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太宗修《氏族志》是如何做到打击氏族地位的？

理解《氏族志》的作用，還要看它的後來者《姓氏錄》。

當然也要結合一下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

二者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你在唐政權中佔據的位置達到一定高度，你家族的地位就能上升。這是一個「姓氏高下由誰說了算」的問題，從而試圖改變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憑姓氏門第任官的慣例。你過了五品就能提升姓氏的高低排序，那也就意味著，我實際上不是按門第選官，而是按選官排門第，選官的決定權我說了算。

從社會結構角度來說，整個隋唐（最早可追溯至南朝後期梁陳及北朝後期的北周北齊）到五代（最晚不過宋初以前）是一個過渡期。

這是門閥社會逐步解體的時間段。

政府逐漸開始消解門閥之間自行「論資排輩」形成相對固定社會地位排序的資本。

換句話說，我重用你，你的地位就能上升。

而此前，我重用誰，要看你們自己排的順序。所以南朝經常出現寒人做的中書舍人、典簽這樣比較小的官權力卻更大的現象，因為沒辦法，好的官全被僑姓、吳姓高門霸佔。

你之所以不理解，只是看到《氏族志》本身，沒看到背後社會力量的變遷。

南北朝後期高門世族大地產莊園經濟逐漸裂解成寒人世族中型地產莊園經濟與寺觀經濟，經過隋唐初期的打擊、大曆改革、三武一宗滅佛及藩鎮拼命榨取資源，這種中大型地產也逐步衰落，到了宋初已經相對扁平化（但仍然做不到明清那樣的市民社會）。

隋唐時期，無論是高門世族還是寒人世族，私人武裝逐漸被清掃，政府武裝（隋唐的府兵、唐中後期的募兵）成為國內絕對的武裝力量（某種程度上來說，唐後期的藩鎮混戰與農民起義更使得門閥陷入絕境）。

尤其經過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四個皇帝持續推行消融地區社會隔閡的政策，並且不斷深入把隱匿在世族名下的人戶挖掘出來，這時候政府手裡的人戶及力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世族。

加上科舉制也在慢慢深入（但比宋代還差的遠），政府逐漸掌控對人才的考核權、選拔權。

世族的社會影響力是在慢慢消解的。

《氏族志》與《姓氏錄》只是其中一個手段。

所以只看這個東西本身，是無法完整理解這一個漫長過程的。

很简单，你会百思不得其解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并不真的知道所谓中古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猜测你对那个时期社会的结构理解是二分的或者是三分的。二分是指士族和寒门，三分是指高门、寒士和寒人。因此在你的概念当中唐太宗的《氏族志》不过是给士族门阀排排序，怎么可能打击士族？

隋唐是中古时期的结束。虽然从隋朝开始兴起科举制度。但是士族门阀的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消退。隋唐时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的数量占绝对官员的比例也很低。而且在宋代印刷术发展之前，真正的寒人是很难通晓经学从而脱颖而出的，官员选拔的范围主要仍然是通过门荫的士族。

但是士族之间是不一样的。总地来说，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士族门阀可以分为五种。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在；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

不要以为士族门阀之间都是平等的，或者是士族门阀之间是互通有无的。随便举例子，比如说侨姓门阀和吴姓门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都处江东之地，但是互相之间是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说看史料当中婚姻额记载就能看得出来，还有南朝政府的谱牒，也是两个分列而并不适合在一起，比如百家谱集抄和东南谱集抄。现在理解了梁武帝对侯景所说的“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是什么意思了吧？前者是南北朝时侨姓前两位，后者是吴姓的前两位。梁武帝的意思是侯景不配跟侨姓士族联姻，跟吴姓勉强。表明了两者之间地位的差距。

在魏晋南北朝，这些士族门阀的地位基本上并不随着政权的变化而产生明显变化，唯二的例外就是一个政权根基被推翻（北周攻克江陵、隋朝灭陈）或者是被肉体消灭（河阴之变、侯景之乱、唐末）。与之相反，新兴力量往往是承认，然后整体加入并与之合作（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创造虏姓）。或者是在政府-士族-新秀三个层面上携手伪造族谱（高欢跟渤海高氏结合，宇文泰部下创造关中郡望）这种三方协作是魏晋时期伪造族谱和明清时期伪造族谱的最大区别。

而氏族志真正的作用就是试图通过皇权的意志来改变士族门阀地位，从而影响门荫和选官。如果唐太宗真的可以确定氏族的地位，那么以后的皇帝同样也可以根据当时官员在唐朝政府的地位高低来确定他们的地位。更由于氏族志的主编高士廉是吏部尚书，氏族志是未来选官的基础。这些举措试图让士族地位流动，这样自然打击士族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