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

文：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

《生來奔跑》

坐在紐澤西長堤西區巷七又二分之一號，我剛租的一間小屋裡的床邊，我寫了〈生來奔跑〉。當時我正給自己上五、六○年代搖滾樂的速成課。我在屋側的小桌上擺了一台黑膠唱片機，只要懶懶翻個身，就能將唱針放上當時我最愛的唱片。晚上，我會關掉燈，跟著洛伊．奧比森、菲爾．史佩克特（Phil Spector）和杜恩．艾迪一起漂流，墜入夢鄉。這些唱片用六○末至七○年代初的搖滾樂力有未逮的口吻跟我說話，愛、工作、性、玩樂。感覺起來，史佩克特和奧比森陰鬱的愛情觀跟我的觀念十分契合：愛情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命題。這些都是製作精良、極富想像力的唱片，有絕佳的歌曲、絕佳的嗓音、絕佳的編曲和優秀的音樂才能為動力，洋溢著真正的錄音室天分與令人屏息的熱情，而且它們紅透半邊天！歌曲裡幾乎聽不出放縱，沒有恣意擴張的吉他獨奏或綿延無盡的霸道擊鼓。當然有歌劇般的氣氛和磅礡的氣勢，但也有節制。

當我步入創作〈生來奔跑〉的初期階段，這種藝術性吸引著我。出自杜恩．艾迪的是吉他的聲音，「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還有「叭叭叭叭」的撥弦；源於洛伊．奧比森的是圓潤飽滿、歌劇般的主唱音色：一個胸懷熱望但天分有限的年輕人，試圖模仿他的偶像；汲取自菲爾．史佩克特的是那股製造撼動世界的巨大聲響的企圖心。我想要製作一張聽起來是地球最後一張的唱片，你能聽到的最後一張唱片，你需要聽的最後一張。聽完光榮的聲響，便是世界末日。貓王賦予了我這張唱片肢體的衝勁；狄倫，不用說，貫穿在整首歌的意象和概念：我寫的不只是某件事物，這就是世間一切。

我以吉他反覆連彈開場。獻出好的前奏，就能輕鬆上路。一邊隨意地走和弦，一邊咕噥，喃喃自語，然後唱出：「寶貝，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這就是我的人生。〈生來奔跑〉這個歌名我相信在別的地方見過，可能是某台行經阿斯伯里環道的車子，用銀色粉末寫在車蓋上；可能在六○年代初期某部談改裝車的二流電影裡看到的，那種電影我當時看很多；也可能是某個「巡迴賽」的週六晚上，依附在金斯利街和海洋大道的海水與一氧化碳混合物上，從空中飄過。無論它來自哪裡，都具備暢銷唱片熟悉與新穎的特性，能激發聽者心中的訝異和認可，帶來一陣衝擊。好像它一直在那裡，又好像你從沒聽過這樣的東西。

這不是一首容易寫的歌。我從那個下午開始寫主旋律，但還要歷經六個月的試煉和磨難才會完成。我想要運用典型的搖滾樂意象：路、車子、女孩……還有什麼呢？那是將查克．貝里、海灘男孩樂團（The Beach Boys）、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和自汽車發明以來每一個被公路迷途人發揚光大的語言。但要讓這些意象緊扣人心，我必須把它們塑造成新的事物，超越懷舊、感傷與熟悉。

我是越戰時期長大的美國小孩，成長過程中見證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和麥爾坎．X遇刺身亡。這個國家感覺不再像是艾森豪五○年代所說的純真之地。政治謀殺、經濟不公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都是強大而殘酷的現實。這些議題以往都被推擠到美國人生活的邊緣，但現在不一樣了。空氣中瀰漫著恐懼——事情可能無法解決、道德精神空虛、我們懷抱的夢想已被玷汙、未來永無保障。這是新的地貌，而如果我要讓我的角色走上那條公路，我必須將這些事情全塞進車子裡。非這樣不可，這是這個時代的需求。

想要向前走，我們必須願意承擔種種未和解的過去，同時肩負個人與歷史責任的時代已經來臨。我一開始寫了一些陳腔濫調，然後靈機一動：「白天，我們在失控的美國夢街道上揮灑汗水……」這是「死亡陷阱」、「自殺罪」。「我想要捍衛你的夢想和願景……我想要知道愛是不是真實的？」就是這些面臨危機：你的夢想，你的願景。「溫蒂，我們可以一起與悲傷共存，我會用盡靈魂裡的狂熱來愛你……」因為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有一天……不知道何時，我們會到達那個地方，我們真正想去的地方，走在陽光下……」但在那之前，我們只有這條路，永遠存在的現在——這就是搖滾樂的火種，搖滾樂的精髓。「寶貝，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

幾個月來，我能感受我急欲訴說的故事點滴滲入我的歌詞。慢慢地，我發現我唱得出口的字眼，總是我最初、最終、唯一的前行標準。慢慢地，那感覺變得真實。所以它完成了。我的試金石，我新唱片的藍圖，全都包覆在改裝車的轆轆聲響和低預算的電影場景中——製造了很多垃圾，卻也完美地去除了這首歌的矯揉造作。

歌詞寫好了，我們卻搞不定樂器錄下的聲音：鼓聲、吉他聲。我們將樂音疊樂音，音混了又混，一軌接一軌，將段落集結起來，終於將我們超量的72軌搖滾樂嵌在九一四錄音室可用的16軌上。這將是「蹦」唯一一次幫東街樂團的錄音作品打鼓，不錯的選擇；也是我和大衛．山休斯合作的最後一次錄音，他沒多久便獲得「哥倫比亞」的獨唱藝人合約。這兩人一起離開樂團，就在我們名利雙收之前！這也是我們最後一張在九一四錄音室製作的唱片，和唯一一張製作團隊只有麥克和我的唱片。當我們早上八點坐在錄音室裡，因熬夜一整晚試著搞定混音而精疲力竭，預約下一場錄音的人開始敲打我們反鎖的門。那個時代還沒有自動化或電腦化的混音板，全都要手動操作。我們的錄音師路易．拉哈夫左手操縱吉他的混音器，右手控制鍵盤；麥可可能會調整歌聲與最後一句主歌的木吉他；我則從他們背後伸手調節吹到高潮的薩克斯風獨奏和尾奏的吉他重複樂句。一次到位，一氣呵成，不剪接、不編輯。當吼叫和敲門聲愈來愈大，我們再來一次。搞定了，我們心想，實情是我們已經累得無法判斷。我將錄音帶回家，每天早晨播放，和穿過臥室窗戶的陽光一起叫我起床。聽起來很棒。我帶回家的正是我希望錄製出來的成果。這種事不常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