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贞观六年亲录死囚，放死囚归家并约定明年秋归来行刑，最后死囚都如期而至可以以此看出当朝不尊重生命？

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在分析唐太宗纵囚事件的时候，不能孤立的分析，要把其前后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分析。整体上说，要搞清楚唐太宗为什么纵囚，需要分析3个事件：

贞观五年张蕴古案件，贞观六年至七年唐太宗纵囚，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确定失入失出罪的量刑标准。下面我具体分析一下：

一、贞观五年（631）张蕴古案件

首先请大家注意两个数据，贞观四年（630），唐朝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而贞观六年（632）唐太宗纵囚的时候，死囚是多少人呢？390人，是贞观四年的十三四倍。

从贞观四年到贞观六年，短短两年时间，而且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为什么死囚人数上升这么快呢？

因为贞观五年（631）发生了张蕴古案件，此案对当时的司法领域产生了比较消极的影响。

贞观五年（631），时任大理丞的张蕴古经手了一个案子，犯人名叫李好德，相州人，因为口出妖言获罪，依照《唐律》应当处以绞刑。但张蕴古提出，李好德犯有疯病（精神病），不应对他治罪。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却向太宗报告说，张蕴古籍贯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当时担任相州刺史，张蕴古是在讨好和放纵李好德，他关于李好德有疯病的奏报并不属实。

太宗勃然大怒，盛怒之下，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这就是张蕴古案件。这一案件催生了对唐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的死刑五复奏制度，但是，同时对当时的司法审判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对律法的理解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难免会出现过失错判的情况，具体可以分为失出（过失轻判）和失入（过失重判），依据唐律，对于失出和失入，是在官司出入人罪的基础上相应减等，失出减五等，失入减三等，即对于失出（过失轻判）的处罚轻，对失入（过失重判）的处罚重，唐律如此规定，其本意是坚持“明德慎罚”的原则，希望法官在拿捏不准的情况下，尽量轻判。

但是，张蕴古因轻判李好德而丢了性命，此事对唐朝法官们产生了很不好的示范效应，大家都害怕因为轻判而受到处罚，所以不敢轻判，都严格的、甚至苛刻的按照律法规定，从重审判，后来，大理卿刘德威对此情况做了非常准确的总结：

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

意思是说，现在过失重判不会受到太大惩罚，而过失轻判则可能获大罪，因此，法官们为了自保，只得严苛的按照法律条文审判，这不是有人刻意让他们这么做，只是他们害怕因过失轻判而获罪而已。

我认为，正是由于贞观五年（631）张蕴古案件的影响，贞观六年（632）死刑案件数量才会出现飙升。

二、贞观六年（632）唐太宗纵囚

在分析了贞观六年（632）死刑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唐太宗纵囚的目的，就非常清楚明晰了。唐太宗之所以纵囚，并不是什么政治作秀、博取名声，而是因为他发现死刑案件数量上升太快，而且从常理判断，这些人大部分罪不至死，因为贞观四年（630）只有29人判死刑，在形势整体向好的情况下，死刑人数怎么可能增加到390人呢？

唐太宗希望能通过纵囚的方式，来提醒唐朝法官们，目前的审判有些过重了，以后审判时要注意分寸。

那为什么要用纵囚的方式呢？

我认为，其他的方式效果都不明显。

例如，太宗如果直接向法官们说，你们判的太重了，那必然引起法官们的集体恐慌，同时，法官们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他们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拿着《唐律》摆出一堆理由来证明自己判的是没问题的。

又如，太宗如果采用普通的大赦的方式，那提醒效果就不够明显，因为大赦总要找个理由，法官们会觉得自己判的原本没有问题，只是赶上大赦，死囚才得到了赦免。

而通过纵囚的方式，一方面，没有直接批评和惩罚法官，另一方面，又非常明确的提醒法官，会让他们仔细想想，为什么我判了死刑的犯人，被陛下给放了？是不是我判的太重了？

那么，太宗纵囚的实际效果如何呢？我认为，整体上看，太宗纵囚，是个“治标”的办法，在短期内是发挥了作用的。

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即张蕴古案件之后，出现了“刑网颇密”的现象。但是，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将此事与大理卿刘德威进行讨论时，太宗说“近来刑网稍密，何也”。

请注意“近来”二字，说明“刑网稍密”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而如果自贞观五年（631）张蕴古案件以后，就一直“刑网稍密”，那已经持续五六年了，太宗不可能这么晚才发现，也不可能说“近来”。

由此可见，贞观六年（632）纵囚之后，是暂时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全国的刑狱案件是出现了暂时的下降的。但是，由于太宗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法官们对于“失出更获大罪”的担心，因此，纵囚治标不治本，数年以后，到贞观十一年（637）时，刑狱案件的数量又出现了上升，即太宗所说的“近来刑网稍密”。

三、贞观十一年（637）根本解决刑网颇密问题

由于纵囚数年后，又出现了“刑网稍密”的问题，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请教了专家——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对此回答说：

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旧唐书》刑法志）

不愧是专家，一下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根源出在对失出失入的量刑标准上。原本按照唐律规定，“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但是，张蕴古案件后，这条规定还执不执行，没有明确的说法，再加上张蕴古案的反面示范作用，因此，法官们不敢轻判，只能严格按照律条规定从重审判。

太宗对此深表赞同，并马上采取措施，“由是失于出入者，令依律文，断狱者渐为平允”（《旧唐书》刑法志）。也就是说，太宗明确下了命令，对于失出失入罪，严格按照《唐律》的规定（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执行。此后，案件的审判就趋于平允了，“刑网颇密”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以上是我对唐太宗纵囚事件的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咦？我好像在一本历史书上看到这个事，不过好像记得不是李世民干的，这类事情难道不是史学家为了装扮自己的主角，信手拈来的常用典故吗？~

以上言论不负责任，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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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后汉书》，马援为郡督邮送囚，援哀而纵之，亡命遇赦。钟离意送徒诣河内，解其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一或违者。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意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戴封为中山相，囚四百馀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虞延为渔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返。《晋书》：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此皆汉、晋纵囚故事也。《癸辛杂识》又引何允、席阐文二人。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见《南史》。今考历代史传，更不止此。《宋书》：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主簿等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听。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来，违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方明不许。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仍送至。又《梁书》：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妇孕也。傅岐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还家，狱曹固争不可，岐曰：“囚若负信，令当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陈书》有张种者为无锡令，见重囚在狱，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曰：“昔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以之获罪，亦所甘心。”诸囚荷恩，如期而至。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先有系囚千馀人，华原随事决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悯其苦，乃与之期，约某日当至，悉脱其枷。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隋文帝闻而异之，于是赐伽宴于殿庭，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元膺悉归之，皆如期返。《新唐书》：唐临为万年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恐盗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盗尸虎还。《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天祥知寿昌府，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来，如期皆至。白宣慰司，尽释之。《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周为南京刑部尚书，当暑，遣囚之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无失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