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又關電影事？
──全球化下的電影大勢
如果上一期「看電影系列」的東方主義及文化研究看起來太學術味，我相信這一期的主題──全球化──會較貼近日常生活。其實，全球化跟電影有什麼關係？韓國農民對全球化恨之入骨，如果電影界也有類似受害者，他們又會否不惜跳海以示不滿？
「地球村」大計有何破綻？
首先，全球化是什麼？全球化是對於時間與空間的壓縮，是通訊的方便、交通的頻繁，要令地球變成一個「地球村」；全球化是資本、人口及產品的跨國流動，是超越國界的財團（如廸士尼）與機構（如世貿）的形成；全球化是多面向的，它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影響無孔不入。贊成全球化的人，認為它能帶來國家之間的親近友好、文化與經濟的雙向交流、去中心化的多元文化發展等。
如此冠冕堂皇的「地球村」大計，標誌著交流、互動，甚至是世界大同，為何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演越烈？首先，是市場的開放引入跨國競爭，弱國的產品不堪一擊，再加上大國在強攻弱國市場之餘，又以貌似公正的取巧制度（如「反傾銷」）限制弱國產品入口，形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形勢──這是純經濟的層面。再來是強國產品引入的是文化的意識形態，如麥當勞及Starbucks慢慢取代本土傳統餐飲，新一代疏遠自身文化；在政治方面，如美國是否向其他國家硬銷其政治制度，也是受爭議的問題。反對者認為，全球化只會帶來市場的單一化，文化的制式化，甚至是政治的強權。
全球化下的澳門人如何生活？
如此複雜的全球化版圖，跟澳門又有什麼關係？以一個澳門年輕人為例，他放學後光顧的很可能是麥當勞而非茶餐廳，當他去美國旅行時，他幫女友買的是英國品牌Burberry，然而，他買到的紀念品卻幾乎都是Made in China的；他與美國人幾乎是同步觀看最新一集的《哈利波特》；他對曼聯及皇家馬德里的球員如數家珍，但卻對香港甲組聯賽一無所知；他畢業後入職某賭場，很不巧就是一間美資公司，因此他有機會去拉斯維加斯受訓，在美國時，他每天用skype軟件跟女友通話，不必花一分一毫；因為工作及旅行，他每年坐飛機的次數不下十次，他對東京曼谷比對西安武漢熟悉得多；他是個善心人，助養了兩個中國小孩，但他是透過歐美組織宣明會及樂施會助養的；他每天看國際新聞時罵布殊、不屑貝理雅、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然而他又認為英國讓同性婚姻進一步合法化是好事……。
有誰能抗拒《King Hong》？
全球化跟電影的微妙關係可從下列事例看出：廿年前港產片佔香港市場的七成以上，今天他們的市場佔有率只有三成，其餘七成票房當然大多進了荷里活的口袋；華語影壇的幕前幕後大牌如李安、吳宇森、周潤發、楊紫瓊等被荷里活招攬，美其名是進軍國際，其實是進一步削弱華語片的力量；周星馳的電影由荷里活大公司出資，因此《功夫》大大減少港式無厘頭趣味，邁向「國際化口味」。
不少人指出，如今全世界觀眾看電影的口味是很「一體化」的，從巴黎到蘇黎世，從新德里到北京，《哈利波特》及《King Hong》一網打盡，觀眾越來越容不下風格題材不同的作品。荷里活片以其雄厚資金拍特技大片，令觀眾覺得「這才是需要到戲院看的電影」，本土電影沒法在製作上跟荷里活片相比。華語大製作如《功夫》，其特技效果相對荷里活大片而言，只是三流貨色，其他如新版《蜀山》等更是見不得人的。這股特技片的風氣，由荷里活一手經營，因為只要一作比較，大家便覺得荷里活片勝人一籌。
周潤發真的是「中國人之光」？
另外，荷里活把其他國家最好的電影人收編，這一方面令荷里活片如虎添翼，進一步打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另一方面則令該地區的電影人才凋零。香港是很好的例子，吳宇森周潤發對香港市場──甚至是所有華語觀眾──來說都是台柱級巨星，然而，他們在荷里活來說只是二三線角色，吳宇森多年來只有一部《奪面雙雄》成績尚算不俗，而周潤發更慘，十年來可說是投閒置散，苦無突破。換言之，對荷里活來說，如吳宇森及周潤發的貨色只是「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職業特工隊》就算沒有吳宇森也不愁找不到別人拍，但是，他們的離去卻令香港影市頓失支柱，而一向崇洋而思考簡單的香港傳媒還一直推崇他們「為港人爭光」，而他們大概也自覺是「中國人之光」。由此可見，全球化的壟斷局面其實還多虧此等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無謂的自卑／自大心理，這是全球化得以勢如破竹的深層文化因素，不可謂不可怕。
全球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文化掌控權──也很棘手。現在，一部華語片要打進國際，有兩個渠道：第一，以得獎的藝術片的姿態進入Art House形式的藝術影院，這種發行形式的影響力有限；第二，則像《功夫》由荷里活公司出資及發行。如此，一部華語片要被西方廣泛認識，必須用荷里活的錢、靠美國的發行網絡、迎合荷里活的話事人及美國觀眾的口味。這就是本土趣味的縮減及所謂的文化一體化的原因。
再來，就是誰為文化發言的問題。在強弱懸殊的關係下，荷里活片當然比香港或日本電影的影響力大得多。《標殺令》令日本人不滿，他們覺得此片濫用及歪曲了日本傳統文化，而香港影評也指出此片只是有形無神地挪用香港功夫片元素。然而，一百部港產片的影響力也不及一部《標殺令》，它輕易地為西方觀眾塑造了東方文化的「奇特」形象。又如《最後武士》，雖然對日本武士道文化大加頌揚，但也有扭曲日本歷史之嫌。只是，無論它是否拍得好，你都無法扭轉一部全球票房達數億美元的大片對文化的影響。
思考全球化的方式：拒絕決定論
不過，也有人認為反對全球化的人以陰謀論的思考、二元對立的方式，妖魔化了全球化。在此，我只想舉一個例子：李安。他的《臥虎藏龍》用了荷里活的資金、中港台的幕前幕後精英、中國的武俠小說，這是典型的全球化產品。然而，此片既拍出了內斂情感、融情入景的東方特質，又結合了個人主義及女性自立等現代議題，那都盡是人類古今中外都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而且，電影所涉及的社會制約與父權文化根本就是李安電影一直以來的主題，他成功延續個人風格。《臥虎藏龍》拍出了全球化電影產品的一種良好典範：有深厚的東方文化，也令外國觀眾看得津津有味，他真的做到了推動多元文化。
我不是想用李安的成功來推翻所有對全球化的憂慮，我也很相信有李安的功力的華人導演絕對是少數中的少數──你看看吳宇森及成龍在荷里活拍的超爛片就知道。我只想指出，當我們以「受害者」自居，以「敵我分明」的方式思考，那往往會以偏概全，例如：如果說《標殺令》沒有俠義的文化底蘊，難道大部分粗製濫造的港產武俠片就有？如果說《最後武士》對日本歷史有偏頗，難道由日本人執導就一定完全尊重歷史？如果港產片有荷里活的文化優勢與經驗實力，他們又難道不會大肆擴張版圖？
反全球化的學說其實像任何批判理論，都是對抗既有的不公狀態的一種思考方式，有意義也有價值，但是，它不應該是不可質疑的。全球化對電影藝術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當中卻未必全是一面倒的壞。無論是看世界大勢，又或是看電影，最重要的其實是拒絕任何「決定論」，保持批判思維。（看電影系列．十）
(刊於<新生代>雜誌,2006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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