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之乱前，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例如幽州镇、魏博镇），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爆发，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1]导致唐朝灭亡。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2]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2-3]
唐代后期的藩镇里，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作用。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藩镇与边疆藩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藩镇、东南藩镇与中原藩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 [1]
（概述图来源） [4]
- 中文名
- 藩镇割据
- 关键人物
- 李隆基、安禄山、李适、朱滔、李纳、李惟岳、王武俊、李晟、李纯
- 朝 代
- 唐朝
- 社会基础
- 投身军戎职业兵的农民和无业游民
藩镇的出现源于唐玄宗时代的节度使和采访使的权力合一。在唐朝前期，行政区划只分两级，州管着县，国家直管着州。但是唐朝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直接管着300多个州，难免力不从心，又怕在州上再设置一层后引起割据，于是采取了折中办法，派中央大员到地方去当只有监察地方权但没有行政权的采访使，这些观察使有固定的监察区，就被称为道——在玄宗时代，一共有十五个。
节度使与采访使二者权力都很大，但如果权力不合二为一，不同时拥有军政权是无法形成割据的。
地产转移迅速而经常，土地买卖频率增大。由于唐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土地私有者难以长期的保持对大地产的垄断，在这种土地形态上很难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唐朝田庄与社会经济联系极为密切广泛，与欧洲中世纪闭塞型的庄园制度截然不同，与自然经济色彩极为浓重的田庄经济也截然不同。唐朝各地区的商品交流十分频繁。唐朝时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减弱，租佃契约关系已有显著的发展。 [5]
唐玄宗 李隆基唐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唐玄宗大量扩充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
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已增至9个节度使与两个经略、两个守捉：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长乐经略、东莱守捉、东牟守捉。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四十九万士卒和八万匹战马屯驻边地。 [8]
安史之乱图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 [10]，官吏员额的增减 [11]，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12]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2]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2-3]
另外，学者李碧妍指出：藩镇涌现的局面是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藩镇的存在并不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13-14]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15]，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16]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这些地区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还时有所增。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安史之乱。而如果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那么就可以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故王夫之认为“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如果安史之乱时有大臣率重兵驻扎在两河、汝、雏、淮、楚之间，安史叛军就不敢进攻函谷关）。 [17]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原型藩镇正居于河朔藩镇、东南财赋之地、关中地区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只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大梁是天下要地，舟车交通众多，控制河朔的咽喉，通达淮湖的运河运输）， [18]“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邀赖。” [19]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汝州捍卫东都洛阳，联结唐州许州，在蔡州西边）。河阳“乃魏博之津”（河阳是魏博的水陆冲要之地） [20]。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滑州是用武的重要地区，东有淄青，北有魏博） [21]。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恃此以制之”（昭义是山东关键地区，魏博、恒、幽这些藩镇聚集的地方） [22]。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唐朝后期伐叛战争，经常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
河北三镇建中三年（782年）农历二月，李惟岳所署的定州刺史杨政义投降于唐廷。到这个时候，河北基本被平定，只有魏州一城还没有被拿下。河南各唐军在攻打李纳，李纳的势力每天都在变弱，一天比一天减缩。朝廷认为很快就可以平定，开始封平叛功臣。朱滔、王武俊、张忠孝认为朝廷对他们的封赏不公正。 [29]田悦派人说服朱滔反叛，朱滔又派人说法王武俊反叛。朱滔派人去劝张忠孝反叛，张忠孝拒绝反叛。 [30]
幽州节度使朱滔、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突然反叛，使得叛军在地域上靠近长安； 而且，一支在长安附近的军队突然反叛，这才使得叛军能占据长安； 但是唐军仍然打败了叛军，李晟、浑瑊指挥唐军数次大破叛军，灭了反叛的朱泚、李怀光，朱滔兵败投降于唐朝，唐军击败李怀光，李怀光死，李希烈被杀，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取消王号，上表谢罪。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元和元年（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32]
元和四年（809年）李巽上奏章推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政治才能明辨，请以他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财政弊端被改革消除。元和四年三月（809年），以河东节度使李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33]宪宗委任了一批理财的宰相，增加了军力用于讨伐叛镇。
元和九年九月（814年），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元和十年正月（815年），李纯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李纯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32]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李纯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32]
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淮西镇被平定，李师道又担忧又害怕，不知道做什么。李师道遣使献上表，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到中央做人质，并且献上沂、密、海三州。唐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降。王承宗害怕，请求以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并且献上德、棣二州，缴纳租税，请求派遣官吏。唐宪宗允许他归降于朝廷。四月，魏博镇遣送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以及德、棣两州图印到京师。 [34-35]
唐宪宗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想献地归顺朝廷，并且把长子送到朝廷作为人质，但是后来却后又举兵反叛。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被唐朝廷平定。 [32]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李纯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李纯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李纯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32]
李纯先后平定了剑南西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藩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 [33] [37]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去世后，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 [38]。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鎔“献马牛戎械万计”。 [39]
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年-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看到的是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之人。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后田布自杀。
刘悟任泽潞节度使，监军刘承偕经常对众人辱骂刘悟，还纵容自己的下人违法。军众擒获刘承偕至牙门，要杀刘承偕。刘悟救了刘承偕，使其没被杀。朝廷贬刘承偕。从此以后，刘悟颇纵恣，想要效仿曾经的河朔三镇。 [40]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 [41]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
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年-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武装商人黄巢作乱， [97]唐朝中央征集各藩镇士兵围剿。许多藩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如杨行密、王重荣、李克用、高骈、董昌、钱镠等。这样，大批藩镇由不割据状态变成割据状态，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唐朝变的名存实亡。
唐僖宗天祐十年（913年），李存勖出兵攻占幽州镇所有州，生擒刘仁恭与刘守光父子。 [44]
五代的后唐明宗强力平定了河北藩镇，“凡乱兵皆夷其家。”五代的后唐明宗彻底解决了河北藩镇割据的牙军和世袭强藩问题。 [43]
对五代史研究的深入发现，割据问题里那些最难应付的，已经被五代后唐后周解决了。 [43]
在土地所有者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政府共同瓜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并不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割据时间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贞元时，李希烈叛乱，张建封奉命防遏，“大豪俊杰，争来效节”，建封“随其才而用之” [45]，其原因即在于此。 [2]
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藩镇大军团的实力都被削弱，无论是叛军方面的东北藩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藩镇，其实都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经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距离，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一大成功。延续着打压这些就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总诸帝削弱这些藩镇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其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来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安史之乱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 [46]
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唐代各个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出若干小的军区。 [47]
牙兵（衙军）
藩镇主帅直属番号军中担任宿卫的那一部分亲军，组成牙兵，又作衙兵。他们分布在藩镇的牙城内外、罗城内外，使府治所境内、管下各州县及险要之地皆有牙兵镇守。由于牙兵时常哗变，于是藩镇又另置亲兵，以与牙兵相对抗。 [48]这些亲兵为贴身亲随，出入卧内（这里“卧内”是指内宅）。 [49]节度使的这种出入卧内的亲随兵又称后院兵，宿卫于内宅。 [50]唐末河东有后院军使朱玫， [51]潞州有后院军马， [52]义武有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将兵数万拒张存敬。 [53]胡三省于此注云：“唐中世以来,方镇多置后院兵。” [54]
后院兵一般较为精锐则为事实。《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五月：“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慕选后院将尤晓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以院呼兵营是当时通称，而唐代节度使使它率皆在使牙的后面，想必卫护宅的亲兵称为后院兵，而以宅内兵马使或后院军使统之。 [55-56]
外军镇
外军大多置于支郡州县。如卢龙节度使治幽州,有静塞军在蓟州。成德节度使治镇州,却有永宁军在深州。浙东长洲军也并不在湖州,而在苏州。但也有例外,如浙西治所润州有镇海军为牙军,另外在该州还有丹阳军,是二军并置于节度使府治所州。 [55-56]
支郡兵
藩镇属下各州都有一些军队。大历十二年（777年），代宗“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 [57]王羽《请停执刀衣粮奏》：“诸州并设军额，防虞役使，更置执刀”。 [58]时大概在德宗贞元时。此亦可见诸州并有军额。州兵的领导者是刺史。刺史的全称是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有些刺史还带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团练守使等名号。元和十四年诏诸道外镇在支郡者属当州统领云，“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本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 [55-56] [59]
第一阶段，自广德元年（763年）至长庆元年（821年）的59年间，是河朔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幽州镇刘怦—刘济—刘总三代统治时间长达36年，占这一时间段的61%；成德镇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王承元统治时间长达38年，约占这一时间段的64%以上。而魏博镇田承嗣—田悦、田绪—田季安—田怀谏统治时间也长达约49年，约占这一时间段的83%。
第二阶段，从长庆二年（822年）直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前后，这90多年间，幽州镇的节度使之位转移频繁，先后更替了11个家族。张允伸父子主政幽州的时间最长，但也只占到了四分之一弱。魏博镇共有六个家族先后执掌节钺，何氏家族统治时间最长，但也还占不到一半。登上节度使之位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慨叹“至于命帅临戍，非贤则德。或失其统驭，则祸必起于萧墙”“衰荣无常”（《韩国昌神道碑》），“上下不失，然后能久于其任”（《何弘敬墓志》）。河朔三镇中唯有成德镇的节度使之位一直在王廷凑的子孙中传承，但他们把“勉总军务，礼藩邻，奉朝廷”总结为使“家业不坠”的法宝：具备高超的军事本领、能够控御藩镇内部复杂而严峻的各种形势、得到军人认可以及灵活地处理好与中央和邻镇的关系——这是河朔藩镇的节度使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60]
藩镇既削弱了唐朝中央，又维护了唐朝的存在。 [93]既有藩镇作乱，也有藩镇为唐朝平乱。藩镇对内防遏、平定叛乱，对外打击外敌。 [94-95]大部分藩镇非常注重训练强大的军队，藩镇使得大部分唐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96]
藩镇促进了地方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 [79-80]藩镇之所以重视商业活动，最主要的是主观上出于对经济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在主观上想通过商业活动来恢复社会经济，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藩镇财政费用的主要部分花到了治兵缮甲、豢养一支庞大的精兵上，单单靠征收地税往往会捉襟见肘，而商税却可以弥补费用上的不足。对于河北道的藩镇，由于军事割据的存在，河北道丰富的物产只有靠商人贩运各地，而河北道的粮食、牲口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靠商人从四周地区贩入。因此，藩镇对本地区发展商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河北道的藩镇割据地区，在唐代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 [85]。藩镇占据该地“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86]。天宝十四载（755年），颜杲卿上书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 [87]河北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决定了它在唐帝国中的特殊经济地位和作用：“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案数年钟鼓，兼本道连帅，以河贡篚征税，半乎九州。” [88]河北地区如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唐代全国商业的繁盛，为藩镇提供了发展商业的氛围；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人经营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有可能与藩镇势力存在种种经济、政治的勾结；加上藩镇主观上需求商业利润，客观上河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原有的发展水平较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各藩镇就普遍比较重视商业经营活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促进商业繁荣和发展的作用。
大量事实表明，即使在割据的河朔藩镇，唐朝的政策法令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 [10]，官吏员额的增减 [11]，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12]。
进士科也是河朔型藩镇文人的仕途。幽州人王仲堪大历七年举进士及第 [61]。卢龙节度使刘怦的儿子刘济“游学京师，第进士” [62]。魏州人公乘亿“以辞赋著名”，垂三十举而及第 [63]。淄青郓州人高沐贞元中应举进士科 [64]。《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详载诸道州府解送应试士人员额，魏博、幽州等处的员额是“进士不得过十一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 [65]。
河朔型藩镇在法令上仍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780年），黜陟使洪经纶在河北推行两税法期间，还曾在洺州树立碑铭 [66]，在幽州表彰风化 [67]，在魏博裁减官卒 [68]。贞元八年（792年），朝廷派秘书少监常咸往恒、冀、德、棣、深、赵等州，中书舍人奚陟往申、光、蔡等州宣慰赈给诸州遭水灾百姓，敕令其赈给与赐物“并以所在官中两税物、地税米充给” [69-70]。贞元八年七月（802年）敕又云：“蔡、申、光三州言：春大水，夏大旱。诏其当道两税除当军将士春冬衣赐及支用外，各供上都钱物已征及在百姓腹内，量放三年” [71]。这些材料都是河朔型藩镇亦按两税法征税的有力证据。唐朝中央在各镇设有监军院，各镇在长安亦置进奏院。诸镇藩帅的拥立，毫无例外地都要得到监军使认可，并由他们奏报中央批准。监军院与进奏院不仅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而且也成为唐廷在割据地区施行统治和骄藩在政治上奉事朝廷的象征。 [72]河朔诸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统治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政权。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它们的割据绝对化。 [73]
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其中只有泽潞刘稹、夏州杨惠琳、西川刘辟、浙西李錡曾有短暂叛乱。而且这些叛乱很快都被唐朝平定、攻灭。 [73]
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不是割据性藩镇。 [74]
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深刻影响着整个藩镇形势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西北）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 [74]
藩镇势力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定了些保护商业经营的政策。
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 [75]，积聚了大量财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779年）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 [76]
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 [77]。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 [78]。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二月（844年），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 [79]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十分紧张。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80]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 [81]
自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唐朝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商业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长安、洛阳二都商业较发达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商业都市。像处于大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 [82]，盛行经商风气。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 [83]，成为唐朝西南的天府宝地。再如鄂州、润州、苏州、洪州、越州、杭州、广州、明州、泉州等，都是商业极其活跃的地方都市。由于这些大城市商业经营的带动，周围的农村地区也卷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大量种植茶叶、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经济收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民并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而是将之运向市场。在农村的交通便利处，也就出现了一些定期或长期的草市、墟市等农贸集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如随着商品交易量的扩大，从业人数大大增多，货币发行量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便出现了实虚估和飞钱的方法。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如，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们需要有人为之提供信息，联系客户。这样，在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换的中间人——牙人。牙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和活跃：按其行业，有口马、庄宅、丝绢、互市等牙人；按其活动形式，有仅提供商品信息的，有代理整个交换的。有唐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武则天、唐玄宗以后，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不再是特殊的“贱类”、“下人”。唐中期以后，商人已具备多渠道入仕做官的资格，部分商贾已任节度使、刺史等职，至于任中下级官吏的，则更多了。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以前政府明文规定的“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禁令被取消，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入学校，甚至进入两馆、太学学习。韩愈曾描绘这种情况：“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 [84]。商人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之后，势必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要求，会通过入军、巴结藩镇势力并与之结合，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
王谠：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 其初跋扈陆梁者， 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 [90]
宋朝主和派大臣秦桧：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哉。 [92]
张国刚：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