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交所再創新高!一文回顧港交所命運的五個歷史性時刻

港交所再创新高!一文回顾港交所命运的五个历史性时刻

港交所再創新高!一文回顧港交所命運的五個歷史性時刻

熱門 2020/07/02 14:25  格隆匯

7月2日,2020年下半年港股第一个交易日,港交所涨4%,再创历史新高,市值达4351亿港元。

自从上市新规实行以来,越来越多新经济、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上市,阿里巴巴、网易、京东等明星中概股也陆续在港二次上市,港交所迎来高光时刻。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港交所上市二十周年之际,发表题为《388,好球!》的网志庆祝,表示:

在过去的十年里,香港交易所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 通过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我们实现了对大宗商品业务「零的突破」,对国际拓展"零的突破"

  • 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我们实现了在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环境下中国与世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突破

  • 通过对上市规则的重大改革,我们实现了拥抱新经济,拥抱新科技的突破

本文回顾了港交所五个历史性时刻。

2000年6月27日,香港交易所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交易。按照前复权的上市发行价计算,港交所20年的涨幅为163倍,年均复合收益率为29%。

长期来看,港交所的股票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高的投资回报,是因为它一直维持高增长的属性;然而香港的经济体量、人口增长、以及市场纵深都非常狭小,不足以支持港交所的长期增长性。

事实上,港交所的高增长性来源于其历史上多次转型,每一次都准确地捕捉到当时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前沿脉搏,从不掉队,使其从一个亚洲二流的区域性交易所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与集资中心,进而朝着财富管理中心发展。

纵观港股的历史,有五次重大转折,为港交所提供了五次重大机遇。本文带您回顾这五次重个历史性时刻,重温港交所发展的历程,总结成败得失,作为港交所上市20周年纪。

前言 初识股灾(1973)

1973年3月9日,香港恒生指数创股市建立以来的新高1744.96点。自1972年1月恒指盘桓见底(323点)以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大盘翻了5.5倍。

在1972-1973年间,当时的「华资地产五虎」——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隆地产、合和实业、大昌地产——全部上市,成为当时港股史上最大的IPO潮。

1972年10月,牛奶公司遭遇英资地产大佬「置地公司」的敌意收购,置地拟透过「二换一」敌意收购,牛奶公司大股东通过增持抬高股价防御。

大盘登顶、IPO扎堆、天量融资、巨无霸级并购……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

由于当时上市公司属于稀缺资源,只要想上市就要贿赂交易所。加之监管尚不健全,引来不少希望上市一夜暴富的骗子公司,通过造假的财务数据,圈钱后便跑路。

资本家的无限游戏,在民间幻化成一场 「股市造富」运动。

无知无畏的人们疯狂地冲入股市,仿佛晚了一步,就会错过从此财务自由的机会。为了给股市降温,交易所使用消防水龙头射向人群,都不起作用。最终,1973年3月9日,恒指以1774.96点收盘,成为此次疯狂牛市的顶点。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恒生指数跌去三分之二的价值,在5月9日见到656.03点的低位。稍微反弹之后,继续下跌。漫漫熊市持续了1年零9个月,直到1974年12月10日(150点),才终于见底,累计跌幅已超过90%……

谈起港股与港交所的历史,就不能不提1973年这次股灾;不仅因为这是港股史上第一次股灾,而且这是港英殖民地时期,在资本没有任何约束、中小投资者没有任何保护的前提下,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战。

引发1973股灾的原因,以及股灾所暴露出的问题,是香港这个金融市场的野蛮原核,也是嗣后所有改革的出发点。

1、四所合并(1986)

1986年4月2日上午10点,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彭励治(Bremridge),在港交所的电子交易系统中按键下单,买入100股太古洋行的股票。

这笔示意性的交易,正是刚刚完成「四所合并」而组建起来的香港联合交易有限公司(简称「联交所」)的第一笔交易。

当天恒生指数收盘1603.27点,大盘成交3300万股,成交金额2.26亿港元。

从这一天开始,香港股市结束了「四龙治水」的局面,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合法的证券交易所。新成立的港交所的第一任主席,便是李福兆。

李福兆,祖籍广东,1929年生于香港,是早期香港银行家族李佩材的长子孙。在世代为商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福兆在美国留学毕业后,便早早地投身证券行业,崭露头角。

当时香港的证券行业完全被英国人垄断,华商作为当时正在崛起的势力,为了谋求上市融资,不得不贿赂当时证券交易所的董事局,风气败坏如斯。

1969年,李福兆决定,凭借自己的才华与人脉,开设一家华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这便是后来的远东交易所(俗称「远东会」)。

随后,1971年,金银证券交易所成立,俗称「金银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成立,俗称「九龙会」。与成立最早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会)形成「四所并立」的格局。

交易所「四所并立」的局面给香港的金融业造成很大的麻烦,形成了大量的监管真空区,风险与隐患越来越大。

虽然当时的华人都知道合并是大势所趋,但是以英国人为主导的香港会内部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形成了主张合并与反对合并的两派。而「香港会」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会」与「远东会」的合并计划泡汤。

但这终究是一个插曲。自从1974年成立「香港证券交易所联会」(HK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以来,四间交易所之间就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协商越来越频密。

最终,1986年,「四所合并」的方案敲定;四家交易所定于3月27日收盘后停止各自的交易,而4月2日开始,在新成立了联交所开盘交易。而作为对四所合并贡献最大的李福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组建的「联交所」的第一任主席。

1986年3月27日,恒生指数收盘1625.94点。

出任联交所主席后,李福兆的命运的急转直下可谓戏剧性。尽管早在1969年,正是因看不惯英国人垄断上市资源收受贿赂而成立「远东交易所」;然而在联交所成立之后,1988年,李福兆却因涉嫌受贿被廉政公署拘捕,判处四年监禁。

这仿佛是命运与李福兆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

毕竟,证券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离钱太近,离人性太近,机会天天有,诱惑到处是:如何把持住自己,不容易。

李福兆出狱之后,在泰国隐居,变得低调而收敛,在外人面前,则常用苏东坡的诗自我嘲解:「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吾儿余且鲁,无灾无患到公卿。」

四所合并,注定是港股与港交所当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论李福兆对于当代港交所的贡献,则不啻为实际意义上的创始人。

在李福兆转身隐去之后,港交所的历史与命运,便交与下一位舵手。

2、「李业广上书」(1993)

1993年7月15日,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人头攒动,喜气洋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天,每一位嘉宾手中都拿着一扎啤酒——青岛啤酒。

当天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青岛啤酒,是第一只内地公司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集资的股票。青啤H股成功上市,翻开了香港股市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而提出「H股」这个理念的,是时任港交所主席李业广。

20世纪90年代,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愈发强烈;然而此时中国内地的财富积累尚不足以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于是,引进外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当时担任港交所主席的李业广,深谙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以及内地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迅速意识到两者结合可能产生的巨大效应。

于是,在1992年,李业广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上书」,陈述内地国企赴港上市的构想。这一事件史称「李业广上书」。

在李业广之前,港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大多是香港本地企业与英资企业,例如长和、太古、置地、港灯、中电、中华煤气之类。而国企想要在香港市场募集资金,大多为借壳上市或通过附属子公司上市红筹架构。

例如1986年招商局和兆亚国际组成新思想公司注资友联银行(今工银亚洲);1990年中信入股泰富发展,并注资国泰航空、港龙航空等,形成现在的中信泰富;以及1992年,招商局附属公司海虹股份在港上市,成为第一只红筹股。(海虹股份上市后几个月内,股价就从上市的2.8港元,飙升至15港元,可见资金对优质国资标的的需求之甚。)

李业广上书之后,国企可以直接在港股市场上市。自此,香港市场开启了「H股」时代。

根据港交所披露额数据,1993年开始,内地企业不论是以红筹架构还是H股方式上市的数量与集资金额迅速增加。截至2019年底,内地企业以H股和红筹架构方式上市集资总额超过4.7万亿港元。

在2007-2008年国企赴港上市的顶峰阶段,H股+红筹架构企业曾一度主导香港股市,两者市值在香港全市场占比在2008年曾超过80%!

国企赴港上市,为曾经的香港股市打下了深深地烙印,深远地改变了港股市场,也助力香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

当年那一波H股上市的影响持续至今。列数至今为止香港集资金额最高的10家公司,除友邦保险、百威亚太之外,其余八家都是中国企业;且除了阿里巴巴和中国联通之外,全部为国企H股。

李业广上书与国企赴港上市,为香港股市注入了「内地基因」与「改革基因」,是港交所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在2006年李业广退休之后,经历了夏佳理(Ronald Arculli)时期短暂的调整(这段时期史称「李规夏随」,即李业广定下的框架,夏佳理因循承袭)后,港交所迎来了她的下一位改革家——李小加。

3、互联互通(2014)

2014年11月17日,港交所大厅喜气洋洋,作为连接香港市场与内地股市的制度安排「互联互通」其中之一的「沪港通」正式落地。两年之后,2016年12月8日,深港通开通。至此,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架构全部完成。

然而,作为连接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沪港通刚刚开通的时候,却既不叫好,也不叫座。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首日,恒生指数不升反跌,收市报23797.08点,跌幅1.21%。北向资金额度在下午1点55分用尽,但南向资金成交冷淡,只用了总额度的17%。

第二日,2014年11月18日,恒生指数继续下跌,全日跌幅为1.13%,而互联互通交易继续冷却,北向通与南向通的使用额度分别仅为37%和7.6%。

随后两天,恒指继续下挫,两日跌幅分别为0.66%和0.10%。互联互通的成交接近冰点。

开通一周即遭遇寒流,然而作为时任港交所CEO的李小加先生,对此却相当乐观。他说:我们是负责建桥的,桥建起来,不怕没有人走。

李小加先生对互联互通的积极态度,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他对当今时代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新格局而提出的。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居民财富的积累、以及上海和深圳作为内地本土金融中心的迅猛发展,香港曾经作为国际资金进入中国的跳板、以及中国企业海外集资的平台的地位逐渐弱化;相反,香港作为中国居民接触到海外资本市场的优质标的与优质产品的意义,在逐渐凸显。海外房产配置、美元保单等生意在香港的兴起,绝非偶然。

这个时候,香港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外面的钱流入到中国,也在于帮助中国的钱有序地参与到对海外优质资产的投资。

随后几年之中,李小加的远见越来越得到证实。从2015年开始,随着行情转暖,沪港通为港股市场迎来了第一波内地资金。

2015年4月8日,恒生指数大涨961点,收盘涨幅3.8%。港股通单日使用额度105亿于当日下午2时09分用尽。大牛市的行情自此引爆;然而如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快。

但在随后几年之中,北上资金与南下资金开始为A股和港股市场结构带来一些长期的、深远的、有益的改变。

2017年,南下资金的「买买买」造就了港股史无前例的大牛市。这一年,许多股票在南下资金的推动下,创历史新高,股价涨幅数以倍计。

2018与2019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股票指数将A股纳入选股范围,导致大量被动基金(ETF)借道陆股通增持A股,到目前,外资已经成为A股投资者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9年,北上资金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南向资金超过100亿元港币。A股与港股两市的联通与互动效应已经非常重要。

4、「同股不同权」(2018)

2018年7月12日,修葺一新的港交所上市仪式大厅里,屏幕下方摆了四面金色大锣。这已经是上市仪式大厅能够容纳的极限。

即便如此,在这一天上市的8家公司,八位负责人,仍然不得不两人「共享」一面锣——上市太火爆,锣不够用了。

这八家公司(指尖悦动、英恒科技、弘阳地产、齐屹科技、映客互娱、天立教育、人和科技、恒伟集团)倒没什么太出名的,但是八家公司同一天上市,说明这一年港股IPO这个市场的极度火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2018年4月修订上市规则的「新政」。

港股长期以来令人诟病之处,也在于金融和地产公司太多,新经济公司很少;特别是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科技创业公司上市,使得港股错过了科技与互联网繁荣的十年。

对于这一点,特别由此导致的在2014年港交所与阿里巴巴IPO失之交臂,港交所掌门人李小加表现出惋惜。他说,丢掉一家公司对于港交所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如果因此而错过整整一代科技创新型公司以及新经济公司,那就是重大损失。

2018年4月,港交所推出上市新规,接受接纳「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以及「尚无盈利史」的公司上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股票代号后面添加英文字母W(weighted),而生物医药公司在代号后添加B(biological)。这两项新政,将遗留自港英时期傲慢僵化的规则破除一空。

随后,大量同股不同权与生物医药公司如过江之鲫,纷纷登陆港股。

虽然2018年行情波动较大,许多公司上市之后都破发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把公司吸引来上市,就等于为市场增加了好的标的;如果是有潜力的公司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跑出来。

到今天,诸如美团、海底捞等公司,已经发展成为资金追逐的牛股。

5、中概股回归(2020)

今年6月,人们突然之间意识到,2018年4月推出的上市新规,竟然为港交所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彩蛋——中概股归回。

遥想当年,2000年6月,港交所作为上市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代号388,当时正值那一波科技泡沫(.com bubble)的顶峰期;然而,由于港股上市规则限制,导致从那之后崛起的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不得不远赴美国上市。

从2000年开始,香港市场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直到2018年之前,还是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的那几家,腾讯、中兴、舜宇光学、瑞声科技、电讯盈科;而这其中,与互联网沾上边的,恐怕只有腾讯。

李小加说的不错,这20年,港股错过了整整一代科技企业。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捉摸不定。

2020年,随着中美摩擦升温,许多中概股开始考虑回归港股甚至A股科创板上市,作为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方式。出现了一种奇观:当年因为同股不同归规则无法在香港上市,继而远赴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现如今开始排着队「回家」。

今年6月,正值港交所上市20周年之际,已经有网易和京东这两大巨头登陆港交所。传闻准备回港上市或二次上市的中概股,还有百度、携程、拼多多等。如果这一波科技公司都回来了,那么港交所有望成为真正的中国版纳斯达克。

港股「失去」的二十年科技梦,终于圆满了。

6月24日,港交所股价触及历史新高321.8港元。自今年3月疫情爆发至今,港交所的涨幅已经接近60%。特别是今年6月开始,随着「中概股回归」的预期加强,港交所的股价明显向上突破。港交所的增长空间,再次打开。

尾声

纵观港股与港交所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3之前):上市公司多数为英资或本地财团家族,那时的股市是资本家收割中小投资者的赤裸裸的工具。这一阶段随着1973年股灾以及随后廉政公署成立,麦理浩推行新政,成为历史。

第二阶段(1973-1993):这段期间,港股成为本地崛起中的企业(华商五虎、地产四大家族等)提供融资集资平台,港股史上一系列经典的资本收购战,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例如李嘉诚包玉刚联手收购九龙仓、四大华资联手收购置地、长江地产收购和记黄埔等。

第三阶段(1993-2014):这段期间,港股主要为中国内地企业(特别是国企)提供融资平台,满足了中国企业海外集资的刚性需求。H股与红筹股在市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第四阶段(2014-2018):这段期间,随着互联互通的落地,港股成为内地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选项之一,满足的是内地资金进行全球配置的刚性需求。这个阶段还在进行。

第五阶段(2018至今):这段期间,以上市新规的施行为分界标志,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生物医药公司、新经济公司开始在香港上市;特别是伴随着阿里回港、网易回港、京东回港这三宗交易,港股开始成为中概股回归中国市场的落脚点之一。

随着这一趋势的演绎,港股市场的优质资产会越来越多,为内地资金提供全球配置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使得香港从一个发行与集资型金融中心,朝着投资与财富配置型金融中心转型:这将是未来20年香港的历史大机遇。

纵观香港的历史,这座城市的命运从来都与中国大陆的国运休戚相关。

纵观港交所的历史,每当香港的命运每次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港交所都准确地把我了时代的脉搏,引领香港金融业的转型。

历史的脉络与逻辑是清晰的,从四所合并到李业广上书,从互联互通到同股不同权,港交所改革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港交所的改革基因,一直在驱动着这座交易所、以及这座金融城市,向着更高的维度演进。

而港交所之所以能够把握住每次转型的机遇,在我看来,无外乎抓住了香港在全球地理与经济合作格局中的关键位置,以及港交所不同于内地本土两大交易所(上交所与深交所)的独到之处。概括起来无非是一个词:

连通。

在2019年度业绩的视频发布中,即将卸任的港交所CEO李小加先生概括经营管理港交所的理念,以及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也是这一个词:连通(Connect)。

四所合并是香港内部证券交易的连通,H股上市是将内地国企与海外资金进行连通,沪港通与深港通是将内地与香港的交易所资源进行连通,而「同股不同权」的新政以及吸纳中概股回归等策略,则是将走在当今世界科技与商业最前沿的优质企业与企业家连通到港股这个平台上,进而再与内地资金连通。

当前,时代的大潮,将港交所推向了潮头浪尖。近期一些本地的以及大国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使得不少人担忧香港的前途。

在这个时候,正值港交所上市二十周年,在我看来,回顾港交所百年的历史,以及二十年的上市史,如果说能够总结出什么经验的话,我想,经验就一条:

不论国际环境如何波谲云诡,只要紧紧依托中国大陆,围绕「连通」这个核心理念,那么不论是港交所还是香港金融市场的地位,就不仅会受到损伤,相反可能会加强。

编辑/Ray

7月2日,2020年下半年港股第一個交易日,港交所漲4%,再創歷史新高,市值達4351億港元。

自從上市新規實行以來,越來越多新經濟、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上市,阿里巴巴、網易、京東等明星中概股也陸續在港二次上市,港交所迎來高光時刻。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港交所上市二十週年之際,發表題為《388,好球!》的網誌慶祝,表示:

在過去的十年裏,香港交易所經過不懈的努力,在三個方面實現了重大的突破:

  • 通過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我們實現了對大宗商品業務「零的突破」,對國際拓展"零的突破"

  • 通過滬深港通、債券通,我們實現了在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環境下中國與世界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突破

  • 通過對上市規則的重大改革,我們實現了擁抱新經濟,擁抱新科技的突破

本文回顧了港交所五個歷史性時刻。

2000年6月27日,香港交易所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交易。按照前復權的上市發行價計算,港交所20年的漲幅為163倍,年均複合收益率為29%。

長期來看,港交所的股票之所以能夠提供如此高的投資回報,是因為它一直維持高增長的屬性;然而香港的經濟體量、人口增長、以及市場縱深都非常狹小,不足以支持港交所的長期增長性。

事實上,港交所的高增長性來源於其歷史上多次轉型,每一次都準確地捕捉到當時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前沿脈搏,從不掉隊,使其從一個亞洲二流的區域性交易所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與集資中心,進而朝着財富管理中心發展。

縱觀港股的歷史,有五次重大轉折,為港交所提供了五次重大機遇。本文帶您回顧這五次重個歷史性時刻,重温港交所發展的歷程,總結成敗得失,作為港交所上市20週年紀。

前言 初識股災(1973)

1973年3月9日,香港恆生指數創股市建立以來的新高1744.96點。自1972年1月恆指盤桓見底(323點)以來,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大盤翻了5.5倍。

在1972-1973年間,當時的「華資地產五虎」——長江實業、新鴻基地產、恆隆地產、合和實業、大昌地產——全部上市,成為當時港股史上最大的IPO潮。

1972年10月,牛奶公司遭遇英資地產大佬「置地公司」的敵意收購,置地擬透過「二換一」敵意收購,牛奶公司大股東通過增持抬高股價防禦。

大盤登頂、IPO扎堆、天量融資、巨無霸級併購……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瘋狂。

由於當時上市公司屬於稀缺資源,只要想上市就要賄賂交易所。加之監管尚不健全,引來不少希望上市一夜暴富的騙子公司,通過造假的財務數據,圈錢後便跑路。

資本家的無限遊戲,在民間幻化成一場 「股市造富」運動。

無知無畏的人們瘋狂地衝入股市,彷彿晚了一步,就會錯過從此財務自由的機會。為了給股市降温,交易所使用消防水龍頭射向人羣,都不起作用。最終,1973年3月9日,恆指以1774.96點收盤,成為此次瘋狂牛市的頂點。

在隨後的兩個月裏,恆生指數跌去三分之二的價值,在5月9日見到656.03點的低位。稍微反彈之後,繼續下跌。漫漫熊市持續了1年零9個月,直到1974年12月10日(150點),才終於見底,累計跌幅已超過90%……

談起港股與港交所的歷史,就不能不提1973年這次股災;不僅因為這是港股史上第一次股災,而且這是港英殖民地時期,在資本沒有任何約束、中小投資者沒有任何保護的前提下,一場赤裸裸的財富掠奪戰。

引發1973股災的原因,以及股災所暴露出的問題,是香港這個金融市場的野蠻原核,也是嗣後所有改革的出發點。

1、四所合併(1986)

1986年4月2日上午10點,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彭勵治(Bremridge),在港交所的電子交易系統中按鍵下單,買入100股太古洋行的股票。

這筆示意性的交易,正是剛剛完成「四所合併」而組建起來的香港聯合交易有限公司(簡稱「聯交所」)的第一筆交易。

當天恆生指數收盤1603.27點,大盤成交3300萬股,成交金額2.26億港元。

從這一天開始,香港股市結束了「四龍治水」的局面,聯交所成為香港唯一合法的證券交易所。新成立的港交所的第一任主席,便是李福兆。

李福兆,祖籍廣東,1929年生於香港,是早期香港銀行家族李佩材的長子孫。在世代為商的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李福兆在美國留學畢業後,便早早地投身證券行業,嶄露頭角。

當時香港的證券行業完全被英國人壟斷,華商作為當時正在崛起的勢力,為了謀求上市融資,不得不賄賂當時證券交易所的董事局,風氣敗壞如斯。

1969年,李福兆決定,憑藉自己的才華與人脈,開設一家華人自己的證券交易所。這便是後來的遠東交易所(俗稱「遠東會」)。

隨後,1971年,金銀證券交易所成立,俗稱「金銀會」;1972年,九龍證券交易所成立,俗稱「九龍會」。與成立最早的香港證券交易所(香港會)形成「四所並立」的格局。

交易所「四所並立」的局面給香港的金融業造成很大的麻煩,形成了大量的監管真空區,風險與隱患越來越大。

雖然當時的華人都知道合併是大勢所趨,但是以英國人為主導的香港會內部卻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形成了主張合併與反對合並的兩派。而「香港會」內部的分歧最終導致1977年「香港會」與「遠東會」的合併計劃泡湯。

但這終究是一個插曲。自從1974年成立「香港證券交易所聯會」(HK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以來,四間交易所之間就未來發展的討論與協商越來越頻密。

最終,1986年,「四所合併」的方案敲定;四家交易所定於3月27日收盤後停止各自的交易,而4月2日開始,在新成立了聯交所開盤交易。而作為對四所合併貢獻最大的李福兆,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新組建的「聯交所」的第一任主席。

1986年3月27日,恆生指數收盤1625.94點。

出任聯交所主席後,李福兆的命運的急轉直下可謂戲劇性。儘管早在1969年,正是因看不慣英國人壟斷上市資源收受賄賂而成立「遠東交易所」;然而在聯交所成立之後,1988年,李福兆卻因涉嫌受賄被廉政公署拘捕,判處四年監禁。

這彷彿是命運與李福兆開的一個天大的玩笑。

畢竟,證券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離錢太近,離人性太近,機會天天有,誘惑到處是:如何把持住自己,不容易。

李福兆出獄之後,在泰國隱居,變得低調而收斂,在外人面前,則常用蘇東坡的詩自我嘲解:「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吾兒餘且魯,無災無患到公卿。」

四所合併,註定是港股與港交所當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而論李福兆對於當代港交所的貢獻,則不啻為實際意義上的創始人。

在李福兆轉身隱去之後,港交所的歷史與命運,便交與下一位舵手。

2、「李業廣上書」(1993)

1993年7月15日,香港聯交所交易大廳人頭攢動,喜氣洋洋。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天,每一位嘉賓手中都拿着一紮啤酒——青島啤酒。

當天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的青島啤酒,是第一隻內地公司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集資的股票。青啤H股成功上市,翻開了香港股市歷史上嶄新的一頁。而提出「H股」這個理念的,是時任港交所主席李業廣。

20世紀90年代,正在崛起中的中國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愈發強烈;然而此時中國內地的財富積累尚不足以為企業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於是,引進外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當時擔任港交所主席的李業廣,深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以及內地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迅速意識到兩者結合可能產生的巨大效應。

於是,在1992年,李業廣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先生「上書」,陳述內地國企赴港上市的構想。這一事件史稱「李業廣上書」。

在李業廣之前,港股市場的上市公司大多是香港本地企業與英資企業,例如長和、太古、置地、港燈、中電、中華煤氣之類。而國企想要在香港市場募集資金,大多為借殼上市或通過附屬子公司上市紅籌架構。

例如1986年招商局和兆亞國際組成新思想公司注資友聯銀行(今工銀亞洲);1990年中信入股泰富發展,並注資國泰航空、港龍航空等,形成現在的中信泰富;以及1992年,招商局附屬公司海虹股份在港上市,成為第一隻紅籌股。(海虹股份上市後幾個月內,股價就從上市的2.8港元,飆升至15港元,可見資金對優質國資標的的需求之甚。)

李業廣上書之後,國企可以直接在港股市場上市。自此,香港市場開啟了「H股」時代。

根據港交所披露額數據,1993年開始,內地企業不論是以紅籌架構還是H股方式上市的數量與集資金額迅速增加。截至2019年底,內地企業以H股和紅籌架構方式上市集資總額超過4.7萬億港元。

在2007-2008年國企赴港上市的頂峯階段,H股+紅籌架構企業曾一度主導香港股市,兩者市值在香港全市場佔比在2008年曾超過80%!

國企赴港上市,為曾經的香港股市打下了深深地烙印,深遠地改變了港股市場,也助力香港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的IPO市場。

當年那一波H股上市的影響持續至今。列數至今為止香港集資金額最高的10家公司,除友邦保險、百威亞太之外,其餘八家都是中國企業;且除了阿里巴巴和中國聯通之外,全部為國企H股。

李業廣上書與國企赴港上市,為香港股市注入了「內地基因」與「改革基因」,是港交所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在2006年李業廣退休之後,經歷了夏佳理(Ronald Arculli)時期短暫的調整(這段時期史稱「李規夏隨」,即李業廣定下的框架,夏佳理因循承襲)後,港交所迎來了她的下一位改革家——李小加。

3、互聯互通(2014)

2014年11月17日,港交所大廳喜氣洋洋,作為連接香港市場與內地股市的制度安排「互聯互通」其中之一的「滬港通」正式落地。兩年之後,2016年12月8日,深港通開通。至此,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架構全部完成。

然而,作為連接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滬港通剛剛開通的時候,卻既不叫好,也不叫座。2014年11月17日滬港通開通首日,恆生指數不升反跌,收市報23797.08點,跌幅1.21%。北向資金額度在下午1點55分用盡,但南向資金成交冷淡,只用了總額度的17%。

第二日,2014年11月18日,恆生指數繼續下跌,全日跌幅為1.13%,而互聯互通交易繼續冷卻,北向通與南向通的使用額度分別僅為37%和7.6%。

隨後兩天,恆指繼續下挫,兩日跌幅分別為0.66%和0.10%。互聯互通的成交接近冰點。

開通一週即遭遇寒流,然而作為時任港交所CEO的李小加先生,對此卻相當樂觀。他説:我們是負責建橋的,橋建起來,不怕沒有人走。

李小加先生對互聯互通的積極態度,並不是拍腦袋,而是基於他對當今時代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新格局而提出的。

隨着中國經濟增長與居民財富的積累、以及上海和深圳作為內地本土金融中心的迅猛發展,香港曾經作為國際資金進入中國的跳板、以及中國企業海外集資的平台的地位逐漸弱化;相反,香港作為中國居民接觸到海外資本市場的優質標的與優質產品的意義,在逐漸凸顯。海外房產配置、美元保單等生意在香港的興起,絕非偶然。

這個時候,香港的意義不僅在於讓外面的錢流入到中國,也在於幫助中國的錢有序地參與到對海外優質資產的投資。

隨後幾年之中,李小加的遠見越來越得到證實。從2015年開始,隨着行情轉暖,滬港通為港股市場迎來了第一波內地資金。

2015年4月8日,恆生指數大漲961點,收盤漲幅3.8%。港股通單日使用額度105億於當日下午2時09分用盡。大牛市的行情自此引爆;然而如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但在隨後幾年之中,北上資金與南下資金開始為A股和港股市場結構帶來一些長期的、深遠的、有益的改變。

2017年,南下資金的「買買買」造就了港股史無前例的大牛市。這一年,許多股票在南下資金的推動下,創歷史新高,股價漲幅數以倍計。

2018與2019年,隨着越來越多的全球股票指數將A股納入選股範圍,導致大量被動基金(ETF)借道陸股通增持A股,到目前,外資已經成為A股投資者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9年,北上資金平均每日成交金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南向資金超過100億元港幣。A股與港股兩市的聯通與互動效應已經非常重要。

4、「同股不同權」(2018)

2018年7月12日,修葺一新的港交所上市儀式大廳裏,屏幕下方擺了四面金色大鑼。這已經是上市儀式大廳能夠容納的極限。

即便如此,在這一天上市的8家公司,八位負責人,仍然不得不兩人「共享」一面鑼——上市太火爆,鑼不夠用了。

這八家公司(指尖悦動、英恆科技、弘陽地產、齊屹科技、映客互娛、天立教育、人和科技、恆偉集團)倒沒什麼太出名的,但是八家公司同一天上市,説明這一年港股IPO這個市場的極度火爆。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2018年4月修訂上市規則的「新政」。

港股長期以來令人詬病之處,也在於金融和地產公司太多,新經濟公司很少;特別是不允許同股不同權的科技創業公司上市,使得港股錯過了科技與互聯網繁榮的十年。

對於這一點,特別由此導致的在2014年港交所與阿里巴巴IPO失之交臂,港交所掌門人李小加表現出惋惜。他説,丟掉一家公司對於港交所也許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如果因此而錯過整整一代科技創新型公司以及新經濟公司,那就是重大損失。

2018年4月,港交所推出上市新規,接受接納「同股不同權」的公司、以及「尚無盈利史」的公司上市;「同股不同權」的公司,在股票代號後面添加英文字母W(weighted),而生物醫藥公司在代號後添加B(biological)。這兩項新政,將遺留自港英時期傲慢僵化的規則破除一空。

隨後,大量同股不同權與生物醫藥公司如過江之鯽,紛紛登陸港股。

雖然2018年行情波動較大,許多公司上市之後都破發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只要把公司吸引來上市,就等於為市場增加了好的標的;如果是有潛力的公司的話,用不了多久就會跑出來。

到今天,諸如美團、海底撈等公司,已經發展成為資金追逐的牛股。

5、中概股迴歸(2020)

今年6月,人們突然之間意識到,2018年4月推出的上市新規,竟然為港交所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彩蛋——中概股歸回。

遙想當年,2000年6月,港交所作為上市公司,登陸港股市場,代號388,當時正值那一波科技泡沫(.com bubble)的頂峯期;然而,由於港股上市規則限制,導致從那之後崛起的一大批中國科技企業不得不遠赴美國上市。

從2000年開始,香港市場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直到2018年之前,還是掰着手指頭數得過來的那幾家,騰訊、中興、舜宇光學、瑞聲科技、電訊盈科;而這其中,與互聯網沾上邊的,恐怕只有騰訊。

李小加説的不錯,這20年,港股錯過了整整一代科技企業。

然而歷史就是這麼捉摸不定。

2020年,隨着中美摩擦升温,許多中概股開始考慮迴歸港股甚至A股科創板上市,作為抵禦地緣政治風險的方式。出現了一種奇觀:當年因為同股不同歸規則無法在香港上市,繼而遠赴美國上市的中國科技公司,現如今開始排着隊「回家」。

今年6月,正值港交所上市20週年之際,已經有網易和京東這兩大巨頭登陸港交所。傳聞準備回港上市或二次上市的中概股,還有百度、攜程、拼多多等。如果這一波科技公司都回來了,那麼港交所有望成為真正的中國版納斯達克。

港股「失去」的二十年科技夢,終於圓滿了。

6月24日,港交所股價觸及歷史新高321.8港元。自今年3月疫情爆發至今,港交所的漲幅已經接近60%。特別是今年6月開始,隨着「中概股迴歸」的預期加強,港交所的股價明顯向上突破。港交所的增長空間,再次打開。

尾聲

縱觀港股與港交所的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3之前):上市公司多數為英資或本地財團家族,那時的股市是資本家收割中小投資者的赤裸裸的工具。這一階段隨着1973年股災以及隨後廉政公署成立,麥理浩推行新政,成為歷史。

第二階段(1973-1993):這段期間,港股成為本地崛起中的企業(華商五虎、地產四大家族等)提供融資集資平台,港股史上一系列經典的資本收購戰,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例如李嘉誠包玉剛聯手收購九龍倉、四大華資聯手收購置地、長江地產收購和記黃埔等。

第三階段(1993-2014):這段期間,港股主要為中國內地企業(特別是國企)提供融資平台,滿足了中國企業海外集資的剛性需求。H股與紅籌股在市場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

第四階段(2014-2018):這段期間,隨着互聯互通的落地,港股成為內地投資者與金融機構進行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選項之一,滿足的是內地資金進行全球配置的剛性需求。這個階段還在進行。

第五階段(2018至今):這段期間,以上市新規的施行為分界標誌,越來越多的科技公司、生物醫藥公司、新經濟公司開始在香港上市;特別是伴隨着阿里回港、網易回港、京東回港這三宗交易,港股開始成為中概股迴歸中國市場的落腳點之一。

隨着這一趨勢的演繹,港股市場的優質資產會越來越多,為內地資金提供全球配置的能力會越來越強。使得香港從一個發行與集資型金融中心,朝着投資與財富配置型金融中心轉型:這將是未來20年香港的歷史大機遇。

縱觀香港的歷史,這座城市的命運從來都與中國大陸的國運休慼相關。

縱觀港交所的歷史,每當香港的命運每次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港交所都準確地把我了時代的脈搏,引領香港金融業的轉型。

歷史的脈絡與邏輯是清晰的,從四所合併到李業廣上書,從互聯互通到同股不同權,港交所改革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港交所的改革基因,一直在驅動着這座交易所、以及這座金融城市,向着更高的維度演進。

而港交所之所以能夠把握住每次轉型的機遇,在我看來,無外乎抓住了香港在全球地理與經濟合作格局中的關鍵位置,以及港交所不同於內地本土兩大交易所(上交所與深交所)的獨到之處。概括起來無非是一個詞:

連通。

在2019年度業績的視頻發佈中,即將卸任的港交所CEO李小加先生概括經營管理港交所的理念,以及未來發展的總體思路,也是這一個詞:連通(Connect)。

四所合併是香港內部證券交易的連通,H股上市是將內地國企與海外資金進行連通,滬港通與深港通是將內地與香港的交易所資源進行連通,而「同股不同權」的新政以及吸納中概股迴歸等策略,則是將走在當今世界科技與商業最前沿的優質企業與企業家連通到港股這個平台上,進而再與內地資金連通。

當前,時代的大潮,將港交所推向了潮頭浪尖。近期一些本地的以及大國關係中的不和諧因素,使得不少人擔憂香港的前途。

在這個時候,正值港交所上市二十週年,在我看來,回顧港交所百年的歷史,以及二十年的上市史,如果説能夠總結出什麼經驗的話,我想,經驗就一條:

不論國際環境如何波譎雲詭,只要緊緊依託中國大陸,圍繞「連通」這個核心理念,那麼不論是港交所還是香港金融市場的地位,就不僅會受到損傷,相反可能會加強。

編輯/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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