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军事才能与其心学的成就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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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军事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其心学思想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体现于他的排兵布阵或奇谋妙计之上。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一言一行之中不仅浸润着心学智慧的精髓，更体现出王阳明自信、自律、谦虚、谨慎的伟大人格。我们可以通过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对于抗倭名将唐顺之的批评，窥见一斑。相信读者在看过之后，一定会对阳明心学修行的“工夫”有全新的认识。
明代著名的抗倭名臣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曾受命在扬州主持海防军务，其对阳明心学十分折服。此时阳明先生早已仙逝多年，因此，他特地邀请了阳明先生的弟子王畿（字汝中，号龙溪）前来协助，共同处理海防事务。
一日他刚处理完海防军务，并且对于自己的调度安排颇有些自得，因此问王畿：“龙溪先生你看我和阳明先生的学问有契合之处吗？”
王畿也毫不客气的回答：“每个人的能力固然存在不同，但如果说到致良知，你恐怕还差点工夫。”
唐顺之十分不服气，说：“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阳明先生的教诲，我现在嘴里说的，纸上写的，哪些不是良知？莫非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王畿笑了笑说：“你确实也有符合良知的做法，但是你所致的良知还不能算是纯粹的良知，良知之中难免还掺杂着很多人欲在里面。”
唐顺之感觉很生气，他让王畿举例说明，于是就引出了王畿的一大段精彩的批评，直接指出了唐顺之的七大问题，下面我来逐条条进行解读。
问题之一：搀入意见
适在堂遣将时，诸将校有所禀呈，辞意未尽，即与拦截，发挥自己方略，令其依从。此是搀入意见，心便不虚，非真良知也。
这段话挺简单的，王畿认为唐顺之在听取下属汇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下属彻底汇报完毕，就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叫“掺入意见”，说明不够虚心，这说明唐顺之没有做到致良知。
问题之二：搀入典要
将官将地方事体请问某处该如何设备，某事却如何追摄，便引证古人做过勾当，某处如此处，某事如此处，自家一点圆明反觉凝滞。此是搀入典要，机便不神，非真良知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下属就地方防务进行请示的时候，唐顺之立即引用古人的做法进行回应，而没有自己的意见措施，这叫“搀入典要”，这种做法显然缺乏灵活性，这不是致良知应该有的做法。
这段文字其实也反映出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观点差异，程朱理学更强调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样：
向外而遗内者，其最踏实的如研究自然科学，固然是甚好，但与身心修养之学，关系已经较少。等而下之，则故纸堆中片辞双义之考证笺注，先王陈迹、井田封建等类之墨守争辩，繁文缛节少仪内则诸文人剽窃模仿，诸如此类。
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重视“典要”，认为做事的原则应该是“知先行后”，凡事都要从故纸堆中寻找答案，因此才造就了一大批孔乙己式的腐儒，这也是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合一”的根本原因。
问题之三：搀入拟议安排
及至议论不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与说起。此等处认作沉几研虑，不知此已搀入拟议安排，非真良知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唐顺之的意见与下属发生分歧的时候，他先作闭目沉思状，考虑再三之后再与下属进行辩论。而王畿认为这种做法属于“搀入拟议安排”，并不是真正的良知。
或许有人很奇怪，当与下属意见不合的时候，当然要深思熟虑一下，以便理解下属意见，这难道有错吗？为了明白王畿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首先应该再读一下《论语》：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这段话就是“三思而后行”这个成语的出处，只不过孔子是在反对“三思而后行”这种观点。在孔子看来，凡事都思考太多并没有什么好处，绝大多数情况最多思考一两次也就够了。作为读者，我们必须切实理解孔子这种表述内在含义，对于处理一些复杂的事务和知识问题，孔子当然并不反对深入思考。孔子所要反对的是，面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不能过度的将个人利益牵涉其中。有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局者是利益相关方，由于有个人利益牵扯在内，所以会思虑过多，反而无法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回到本文中，王畿认为，唐顺之与下属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就会“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与说起。”这在表面上看是在“沉几研虑”，实际上是在想法设法的用言辞和手段压制他人意见，这就是“搀入拟议安排”，并非真正良知所能引发的行为。如果是真良知，有什么意见和想法直接表达就行了，又何必考虑那么多呢？
问题之四：搀入气魄
有时奋掉鼓激，厉声抗言，使若无所容。自以为威严不可犯，不知此是搀入气魄，非真良知也。
这段文字很容易懂，就不过多解释了。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王畿所要强调的实际是儒家经典《中庸》中关于人在情绪控制方面的问题，这里读者需要了解一个“未发中和”的观点，《中庸》原文是这样说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当中，人的修行就是要始终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中和”。在没有外界事物刺激的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喜怒哀乐，这就是“中”，也就是人的常态；但人生在世，难免会碰到各种情况，在处理各种实际情况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应该是恰当的，既不能“过度”，也不能有“不及”，任何“过度”和“不及”在儒家修行者看来都是“作伪”，属于“人欲”的范畴。而唐顺之在朝堂之上，经常用声色俱厉的方式来处理公务，这中虚张声势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圣人的要求。
问题之五：灵根已为摇动
有时发人隐过，有时扬人隐行，有时行不测之赏，加非法之罚。自以为得好恶之正，不知自己灵根已为摇动，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
王畿认为，唐顺之在日常处理事务中有时存在着揭发别人隐藏的过失，宣扬别人不愿公开的行为的做法，有时候还会赏罚不明。这些行为唐顺之本人自以为正确，但其实自己的良知本性已经动摇，很多做法都已经不单纯地为了军务，而是存在打压、制约、笼络下属的私欲在其中，这并不是真正纯粹的良知行为。
这一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常见，很多人在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往往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比如评功授奖的时候有些人就会不顾客观事实，过度倾向于和自己比较要好的人，而当工作中出现了纰漏，有些人则会推诿扯皮，不敢正面承认错误。而这些人在现实中通常还会编造出一整套说辞，来证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些行为用阳明心学的观点来看，就属于“灵根已为摇动，不免有所作”，这当然不是基于良知的行为。
问题之六：搀入格套
他如制木城，造铜面，畜猎犬，不论势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搀入格套，非真良知也。
所谓“格套”，我们可以理解为“规矩套路”，唐顺之在处理军务的时候，非常死板的设定了很多规矩套路，却不去考虑实际情况，严令下属教条地落实，这显然无法适应现实中的很多具体情况，王畿把这种问题叫做“搀入格套”。
“搀入格套”在当今时代依然普遍存在，我们现代人会把这种问题叫做“形式主义”。虽然很多时候，一定的形式也是必要的，但“形式主义”的存在必定会极大的扼杀下属的主观能动性，一个真正能够做到致良知的人，必须学会灵活的处理形式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显然，唐顺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
问题之七：搀入能所
尝曰：我一一经营，已得胜算，猛将如云，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阵。此是搀入能所，非真良知也。
最后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认真领会之后，让人很受启发。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能所”的含义。“能所”这个词来自于佛学，其中“能”是指“能做到、能知道……”的意思，是从人的主观性方面来说的，也就是理想的、最佳的情况；而“所”则代表“所知的、已经做的……”，即客观的现实情况。所以“能所”二字的实际含义就是人主观上应该知道或者做到的事情，以及在客观现实情况下，目前已经知道和已经做到的事情。
以唐顺之处理海防军务为例来说，以他主观方面来说，其能够知道的事情应该很多，而客观情况恐怕很难做到“能知尽知”，难免在部署安排方面会存在些疏漏。但是唐顺之却在朝堂上傲气十足的表示：“我一一经营，已得胜算”，甚至还会狂言：“猛将如云，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阵（唐顺之当时有疾病在身）。”这充分说明唐顺之考虑问题在主观上过度自信，而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实际困难。
我为什么说这段话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阳明心学长期以来被归类于“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当然从学术方面来说，这种归类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作为读者却不能因为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归类而对阳明心学产生误解。
现在很多人把阳明心学当做一种成功学来看待，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剿匪平叛的战争中百战百胜，主要就是源于其心学思想，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典型的“搀入能所”。因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获得巨大军事成就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王阳明不是不可能失败，他只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最好，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来自于龙场悟道。没有龙场悟道，王阳明就不会在内心中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意志，而这种精神意志则保证了王阳明在面对极端复杂困难情况时，始终能够保持头脑清晰、泰然自若、定力十足。明末理学家刘宗周就曾说过：
阳明在军中，一面讲学，一面应酬军务，纤毫不乱。
根据《年谱》记载：
先生（王阳明）入城，日坐都察院，开中门，令可见前后。对士友论学不辍。报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须状，暂如侧席，遣牌斩之。还坐，众咸色怖惊问。先生曰：适闻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闻濠已擒，问故行赏讫，还坐，咸色喜惊问。先生曰：适闻宁王已擒，想不伪，但伤死者众耳。理前语如常。傍观者服其学。
这段记载来自于《王阳明年谱》，讲述了王阳明在平息朱宸濠叛乱的过程中，每日居然还不耽误与朋友讲学。讲学过程中，有人汇报说前线告急，他暂停讲学，发令牌告知监军，如果前线将领伍文定退却，就立刻斩首，然后从容不迫的返回坐席继续讲学。直到最后擒获朱宸濠，王阳明始终淡定自若、语气如常。这其实就是王阳明自龙场悟道以后长期自律、自信、自省、自作主宰的修炼成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畿对于唐顺之的批评，其核心焦点始终聚焦于其思想之根源——“心”上，这也充分凸显出王畿对王阳明“心即理”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王阳明当然不是像佛道两教那样彻底否认外界客观事物的存在，他只是强调“心”在认知与实践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凭借这一深刻见解，王阳明在纷繁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能够始终抓住主要矛盾，进而在战场上屡战屡胜。王阳明对“心即理”这一核心理念的深刻领悟，也体现在他识人用人方面，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窥探出其思想的精髓。
有问钱绪山（钱德洪，王阳明弟子）曰：“阳明先生择才，始终得其用，何术而能然？”绪山曰：“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愚谓此言是用才之诀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术？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皆得之于学也。（高攀龙）
才能不足可以学，但心术不正则必不可托付重任。纵观王阳明的整个军旅生涯，他剿匪期间从来不会调动狼兵，在平叛期间，他身边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普通官员，在历史上大都没有什么名气，但这些人在王阳明的手下却都非常勇猛强悍，这显然与王阳明善于掌握人心所向是分不开的。
阳明心学与其军事成就之间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绝非停留在排兵布阵与奇谋妙计之上。其真正的精髓，则在于阳明先生那超凡入圣的精神世界之中，同时也得益于他长年累月的自我修行。阳明心学，不仅为其在军事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支撑，更彰显了阳明心学在精神领域所达到的卓越高度，使其名垂青史，永载人心。
有！
阳明先生在修行过程中革除了私欲，恢复了不动心，并且将原本良知的仁爱挥发了出来，所以他去平叛叛乱，并且不会因为面对生死而动心。
但是他的军事才能是他早年五溺时就学会，再加上他天资聪慧，然后修行加持，才出现后来的大胜宁王。
所以讲到这，我等还是不能只谈他的才能，而轻视他的修行，更要向他学习这种修行的方法，以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