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

戰時的上海，封鎖鈴聲一響，電車成為一個相對靜止、封閉的空間。華茂銀行的會計師呂宗楨為了躲避討厭的年輕人——太太姨表妹的兒子，坐到素不相識的吳翠遠旁邊，並不得不做出調情的樣子。這個場景讓那年輕人知趣走開，但呂宗楨又不得不延續與翠遠的搭訕。面對一個男人突如其來的言行，翠遠自然是震驚而排斥的。呂宗楨閒聊的話題與情緒，在吳翠遠的意料之中，無非是公事的繁忙、生活的疲憊，對家庭尤其是對妻子的厭倦。在呂宗楨一步步的攻陷下，吳翠遠內心的快樂戰勝了原來的審慎與拒絕。亂世的封閉電車上，吳翠遠逐漸忘記現實的寡淡，伸手觸摸一個理想而浪漫的夢境。最後，“封鎖”解除，人們的行動都回歸正常，呂宗楨也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吳翠遠這才明白，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 ^[2] 

民國32年（1943年）的上海已經成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孤島”，人們戰戰兢兢地生存着。上海由於高度殖民化，中西文化混雜，出現了電車、咖啡館、電影院等現代事物。因而封鎖的底色就是戰爭背景和都市文明。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每天正常行駛的電車才會封鎖，因而才有封鎖後的故事。戰爭時期，《封鎖》這類反映男女基本愛情慾求的題材並不是敏感題材，因而得以發表。 ^[1] 

吳翠遠：大學的英文助教。她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女孩，頭髮、長相、裝束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樣。在家裏她是一個好女兒，在學校她是一個好學生。大學畢了業，翠遠就在母校服務，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但翠遠不快樂，她已厭倦了這一角色，卻無法改變自己。這種模稜兩可的生命狀態，使得翠遠面臨了生活與情感的尷尬：既不甘心像貧寒人家的女孩匆匆嫁人，又無法自我奮鬥到出人頭地，而她的相貌也不足以使她遭遇一場傳奇的愛情。 ^[2] 

呂宗楨：庸碌、老實的銀行會計師。他遵太太旨意，穿着西裝戴着玳瑁邊眼鏡，外表和觀念都已被社會的秩序束縛得齊齊整整，沒有空虛，即使是在“封鎖”剛剛來臨時，坐在電車上的他，仍然能立即從手中的報紙上找到填滿可怕空虛的辦法。 ^[3] 

張愛玲在《封鎖》中通過男性和女性的互看達到了對女性自身的內省，表現了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這些女性雖是時代的新女性，她們生活在都市中，吃穿用度都跟新潮流，很多受過大學教育，但她們無意識中還是被中國傳統的男權思想所掌控，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男性的附庸。呂宗楨對吳翠遠的看是從單純男性感官上出發。在談及終身大事時，他還自私地推卸責任既説要替她安排好，又想重蹈三妻四妾的舊路讓她做外室。而吳翠遠作為一名受過大學教育，並在大學工作的現代女性，一方面她討厭父母渴望她找個有錢女婿趕緊嫁掉的虛偽和庸俗。另一方面，她不自主地受家人想法控制，想嫁給呂宗楨這個有婦之夫氣一氣他們。“擱淺”的電車讓荒誕的偶然調情成為愛情，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張愛玲對愛情的真實性的消解和嘲諷，也可以看到張愛玲對女性精神深入的解剖和自省意識，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意義和象徵意義。 ^[1] 

《封鎖》以封鎖為名，它所説的是個因時空切斷而成的故事。在這個封鎖的特殊時空裏，兩個主人公的特殊愛情隨之上演。他們的境遇與時空的相互映證，使這一時空呈現出濃厚的象徵意味。在這個人工造成的時空中，作者開始了特別的敍事。平日內心深處忍耐的事在這寂靜裏膨脹了，於是被“封鎖”在電車中的已婚男人呂宗楨和未婚小姐吳翠遠，暫時背離日常的生活軌道，暫時“封鎖”對親人的情感。他們從心不在焉的聊天逐步發展到隱秘的情感交流，甚至談婚論嫁。隨着封鎖的結束，兩個在封鎖期間互訴衷腸的戀人轉眼間形同陌路。這一特殊的時空恰是一個整體的象徵：人生的真實處境是一種無形的封鎖，它封鎖了人的真實情感，而現實生活中的有形封鎖卻為情感封鎖創造了一個真空環境。在這個超越時空的時刻，它使人性解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無形的封鎖，為封鎖的情感提供一個還原的機會。 ^[3] 

小説中，電車屬於一個公共場域，文明、敞開是其特徵，因封鎖而成為一片安全區域後，它被賦予了一種隱秘性的質素，那就是對於人物內心的揭露。諸如小説男主人公宗楨對翠遠傾訴自己婚姻的不幸、妻子學歷低且不體諒、工作的不如意等。由此可知，電車作為上海城市的縮影，作家再現了上海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荒涼之景。這座孤島如烏殼蟲的巢穴一般，而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就是一個個烏殼蟲，淹沒在雜碎的日常瑣事中，來不及思考，也不願承受因思考而帶來的痛楚。當整座城市的人都互相不信任、不同情、不關懷的時候，這座城市就生成了荒涼的底藴，生活其中的人必然變得冷漠自私。 ^[4] 

從故事的開端：電車被“封鎖”引起了生活常態的斷裂，到故事的發展：車上人的不同表現，再到故事的高潮：呂、吳二人的交談及心理活動，最後到故事的結局“封鎖”開放，大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常態。這種“常態-非常態-常態”的情節轉換過程，構成了一個圓形的敍事結構。

張愛玲在小説中運用了無焦點的第三人稱敍事，全知全能的視角洞悉所有的環境、事件以及人物的心理，並將它們呈現給讀者。作者一會兒成了宗楨：“在宗楨的眼中，她的臉像一朵淡淡幾筆的白描牡丹花，額角上兩三根吹亂的短髮便是風中的花蕊”。一會兒又成了翠遠：“翠遠皮包裏有紅鉛筆，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來。她的電話號碼，他理該記得”。不斷變換的視角，使讀者得以明白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 ^[5] 

評論家許子東：和《第一爐香》等相比，《封鎖》明顯有三個不同。第一是結構不同，以前是中篇，可以有很多場景，寫人物的命運變化，現在是一個短篇，就是一個固定的場景從頭到尾。第二個特點，以前是有侷限的第三人稱，作家總是站在女主角的立場上，用她的眼光去看風景，用她的心理去描寫周圍的事物，偏重一個女人的感覺的主線；可《封鎖》“男女平等”，敍事觀點男女兩個角度都寫，這在張愛玲小説裏並不多見。第三，在以前的小説裏，張愛玲寫女人十分精細入微，分析透徹，相比之下寫男人，總是比較虛。到了《封鎖》，我們看到了，23歲的年輕女作家對男人這麼一種社會動物的一次正面手術解剖。 ^[8] 

作家蔣方舟：《封鎖》當中，我非常神奇地感受到小説是關於時間的魔法，因為小説裏的封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但是張愛玲當時寫車裏的人、車外的人，包括車裏面的男人，甚至還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豔遇。當時我看這個小説的時候就覺得，小説真的是時間的一個剖面。 ^[6] 

張愛玲（1920—1995），中國現代作家，原名張煐。原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5歲入私塾受教，1931年入讀上海聖瑪利亞女校，1939年考入香港大學文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返回上海。1943年發表小説《第一爐香》《第二爐香》，一舉成名。1952年離開大陸去香港。1955年離開香港去美國，1995年9月逝於洛杉磯。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半生緣》《小團圓》，中短篇小説《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和散文集《流言》《對照記》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