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除了“仁”有哪些？

简单说明自己现阶段的理解。其中，对于中庸的理解，成型时间最短。以后或许会随着年龄阅历和思考，而在各个层面的理解进一步改变。但也斗胆拿出来，请方家指正。

1. 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最朴素而普遍的亲亲之爱。进一步选择，就是一个“孝”字。《论语》中出现“孝”的章节有13处（另一处属于重出，故不计入），其中出现在《学而第一》和《为政第二》的就有9处，可见“孝”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论语》第二章就是有子论孝，并明确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是体现了“孝”是基础。

所谓“百善孝为先”，不是说“孝”是最高的善、最终极的善，而是说孝是为善之始，是“善”的逻辑起点。

很多人一谈“孝”就不喜欢，知乎上还人问，“孝”是不是应该抛弃的封建糟粕。那要看怎么去践行“孝”，如果推到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的、无条件服从的孝，那当然要批评的。但这种愚孝不是我们要讲的，也不是孔子讲的孝，也不是儒家经典讲的孝，只是封建父权糟粕假借孝之名去行使的压迫。所以那种愚孝，不需要辩解，也不需要讨论。我们只谈谈儒家所说的孝（如果有兴趣，稍微翻翻《孝经》，就知道儒家提倡的孝是两个独立人格、独立个体之间的事，而不是子女对父母的无条件服从了）。

1.1 孝是儒家道德的原点。孝首先是情感，是父母子女之间最朴素、最普遍的，天生的情感。而在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当中，父母爱子女往往要多过子女爱父母。正常的家庭中，不需要去提倡父母爱子女，父母自然会爱；所需要强调的，只是爱的方法，是纵容孩子一切欲望的溺爱，还是要用严格的教育使孩子成长成人的爱。所以儒家在父母对子女之爱上，强调更多的是方法，也就是“学”，如《论语》、《大学》、《荀子》都大量讲到了“学”的意义。

而子女对父母之爱，相对来说更需要道德引导。所以儒家讲“孝”，将这种子女对父母的爱从人类诸多天性当中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和升华。孝是有超越功利性在其中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或许还有一种期望，等待子女长大成人后，为自己养老养老送终；而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当父母日渐衰老，世俗的功利价值日渐减少之时，更加要做到爱父母。这就更加突出超越功利的目的，更强调情感本身的意义，也就是道德的意义。

综上，一则，孝是来自于人性中所深植的、自然而然的亲亲之爱，所以“孝”是可以提倡的；二则，孝是有超越功利的特点在其中，超越功利的才是道德的高贵之处，所以“孝”是应该提倡的。中华文化对“孝”的强调，其实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高贵之所在。

1.2从孝出发，发展出儒家的底层道德。儒家将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挑选出来，告诉人们，应该把这种爱推广出去，推己及人。自己的老人、幼儿需要得到照顾，那也就知道别人的老人、幼儿也需要照顾，于是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爱是没有边界的，随着自己能力的提升，可以一直扩展到全世界。这就是张载的“民胞物与”了，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那么天地万物都是我的责任，我都应该去关怀和照顾。

1.3 这里顺便将儒家的与墨子的“兼爱”、杨朱的“为我”稍作对比。

“兼爱”境界很高，认为自己应该同等地爱所有人，墨子也是这样践行的。“兼爱”要关怀的范围，是全天下，这一点和儒家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关怀的方式：儒家认为要先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有能力的情况下再将这种关怀推广出去；墨家要求一开始就对所有的人同样去爱。所以从实践上，只有墨子这样极度无私的人可以做到，兼爱的思想难以普及。

而“为我”则完全走到反面，“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所关怀的范围只有自己。这种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颇为相似，每个人都不受损害，保护和尊重每个个体。只是问题在于，世界并不完美，总要有些人站出来，去承担、去牺牲。所以杨朱的思想，和纯粹的自由主义一样，只能作为个体的信念，却不能支撑起整个社会。

2. 儒家思想（或者说思孟学派）的隐含前提条件：性善。孔子、曾子、子思都有这个隐含条件而未说明，由孟子阐明。在孟子的逻辑和思想高度上，性善是颠扑不破的。反对性善的很多理论也是对的，但都是在较低的思想高度上进行阐述，思想高度和思维逻辑无法企及孟子。

2.1 明确孟子“性善”的概念。想必多数人都会觉得奇怪，怎么可能是性善？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恶，难道我看不到吗？为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

2.1.1 孟子所谓性善，是“人天生就是善”吗？不是的，是说人性中有善的种子，这种子是需要培养和呵护。在没有引诱和伤害的情况下，自然可以发芽成为善；但因为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经济学上说“资源稀缺”，所以人性虽善，但外在的环境一直有引向恶的力量，因此人的行为表现是有善有恶的。

2.1.2 人性是指什么呢？应该是成年人所具备的成熟、完整、普遍的人性，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人性。不成熟的不能讨论，比如小孩子抢玩具打架，很多人以此为例子证明人性恶，说小孩子表现的才是真正纯粹的人性。是这样吗？那么小孩子不懂得好色，难道人性不好色吗？《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有一定的误导，让人误以为刚出生的小孩表现出的样子就可以代表人性了。不完整的不能讨论，比如聋哑人对音乐没有概念，盲人对美色（不特指异性之美）没有概念，难道人性是不喜欢美音美食美色的吗？不普遍的不能讨论，有一些文明的习俗是吃掉过世的亲人，有一些文明的习俗是走婚，有一些文明是以胖为美，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特有的习俗，不能代表人性。

所以，婴儿出生时不会说话，不能说“人性”是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世界上各个文明的成年人都会使用语言，语言能力是人性所固有的，不因古今中外而有区别，这才是我们要说的普遍的、完整的、成熟的人性。所以我们说人性，是说已经成长成熟的人，所自然而然心中所有、外在表现出来的人性。

厘清了以上两个概念后，再看人性问题，自然明白孟子所说的是正确的。

2.2 孟子是怎么说“性善”的。孟子在《告子》篇中用水比喻人性，从逻辑上，用比喻来论证自然不够严谨，但这个比喻本身确实非常好，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水的本性都是向下的，但如果击打、扬起，那么水就会跃起，甚至可以从平地被搬运到高山。人性都是向善的，但是如果外界引诱、迫害、刺激，那么也会生出恶来。

这么说其实是很空洞的，所以，虽然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说明道理是不严谨的，但我仍不得不打一些比方。

2.2.1 初心代表了本性的最初倾向，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经历挫折和考验后，往往用“不忘初心”来勉励自己。人的初心几乎都是善的，可见人性的“本来面目”是善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谁的初心是想做一个坏人呢？我们在爱情里，有谁的初心是想伤害对方，或者要出轨，或者要家暴呢？从政者中，有谁的初心就是要贪污受贿、尸位素餐呢？商人里，有谁的初心是想偷税漏税、为富不仁呢？

当然，有一些人从小经历了心灵创伤，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这种情况属于不完整的人性，或者缺乏安全感，或者缺乏感受爱和信任的能力。但是即便是不完整的人性，其中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善的种子，比如《教父》中的黑帮虽然草菅人命，但却也亲爱家人，这就是泯灭不去的人性固有之善。

2.2.2 最好的比方就是孟子的“四端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所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关键是一个“乍见”，人还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计算利害得失的时候，本能反应都是紧张害怕，是不忍心，是想要把小孩子抓住。这就是人性善的最好的证明。

我们看到马路上有小猫小狗站在车流中不知所措都会紧张担心，这是恻隐之心；再豪放粗犷的人，哪怕是原始部落，哪怕极炎热、不需要御寒的地方，成年人也要用一点树叶兽皮遮挡私处，这是羞恶之心；对父母、家里长辈都有一点尊重的本能，进而延伸到在老师、长辈的面前，总不能肆无忌惮，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即便没有利害引诱和暴力恐吓，自己的心态总会随着所处关系的不同而有不同，这是恭敬之心；对客观事实有基本的判断，看到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心里难免会感觉不舒服，看到美国用莫须有的罪名污蔑孟晚舟、污蔑华为、污蔑中国，都会心生鄙夷，这是是非之心。这些感情是普遍的，自然的，不需要计较利害得失的，不是为了装给别人看才表现出一副好人模样的。所以，这些朴素情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善的证明。

2.3 看懂了上一部分，后面就只需要拾遗补缺，针对一些人的疑问稍加说明即可。

比如司马光说人固然有恻隐、羞恶等四心，同样也有暴慢、贪惑之心，怎么能以偏概全地说人性善呢？在这里，司马光所说的暴慢贪惑之心代表恶，孟子所说的恻隐四心代表善。看上去，人性似乎是善恶混同的。但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借用西方哲学家阿奎那的理论，上帝既然是全善的，为什么世界会有恶？因为恶是善的缺失。就如同黑，是光没有覆盖的地方，我们可以说黑是光的缺失，却不能反过来，说光是黑的缺失。同样，恶是善的缺失，却不能反过来说善是恶的缺失。

比如，暴对应的是恻隐，人的恻隐之心被蒙蔽遮盖了，才能表现出“暴”的恶，比如二战日军训练新兵，很多日记记载，第一次杀人都是很痛苦的，但是次数多了就麻木，甚至上瘾了。第一次见的痛苦是因为他有恻隐之心，之后的暴虐是因为麻木了。麻木的状态不是人的本性。所以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到正常的社会后，很多人会反省忏悔。也有人会死硬到底，从潜意识里抹去这一段罪恶，但这种故意的抹去，也有愧于面对和良心不安在其中。暴可以抹去，而恻隐之心不能。

慢对应的是恭敬。一个人对于自己真心尊敬的人，是自然而然会表现得恭敬有礼的，在尊敬的人面前不敢胡乱讲话，不敢衣衫不整，更不敢为非作歹。但是一个人自暴自弃了，破罐子破摔，也就表现得傲慢了。所以教育小孩子要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不要让他们自暴自弃，这样他们自然在自己真心尊敬的人面前会有恭敬之心，不需要刻意去教。

贪对应的是辞让之心（其实在孟子处，与恭敬之心有重复）。我们看到美食都想吃，看到漂亮的女孩子都想追。这看似是贪，但其实不是贪。追求应得的利益，不伤害别人，就不是恶。只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人会有竞争，有时候会想要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利益，这才是贪。我们不可以认为追求正当利益有什么问题。

惑对应的是是非之心。一个人如果受过基本的教育，就自然会分辨是非。如果有人说，喝水会致癌，吃氯化钠会死人，转基因让人不孕不育，人生病是因为酸碱体质……还有所谓的手机辐射、德国人七十年前准备好的水井盖子、英国人爱看书、哈佛图书馆的名言。凡此种种谣言，只要我们知道辟谣真相的，自然会对谣言有本能的反感，这就是是非之心。只有是非之心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才是司马光所谓的“惑”。

所以，人性之善是不需要思考的，而“人性之恶”，往往是外界因素的制约、伤害、引导之后，四心被蒙蔽和损坏之后，甚至是经过利害计算过，才表现出来的。计算过后得出来的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比如看到老人摔倒在路上，人都会动心，这是恻隐之心的善；而因为害怕碰瓷，所以没有去行善、没有施以援手，这已经是经过利害计算的结果了。

2.4 其实读儒家的书，至少是思孟学派，几乎处处都暗含着“人性善”作为前提。

比如《大学》的“明明德”，如果“明德”是恶的。那就不能要“明”，而应去“纠正”了。

又如阳明“致良知”，我们知道“良知”来自于孟子，“不虑而知者”，也就是本能。如果本能是恶的，为何要“致”？

其实儒家讲究的教化，也正是因为人性有着善的种子，所以人才是可以被教化的。如果人性本身不具备“善”，那么怎么教化呢？就如同狗的本性不具备语言能力，我们怎么能教会狗说话呢？

注：此前我在别处的答案中，将“性善”解为“性向善”，这是受了台湾傅佩荣教授的影响。不久后，我听北大杨立华教授的解读，又详加思考，认为“性向善”的说法，到了一定深度后仍然是不对的。“性向善”的表达里，“性”与“善”仍然是两件事，“善”在“性”之外而不在其中；而孟子“性善”和“四心”的意思，很明白可以看出“善”就在“性”中。此前的回答不再修改，这里特别说明。

3.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以专言之，则仁包仁义礼智四德。故一个“仁”字足矣。理解仁，即从大程子“以觉言仁”入手。明白人生而俱有的四心，保存之，培养之，发育之，践行之，就是仁。

3.1 要理解“仁”，最严谨的毫无疑问是从《论语》中寻找答案。孔门弟子问仁，一共出现七次，孔子针对不同弟子的资质和身份，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其中，当然是资质越高的弟子，得到的回答越接近孔子的本意。

遗憾的是，资质高的弟子问的少。倒是资质低的樊迟，先后问了三次。然而这三次并不是不重要，我们的资质恐怕也就达到樊迟的水平（或许不如），所以，樊迟问仁的段落，或许更适合多数人去入手学习。一下子跳到颜渊的高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拔苗助长了。

我们依次看一下孔子的七次回答，按照我的理解，由浅入深排列。

3.1.1 樊迟问仁。樊迟给我的印象，一是资质平平（和我差不多吧），和颜渊、子贡不能比；二是笃实，不懂就问，与孟懿子一比就很明显。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孟懿子便以为懂了，没有再问。孔子于是将这问答转述给樊迟，樊迟听了没懂，便问：“是什么意思？（何谓也？）”孔子才说出答案：“无违于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回答：“爱人。”这就是最普遍的对“仁”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理解，但也是最浅的理解，是理解“仁”的入门路径，也是“仁”最原初、质朴的含义。

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回答：“仁人遇到责任，就在别人之前先去承担；遇到利益，则在别人之后再去索取（仁者先难而后获）。”这是一种担当的态度，先义后利。这里的仁，与“义”很接近，与《礼记 儒行篇》中所说“先劳而后禄”应该是一个意思。这次孔子的解释，已经从不具体的“爱”，开始向具体、实在的行动发展，有了由虚向实的方向。理解和践行“仁”，乃至整个儒学，如果可以越做越朴素笃实，方向方法就差不多了。

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子回答：“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居处恭，是内在的修养；执事敬，是外在的功夫；与人忠，是内外的贯通。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豁然贯通之后的持守坚定。这次孔子的回答，又进一步，将想法具化为修炼，将修炼内化为习惯，将习惯深化为信念。

3.1.2 司马牛和子张问仁。将二人放在一起，其实是对子张不公平吧，在我看来，子张明显要优秀得多。不过两个人身上的不足之处，可能比较相似。

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仁人说话很谨慎迟钝（仁者其言也仞）。”司马牛心知仁之体大，不理解为何老师只是这样简单地回答，于是问：“这样就算是‘仁’了吗？”孔子接着说：“（既然知道）要做到‘仁’是很难的，说话怎么会不谨慎迟钝呢（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这段对答，是因为司马牛性格“多言而燥”，而孔子以此告诫，希望他能谨言守中。“仁”不可不守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就在内心，如果“多言而燥”，用心务外，就难免南辕北辙了。

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能做到不论自己在哪里，都可以坚守这五点的，就是‘仁’了（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也是一个关注外物的性格，难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当然，这是与其他更优秀的孔门弟子相比，子张本身是很优秀的），所以孔子对他也难免宽容些，回答也更有针对性一点。这次的回答，恭宽信敏惠都是小节，有提醒子张收心之意；而“行五者于天下”，就是说，不论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也要坚守。与樊迟问仁中“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一样的。

恭宽信敏惠，由内及外，由近及远，覆盖的内涵已经比较广泛了，不过仍有具体的范围和内容，这或许是针对子张所选取的。

3.1.3 仲弓和颜渊问仁。终于要进入top students的问答了。仲弓和颜渊都是公认最优秀的孔门弟子，孔子的回答也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我自己对两章的理解，只看到一个“笃实无虚”，一切都要落到实处，而不是空谈一个“爱”或是别的态度了。

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是高级管理官员，所以孔子一开始就从行政角度去讲。“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是当时的成语，而非孔子的发明，这两句讲的是一个“敬”字，一个“慎独”功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一个“恕”字。而“慎独”是贯穿儒家修身的基本功夫，“恕”贯穿了儒家待人的底层原则，因为仲弓之贤，所以孔子才给出这样的回答。做到这两点，自然“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孔子说：“约束自己、返归于‘礼’，就是仁了（克已复礼为仁）。只要你反身于礼，全天下都会承认你是仁人（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做一个仁人，是自己的事情，难道还是别人说了算的吗（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具体的条理，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说，也不要表现在表情颜色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里的翻译，我本想斗胆用自己的理解，将“克己复礼”断句在“克”之后（如《群经平议》主张），“克”解为“成就、实现”的意思（如《大学》“明明德传”中“克明德”、“克明峻德”），“己复礼”是“自己修身以回到礼的要求”。但细想后，仍然决定使用最朴素的译法，用何晏《论语集解》的解法。“天下归仁焉”本想借用“子张问仁”中的解法，但也放弃，还是将“归”解为“称道”，与《礼记》“百姓归之，名谓之”相同；“非礼勿动”的“动”，取“曾子有疾”中“动容貌”的意思，因为《论语》中的“动”并没有“动作”的意思，所以“动”解为“动容貌”。

细细品读，孔子对其他弟子的回答，或者解释层次浅易以迁就弟子；或针对弟子特点，选出某些角度让弟子可以入手力行之。对仲弓的回答已然有融会贯通意，而对颜回的回答，则专言一个“礼”字。礼，则樊迟之“恭、敬、忠”在其中，司马牛之“为之难”在其中，子张之“恭宽信敏惠”在其中，仲弓之“敬”与“恕”在其中。

礼也者，合理也，适宜也。此，义也。

礼也者，知先后，知轻重。此，智也。

礼也者，就本意而言，别尊卑，明份位也。此，礼也。

克己复礼为仁，礼含义礼智三义，则“克己复礼”已藏“仁包四德”矣。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明仁与礼之决定所在，责任所在，担当所在。不可自欺，不可自弃。

兼有四“非礼勿”，则其具体条目亦明，即可着手身体力行之。

朱子中年言“理”，晚年言“礼”，大抵是因为“理”虚而“礼”实。儒家修身，不同于佛家修心；不落在实处，如何承担、如何成就呢？

颜回问仁，句句落在实处。

可以看到，越是天资高明的学生，孔子的回答反而落在实处。颜渊也是唯一一个说出“请问其目”的弟子，听到了道理，就要问如何落实。这才是学到实处，这才是“学而时习之”，这才是自省“传不习乎”的意思。

又不禁想，孔门弟子的笃实之处：没有懂，就去问，如樊迟问“何谓也”；懂了知道奉行，如仲弓、颜渊说“请事斯语也”。为学处就是为人处，我们学习儒家也好，自己做人也罢，这一点“笃实无虚”，都是应该努力奉行的。

3.2 “仁包四德”与“以觉言仁”。

要理解“仁”，打好基础当然在《论语》，而孔子在《论语》中对仁并无明确的定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谈论利（唯恐害义）、命（命理精微）、仁（仁体宏大）。所以我们要理解仁，在《论语》中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我们还可以从中文的其他地方去寻找线索。比如，“果仁”、“桃仁”、“杏仁”，“仁”是最核心、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在内，不在外；又如“麻木不仁”，“仁”是肢体灵动、敏感、健康的状态。

那么我们的心和身的“仁”，是什么？

让我们先回想一下孟子所说的“性善”与“四心”。人的本性，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四心，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人生而倶有的。一个人要做到仁义礼智，只需要保有四心、培育四心、发挥四心，并由其引导自己去身体力行。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因为人总是身处于利害关系当中，如果人更多地被利害考虑所引导，那么本心就被遮蔽，或者虽有四心，也不能身体力行了。比如早些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一个小女孩被车撞倒，过路人都无动于衷。那些人真的无动于衷吗？我觉得不会，至少其中有几个人，甚至每个人，看到孩子躺在地上，还是会心生关切、疑问、担忧。这种关切、担忧就是恻隐之心。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伸出援手？因为他们考虑到了利害，担心遇到碰瓷，担心自己深陷其中。

所以，再回顾一下刚才讲的话：“一个人要做到仁义礼智，只需要保有四心、培育四心、发挥四心，并由其引导自己去身体力行。”这就是发明本心；同时，不要被欲望所遮蔽自己的良知，不要让外在的利害奴役自己。

发明本心，就是觉醒；不被奴役，就是自由。

觉醒而自由，就是自主意识的“灵动、敏感、健康”的状态。

还记得“不灵动、不敏感、不健康”是什么吗？是麻木不仁。所以，觉醒而自由，就是“仁”。

仁，就是人能够充分认知并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比草木虫鱼高贵之处，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的原因。

觉醒而自由，故而可以拿捏分寸，不会畏首畏尾，也不会泛滥而失去控制，这是义，也是中庸；觉醒而自由，故而可以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可以承担恰当的责任，与他人处于恰当的关系，这是礼；觉醒而自由，故而可以向客观性开放自己，不会固执，不会自满，有了过错而不害怕承认和改正，这是智。

故而，仁，偏言之则“仁义礼智”中之一而已，专言之则“义礼智”皆在“仁”之中，是所谓“仁包四德”：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

“性善”是前提，“以觉言仁”是手段，“仁包四德”是本意。

如此而已。

4. 儒家思想的方法论：中庸之道。

所有学过四书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样两句话。第一个是定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何谓不偏，何谓不易，二者又是否有所关联？第二个是地位：“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如此说来，中庸才是心法，似乎其地位还要高于“仁”。我们就先从这两点入手吧。

4.1 什么是“中庸”？

还记得《大学》经部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从“止”到“安”，时间无先后，层次有深浅；从“虑”到“得”，则非有时间的沉淀与检验不可。

这“知止”就是“中”的道理。知道自己的位置、用心的尺度、做事的分寸，无过无不及，就是“知止”，就是“中”。

在西方思想浓墨重彩地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时候，中国哲学还在讲究“适可而止”。太有主见了不好，叫做“刚愎自用”；毫无主见也不行，叫做“没有心肝”。太强调个人利益不行，容易培养出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太强调大公无私也不行，容易形成道德绑架，或者搞出来一群伪君子、假道学。领导人要心怀集体，但是不能事必躬亲；要有权力，但是也要懂得放权。对别人要爱，但是也要爱憎分明；遇到灾难了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不能要求别人卖了房子支援灾区。

居于恰当的位置、处于恰当的关系，使用恰当的方法、做恰当的事，用恰当的尺度、达到恰当的目的，无过无不及，就是“不偏”，就是“中”。

那什么才是“不易”？不易，并非“不容易”，而是说“不变易”；不是具体的行为不变，而是普遍的原则不变，古今中外都适用的道理和规律。比如，人总是要吃饭的，年幼时亲爱父母，年少时“知好色而慕少艾”，这些就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是为“不易”。

朱子注：庸，平常也。

庸就是平常，就是最朴素、最寻常的道理。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人性，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人性。

每个人都具有，所以“造端乎夫妇”；每个人都离不开，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有人因此而瞧不起这道理，觉得，不如佛家的超脱，不如道家的清净，不如墨家的高尚，不如法家的务实。

然而，这就是儒家思想所坚守的地方。儒家思想的阵地，就在最朴素的地方，在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地方。韩愈说，这先王之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就是因为这简单朴素，所以才能“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什么是“庸”？这就是“庸”。最平常的最根本，最朴素的最普世。

明确了“中庸”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延伸谈谈以下内容了。

4.2.1 “中庸”是道，脱离了核心价值观“仁”，空谈中庸之道是不够具体的。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原道》

故有“仁”方可谈“中庸”，无“仁”则“中庸”不能定位。

因为“仁”的基础是爱，所以“中”明确了爱的尺度和边界，庸明确了爱的范围和方法。否则，空谈“无过无不及”，空谈“平常”，则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也不会清晰，儒家思想的关怀范围也不会确定。

4.2.2 “庸”定位，“中”持守。

庸确定范围，中把握尺度。

庸，明确儒家关怀的是世间法，而非出世法；中，确定世间法的进退尺度。

庸，明确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爱，而非相忘于江湖；中，确定民胞物与而爱有等差，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庸，明确治国之法不过是“礼乐刑政”；中，确定“苛政猛于虎”，徒法不足以自治。

庸，明确儒家“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确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庸，明确“中”道；中，介于狂狷而取中行。

庸为体，中为用。

庸是静，中是动。

4.3 中庸之道的平正阔达

平正阔达，是为中庸之道。平，故可以纳常人；正，故可以为常道；阔，故可以和不同；达，故可以行终身。

4.3.1 “平”以纳常人。“中庸”既然是道，就是道路，就要足够平坦简易，要让最普通的人都可以走得上去；而不是高难度的杂技，只有天资最高的人才可以达到，却把寻常百姓拒之门外。中庸最朴素的地方，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就好像“为人民服务”，最朴素，但是这样才能关怀最多最广泛的人。

4.3.2 “正”以为常道。年少的时候，读历史，容易被阴谋、奇计吸引；看别人，容易被抄近路、小聪明吸引。然而小聪明固然可以作用于一时，但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还是最朴素朴实的道理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有人说，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有“一万小时定律”，也就是卖油翁的“手熟”而已；黄蓉的逍遥游花团锦簇，不如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不如玄铁剑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小聪明当然有用，但大智慧却是朴实。

4.3.3 “阔”以和不同。横向对比中西方的文化历史，西方的宗教战争斗争之激烈、各宗派之间之泾渭分明，在中国似乎远远不成为问题。中华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和谐比斗争有价值。孔子对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不失尊敬，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都给予承认，此后，儒家士大夫可以出入佛老，张载、苏东坡、王阳明，均是如此。只要是人本的，理性的，重视学问和文化传承的，尊重世俗人伦的，中华文化都可以接纳，儒家文化都可以与之共存。什么时候不能和而不同？那就是党而不群，自我禁锢，不再是儒家原意了，比如党争，比如中晚清。历史已经给了深刻的教训。

4.3.4 “达”以行终身。中庸之道，平以接纳众人，达以成就圣贤；不平不足以循道而上，不达不足以奉行终身。所以，虽愚夫愚妇，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中庸的碎片；虽圣人，也不能将中庸做到极致。“其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如进学，活到老，学到老；如为仁，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所以，“中庸”的简易质朴，让儒家思想区别于佛、道、墨、法等思想，而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华民族。

佛家思想否定一切世间法，否定一切有为法，缘起性空，寻常资质的人很难彻悟，所以佛家思想度上根人，下根人只能说说“口头禅”；相比而言，儒家思想入手处就是寻常人，关注点就是世间法，而“中庸之道”这条路，又可以走上一辈子，就好像“为人民服务”是随时可以做、又永远也做不完的。

道家思想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关怀生命本质，反对用外物损害自由，所以不注重文化传承，人可以退而为隐士自保，却不讲究进而为志士为人；相比而言，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洽可以互补，进则忧天下，退则保性命，儒道互补，为中国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墨家思想强调兼爱，大公无私，墨家组织讲究纪律，不惜牺牲生命，只是墨家思想对道义的执行要求过高而又缺乏弹性，入门就要求“大公无私”，如此自愿为之则可，要求他人便立即成为道德绑架；相比而言，儒家思想讲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入手处仍然是“老吾老”，此后才是“以及人之老”。墨家是豪杰之士，可惜并非天下人都可以做得了豪杰。

法家思想关注富国强兵、尊君贵上，在政治操作上注重实际效果，但是价值观重视君主而轻视百姓，重视功利而轻视道义，适于战争等非常时期高效率调动资源，但是刚性过高，弹性不足。儒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儒家）主张贵民，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民，国君的职责是为了爱民；刑罚固然要有，但道德和价值观的作用同样重要；所以儒家是饭，什么时候都要吃；法家是药，生病了不得不吃，病好了不能不停。

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是最朴素、最简单、最容易的道。因为朴素，所以广博；因为广博，所以可以承担，承担起所有的人，不是只有最聪明、最勇敢、最优秀的人，而是所有的人。

这是儒家思想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也是中国的幅员与欧洲相似，但欧洲四分五裂为各个国家，中国却可以同文同根，同声同气，绵延数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儒家思想不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中庸之道的朴素，功不可没。

抛砖引玉，说说我粗略的认识，还希望有真正懂的人回答。

我觉得，那种「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口号都是表象。谈到核心，恐怕不能用这么几个字来简单概括。

儒家最早的起源是周文化。三代之中，我们的社会实行的是一种分封制度，诸侯大多数都是天子的子侄亲戚，诸侯的下级士大夫阶层又是诸侯的亲戚。整个国家，其实是家族的扩大版。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靠冷酷无情的法律是不行的。在三代人文思想最发达的周代，周公设礼作乐，用一种比法律温和一点的礼来管理。在中国社会里，对礼的尊重实际是对公认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尊重，地位相当于西方对法律的尊重。

（对比西方：古希腊时期多是小城邦，除了奴隶平民大都是离散的公民，所以西方会更倾向于用契约或者法律这种「不近人情」的东西来管理。）

在人际关系上，人会首先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关心，然后将心比心，对他人也关心。你看到乞讨的小孩、老人，想到自己的孩子父母，会去可怜他们。这就是中国人关爱他人的思想来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

（对比西方：罗马帝国基督教兴盛。人人都是上帝下的子民，爱他人实际是出于一种宗教情怀。）

儒家的一次较大的变革是在汉代。自秦始皇统一以后，三代的家国同构制度就瓦解了。此时的儒家配合新的社会形态创造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天人感性，纲常伦理。「天」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主宰。君主一方面由天受命具有权威，另一方面又受到天的制约，比如要有罪己诏之类的。而臣民的行为也需要符合纲常伦理的要求。插一句，人常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来批判儒家，其实没有道理。纲者，表率也。儒家本身的思想就是对贵族的要求，所谓「君子」，本义就是「君之子」，也就是贵族。越是身居高位，道德上的束缚就越多，唯恐史书上有不好的记载。

儒家一次更大的发展是宋明理学。我看到一些说法，这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引起的。开始唐儒为了捍卫本土文化抵制佛教，但无效。后来宋儒学聪明了，将佛家很多好的思想融合进入儒家，也就有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学说实际从天理人心的哲学角度，给了儒学一种新的解释，并发扬了一整套道德修炼的方法。可以说这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高峰。对近一千年的东亚，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只是粗知，以上很多东西没说的太细致，否则该漏怯了。

历史上儒家大师的观点不尽相同，发展变化也较多。但不变的核心，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可能有些话有的朋友会看不懂，慢慢体会）：

1. 儒家是一种发自于人心（区别于宗教）的道德体系，也是世界上唯一个不用宗教的成熟发达、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体系。正因为这一点，儒家和西方的很多思想不同。也正因为这一点，儒家较重视「人」，而与更关注power的法家不同。

2. 儒家重视传承，在儒家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不但是我们的，以前为我们奋斗过的祖先、以及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子孙，都是要考虑的对象。我们会在史书上记录祖先的名字，评价他们的功过，并发自内心地被他们的精神感召。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世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获得生命的延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将天地、先人、生民、后人说遍了。

这一点，也体现在儒家对文化的重视上，因为文化是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传承的，而且文化的传承显然比血统的传承更高端、更包容。

3. 儒家要求人们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一点和道家不同。传统的中国人，都是艰苦奋斗自食其力，我们会瞧不起有手有脚的乞丐。甚至近代反儒家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无非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负责任，这些都是儒家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