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牛虻》？

1.《牛虻》中的革命

一些《牛虻》的读者，更喜欢从亲情伦理、爱与背叛这些角度欣赏小说。尽管《牛虻》不是一个单线的革命小说，但拒绝了小说中的革命部分，其解读是不全面的。 伏尼契将处女作《牛虻》背景定为1848年革命前夕的意大利，这与她曾参与“自由俄罗斯之友”协会组织工作，与沙俄和意大利革命人士广泛接触的经历有关。

伏尼契的朋友兼精神导师是俄国民意党革命家、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原名谢 米 斯捷普尼亚克，“自由俄罗斯之友”组织者，著有《地下的俄罗斯》、《民意党人劫狱记》、《伏尔加河畔的小屋》等），克拉甫钦斯基青年时期在沙俄参加革命活动时，曾因忏悔被教士出卖给沙俄第三厅，导致组织被破坏。他流放后逃亡，后在意大利参与武装革命活动，被捕后判处死刑，后因新王继位遇大赦，之后侨居英国。伏尼契写《牛虻》时参考了克拉甫钦斯基这段经历，只是他在意大利的活动发生在70年代，已是牛虻的时代几十年以后了。伏尼契本人曾踏的着精神导师的足迹游历过意大利，也见过一些当年的革命者，但没有意大利革命运动的经验，对意大利社会、革命的组织和思想等并没有亲身的认识。

伏尼契在沙俄和英国生活期间，交往了许多流亡的沙俄知识分子，丈夫也曾是革命者。她的思想，与其说与青年意大利党相近，不如说与沙俄民粹派颇有渊源。在《牛虻》中，有亚瑟领导的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红带会”，有琼玛、马蒂尼等长期致力于组织和宣传等“非流血”斗争的党员，他们与主张和“开明”教会妥协的自由主义者和立宪派有联合也有分歧，另外，小时说还间接提到了以刺杀、密谋为主要手段的“短刀会”，这几乎就是把俄国民粹派的各分支全搬到了意大利。而革命党人牛虻与琼玛、马蒂尼的谈话中，多次涉及对革命手段和对宗教的看法，也源于俄国民粹派，这一定程度弥补了作者经历的不足。而我们这些局外人，如果没有对国外历史有专门的了解，读着作者对意大利进步势力的描述，也没觉得太“穿越”。

小说第二章第九节还有一大段牛虻和琼玛关于各自立场的讨论，从中可窥见伏尼契本人的细致思想倾向。琼玛的形象取自克鲁泡特金的秘书夏绿蒂，经历则来自作者的一位俄国革命党友人奥尔格——她经历过丈夫因革命被捕，孩子病夭的人生悲剧，却一直信念不倒。伏尼契有能力如此精确的表现两种革命观点之争，与她早年与革命者接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虽然我感觉书中的琼玛的疑虑，比如对暴力习惯化，可能也是伏尼契本人的想法，但伏尼契有一点肯定与琼玛不一样：反宗教传统。 琼玛不认为激烈的革命手段有多么令她尊重，理由是暴力不太符合神圣的人性，或者说人道。牛虻则认为从事民族解放事业时，不该从内心中排斥革命的行动。牛虻认为琼玛的想法受到宗教的传统思维影响，非要去崇拜某种东西或概念。 我不得不介绍一下琼玛和牛虻思想的来源，琼玛的这种想法，是标准的意大利青年党指导思想，由党首马志尼受法国拉梅内神父（有人说他是蒙泰尼里的原型）主张的自由派天主教影响，形成一种颇有精英意味的、带有宗教传统的民主主义，而伏尼契本人也有这种泛神论倾向。

而牛虻的思想，则伏尼契是从友人克拉甫钦斯基那学来的，有鲜明的俄国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思潮也属民主派，却与精英主义对立，强调民众力量，藐视宗教和知识传统，重视革命实践，民粹的左派已经与社会主义颇有渊源了（虽然克拉甫钦斯基和普列汉诺夫思想冲突还是挺多的）。有人说牛虻的反宗教纯属早年遭遇后，气坏了脑子才有的消极结果，这种说法太过浅薄了。

2.父子冲突

《牛虻》中最为刺痛心灵的，是对亚瑟与生父蒙泰尼里主教的爱恨情仇的描写。在几十年前，红衣主教还被定义为一个伪善的教会利益维护者和革命的敌人，现在，少有人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了。读者多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心地纯洁的好人，却不自觉地成了教会的工具。读者对主教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理念的变化，但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亚瑟父子没有特定的原型，是作者综合自己经历和想法塑造的。

在《牛虻》第一卷第三章中，亚瑟曾看了蒙泰尼里主教正在读的私人藏书，这本书竟是但丁的《帝制论》，一部主张政教分离的著作。文学家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样的书——蒙泰尼里并非单纯信奉上帝，而是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是一处重要的暗笔，给我们解读主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蒙泰尼里主张和平的宗教改革，想要一个信仰上帝、在人间传播沟通与爱的教会，而不是统治者的教会。他的立场竟与当时的革命团体成员（如琼玛等人）十分接近①，他本不该成为儿子的敌人的。《牛虻》中的父子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悲剧。

青年亚瑟幻想教会能领导国家摆脱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把奥地利人赶走，建立只有教会没有贵族的共和国”。他将不切实际的想法透露给蒙泰尼里时，引起了生父的担心，因为蒙泰尼里知道教会的浑水有多深，也不愿教会和政权继续扯在一起。在接到升职的消息后，他竟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如果放弃升职，就放弃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接受升任，蒙泰尼奇怕自己不在时，亚瑟会为年轻和轻信吃大亏，但他不敢告诉亚瑟实情，他害怕儿子会发现父子政见不同而产生隔阂。有人认为蒙泰尼奇已经怀疑卡尔迪是政府的人，但他怕说出来，亚瑟年轻气盛，可能直接跟卡尔迪冲突。我不那么认为，因为小说中没有这种暗示，按情理蒙泰尼奇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内心中对卡尔迪不太放心应该没问题。他两难之下，甚至让亚瑟决定自己的去留（这成了亚瑟心中的死结）。最终，他抱着侥幸的心态，去山区上任去了。

蒙泰尼里忠实于信仰，但有时也受制于信仰。很多令人尊重的人都多少有这种悲剧性。比如，他给亚瑟母亲的丈夫写了忏悔信，以缓解违背教义带来的纠结和痛苦。他让儿子决定自己的去留，而亚瑟劝他去上任，他似乎就算尽了努力了，而他心存侥幸的同时，还有这种想法，儿子如果遇上麻烦，甚至是死了，那就是上帝对自己之前的私通行为的报应。他的性格缺陷，即亚瑟后来指责他的，“只要碰上难办的事，总是让别人帮忙做决定”，这加深了小说的悲剧。 后来，教士卡尔迪违背教规，向将亚瑟的忏悔密报，导致亚瑟和战友们被抓。出狱后，亚瑟又知道了蒙泰尼里主教与母亲的关系，他认为主教一直以崇高的面貌出现在自己眼前，竟也不按教归行事（他不会想到而主教与亚瑟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反抗有理”），更愤恨的是自己的恩师、父亲，既然知道自己的想法，却故意向他隐瞒实情，把他往枪口上撞——杀死他的人也包括他的父亲。宗教在他心中的理想天地骤然崩塌，亚瑟打碎十字架，在公仇与私愤的双重作用下，他从此与宗教势不两立。他伪装自杀，怀揣巨大的痛苦出走南美。而他的父亲，误以为儿子已死，也在极度痛苦和自责中活了十几年，只有在传播上帝的信仰，将“爱”献给民众，才多少给了他活的勇气。

十几年后，亚瑟回到意大利，此时有一些自由倾向的庇护九世继任教皇，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社会矛盾，以道德高尚扬名的蒙泰尼奇也被升为红衣主教，有的革命者认为他是教皇的人，仍是维护教会的政治利益，也有的认为他只是无意成了教皇的工具。亚瑟此时已经是革命者中最激进的反宗教者，他将升为红衣主教的父亲视为政治对手，同时也为了报复，他写了极为狠毒的报稿，还化装成害死儿子的信徒，对父亲进行身心折磨，这些举动，连他的同志都看不下去。只有他的女友琦达看出来，他对红衣主教的爱有多深，受的伤害就有多深，于是才有了这么大的恨意。

但是，仇恨再深也深不过爱，亚瑟在一次运军火的行动中暴露，他与军警发生枪战，这时，红衣主教突然碰巧冒了出来，亚瑟一哆嗦，枪口垂下了——他不能误伤亲父，正是这一犹豫，军警将他打倒，下了他的武器，他被捕了。 红衣主教第一次在办公室见亚瑟，亚瑟仍然藏起自己，他巧用宗教语言，指出基督也不是纯的和平主义者，自己武装起义革命“杀老鼠”并无不妥，用不着红衣主教用宗教来唬他。同时，他试图激怒主教，以尽快结束谈话，因为自己的内心对父亲情感的空前矛盾，眼看就让他支持不住了。

亚瑟在狱中与父亲相认，是真正的大悲戏。红衣主教提出，他要联系革命者救走儿子，自己则可以去死，只要亚瑟能脱离执念。有人认为红衣主教出于父子之情是向儿子让步，他想救儿子，暂时不顾教会的政治利益。其实，红衣主教根本不关心教会的这种利益，谁要想反对宗教与政治挂钩，这正中他的下怀，即使放走儿子，也并不违背他的理想。他担心亚瑟的战友劫狱，造成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只想用自我牺牲来救儿子并避免流血。 亚瑟自然不会答应，他自知时日无多，余生注定只能献给推翻教会和解放国家的战斗中。他提出，父亲若要和解，就要完全放弃宗教，在宗教和儿子之间选一个，没有任何妥协可讲。视宗教如生命的红衣主教无法答应这过分违背自己理想的要求，只得怀着巨大的痛苦走了。

红衣主教最终只能签字处死了自己的儿子，以避免圣体节那天可能的武装劫狱造成的更大规模的流血，亚瑟临终前，仍不愿与父亲作最后的和解，他推开蒙泰尼里身旁一个神父递到嘴边的十字架，嘲讽道“这下，你的上帝满意了？”他最终还是不能原谅对父亲把信仰看得比自己重。 蒙泰尼里的所作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与保护教会利益无关，但毕竟教会还是得利者。红衣主教在圣体节上，把儿子比作耶稣，说他是为了所有人而死的，我也为大众免遭流血而牺牲了儿子，但父子的恩泽，教会和众教众不配享有——如果红衣主教没有社会理想，只是因为丧子之痛发泄，是断不会说出这种“造反”的话的，尤其自比上帝，在教会的角度上看属于极严重的僭越。红衣主教最终因为过于激愤，几天后因心脏动脉瘤破裂死亡（因为红衣主教是死在首府，也不排除是被秘密处决或自尽）。蒙泰尼里到底还是自己的角度肯定了儿子的部分革命主张。不过亚瑟若地下有知，也许并不会因为父亲把自己比作救主而高兴——因为蒙泰尼里到底还是信教的。

《牛虻》中父子情的成功描述很容易激荡读者的内心，引发读者的思索，使读者对作品产生认同感。

3.《牛虻》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比较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三次向《牛虻》致敬，分别是小战士们解读《牛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保尔以牛虻的坚强挺过伤痛，保尔反思牛虻对生活的消极态度，却肯定他的牺牲精神，可推见奥氏对《牛虻》的深刻领悟和热烈推崇。

《牛虻》故事中有一段13年的中断，小说中无论是亚瑟的回忆，还是《牛虻在流亡中》的补充，描写亚瑟的性格、理念等转变与成熟的过程仍稍显苍白。《钢铁》中保尔则通过国内战争、反对派风波、筑路、工厂工作、从政、政治斗争、在病痛中创作一系列完整的人生经历，以及持续不断的学习中，思想和行动变得越来越成熟，直至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这一点，《牛虻》并不及《钢铁》。《牛虻》中，亚瑟有一些黑暗的设定，如对绮达的不尊重（作者是不赞同的），极度的孤独感、热衷于冒险求死的心理等。《钢铁》中保尔在1922年有一些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的彷徨，短暂性地将生活与追求理想对立化等，身体失去健康后一度试图自杀。这些另一面性格的描写，丰富了主人公的形象。

主人公反对宗教，表达作者本人了对宗教的看法，《牛虻》认为宗教必须放弃与政治的瓜葛，宗教只应起社会教化作用，《钢铁》的态度更激进一步：宗教还要和教育与资产脱离，但也不强行解除宗教。两部小说都有宗教的影子。《牛虻》中有大量的宗教引入，或加深人物的刻画，或增强反讽的效果，尤其篇末亚瑟父子与圣父圣子的类比很成功。在《钢铁》中，仍然有类似于宗教的设定，如团员们抢修铁路的情境，以及保尔最后达到的如圣徒般的道德境界，这应该是俄语文学传统的一个特征。《牛虻》的宗教设定要更胜一筹。

《牛虻》中描写的意大利革命者流派复杂，虽然很传神，但他们更像是作者接触过的俄国的民粹派，而且对革命组织的描写也非常写意，这和作者缺乏相关的经历有关。而《钢铁》则简直如同列宁主义思想和组织的高级指南，对社会矛盾、阶级状况、工农业生产、党团组织结构、政策法规、社会思潮、各群体生活面貌等各方面严格反映真实，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高度理解和极高的政治成熟度。这方面《牛虻》显然不足。

《牛虻》中亚瑟对女性的不尊重，将女友看作对抗孤独的工具，这引发了读者的不快，有人说可能参考了拜伦的一些特征。作者也通过琼玛之口对他谴责。《钢铁》中保尔对有想法、有生活热情的女性尊重，同情被欺凌的女性，谴责玩弄欺压女性的人，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相比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男性，在作品中有这种明显的倾向，更为难能可贵。

《牛虻》中父子情的描写，与《钢铁》中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纠葛，保尔与杜巴瓦的路线冲突有一致性，悲剧的主因都是理想冲突和社会原因，观念不同造成的误会更加重了误解，而《钢铁》中也有冬妮娅看自由主义书籍的提示，也有冬妮娅按理想行事的一连串蛛丝马迹，文中处处藏有暗笔，和《牛虻》描写红衣主教是一个路数。其实《牛虻》中红衣主教在读者心目中形象的演变，与《钢铁》中冬妮娅非常相似——官方评价不高，而与该人物相关细节描写与官方评述不符，弄的读者心中有疑惑，读者的看法随着时代变化，有了多种解读，但还是很难破解作者的曲笔，领会作者的真实用意。在《钢铁》中，情侣分手和战友反目两个设定，读者纷纷表示看不懂，这些年大家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作者水平不行，因此读者和评论家没必要深究。《钢铁》真是因它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而受到不该有的歧视了。相比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推崇的《牛虻》待遇就好多了——小说在描述蒙泰尼里主教时，也是给读者挖了这么多坑，我们如果看不通，首先想的是自己的水平不行，然后能耐心的讨论解读，并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

《牛虻》和《钢铁》的男主人公都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也是内心丰富的人。前者倾向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宁肯同归于尽，后者则更倾向于尽全力参与创造一个新世界。

《牛虻》中亚瑟在革命与宗教（连带着父亲）的内心矛盾的夹持下，十几年身心折磨，使他排斥爱人，内心对外人封闭，在革命活动中冒险求死，而他最后为了意大利的独立和民主革命而献身，终于死得其所，他也不必再向他爱的人伪装了。《钢铁》中的保尔，终生追寻集体的事业，因理想和道路不同，失去了爱人和战友，损失了一生健康，还面临着因病永远掉队的最坏结局，后来在艰辛的写作道路上成功，回到创造新生活的队伍，获得了新生——最终还是集体给了他出路。《牛虻》和《钢铁》最大的相似处，是男主人公在激变的社会中，饱经沧桑，奉献一切后，最终“自我”与理想达到了一种融合的状态，实现了人生价值，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一些人看来，主人公自身的结局——一死一残，是悲剧性的，而且他们都有自身的缺点，自己绝对不能向他们学习，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们的结局并非悲剧，自己也要做实现自我价值，对社会有益，无悔人生的人。

4. “阴暗的英雄”

对伏尼契影响较大的俄国文学，给人感觉有两种气质。我暂且称他们为偏“阳”和偏“阴”的。偏“阳”的作品，讴歌新的生活，赞美理性的力量，即使社会阴晦，命运多舛，也要乐观地创造未来，从普希金、托尔斯泰至高尔基，都是阳气旺盛。另一类偏阴的作品，清醒地认知现实的不合理，行动的非理性，虽努力争取改变，却时刻准备好迎接悲剧宿命，莱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这一类。 《牛虻》也算是偏阴的作品，和伏尼契的个人性格有关，她也喜欢翻译一些“偏阴”的文学作品。牛虻虽是一个革命英雄，却是缺点很多的人，小说中有不少对他性格阴暗面的发掘。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当时不合理的社会，但有很大程度上是牛虻自己造成的，过程和结局都非常虐心，牛虻自身毁灭，蒙泰尼里自尽、琼玛、绮达等人情感受重伤，而事业也没有被明显推动。

文学作品中往往几代人都有共同的性格弱点，即所谓的“人性遗传”。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世家》里全族人都有难以遏制的占有欲，法国左拉《萌芽》埃蒂安有祖传的酒精失控。《牛虻》中亚瑟父子也一样，都有本能逃避的一面，经常试图逃避内心的冲突，或逃避过去的记忆。 比如小说一开始蒙泰尼里受到升任通知后，让儿子决定自己的去留，而亚瑟劝他去上任。牛虻被捕以后，统领请求蒙泰尼里准许军事审判，这违反了他的信条，但拒绝军事审判就给起义者以武装劫狱的可能，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流血，于是，蒙泰尼里竟去找被捕的牛虻商量，牛虻讥讽他“遇到内心矛盾，就要让别人替你决定”。

牛虻本能逃避的一面更加明显，他发现教会的欺骗和琼玛的误解后，曾打算以死逃避，直至发现生父的欺骗，恨和屈辱等负面东西反而给了他活并且反抗与报复的动力，于是伪装自杀，远渡南美。他在南美受了很多生活的打击，直至沦落到装扮小丑为生，之后给几个爱打听的人讲自己的经历时，却假编了自己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独立战争的经历，让人们以为他与加里波第有关系，实际上他是在不久之前结识马志尼，才回到队伍中的（马志尼的路线太过精英主义，不考虑和发动民众，起义规模往往只有百人左右，牛虻只要能力强，短时间内当上指挥者是可能的）。当他隐姓埋名重回意大利后，要趁革命活动的机会，顺便为自己的过去复仇，但重拾过去又给他带来巨大的心里纠结和空虚。

蒙泰尼里化解痛苦的方法比较单一，只要他投身宗教，宣传上帝，往往能达到一时的内心平静，基本对他人无害。牛虻应对内心煎熬则比较难，有人戏称，牛虻是“天蝎男”，因为生性敏感，会用偏激的思维将痛苦放大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会采用一些别人难以理解的激烈手段与心灵痛苦对抗。比如主动追求危险，用嘲讽和漫不经心的态度看待自身肉体上的病痛，对生父和琼玛进行心灵折磨，他和绮达在一起，只因为她有“活力”，至少能外在地对抗空虚，这些手段只能解一时之苦，长远对人对己都有害；当然，冲抵内心的伤痛也得有正面的东西，否则亚瑟早就成魔了，这些正面的东西，如从事革命，这有社会意义，是人生价值的途径，同时还能推到曾伤害过自己的社会和宗教制度，另外，牛虻有步骤，试探性地向琼玛开放内心，对牛虻来说，毕竟琼玛是自己同志，之前打自己是出于误会，解开与琼玛的心结，比解决与生父的矛盾容易很多。

亚瑟的生性可以说很不错，他热爱自己生长的国家，对外人也很好，他救助过素不相识的孩子，掩护了自己的战友，感化了他的看守们，最后心甘情愿将生命牺牲给进步事业，这很令人钦佩，但他有性格缺陷，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不当之处。 牛虻思想较偏激，拒绝必要的妥协，以负面的屈辱、仇恨为从事进步事业的动力，同时逃避与亲人的沟通与和解，或故意、或间接地伤害每一个爱他的人，如果亚瑟能在最后时期克服这些缺点，做出一些妥协，很可能结居会大有不同，比如，他如果尽快对琼玛撤掉那种既不必要，又伤人伤己的心灵屏障，不对本就反对教会专权的父亲提出苛刻的放弃信仰的条件，他会得到一个革命伴侣，可能会把父亲拉入进步势力同盟，还能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进一步的革命中，革命和自我的利益都会达到最大化。而正是牛虻的个人局限，阻碍了皆大欢喜结局的实现，这使读者感到巨大的遗憾。

5.初探作者塑造牛虻的真实目的

一些套路深、格局大的作家，有意在作品中描述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中的精神，包括世界观、伦理观、宗教观、革命观、战争观、幸福观、生死观等（起码有二三十个这种“观”），这称之为“人类主题”。

比如德国的托马斯曼《魔山》，故事情节极为平淡，就是一帮人疗养，接近于无情节。真正的内容是，凑上四个人（或者再多几个）就飚“嘴炮”，辩论涉及“人类主题”，因为每个人有一种思想流派的倾向，讨论一个“观”时，当然是意见不同，争锋激烈。有点文科底子的读者读到这些争论会大呼过瘾，底子薄一点的读者，往往雨里雾里。另一类名著则相反，作者讲故事的能力突出，各种“观”隐没在人物和冲突之中，小说的语言朴实，人物和情节安排合理，让人“读着不累”，最圆润的作品，读者既受益颇多，又没有一点被强灌的感觉，比如俄国的名著，其代表作者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逆天的文学家。

伏尼契的《牛虻》暗含大量“人类主题”，这种写法在英国同时期文学中不多见，尽管伏尼契的思想倾向在同时期英国作家中能找到近似的（如萧伯纳）。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一个回潮，但其中多数作品都过于“脚踏实地”，着力点在批判和反思自身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制度和机构不人道、社会道德堕落、贫困与不公等。而伏尼契在《牛虻》中，对道德、伦理、革命、宗教、生命这一类属于“仰望星空”的问题非常执着，并用讲故事的方法体现这些寓意，给我的感觉是她受了俄国作品的影响。查伏尼契的生平也许能获得解释：她曾担任《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还翻译介绍过果戈理、莱蒙托夫、舍普琴科和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克拉甫钦斯基对她的影响。

作者伏尼契虽然喜欢自己创造的主人公，却不同意牛虻的某些理念。这总让我想到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对贵族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像列文那样将家庭生活扎根于“俄罗斯性的虚怀若谷”的农民中间，追求淳朴和信仰，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安娜凭借一己激情反抗旧的社会价值理念，虽勇气令人敬佩，但脱离了应有的基础，最后被自身的情感烈火烧尽，用生命的代价警示后来者“此路不通，另寻他途”。不过，安娜这个人物却让读者产生共鸣，并赋予小说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我认为的伏尼契的思想应该是，宗教和教会应被彻底改变以适合革命后的社会，领导群众进行暴力革命是解决掉反动势力的必不可少的短期手段，而民主、自由、宽恕和爱是达到理想世界的最终途径。作者赞同牛虻为革命和推动社会进步作出的努力，也通过牛虻的悲剧，告诫读者牛虻的行事方式，以及一些激进的主张是有缺陷的，“正确”的路仍需尽力探索。

参考文献

1.《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J],王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

2.《牛虻》是怎样写成的[J],张守仁,《十月》：1978年

3. 能不忆《牛虻》？[J]胡守文,中华读书报:2004年,

4.不死的牛虻 纪念艾·伏尼契诞辰150周年[M]，宋韵声 ，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

推荐一本书《沉重的肉身》，里面收录了刘小枫早期的8篇文艺学随笔。其中，第一篇是《丹东与妓女》，讲毕希纳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戏剧《丹东之死》。第二篇《牛虻与他的父亲、情人与她的情人》，就是讲伏尼契的革命名篇《牛虻》。

《牛虻》开启了一种革命叙事，即革命始于革命者自身爱欲的不满足。《牛虻与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涉及到了四个人，分别是亚瑟（牛虻）、蒙太尼神甫、琼玛（波拉太太）、马提尼。这四个人以“亚瑟-牛虻”为中心，他一人的不满足构成了四人的不满足。革命，说到底，就是要使人成为人、修补人的不满足。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牛虻最后的殉死——这恰恰不是革命的失败，而是革命的成功。耶稣基督殉死，是要用自己的血肉涤净人的罪。同样的，牛虻只有选择死，才能修补四人的不满足。下面展开。

亚瑟原本生活在一个“伊甸园”之中，虽然家庭生活上有一些不顺遂，却也有爱着他的蒙太尼神甫、琼玛。这时的亚瑟只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温和青年，如果“伊甸园”可以维持下去，他或许就不会变成那个人见人怕的革命党人“牛虻”。

平衡的打破始于亚瑟告发了同志波拉，他告发波拉的原因很简单，是嫉妒——嫉妒琼玛对波拉的爱。在这里，亚瑟作为“伊甸园”中的“初人”食下了“情欲果”，他自觉了自身在爱欲上的不满足，就像他的祖先“亚当”一样被逐出了“伊甸园”，在《牛虻》中则是登船去往美洲。在那里，他只能吃地上长出的东西、食自己的血汗，由富家少爷变成了苦工。这一段，和《创世记》的描写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亚瑟的离去又带来了另外三人的痛苦：蒙太尼神甫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琼玛失去了自己的爱人、马提尼则失去了与琼玛结合的可能。一人的不足，带来了三人的不足。

来到美洲的亚瑟历练成为了革命党人“牛虻”。但是，在这里，革命者自身爱欲的不足却是先于历练的。亚瑟同情着美洲劳工，但他先同情着爱欲不足的自己，恰恰是自身的匮乏与剥夺，让他获得了这种共情的能力。因此，当牛虻回到意大利之后，他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自己越是与蒙太尼神甫、琼玛在一起，就越无力；而自己越奋力战斗，就越伤害身边的人。

该隐被逐出伊甸园，诅咒着他父亲的神。他以为他的痛苦来源于神，就选择向伊甸园复仇。但是，神爱世人，该隐的痛苦终究只是反射过来的他自身的痛苦，怨恨也是反射过来的他自身的怨恨，神并不值得他憎恨。他陷入了自我憎恨之中。

牛虻崩溃了，崩溃的结果就是自我了断。他逃出去又能怎样，他要继续战斗吗？——让自己的父亲和爱人痛苦。他又要放弃战斗吗？——背叛他的同志和同胞。他只能选择去死，只有死能够修补四人的不足。他早就死过一次，时间已经快抚平一切了，只是他不甘心，他又回来了。回来，带来了痛苦。

在伏尼契笔下，革命者是病态的，是一种悖论，或者说是萨特的那种“粘质”。革命始于革命者自身的爱欲的不满足，是为了修补自身的行动。而革命者想要将革命继续下去，却又必须做到绝情弃义，这就离本来的目标越来越远，革命的非人性、非理性也就被放大到了极致。

而早期革命所体现的这种病态又与基督教是同构的，基督教越是宣扬上帝的善，就越要描绘现实的丑恶。这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便是雅各宾派越宣扬自由，现实中就越专政，即罗伯斯庇尔的“自由恐怖论”。因此，在刘这里，丹东的故事与牛虻的故事是作为一组故事出现的，都是关于“革命”的故事。刘的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纬语”，即纵向度、历史性。“现代性”直接起源于大革命，因此书的头两章都是关于“革命”的故事。但是，整本书又被安放到了“沉重的肉身”这个大题目下，而“肉身”或者说“身体性”，则是一个自使徒保罗起、为基督教所关注的概念。也就是说，刘的野心不止于从大革命开始论述现代性，他还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眺，寻找“基督教-大革命-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牛虻》，恰好处在这个联结点上。

而伏尼契的这种叙事传统，也影响到了后来的革命文学，比如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我清楚很多人会反对这种解读，但保尔作为革命者的自觉的确是在与冬妮娅的决定性的分离中产生的。他之后的所有学习、探索、经历，可以说都是为了解释这次决定性的分离。当阶级理论加诸到他身上时，他第一时间被唤起的仇恨可能就是这次分离。保尔到死都是一个战士，但他也从未拥抱过爱情，这个革命的“圣处男”与耶稣基督、与东正教的圣愚们、与“亚瑟-牛虻”也是同构的。相似的东西在ACG作品中则被押井守玩过一手，就是《攻壳机动队》tv版第二季中，为合田一人所散布的、为久世英雄所感染的、关于革命的“圣处男”的病毒。

由于时间久远，《牛虻》、《丹东之死》、《沉重的肉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具体内容我也不甚熟悉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刘的这本书，我只看了前两章。但不得不说，刘在跨界当国师前的作品还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