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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滿足》:今日的唐納川普就像他三歲時一樣,沒有成長、學習或進步

《永不滿足》:今日的唐納川普就像他三歲時一樣,沒有成長、學習或進步
Fred Trump and Donald Trump|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次你聽到唐納談論(他促成的)事情最偉大、最棒且最驚人,你都必須記得,這個男人在本質上仍是那個同樣讓人操心的小男孩;這個小男孩極其害怕像他大哥一樣,無法勝任要務,但他也終將因為自己的不足而毀滅。

文:瑪莉・川普(Mary L. Trump)

今日的唐納就像他三歲時一樣:沒有成長、學習或進步,無法調節情緒、控制回應,也未能接納或彙整資訊。

唐納亟需受人肯定,他似乎沒發現,他絕大部分的支持者,都是他在集會活動之外,不願屈尊看上一眼的人。他根深柢固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他持續需要讚美之光的黑洞,但這些讚美被他吸入後就會消逝。他貪得無厭,這遠超過了普通的自戀;唐納不僅軟弱,他的自我也很脆弱,需要隨時支持,因為他心底明白自己表裡不一。

他知道,他從沒被愛過,所以他必須拉你進來認同他,即使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事:「這架飛機很棒,不是嗎?」「是的,唐納,這架飛機超棒。」如果要在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反對他,就太無禮了。接著,他會把他的弱點和不安全感變成你的責任,你必須緩和他的這些情緒並照顧他。如果做不到,就會形成他難以承受許久的真空。如果你是在乎他認可的人,你就會說些什麼來挽留。他傷得很重,而你若不盡己所能緩和這些痛苦,你也必須承受。


從他在大宅的兒童時期,到他早期闖蕩紐約房地產世界,以及今日的上流社會,唐納的脫序行為持續被別人正常化。當他在紐約房地產界闖蕩時,他自詡為自信滿滿、白手起家的談判大師。「蠻橫」(brash)一詞,對他而言是一種讚美(用以表示自信,而不是無禮和傲慢)。事實上,他既非白手起家,也不是談判大師,然而一切就這樣揭開了序幕,始於他對語詞的濫用,而媒體未能提出尖銳質疑。

他真正的技能(自誇、說謊和靈巧手腕)被解讀為他個人品牌成功的獨特優勢。為了讓他得以繼續講述攸關自身財富與後續「成就」版本的故事,先是我們家族替他粉飾,其他人接續啟動讓唐納正常化的過程。另外,他僱用(和對待)無證勞工,拒絕於完工後支付包商款項,竟被合理化為做生意的代價。待人尖酸刻薄且不給予尊重,也讓他表面上看起來強悍。

這些不實陳述在那時肯定看似無傷大雅——不過是讓《紐約郵報》銷量更好,或讓《內幕報導》擴大觸及讀者的一種方法——但每一次的違法都難以阻止更嚴重的下一次災難。他認為這種策略是合法算計,而非道德淪喪的詐欺,這也是他和我祖父數十年來建構的模式。

儘管唐納的本質天性未變,但他自從就職典禮以來所承受的壓力已發生巨大變化。這不是工作壓力,因為他沒有在工作,除了看電視或在推特上發文羞辱人,這是為了讓大家不要注意到他(對政治、內政或簡單的人性)一無所知,需要花費很大一番工夫;數十年來,他名氣響亮,有好有壞,但他很少像如今這樣成為被密切監督的對象,且從未面臨如此強烈的反對聲浪。這讓他對自己和整個世界的認知遭到質疑。


唐納的問題積沙成塔,因為解決問題或假裝問題不存在的技巧變得更複雜,也需要更多人替他圓謊。唐納完全沒有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也無法隱瞞自己的證據。畢竟,這整個機制創設之初,就是用來保護他的弱點,而不是協助他對抗更寬廣的世界。

他昂貴且悉心受到呵護的「軟墊病房」(padded cell)開始瓦解,接近唐納的人比他還要脆弱、膽小,但一樣焦慮(譯注:軟墊病房是為了避免患者自殘,而在牆面鋪設軟墊的特殊病房)。他們的未來直接仰仗他的成功與分得好處,他們未能看見或拒絕相信事實,他們的命運將和那些過去效忠唐納的人一樣。看起來好像有無數的人願意投身加油團,保護唐納避免受阻於自己的不足,同時也讓他益發自我感覺良好。儘管打從一開始,更有權勢的人就將唐納放到受保護的位置,後來卻是由比他還要軟弱的人,讓他維持在那裡。


當唐納變成共和黨正式的提名人,接著成為候選人之後,全國媒體以娛樂手法探討他的病態(以及他的虛偽與浮誇妄想),還有他的種族歧視和厭女症,掩蓋了成熟與嚴肅的目的性。久而久之,大量共和黨人——從極右派到所謂的溫和派——都選擇視而不見,要不是奉承他,就是為了利用他的弱點和可塑性來達到他們自身的利益。

大選過後,(俄羅斯總統)普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以及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這些人全都具備近似佛瑞德的心理;他們看透了其他人應該要了解,卻沒有這麼做的方法,即唐納多變的人生經歷及其獨特的人格弱點,讓他極其容易被更聰明且有權勢的男人操縱。他的病態使他變得頭腦簡單,每天不斷告訴自己數十次他想告訴自己的話——他是最聰明、最偉大、最棒的人——可以為所欲為,無論是將兒童關進集中營、背叛盟友、推行摧毀經濟的減稅措施,或貶低對美國崛起有貢獻的企業,並虛浮輕佻地誇耀自由民主。


亞當.瑟維爾曾在《大西洋》(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對唐納而言,重點是要殘暴。對佛瑞德來說,這完全正確。我的祖父除了賺錢以外,少數的樂趣之一就是羞辱他人。他堅信自己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對的,他的信念獲得出色的成功且深信自己高人一等,他必須迅速果斷地解決所有質疑他權威的聲音,並告訴挑戰者,他們其實無足輕重,這在佛瑞德拔擢唐納而非佛瑞迪出任川普管理公司總裁時很有效。

不同於我的祖父,唐納總是在爭取正統性——過去是足以取代佛瑞迪,作為曼哈頓房地產開發商或賭場大亨;而今即使當了橢圓辦公室的主人,卻永遠無法逃避他完全沒資格的事實,或他的「勝利」並不合理的汙點。唐納在我祖父反覆地介入之下,一再累積失敗經驗,而他的一生始終為爭取他恐怕永遠無法贏得的合法性而掙扎,所以他轉換機制,確保沒人發現他根本缺乏正當性。這種情況從來沒有比現在還要來得更真實,這也是美國身處的難題:政府當前的架構,涵蓋行政部門、半個國會和最高法院大多數(的大法官),全在替捍衛唐納的自尊而付出,這儼然成為此政府的整體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