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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蓄势腾飞正当时 大公报书写中华奥运故事

2021-08-05 04:23:20大公报 作者: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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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8月15日,香港大公报第六版是《第十四届世运大会特辑》。这是大公报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推出的专题报道。版面上刊登了大公报特派记者黎秀石从伦敦发回的“专讯”与摄影照片。

  左下方则是《世运漫谈》专栏,署名“小查”,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公报编辑、后来的武侠大师金庸(查良镛)。这个专栏在奥运会期间,负责向读者科普奥运项目的相关竞技规则。15日的这一期重点介绍了剑击、骑术两个项目。关于剑击,第一句就是“目前我国国内没有这种运动”。

  笔者翻阅报纸旧档至此之时,恰遇张家朗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剑击金牌,当时之心情,真可谓“漫卷诗书喜欲狂”!抚今追昔,几十载沧桑巨变,怎能不令人为中华巨龙之腾飞而自豪。

  一九三二 | 为刘长春加油鼓劲

图:一九三二年八月二日大公报刊出《世界运动大会 男女健儿斗胜中》。

  1949年以前,大公报对于奥运报道,最为出彩的当属1932年、1936年、1948年三届。1932年之前,无论是大公报,还是其他中国报章,偶有只鳞片爪涉及奥运。这也是历史大背景的缩影。

  1924年,3名中国网球选手自行参加法国巴黎第8届奥运会网球表演比赛。这是中国人首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运会,中国派出宋如海到场观摩,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派人出席奥运会。参与既少,国人对于奥运自然知之甚微。

  直到1932年,中国派出6人代表团参加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人,这开创了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单刀赴会

  大公报对于奥运较为系统的报道,也是自1932年开启的。当时,中国报章对于奥运会的名称使用并不统一,诸如“亚力必嬉”“我能比呀”“阿灵比亚”,皆为Olympia或Olympic之音译。在1932年的报道中,大公报音译为“阿林比克”,同时意译为“世界运动大会”,二者并用。

  当年5月时,大公报就在国际新闻版不时登载赛前动态,如16日《世界运动会预测,德国选手之意见》,30日《世界运动大会,法代表前途难乐观》。

  而真正引起国人对奥运会重视,无疑是由于刘长春的参赛。并且在赛场之外、比赛之前,就已经掀起一场涉及国恨家仇、内政外交、民族尊严的巨大风波,影响远远超出体育本身。

  当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日本为了帮助“伪满”打开国际活动空间,企图借洛杉矶奥运会之机为“满洲国”正名造势,竟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两名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赛。从1932年5月开始,伪满报纸大肆渲染此事。

  此时,刘长春作为东北大学学生,已随学校流亡北平。得知此事,断然拒绝,公开发表声明:“伪报所传,纯属虚构谎言”,“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

  预赛惜败

  大公报对刘长春十分关注。5月底,在北平的东北学生组成了“辽东田径队”,到天津参加“辽津田径对抗赛”。28日,刘长春、于希渭等全体队员专门造访大公报参观,并在报社门口集体合影留念,照片刊载在29日的大公报第四版。

  为反击日伪阴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决定资助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很快得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等人的支持,急电国际奥委会办妥报名手续。但于希渭终因日伪阻挠,遗憾未能成行。

  7月3日,大公报刊登《刘长春昨离平赴沪渡美》。9日刊登《刘长春昨赴美》,报道了8日王正廷等人在码头欢送刘长春的情况:“刘答谢,到美当努力,乃举旗登轮,在埠欢送者千余人,齐三呼中华万岁。”场面慷慨而悲壮。

  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大公报每天在国际消息版中刊登赛事报道。8月2日第四版刊登《世界运动大会,男女健儿斗胜中》,并特别用方框闢出专门消息:“刘长春出场,百米预赛落选。”刘长春虽因旅途疲倦、缺乏训练而被淘汰,但他是中国奥运史上一座不朽里程碑。

  一九三六 | 首创奥运社评 振聋发聩

图: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大公报刊登冈部平太文章《今后之中国体育》。

  1936年大公报的奥运报道,尤需特别注意的是奥运社评。就体育问题发表社评,无论是大公报,还是当时的新闻界,都十分罕见。而奥运社评,更是首创。大公报从奥运会上中国的惨败,看到了体育对国富民强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灼见。

  中国篮球队8月10日负于巴西后,中国选手在所有项目上全部出局。12日,大公报在头版刊发社评《今后中国之体育》指出:“自十日篮球之败,中国出席世运选手,已终结任务。国人鉴此种成绩,对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亟宜速作真挚之考求。”

  《今后中国之体育》剖不振之因

  社评总结:“中国体育不振之原因,有下列数点。其一,国家过去未定根本政策,亦未认真努力,此为总原因。其二:全国小学,大抵设备简陋,一般小学生,不得有尽量游戏运动之机会,入中学练习运动,已失之迟。其三:社会对体育兴味不普及,其理解亦不足,其与选手,或不甚爱惜,或陷于捧角之恶心,反以害之。一言蔽之,鼓励与锻炼方法不适也。”

  社评继而建议:“中国亟须根本上决定关于国民体育之方针,而以国家之全力实行之。”“特别是从小学生开始,加强对体育的重视和提升,期待全国少年,皆能奔,能跃,能掷重,能攀高,能走亦能泳,从而储备体育人才,并提高国民基本身体素质。”

  奥运会闭幕后,大公报再于8月17日发表社评《世运大会闭幕》,“特撮述本届之特色数点,以望我全国青年知所奋勉焉。”分析了本届奥运会折射出来的新气象,如“除中国外所谓有色民族之甚露头角,由此证明各色人种实有平等能力,此足为一般落后民族奋发之资,亦可使强大民族知所反省。”并就日本奥运成绩的崛起作了剖析。

  日本在柏林奥运会斩获6金4银8铜,在奖牌榜位居第八,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8月14日,大公报刊登了前南满铁路体育部部长冈部平太的文章《今后之中国体育》,题目与12日大公报社评几乎完全一致。原因是冈部看到12日大公报社评后,有感而发,投书报社。大公报原文照录,希望借他山之石以取攻玉之效,激励国人进取。刊登外国人的奥运评论,这也是中国报业史上首开先河。

  一九三六 | 力推奥运特刊 五彩纷呈

图:有“美人鱼”之称的泳手杨秀琼曾出战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

  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派出了一支143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77人,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

  这是民国时代中国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令奥运报道迎来大公报乃至中国报业史上的第一个热潮。大公报不仅报道总量居当时全国报章之首,而且版式之新颖,体裁之丰富,亦无出其右者。赛事预测、赛程赛果、知识科普、选手介绍、赛后分析,图片专刊、漫画、图表,以及首创的奥运社评等等,包罗万象,五彩纷呈。本次奥运会,大公报正式采用“奥林匹克”的译法。

  国足拔得头筹

  中国代表团于6月26日在上海乘船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才于7月23日抵达柏林。而由“亚洲球王”李惠堂和名将谭江柏(谭咏麟之父)等领衔的足球队,则提前出发,沿东南亚一路踢了27场比赛,筹足路费才及时抵达德国。

  当时,大公报分为天津、上海两版。6月27日,上海大公报头条刊发《乘风破浪万里长征,代表团昨午出国》,以及特写《和风习习流水悠悠,黄浦江畔话别记》。并配发《各界欢送者情况热烈》图片,由上海有名的王开照相馆提供。文章尽述“伟大的气概”“激昂的情调”“热烈的情绪”,期盼“光荣的胜利”。这一版还刊登了先期出发的中国足球队在缅甸八比三大胜陆军队的消息,李惠堂独中五元,谭江柏攻入两球。

  7月20日,天津大公报第六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奥运会火炬传递启程仪式,主标题为《伟大!隆重!热烈!空前!火炬接力跑今日启程》,并详细刊发古代火炬赛跑介绍、火炬接力路线示意图、途经七国国情简介。本版编辑曹世英(即曹世瑛)还特意写了一段启事,略谓资料庞杂,疏于考证,希望读者原谅。压题配发一张手持火炬熊熊燃烧的图片,几乎占据四分之一版面。版式极为恢宏大气,在当时报纸上是少有的。

  连载“代表团随征记”

  从8月1日开始,津、沪大公报均推出了“第11届世界运动会特刊”,版式和内容互有差异,但都刊登了奥运会主要赛程、火炬接力以及奥运会《会歌》《礼赞》等内容。津版6日起再增《副页》。并专辟“世界第一流选手”专栏,介绍各个项目的翘楚。

  此外,还连载中央社特派员冯有真撰写的《世运代表团随征记》,介绍代表团沿途行程、人文风貌。冯有真是第一个采访奥运会的中国记者,柏林奥运会期间大公报刊登的很多消息,也是采用他的稿件。

  比赛前半程,中国队陆续出场。世运特刊的头条,大多数是聚焦中国选手的成绩。8月4日《女子百米赛,李森未上名》,报道中国唯一女选手李森被淘汰。6日,男子撑竿跳《符保庐预赛及格,不幸决赛落选》;7日,《中英足球赛,二比零失败》;8日《十九比三十五,我篮球惨败》,大标题上方还特意冠以“传球不稳,发球不准”八字,简明扼要点出了失败原因。

  9日的标题更令人伤心动容,《美人鱼黯然无色》,报道了女子百米自由泳预赛,有“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被淘汰。

  注重赛后深度分析

  除了赛事消息,大公报还非常注重赛后的深度分析。当时中国足球队被寄予厚望。头号球星李惠堂是公认的亚洲球王,当时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但在8月6日对英国队的首轮淘汰赛中,上半场打成零比零平手,下半场连失两球,以零比二落败。8月8日大公报刊登《我足球队技术博得好评,气力不逮遂致败北》。

  篮球比赛,中国队首轮曾战胜法国队,后亦连败出局。11日特刊头条消息为《篮球又败巴西,代表队全军覆没》,配稿《篮球失败之症结》指出:中国队失利,体力疲敝,阵线凌乱,民族健康,均关系甚大,既有战术不当的直接原因,又有缺乏群众性基础的根本原因。

  国术表演万人空巷

  柏林奥运会时,中国还派出国术队到会表演,成员有郝铭、张文广、傅淑云(女)、刘玉华(女)等11人,大受欢迎,引起轰动。天津大公报8月13日第五版特刊头条即为《我国术表演》,介绍了11日中国国术队在柏林露天体育场进行表演的盛况,“观者达三万人极为赞赏,表演完毕群众起立欢呼”。

  而第六版副页则刊登了国术队教练郝铭撰写的《中国拳术之概要》。这篇文章曾译成各国文字,在柏林会场分发观众。

  大公报的图片报道也很出彩。除了奥运会特辑,天津大公报的《每日画刊》从8月1日起推出《第11届世界运动会特辑》。比如15日就集中刊载了马术、手球、游泳的项目的比赛画面和场馆照片。

  在奥运会闭幕后,大公报体育副刊还继续关注后续消息,如中国足球队在瑞士日内瓦等地的友谊赛。

  一九四八 | 战地记者转岗 各显神通

  图: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大公报第六版,金庸以笔名“小查”在《世运漫谈》专栏中重点介绍了剑击、骑术两个项目。

  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两届的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田径、游泳、自行车等5个项目。

  此时的大公报,在全国共有津、沪、渝、港四个报馆。奥运期间,继续开设“第十四届世运大会特辑”。更重要的是,此次奥运会,大公报有了自己的特派记者,而不像1936年那样依赖通讯社。

  黎秀石包办写稿摄影

  黎秀石,这位在二战期间跟随盟军从缅甸、印度洋、太平洋一路进军,最终与朱启平一同“会师”东京湾密苏里舰、共同见证“落日”的战地记者,曾是以战胜者身份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位中国人,在战后被大公报派遣常驻伦敦,负责采访欧洲新闻。

  经过战火洗礼的黎秀石,是位全能多面手,奥运会期间一手包办了新闻报道、《世运随笔》专栏、摄影等任务。奥运特辑几乎每天都会刊发两三幅黎秀石拍摄的照片,构图极佳,这当然得益于战火中锤炼的抓拍功夫。

  如8月10日港版大公报第六版主要内容多由黎秀石提供。头条消息是《我篮球队赢了瑞士,明日与英国队交锋》。《世运随笔》记录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有趣花絮,如中华健儿精神奕奕,法兰西小姐最爱笑。摄影图片是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马克.约翰,举着火炬在温布利体育馆跑道上奔跑。

  “大公篮球队”成国手

  不仅新闻战场上有大公报的战士,奥运赛场上还有更多的“大公人”。参加伦敦奥运的中国篮球队的10名队员里,有6人来自上海“大公篮球队”。

  抗战期间,大公报发誓不在日寇脚下办报一天,为此六迁其馆。胜利后,大公报1945年11月重返上海出版。当时,篮球运动兴起。大公报高层洞察机遇,在1946年组建“大公篮球队”,由经理部费彝民负责。其队员一部分来自抗战期间由驻印远征军辎重汽车团组建的“征轮篮球队”,如蔡忠强;一部分来自菲律宾华侨组成的“群声篮球队”,如蔡文华、李世侨、黄天锡。这些当红球星组成的“大公篮球队”,成为当时的一流劲旅。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就是大公篮球队的黄天锡。他举旗进场的飒爽英姿,当然也被黎秀石的镜头拍下,刊登在大公报上。

  一九四八 | 球星专栏引人入胜

  大公报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特殊“优势”。蔡忠强在场上是大公篮球队队员,场下则变身大公报的专栏作者。如果说1936年大公报的出彩创新是奥运社评,那么1948年的拳头产品则是各具特色的专栏。

  当中,最吸引人的是约请足球球王李惠堂、篮球明星蔡忠强,分别开设《老惠归鸿》、《远征日记》等专栏,介绍奥运场内场外动态。

  蔡忠强写现场趣事

  1948年奥运会,李惠堂作为教练参加。《老惠归鸿》每期不过四五百字,而文字精炼,节奏铿锵,画面感极强,且李身为足坛名宿,所言切中肯綮,一针见血,极富功力。

  如8月13日《老惠归鸿》,对中国足球队零比四负于土耳其队作了分析。李惠堂写道:“土耳其队踢法未见特长,脚下功夫与吾人不相伯仲,惟头顶占尽便宜,钉人术极到家,前锋短传推进,加以气力充盈,我队遂为所厄。”文章直言,“吾国体育今后如不速倡改良人种,锻炼体格诸点,再从科学方式作技术上之训导,则水准一日亦不能提高,每届参加世运,亦永无出人头地之希望耳。”

  蔡忠强的《远征日记》语言幽默,饶有趣味,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代表团内部的趣事。如8月16日那期写道:“陈英郎、黄两正、楼文敖、吴传玉四位仁兄住在一个房里……我感到中国人实在可怜,同是代表一个国家出来的,而黄两正和吴传玉说话时用英语,和陈英郎说话时又用福建话,他们三人对楼文敖当然是指手画脚以传达意思,但陈英郎和吴传玉说话也要指手画脚……”

  这是因为,楼文敖是聋哑人,吴传玉是印尼华侨,不会说国语,而陈英郎也不谙英语,只有身为新加坡华侨的黄两正能够周旋于几人之间。

  此外,大公报还约请旅英学者屈哲夫撰写《伦敦航讯》专栏。屈哲夫是政治学专业出身,文章视野宏阔。8月12日的《四海兄弟──世运会游泳池畔杂写》,夹叙夹议,从泳池透视政治、民族问题。如英国和爱尔兰就北爱尔兰运动员归属问题的争端,借英国观众之口来审视中国日本选手在游泳比赛中差距与原因等。

  金庸漫谈剑击骑术

  大公报社的编辑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金庸以“小查”“查理”“良镛”为笔名,开辟《世运漫谈》专栏,介绍奥运知识。

  王昊天(后来曾任北京经济日报副总编辑)撰文《从世运队失败说起》,指出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教训可说受足,刺激可说够深,但这种教育、刺激应该是发我国人猛醒的良药……因此而彻底振作起来,于是治疗病态,去除畸形,对国民体魄的锻炼,运动技能的修养,致以极大可能之努力,我国的体育水准,自会跟着突飞猛进。”

  如今,东京奥运会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连克连捷,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位居前列,张家朗、何诗蓓为香港争金夺银。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在奥运会上颗粒无收的惨淡,“美人鱼”杨秀琼的黯然神伤,金庸先生对国人不识剑击的感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不能不油然而生。

  而大公报在1932年至1948年对于奥运报道的一系列探索、创新,代表了1949年前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一流水平,在中国新闻史、中国奥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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