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薄复礼（勃沙特）
- 国 籍
- 瑞士
- 出生日期
- 1897年
- 逝世日期
- 1993年 [7]
- 职 业
- 传教士
- 出生地
- 英国的曼彻斯特
- 信 仰
- 基督教
- 性 别
- 男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10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神灵之手》中回忆：1907年，在我的家乡英国曼彻斯特镇，有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他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他在曼彻斯特到处做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鬼使神差，我也溜进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初的混乱之中，“CIM”将传教士们派往的又多是中国内陆的偏远地区，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应征者并不多，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受邀参加教会会议，很快又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
勃沙特后来回忆，在为期三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大家谈话、做梦都是关于中国的苦力、乞丐、商人和地方行政长官。为了体验生活，有一次，他同两个学生一起去伦敦的唐人街，说是去买中国的钢笔，其实是到一家中国的餐馆去吃饭，“吃中国餐别有风味，不说别的，欧洲人使用中国筷子就够笨拙可笑的。”
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勃沙特的指导老师汤姆·布拉格医生曾到过中国，他对勃沙特说，中国内地缺医少药，在那里如果不懂医将陷入困境。他教学员们自己用绷带打结，组织他们去郊外练习救护，教他们自己进行诊断、开处方，发放药品。
勃沙特认为，后来在中国的经历证明，这两年的学医生涯相当重要。
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在见他之前，勃沙特等几位年轻人反复练习了如何像中国学生一样行鞠躬礼。老先生根据每个英国学生的英文名发音，都给了他们一个“信达雅”的中文名字。
勃沙特的中文名字是薄复礼。“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为姓，“复礼”取自《论语》的“克己复礼”，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经历了1925年贵州的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的一座小教堂礼里，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并坐上中国的花轿前往距贵阳十八里的地方度蜜月，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时间的钟摆走到1934年秋天，一次与红军的“偶遇”，改变了薄复礼的生命轨迹。 [1]
1934年的8月，为了一个月的宗教学习，薄复礼和妻子一起离开了贵州镇远的家，前往黔西安顺。
他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回忆：那里是另一位牧师阿尔伯特夫妇的教区。当时他们在安顺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决定在宗教节日里，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在贵州的外籍教会人员聚会。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在那里同分离的朋友相聚。
一心传教、不问政治的薄复礼当时并不知道，1934年的中国共产党，正经历的一个怎样曲折而艰难的秋天。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经过充分的准备，8月7日下午3点，红六军团约九千人，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着晨风对薄复礼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仅仅分手24小时以后，他们和海曼夫妇又在一种奇特的情形下见面了。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这样描述：
此时，我们已经听闻镇远那边“出了乱子”，我并不知道“乱子”是什么，也不清楚当时政府军（即国民党军）的动向。回家的路有大小两条，为了选择道路，我们争论了好半天，随行的厨师坚持要走小路，我们就选择小路前行。结果，还没等下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薄复礼发现，这些人大都操着江西方言，都带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
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看到山下小村里有很多他们的人时，我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票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
薄复礼看到人群中还有剪短发的妇女，在齐耳的短发之下，一套男军装收拾得整洁得体，这令他心里又生起疑来：土匪是这样的吗？
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
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如果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薄复礼随后被带去见“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触到的红军干部：
在带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可能不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当我对法官阐述基督教义时，他总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进一步解释我的这些“鬼话”。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红军攻占旧州后，与薄复礼夫妇一样，海曼夫妇也被带到了红军的队伍里。
萧克在回忆录中回忆这一事件时说：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
萧克在回忆录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层原因：
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2]
此时的薄复礼，对于抓捕、扣留了他的红军仍然心怀恐惧，战战兢兢。但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产生了一点改观。 [1]
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指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队伍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都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萧克一听，赶紧派人把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还当真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
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2]
这一天的遭遇，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写这本书时，薄复礼已经被红军释放，完全不需要出于功利或自保考虑而对红军有任何恭维之词。而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3]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萧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为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但经过与薄复礼合作翻译地图的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 [2]
在后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令他瞠目结舌。 [4]
薄复礼这样记录总是拖在队伍最后的埃米小姐：
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 [3]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回忆：
行军路上，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3]
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联合在一起，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薄复礼对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回忆，生动而细节化。
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个蓄有小胡子、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马，颇有风度地从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前走过，我们知道，他是贺龙将军。
萧克在回忆录里，对这次重要的会师也有详细的记录：
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看出这两人已经难以承受疲惫，安慰他们说会给他们找马骑。在红军中，只有高级指挥员才配备马匹，部队忙着前进，马匹哪有那么容易补充。三天之后，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薄复礼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李云飞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 [4]
在山间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数千人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这条道上，把本来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泞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饭，衣服上的泥浆常常是这块干了，那里又新添了块湿的，好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来，一起前进，并没有笑话你不会走路。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
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更加令薄复礼讶异的是，这群勤奋、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问一个红军战士：“农民和地主的界限你们是如何划分的？”战士告诉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个人的土地由别人来耕种，那他就是压迫者。”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对于军中的娱乐活动，薄复礼也有记录：
他们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复杂的，比如武术，还有击剑活动，篮球也是他们所爱的活动之一，他们有时候还化妆演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士兵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顶旧毡帽借给了他。后来听说他们要化妆成蒋介石和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参加演出。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群人中没有赌博现象的确少见。据说，红军是严格禁止赌博的。红军的新兵有抽鸦片烟的，但入伍不久，就集中到一起，集中戒烟。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吃得较好，不参加军事训练，卫生员给每个人配一些戒烟用的药。大约两个星期，这些新战士的烟瘾就戒掉了。 [4]
被红军释放后的薄复礼海曼被释放了，薄复礼却仍然留在红军的队伍里，虽然他早已不再害怕这些带着红色标志的人们，但对妻子的想念，对自由的向往，仍令他在行军之中暗自神伤。
红军长征途中的酒席，远远算不上丰盛。给薄复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的一罐咖啡，萧克则给他做了一个拿手菜——粉蒸肉。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
吴法官说，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萧将军也插话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并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 [3]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本人也因为成为了一段传奇经历的主角，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
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英国地方报告会的一段记录中是这样说的：
勃沙特先生告诉我们，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前，薄复礼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后，已经古稀之年的萧克将军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复礼。萧克这样阐述他们的友谊：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相互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
尽管曾经失却联系，这份友谊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1936年，刚刚被红军释放的薄复礼在昆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4]
1936年英文原版《神灵之手》封面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称赞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其《序言》说，“许多报道把抓我们这些人的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这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要建立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归根结底是以俄罗斯为范本。”
薄复礼看到，红军在紧张而艰难的行军作战中，仍然利用一切机会，以多种形式，如开会、上课、演戏、唱歌、贴标语等，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神灵之手》记述道，“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大家急忙躲进一个果园，藏在果树底下。树上的果子实在馋人，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神灵之手》带着一种赞赏的口吻，描述了红军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之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红军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的场所，笔者注）。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的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由此可见，红军的确是一支有崇高理想，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人民队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