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好姑娘。」2015年10月，作家嚴歌苓在她的家鄉上海參加她的新小說《床畔》的簽售會時給一個粉絲寫下這樣的贈言。《床畔》這部作品講述了護士萬紅與她護理的一個英雄鐵道兵之間發生的故事，時代背景跨越了「文革」後期、改革開放和新世紀。與她別的作品不同，這部作品曾幾度被放下，從構思到最終付梓經歷了20年的時間。創作期間嚴歌苓曾嘗試了不同的寫法，書名也從最初的《護士萬紅》確定為現在的《床畔》。此次上海之行，嚴歌苓還負責為上海復旦大學的創意寫作研究生班講授部分內容——這門課程選拔嚴苛，優秀的學生中也不乏一些青年作家。

作為著名旅美作家，今年57歲的嚴歌苓有常言所謂「傳奇」式的經歷：1958年，出生於上海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小說家、劇作家蕭馬，母親則是一名話劇演員。從小受到表演和文學雙重熏陶的她既渴望登上舞台表演，又很善於觀察生活。1970年，12歲的她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文工團團員，文藝兵嚴歌苓最大的願望是成為一名舞蹈演員；1979年，21歲，中越邊境戰爭爆發，她主動申請奔赴戰地醫院，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在這期間，記者嚴歌苓發現了自身的寫作才華，漸次成為作家；1988年，30歲，已有三部長篇小說出版的她受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之邀赴美訪問。訪問期間，美國對於職業作家規範、專業的教育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國後她花了兩年時間從「ABC」起步學習英語，通過語言考試並赴美國留學。1990年到1995年留學期間，她不僅獲得了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文學寫作的藝術碩士學位，還在這裡遇到了她現在的丈夫勞倫斯。由於勞倫斯外交官的特殊身份，現居德國柏林的她有機會到世界各地旅居和遊歷，這樣特殊的經歷也使得她總是有新鮮的故事和讀者分享，正如嚴歌苓自己所說，「我是過着吉普賽生活的作家，是從遷移中獲得靈感和力量的作家。」

嚴歌苓有多部作品被改編成為影視劇，她也因此被更多的讀者和觀眾所熟識——講述中國文革期間普通夫婦被迫離散，生活和命運都發生巨大改變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被著名導演張藝謀改編為電影《歸來》，並於2014年上映；張藝謀的另一部電影《金陵十三釵》也改編自嚴歌苓的同名小說，它以抗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了1937年被日軍侵佔的中國南京，在一個教堂里互不相識的人們之間發生的感人故事；講述中國女孩在美國紐約闖蕩的小說《少女小漁》被李安改編成為同名電影；以一個在抗戰結束後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竹內多鶴為視角展開的故事《小姨多鶴》則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所以，除了作家，嚴歌苓還是編劇以及電影工作者。她跨語種寫作的豐富性，也讓她的作品較多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她在作品中對東、西方文化個性的獨特闡釋，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凝視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詮釋，都折射出人性的繁複和極強的批判意識。

近日，嚴歌苓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採訪中，她談她父親對於她作品的影響，也談到對國內的文學審查機器、「高產作家」的標籤，以及自己作品被多次改編為影視劇的看法。

採訪內容經過編輯刪節整理，未經受訪者審閱。

答：我沒有到中越戰爭的最前線，我只是到了野戰醫院的包紮所去採訪，當時我還是一個跳舞的文藝兵，不是護士兵。但是在採訪的時候我和醫院的護士們一起上夜班、一起查房、送葯，所以我對於軍隊護士們的生活還是比較了解的。我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女朋友，過去在成都軍區我們同屬一個創作組，她也寫作，做護士出身，所以很多有關護士的知識和故事我是從她那兒聽到的。很不同也很有意思的是我的這本書最後被「催生」出來可以說歸功於出版社。我的一個好朋友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她很希望出版我的一本書——我想來想去想到曾經有一個寫的不太滿意，一個「半報廢」的東西，決定再把這個作品收拾一下。過去寫的時候我沒有想過要把這本書出版出來，寫的不高興、不滿意了就放下了。後來既然答應了我的這個朋友，有這個責任了，我就再次完成了這個作品，我很負責地把這個作品堅持了下來，最後成書也確實是一個完整的作品，我也比較滿意。

答：這部小說我對它的期待值很高，所以我寫了兩次都不滿意，第三次才把它寫完。在20多年前我構思好了這個小說就和我父親談過，後來他建議我以兩個「第一人稱」來寫——就是把植物人英雄和護士萬紅都以「我」來寫，整個作品由兩個人的內心世界構成，後來寫出來我發現是失敗的，因為我後來發現這個植物人是不是真正的活着對這個故事來講不是很重要。因為我想寫的是一個對一個女性、對一個愛護生命的女人眼中生命的價值和英雄的價值。經過了二三十年時間的變遷，她始終堅持着一種信念，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和要不要證實這個「英雄」是不是活着、是否沉睡關係不大，在書中也顯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護士萬紅一直堅信他還活着的這個信念，這是一部抽象主義小說。我爸爸的建議使我走了一些彎路，但是跟我爸爸的討論使我清晰了整個故事我想寫什麼。

答：很多年前在美國接受的職業化寫作訓練對我的幫助的確很大……還記得那時選修這門課，要大量地讀書——和主攻文學學生慣常的讀書方法不同，課程設置要求學生用一種比較特殊、比較感性的方法去讀書。因為有大量的讀書、課堂寫作的課程，再加上「多寫」和「多讀」的培訓，結課後，效果很不一樣，它和我現在所講授的課程很相似。那三年的學習也包括各種文體樣式寫作的訓練比如散文、詩歌的專項訓練，對於我自己的寫作有很大幫助。

答：我不希望自己穿越到其別人的作品裡去，我也不想穿越到我自己的作品中去成為一個「角色」，我覺得我的角色就是作家，一個創造者，一個創造了我的故事世界的「上帝」，我是我的作品的締造者……作為「作家」，我這個角色非常有力量。

答：從某種程度上說，小說家都是自戀的，不可能完全認可任何一位導演、任何一個改編版本對於自己原著的詮釋。所以，你說的「遺憾」「心疼」是必然的。不過，作為一個電影工作，又是常常很天真、很好奇——當自己的小說作品被改編成影視產品後，我會懷着一種完全新奇的眼光去看它，把自己的原著改編版當成一個完全陌生的新作去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又較少會體味所謂「遺憾」或「心疼」……現在，如果要求根據我的小說《陸犯焉識》改編成的電影《歸來》同時包含我在原著中表達全部，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電影有審查制度，中國是一個在體制內做電影的國家。我覺得，任何一個導演看到一部中篇或是長篇的文學作品，或許都能從中發現屬於自己的一個「視角」，他會從這個視角出發，找到一個足以刺激他審美慾望和創作激情的點。每個導演的「點」都是不同的——也許，張藝謀、陳凱歌、陳冲或者李安改編拍攝我的同一部作品，也一定會是完全不同的電影。李安拍《色戒》時，我去探班陳冲，跟李安談到當年《少女小漁》的改編，李安說，他覺得那個故事應該發生在悉尼，悉尼比紐約更有特色……他也許不知道，我的《少女小漁》寫的恰恰就是悉尼留學生圈發生的故事。

答：我覺得這要看誰來譯，譯者非常重要。有的人翻譯的語言很不錯，可對於作者的語言風格並不完全理解，並無切身體味，有的譯家譯出了語言，卻沒譯出文化，很難周全。我覺得，在翻譯過程中，原著的文學質感多多少少都會有所流失，此事古難全吧。我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翻譯成更多國文字，我當然希望我自己的文學能讓更多國家的讀者讀到，但我更希望今後能更好的譯家一起合作。

答：我不覺得用中文或者英文寫小說可以用「優勢」和「劣勢」這樣的詞來比較。用中文寫出來的小說主要是為了給中國讀者來讀的。就國情而言，過去四五十年對於小說的發展非常非常差，小說的生存一直在很僵化的思想控制下，中國作家是在「體制內的體制里」寫作的，中國的小說發展比外國落後半個世紀，而當國門打開文化開放，好多熱人又開始崇洋媚外，覺得別人的小說就百分之百地好，這是不科學的……其實，中文和英文各有優劣。我常常在英文閱讀中發現一些妙不可言的表達，在中文閱讀中讀到一些想落天外的呈現，它們一樣讓我驚艷，令我不知所措，以至啞然——我常想到的是，為什麼這兩種優秀的語言在互譯過程中總會失去一些非常非常微妙的意蘊呢？

答：「文革」之前的出版環境我想你應該有所了解，簡單說，就是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為準則，然後下面再加上宣傳部門的層層監督，作家能夠創作的東西很少很少，題材也非常非常少。我說的「體制中的體制」指的是中國本身是一個大的體制，其文學的宣傳文化又是一個體制，一個更嚴的體制，這是「文革」前的情況，「文革」時期中國應該說是沒有任何出版的，基本上是一個文學出版的「斷裂期」。現在，我不在境內生活，所以沒有覺得現在中國的出版環境特別嚴苛。我覺得，我在作品中的訴求均為藝術訴求而非政治訴求——雖然我寫過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運動，寫過這些運動給普通人命運帶來的支配性改變，但在寫作中，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於人性的探究，探究它的畸變之因，嬗迭之謎，並就此呈現人性的富饒與逼仄。

答：我覺得如果一個人不讀《紅樓夢》就是白活一世。從心理學的角度，從哲學、禪學、道學的角度，甚至從服裝學的角度，《紅樓夢》都堪稱典範，從它的一字一句、一招一式，讀者可以窺見得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博大和美。《紅樓夢》的故事從一個貴族家庭興衰，言及市民階層，芸芸眾生，作者娓娓道來，熨帖得體，寫得那麼好——從中讀者既可以感受到中國人的機警、聰明、狡猾，也可以體驗到有做貴族日常生活精緻、優美……它是綜合了幾乎所有學問的、百科全書式的一本大書，因此，曹雪芹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他是最不功利的一個作家，他寫作，僅僅是因為他想把這個故事講出來，不講的話，他就會死，而這也是我對文學、對作家的理解：你就是想寫，至於寫出來的東西能怎麼樣、有沒有用、有沒有功利，都不去想……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是最最純粹的一種藝術創造，我們離他特別特別遙遠，我特別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樣——完全沒有功利心地去進行藝術創造。

答：我不是張愛玲專家，關於她，肯定有很多專家、學者或張愛玲迷有比我更專業的評價。說到張愛玲，我非常喜歡她的作品，但卻不是「張愛玲迷」，張愛玲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小說家，她筆下的上海生活精準，到位，令人着迷。不過，就個人經歷而言，我是最最對立於張愛玲這種作家的作家——我是過着吉普賽生活的一個作家——少年時代在上海，到安徽，當兵後到成都，到西藏，甚至每年有三個月呆在西藏，也在北京，然後又去了美國，在歐洲、非洲、亞洲很多國家都住過……我是從遷移中獲取力量和靈感的一個作家。

答：做到「高產」我覺得不難。現在，有的網絡寫手一天能寫好幾萬字了，我還算「高產」？我倒是覺得，一個作家做到「高質」才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否「高質」了，我只是要求自己努力寫到最好，為了「高質」一定付出全部的努力。我知道，有些評論家覺得我寫得太多、太快了，希望我寫慢一點。針對這個，有一次，我演講的題目就是「絕不為高產道歉」……我構思的故事多，我就是想把它們寫出來。假如說我這輩子寫的作品有很多令我不堪回看的作品的話，我的「高產」一定就會令我臉紅——但目前為止，這「臉紅」尚未發生……D·H·勞倫斯45歲的一生寫了55部作品，跟他比，我是「低產」作家。

答：我個人也拿手機看書，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閱讀不一定非要用傳統的紙媒體來閱讀，只要能獲取書本的信息量和以及它所裹挾的各種滋養，任何形式的閱讀都無所謂。過去，我的書櫃里有幾千冊書，搬起家來很麻煩——那些書我漸漸地捐掉了一部分……能帶着一本電子書全世界走，裡面能裝下2000本書，這對我來講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一個大的革新，我很開心。

答：我的這一生不值得被拍成電影，我也壓根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還是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吧——我覺得，我還是擁有女人的小快樂、女人的平常心比較適意，每天陪陪孩子，跟狗玩一玩，做做家務，做做菜，隔短時間擺一次家宴，我比較開心。我從未想過會要去變成人物傳記電影里的主角，你的假設在我心裡也喚不出任何感覺……我喜歡閱讀，每天睡覺前讀會兒書，對每天成千上萬噪雜信息的的紛紛亂亂的生存而言，有「收心」之效，它讓人回歸嚴肅、優雅、靜謐的文字世界。閱讀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