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昨在呂世瑜上訴案裁決，終院裁定《港區國安法》第33條中被告減刑因素僅限於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罪行，3種情形「已是盡列無遺」，並解釋稱第33條立法原意及目的，是提供誘因令被告停止犯罪、或協助當局執法或打擊危害國安行為。
正服刑者有悔意或立功 最多減刑一半
翻查內地《刑法》，當中羅列法庭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况，且不限國家安全罪行，條件包括被告未成年、聾啞、犯罪未遂、從犯、被脅迫參加犯罪、外國已受刑，甚至最高人民法院認定案件特殊情况等。對於正服刑的被告，內地法院可考慮被告悔意、有否「立功表現」等，最高減刑至原本刑期的一半。
內地2018年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容許被告在任何案件的刑事程序中，透過供述罪行及接受檢方建議刑期，可獲「從寬處理」。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說，據他理解，本港終院意思是除了國安法第33條中的3種條件外，國安法規定最低法定刑期不可跨越。他補充，內地《刑法》減輕刑罰條款，適用所有刑事案件，但《港區國安法》第33條只適用國安法案件，香港其他案件的減刑原則，由普通法規定。
終院在本案中重提國安法和本地法例關係，強調國安法適用須「銜接」（covergence）本地法制，應盡量並行。終院在判辭中無明文指出認罪作為減刑理由，但說在考慮案件「情節嚴重」與否後，可考慮傳統的減刑因素而得出量刑起點，此初步量刑必須在法定刑期的範圍內。
社民連陳寶瑩認為，認罪扣減三分之一是普通法一貫做法，而內地刑事法律都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原則，質疑日後若違反國安法罪行，認罪扣減是否變成沒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