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要領導人物能與國民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同時蘇俄也希望在東北能夠扶植中共勢力，以牽制華北的國民黨勢力，必要時讓中共與國民黨劃江而治，使東北、華北作為美、蘇之間的緩衝地帶。蘇俄之所以有此佈局，因為蘇俄在8月14日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俄在條約中獲得東北及外蒙古的特權，並已聲明支持國民政府。上述的佈局再不違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下，可以使蘇俄在中國擁有廣大領土，當時還沒有考慮以中共取代國民政府。
張國慶，＜抗戰勝利後美蘇國共在東北的角逐＞，《民國檔案》，1993年第2期，頁123。
對日抗戰期間，美國只扶植國民黨，不扶植共產黨，也因為扶植國民黨的關係，在中國獲得許多特權，這自然引起蘇俄不滿。故1945年7、8月之間，國民政府派宋子文、蔣經國為代表在莫斯科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史達林吉表示：如果能保證不讓美國在東北獲得利益，蘇俄可以讓步；將來美國是蘇俄的主要對手，從國家安全考量，必須堅持讓外蒙獨立。蘇俄在東北獲得優勢，並扶植中共佔領東北，引起了美國的警覺。1946年底，美國共和黨人對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大肆批評；到1947年底，更要求美國政府協助國民黨守住東北。194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在中國的長期基本目標，在於推動一個穩定的代議制政府，來領導一個獨立、統一、與美國保持親善、並能在遠東阻止可能出現的蘇俄侵略中國。從中國的混亂情形看來，短期內可實行的首要目標，是避免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
張國慶，＜抗戰勝利後美蘇國共在東北的角逐＞，《民國檔案》，1993年第2期，頁119。
王緝思，＜1945-1955美國對華政策及其後果＞，《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頁41，50。
當時蘇聯的主要目標是和英、美、法等國爭奪東歐的控制權，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中國所獲得的利益、權力所滿足，如前面所述，尚未計畫全力支持中共奪取國民黨的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毛澤東把中國視為美、蘇兩大陣營的中間地帶。1947年底，毛澤東著文指出。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大對立集團已經在冷戰中形成，中共的革命力量是「以蘇俄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亦指示：目前世界中心的問題是美、蘇之爭，反映在中國的便是國、共之爭；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扶蔣打共反蘇，反蘇時必須連上中共，所以蘇俄對華政策在形式上不能不與中共隔離。所謂的中間地帶．便是美、蘇亦爭取的地帶。對國民黨來說，反蘇反共是自由國家的義務。在中國亦不能專靠國民黨，故要求美援；對中共來說，中共即為反美帝陣營的重要組成。不管實際上蘇俄的支援如何，自己都必須努力開拓與蘇俄的關係。比較下來，在戰後的頭兩、三年，國民黨對美國的依賴較中共對蘇俄的依賴為大；當蘇俄見到中共勢力發展迅速，由限制中共擴張轉而支持中共擴張，使國共鬥爭的支援力量此消彼長。是為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
吳小松，＜試論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對蘇政策＞，《江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頁63。
何迪，＜1945-1949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的演變＞，《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頁18~19。
作為美、蘇中間地帶勢力之一的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初期與蘇俄的關係較好；當時國民黨唯一的軍事外援來自蘇俄。1940年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蘇俄在歐洲對抗納粹德國自顧不暇，與國民黨的友好關係逐漸減弱；1943年國民黨將新疆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後，蘇俄與國民黨的關係亦趨緊張；至此國民黨的外援幾乎仰賴美國。雖然蔣介石曾經為了維護中緬印戰場的統帥權與史迪威有衝突，使美國無法統一調度此戰區的軍隊。從而對於國軍的戰鬥力表示不信任；國民黨仍把外援的希望寄託在美國上，同時國民政府也希望美國支持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蘇俄雖然支持中共，但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後，中共勢力尚無法與國民黨抗衡，蘇俄為自國民黨手中獲得在中國的權益，也不希望中國倒向美國一方，一面表示支持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一面尚約束中共的過度發展，以免刺激國民黨與美國的結合。國民黨對於中共勢力的發展迅速，以及蘇俄勢力介入中國感到非常擔憂，這點可以在1945年7、8月間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中看出。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起因乃1945年2月的《雅爾達密約》。當時美、英兩國為促使蘇俄對日抗戰，在沒有中國代表的狀況下，將中國及外蒙古的利權讓給蘇俄；此一讓與，必須由中、蘇直接談判始能落實。國民政府不希望蘇俄獨享東北及外蒙古的利權，同年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派屈克•傑伊•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奉命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報告《雅爾達密約》協定之內容時，蔣介石表示願意由中、蘇、美、英四國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並邀請美、英共同參加中、蘇探判，但美國對蔣介石的意願不表示支持。《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在1945年6月30日至7月13日由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宋子文負責、7月30日至8月14日由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及外交部部長王世杰共同負責。關於允許外蒙古獨立，中國代表最不堅持，因為外蒙古自1924年已經因為蘇俄鼓動而獨立，一切體制早已學習蘇俄；中國希望先劃清疆界再承認外蒙獨立，但未達願望。關於旅順、大連問題，大連市政權歸中國，港口租與蘇俄三十年；旅順則委託中蘇軍事委員會（蘇方任委員長，華方副之）共管。關於中長鐵路（中國長春鐵路），承認由中蘇共管，但理事長由中方出任，蘇俄不得在鐵路沿線駐兵、運兵。附帶條件有蘇聯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自東北撤兵，三個月內撤兵完畢。值得一提的是，蘇俄保證絕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並不支持新疆的匪亂。蔣介石明白指出，蘇俄的這兩項保證，是中國允許外蒙古獨立的必要條件。
陳立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背景、經過及其檢討＞，《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2冊。
戰後國民政府對蘇俄讓步，主要在換取蘇俄的支持，並希望蘇俄約束中共，使其與國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則以蘇聯支持中共為由，要求美國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看出美、蘇的矛盾，為了表示願意與美國合作，曾於1946年2月和5月，兩度拒絕史達林的邀訪。但1947年1月美國調解國共糾紛失敗，對中國採「靜觀其變」的策略後，國民黨內部出現「對外聯蘇、對內和共」的聲音。1947年9月，蔣介石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表示要加強與蘇俄的關係。1948年1月，蘇聯駐華武官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羅申（Nikolai Vasilievich Roshchin）表示蘇聯願意出面調停國共爭端，引起美國官員不安。美國怕國民黨抗共失敗，杜魯門總統（民主黨）在共和黨的督促之下，於1948年2月恢復援助國民黨。美國的援助並未使國民黨扭轉局勢；國民黨內有人發出對中共求和的呼聲。1949年1 月蔣介石總統引退，李宗仁副總統代總統職。李宗仁負責軍國大政後，一面與中共和談，一面爭取美援，又一面央求蘇俄出面調停。蘇聯以國民黨不肯疏遠與美國的關係，拒絕的李宗仁的請求。到1949年8月，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後，亦置國民黨於不顧。在這樣的情形下，國民黨外援斷絕，中共得自蘇俄的援助卻不斷增加。國民黨謀和不成，作戰失敗，不得不自大陸撤守台灣。
饒戈平，＜1945~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對美政策＞，《民國檔案》，1988年第2期，頁109、112、114。
翟强，＜院外援華集團和杜魯門對華政策（1947~1949年）＞，《世界歷史》，1986年第5期，頁42。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