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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西藏人的困境 上

2007/09/03 06:00

圖◎閒雲野鶴

◎馬建

當一頭鹿感受到被追殺,逃亡得愈遠對牠來說就愈安全;遠處就是希望的樂土。

我是在極權社會長大的,做為個人求生的最後一道防線;思想、欲望甚至念頭的自由都被控制著。終於,政治恐懼啟動了我被鉗制著的絕望,逃離開那個形同監獄的社會,也是一次越獄的行為。而逃得愈是遙遠,反叛的激情就愈強。

那是贏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個人生舞台,也是去異國他鄉的終極方向。而西藏對於封閉的中國而言,就是最遙遠的佛國了。我就是懷著那種心態走進了到處是槍口的西藏。

1985年,我終於進入三年旅途最遠離塵世的「香格里拉」,充滿神祕感的高原佛國。

到達拉薩那天,口袋裡幾乎身無分文了,在朋友的宿舍住下來以後,馬上就開始找活賺錢。先是在西藏自治區電視台的大門兩側,畫兩幅發展經濟的宣傳廣告。一個多星期畫下來,我渾身是塵土,街道的牆上平添了大片乾淨的色彩,引來無數藏民圍觀。

現在,我真希望那不是拉薩大街上最早的商業廣告。

賺了500元以後,我又承包了自治區礦產局舉辦的介紹西藏礦產資源的招商展覽。從西藏是中國最大的水力資源一直畫到鐵、鋅、銅、森林等礦產和林業的開發潛力,也畫了很多礦石提煉以後可以做出哪些生活用品,還畫了從猴子變成人的進化過程,以表示商業開發是人類進步的必然。

半個月又賺了200多元。由於晚上就住在展廳,半夜很容易去食堂偷啤酒和燒雞,省了我不少生活費。

算了算基本上夠三個月的旅費以後,就開始準備在西藏的旅行路線。我心中的西藏是一片非人間的佛土,藏語叫「香格里拉」,意為「心中的淨土」。

但趕上了和平解放二十週年大慶,拉薩完全是個戒嚴的城市了,我雖然不是藏民,但也是漢民中屬於壞人類型的長頭髮裝扮。晚上溜出去在街上走動了一下就被藏族民兵抓住查身分,天亮才被電視台的朋友認領出來。

可以感受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敵對關係達到了極點,但當時只是知道藏人對漢人的恨隨時會爆發。幾乎所有的朋友都會勸我,說藏民們都有刀,持刀合法,要小心別被捅了。

出去也更危險,道道關卡圍截檢查往來的行人,就只好等過了這狗屁節再出發了。

慶祝遊行的當天在街中遊行走動的要經過政治審查,在街兩邊歡呼的人也都要嚴格挑選,完全就是一場武裝的政治演出,感受不到一點節日氣氛,雖然歌聲號聲響徹天空,藏人的恐懼和恨用手就可以感觸得到。

之後我選了兩條路線在後藏遊蕩了兩個多月,經歷最難忘的,除了天葬,就是佛土無佛了。六千多座廟宇成為廢址,倖存的七、八座,沒一座是完好無損的;為了恢復宗教政策而從農村拼湊進來的老小喇嘛們多是為了有口飯吃。每座寺廟都掛著出家僧侶規定:「……熱愛國家,熱愛共產黨,……入寺後,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認清唯心和唯物是兩種對立的世界觀……」而員警就駐守在寺院裡,看守著那一群群誦經的喇嘛。

做為一名受了戒不久的佛教徒,感到共產黨真是無處不在,而佛和我一樣,連自身都救不了,還能拯救誰呢。我感到自己內心的崇敬被衝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讓醫生診斷你生了什麼病一樣的尷尬。

現實的政治恐懼與宗教信仰,特別是藏傳佛教與世俗的男人女人,甚至與個人自由的關係,也都令我迷惑不解。因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從內心生出來,是需要現實的觸動,但盼望已久才踏入的人間淨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該停下來的地方。

被禁聲的流浪漢

回到北京以後我頭腦依然空空蕩蕩,就開始通過寫作來尋求內心的平衡。我想以一個尋找內心自由的流浪漢的眼光來看愛情和同情、道德和信仰以及文明使我們失去了什麼,並根據這五個想法選了五個故事來寫,而這五個故事都是來自我對西藏高原的感受;從原始自然的生活去對比現代人的處境。

為此,我跑遍了圖書館,查閱了很多宗教社會的調查資料,還包括了高原植被和氣候。結果,從道聽塗說的故事裡,漸漸又呈現了我對佛教的質疑。所以,寫作的兩個多月,我也一直反省自己的信仰。

寫完以後就帶著手稿,來到朋友高行健家裡聊天喝酒,半夜他進到睡房一直讀到淩晨才出來把我弄醒。他認為很好,不要再改動了,由他交給《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發表。

兩個多月以後,我已經到了香港,在一個畫商家裡租了床位,每天為他畫些商品油畫為生。一天晚上,香港電視上突然出現了中央電視台的鏡頭,播音員正在說:馬建的小說透過一個流氓騙子的眼光,以低級下流的筆調,醜化了藏族同胞,文中沒有一處表現藏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鬥爭生活,是一篇格調低下的作品。……通知各有關單位不准傳閱,立即就地銷毀。

我馬上打電話問深圳的朋友,他告訴我公安局已去調查,我在中國的最後一晚都在他家幹了些什麼。同時被傳訊的還有其他朋友。他警告我算是運氣好,但千萬別回國了。

一夜之間,我成了全國的批判物件,而《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撤職查辦,編輯部也停刊整頓,並在《文藝報》發表了題為「嚴重的錯誤,沉痛的教訓」的檢討。聲稱「發表這樣的文字,背離了黨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

當年正是全國28個省市爆發了學潮剛被平息,但餘波未平,人心浮動。鄧小平剷除了開明派的胡耀邦,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先開除了新聞界的劉賓雁,教育界的方勵之,思想界的王若望之後,文學界找個作家開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沒想到是我。剛開放的文學界馬上就收縮了。

事發三年以後,《文藝報》又發表了一篇〈舌苔事件備忘錄〉的報告文學,開頭是這樣描述當年的北京:1987年2月,北京一個陰沉沉的午後,從東單到西單,十里長街的每一個報刊亭前,突然擠滿了湧動的人頭。「《人民文學》還有沒有?」沒有買到的人立刻匆匆離去,直奔下一個目標。買到的來不及回家,就站在路邊電線杆旁,急速地翻閱。「看看,就是這篇小說,特黃……」

當時的人們大概是初次看到中國出現了「性開放」的小說,以至於5元一本的雜誌在黑市要20元才能買到,甚至還有了手抄本。連我出國前留給深圳《特區文學》的一篇二千字的小說,也因來不及撤稿,剛發行就被查封了。

從此我的小說作品和名字都被禁止在中國出現。

商業化的新西藏

十八年後的今天,因要出英文版,我又一次打開了這部被查禁的小說,發現自己已不是當年那個流浪西藏的漢族青年了。現在要再寫一篇有關西藏小說的話,我一定會加上政治,加上共產極權對西藏宗教的扼殺。

那時我渴望真理,急於要解剖自己的思想,追求個性和自由。但在那個專治國家,中國人所了解的西藏歷史,基本都是官方灌輸的那一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西藏就從農奴制「解放」了。我們不會把唐朝將文成公主獻給西藏的松贊干布國王為妃,看成是謀求兩國和好,而是證明西藏是中國的。對1959年的藏民起義,更理解為「叛亂」被鎮壓了。而達賴所帶領的西藏流亡政府,則是分裂中國的敵對勢力。帶著那麼多偏見走在佛土肯定是一無所獲。

直到離開中國在香港住下來,才慢慢看清了中藏歷史和今天的西藏真相。

達賴喇嘛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中共統治其間,有120萬藏人被害死,其中死於獄中17萬人;被槍決16萬人;43萬人死於戰場;34萬人餓死;被逼自殺和批鬥致死共10萬人。整個死亡人數相當於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這種死亡比例遠超過被共產黨消滅的漢族人口,在占領史上實屬罕見。

從宗教意識看中國統治西藏,那就是共產教侵略了佛教。從政治統治的角度看,那就是大國統治小國。在中國的歷史上總是專制強大時就控制著西藏,衰敗時西藏便獨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國歷史的正常邏輯,西藏也是。在「合」的時代,「分」是必然的,但在哪一年分,就要隨歷史的變化,也就是由中國政治的更替來決定西藏獨立的進程。目前如果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搞街頭民意調查,那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不允許藏獨,像漢族一樣,任何反政府的活動都會被鎮壓。獨立只能等專制垮台才有希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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