人已经骑着马出城去寻找去年我们游玩过的村落了。
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样，来去都会有音信痕迹可寻，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场大梦一样，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让我们去江城边上的酒馆，喝上三杯酒家自酿的好酒吧，这里的民风淳朴，乡间的老人会用饱经沧桑的脸孔上温暖的笑容来欢迎你的。
我们已经约定了，每年春季的时候都要出东门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们啊，你们就不必因为此事担心挂念了。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访陈慥，潘丙、古耕道、郭遘将他送至女王城东禅院。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四十七岁。他于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人出城寻春，为一年前的同一天在女王城所作的诗写下和诗。 [5]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诗人敏感地发觉到旧友重游旧地，旧事却已如春梦逝去，这个惹人的烦恼只好任友情的温馨去轻轻地的排遣消融。
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每一片段都必须以下一个片断为目的，为了下一个片断的早日到来不能就此否定这一片断的自身，可改变一下视角，跳在时间之流的外面，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片断。这样超越性的观照，得出“人似秋鸿来有信”的结论。朝一个方向直线流失的时间矢量变成了往复循环的圆转的意象，是自然的本真状态吧。只有人因为意识到“死”，所以才把时间看成一往不复的流逝矢量，对于其他自然物来说，时间的形态不是这样。比如对鸿雁来说，时间就是圆的，春天、秋天，转了一圈都会回来。如果人也能这样观照时间，则应该有更合理的人生态度。不要把过去看成现在的原因，过去的事犹如一场春梦，了无痕迹；也不要使现在为了将来而存在，现在该喝现在的酒，享受当下的温存。圆转的时间里应当有圆转的生活，就好像鸿雁那样，年年周而复始。“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而且通过物象与事象结合比照，则诗人的怀旧忆昔、感时伤世之情倍增。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
旧地重游，了如春梦；三杯白酒，一笑苍颜。这样无聊地打发日子，诗人是不甘心的，但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作者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的，因此，苦闷就不可能排除，有时他采取了一种缘情自适，强为豁达的态度，写出了豪放清雄的诗篇，但依然掩盖不了内心的悒郁。
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4-6]
近代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亲切有味，写境抒情，俱臻上乘。不用奇字怪句点没有苦心雕琢刻画的痕迹，好像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随随便便地写了下来，其中却有无限的工巧与自然的神韵。”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