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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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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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13]。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14]
- 中文名
- 九·一三事件
- 外文名
- September 13th Event
- 发生时间
- 1971年9月13日
- 发生地点
- 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
- 主要人物
- 林彪反革命集团
- 原 因
- 叛党叛国
- 标 志
- 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林彪，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 [15]。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李、吴、林、黄、邱1970年8月江西九江合影林彪是我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但他也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局势，使他的夺权野心极度地膨胀了。在这期间，他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同自己的妻子叶群还有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初步表现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加强了林彪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达到极盛时期。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
但1970年4月11日晚，林彪从苏州通过秘书以电话记录形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林彪还说“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讨论后，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会议意见报告毛泽东。
1970年4月12日，毛泽东批示：“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而林彪还是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便可顺理成章为国家主席。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已看出林彪有意当国家主席。李作鹏、邱会作就在内部说，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正式向中央建议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原因分析
林彪当时作为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为何还急于要当国家主席呢？
第二，江青反革命集团争权加剧，林彪认为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意图。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指出的：“一九七〇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的笔供也承认：林彪一伙分析由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一定要把张春桥搞掉。
第三，解放后，林彪身体不好，养病多年，担心自己活不到自然接班。叶群讲过“不知林彪的身体拖不拖得过毛泽东”。因此，他们要“抢班夺权”，而不能等待自然接班。
第四，林彪反革命集团认为，四届人大是篡权的最好时机。林彪认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在林彪看来，若能如愿以偿，当上国家主席，不仅可以巩固他接班人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沉重打击。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夺权交锋
1970年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三个副词。已知道毛泽东不赞成写天才的张春桥、康生同他们发生了争吵。陈伯达支持吴法宪。吴法宪当即将争吵情况通过黄永胜报告叶群和林彪。林彪赞扬吴法宪的意见对，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黄永胜于8月14日打电话让在外地的李作鹏赶快回来参加宪法小组会支持吴法宪，担心吴法宪一个人太孤立了。李作鹏遂于8月17日赶回北京。
1970年8月14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事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论天才问题”的语录，准备和张春桥、康生斗争。但张、康在会上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宪法草案没经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但他们并不罢休，准备上庐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同张春桥再大斗一场。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夺权表现
毛泽东已觉察到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间的矛盾有所发展，预感到在全会上可能发生事情。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的1970年8月22日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生气地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16]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1970年8月24日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下午和晚上开小组会。24日晨，叶群布置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点；发言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要用眼泪来表示自己的感情；各自去串联空军、海军和总后的那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按上述口径发言。下午的小组会上，吴、邱、李、叶分别在西南、西北、中南三组宣讲事先准备好的“称天才”语录，慷慨激昂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起进攻，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陈伯达由于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九大前后已逐步参加林彪集团一些宗派活动。他在华北组的发言，很有煽动性。他说，宪法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经过严重斗争的，有人胡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是“想搞历史的翻案”，“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等等。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华北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发言，对党内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华北组的一些发言火药味极浓，当晚整理出来后，编为全会第6号简报印发。
1970年8月25日上午，6号简报发到各组后，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有的组集体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个别人说毛泽东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江青一伙人知道揪人那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于是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说：”主席，不好啦，他们要揪人。“毛泽东此时也看到了华北组简报，对背着他从事这样的活动十分恼火。下午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党的九大方针，要按党的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17]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6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和毛泽东毛泽东找了一些人谈话后，就此于1970年8月31日写了一篇700多字的短文——《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1970年9月1日，各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吴法宪的批判。吴、叶、李、邱以及陈伯达多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检讨，掩护退却，林彪则有意保护吴法宪等人。
会议比原定时间延长几天后，宣布按原定议程进行。1970年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话，号召读马列的书，党内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会上，中央还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陆续揭发林彪一伙人在背后进行的一些串连宗派活动。毛泽东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对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林彪对“庐山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态度转变的原因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见于1966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
关于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是一开始只说“此议不妥”；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是把曹操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下旬又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又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已察觉林彪有意当国家主席，因而明确对林彪说：谁要设谁去当，反正我不当，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彪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别有用心的。这些，是党内生活不能允许的。毛泽东最厌恶搞阴谋诡计的人，不愿党内发生分裂，他采取一些制止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准备武装政变
“五七一工程”纪要原始笔记（影印件）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时，林立果就说“文的不行来武的”。1970年10月，他从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中得到“启示”，以“江田岛精神”组建他直接操纵的秘密组织“联合舰队”。
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见了林立果集团骨干成员。次日，林立果在林彪的支持下秘密组成“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骨干军事力量。由于林立果受到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影响，便将此组织取名为“联合舰队”。 [2]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加紧密谋武装政变活动，林彪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2]
据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3]：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1971年3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代指毛泽东）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改组“军委办事组”
毛泽东感到林彪及其一伙人并没有改辕易辙，并采取各种手段封锁对他们的批评和庐山会议的真相。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整顿。 [4]
“甩石头”是指铲除林彪的同盟。1971年4月29日，在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并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4]
“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1970年12月22日，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表面上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也被调离了北京地区。 [4]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并未使其悔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林彪始终拒绝向中央表态检讨。
毛泽东南方巡视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给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打招呼，防止地方上一些人继续跟着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决定亲自到南方巡视，给各地负责人讲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心中有数。 [5]
1971年8月15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地区巡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6]
1971年8月16日到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在武汉，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开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 [6]
1971年8月28日到达湖南省长沙市。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 [6]
1971年8月31日到达江西省南昌市。在南昌，毛泽东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其间，毛泽东获悉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死党成员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 [6]
毛泽东此次南巡，同各地领导谈话内容一方面，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交送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以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6]
毛泽东沿途找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初衷是“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外传，但是，毛泽东此次南巡还是引起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注意。 [7]
林彪反革命集团布置各种渠道打听毛泽东南巡活动情况及讲话内容： [2]
1971年9月6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害行动。 [2]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2]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到达浙江省杭州市。到杭州后，毛泽东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一是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驻防杭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直接指挥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二是空五军加派了部分服务人员到毛泽东专列。 [2]
1971年9月7日，毛泽东专列个别服务人员，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立即警觉起来。 [5]
林彪“手令”碎片图（原件已撕毁）1971年9月8日，武装政变前夕，林彪亲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而林彪见到周宇驰本人时，不但说了“你是开国功臣”之类封官许愿的话，甚至趴在周宇驰的肩膀上，老泪纵横地说：“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交给你了！”一时间周宇驰感激涕零。由此可见林彪对周宇驰的重视。 [7]
1971年9月8日晚，毛泽东得知杭州当地驻防的空军在改装伊尔-10飞机，飞机上装有炸弹和机枪。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暗示“请速离开”。毛泽东感到情况极为严重，于是找汪东兴商议专列立即转移。当时因不了解林彪集团具体阴谋活动计划，汪东兴问毛泽东，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泽东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5]于是决定把专列开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上，静观动向。就在9月8日晚毛泽东让专列从杭州开到绍兴支线时，于新野赶到杭州，与陈励耘商议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泽东的事。
据陈励耘198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的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鲁珉。鲁珉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3]
1971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专列停靠在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专列在绍兴停留了36个小时。当天上午，于新野把与陈励耘商议的意见带回北京，向林立果汇报。当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没有发现非常危急的信号，毛泽东通知汪东兴，专列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 [5]
1971年9月9日中午，毛泽东通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次谈话，毛泽东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这期间，毛泽东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 [5]
同样在1971年9月9日这一天，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泽东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泽东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泽东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2]
1971年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叶群在1971年9月10日给吴法宪电话中问：毛泽东的情况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8]
1971年9月10日13点40分，毛泽东专列由绍兴出发，14点50分钟到达杭州。此时，毛泽东突然决定下午离开杭州。离开杭州去上海时，没有通知当地领导干部送行。陈励耘虽然到了车站，见毛泽东表情严肃，由于他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泽东，所以也没有握手告别。 [5]
1971年9月10日15点35分，毛泽东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到了上海。毛泽东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 [6]就在这一天，林彪通过叶群，多次与黄永胜等人通电话商议，林立果也和“联合舰队”成员商议如何在上海“解决问题”。 [2] 毛泽东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由于毛泽东专列赶在林彪一伙准备工作之前到达，“联合舰队”的南线指挥江腾蛟还没有赶到上海。专列刚停，汪东兴就下车观察地形，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把这次随毛泽东外出的100人部署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警戒，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以防不测。离列车150米的虹桥机场油库，因为对列车安全有严重威胁，汪东兴派了警卫严格把守。 [5]
毛泽东原来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计划在9月底才回北京。所以林彪一伙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策划在上海、苏州之间的硕放铁路桥等地布置谋害活动的。但毛泽东提前发现各地异常情况以及相关人员报告，果断采取行动，打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间部署，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团无法实施其阴谋计划。 [7]
1971年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坐车直达毛泽东专列。毛泽东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泽东召见。汪东兴送完客后返回专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 [5]毛泽东在上海停留了14个半小时，前卫车11日中午12点半发车，毛泽东专列13点12分离开上海，直发北京。
当毛泽东专列开动时，上海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午饭。吃完午饭，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毛泽东专列。 [6]王维国则立即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2]
毛泽东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跟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汪东兴：“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汪东兴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汪东兴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5]
毛泽东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1971年9月11日21点45分，停车5分钟。1971年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在济南站停车50分钟，在济南停车期间，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在丰台开会。 [5]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经汪东兴打电话询问得知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北行开回北京。 [6]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1971年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站，毛泽东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5]谈话结束后，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6]
从1971年9月11日13点12分发车离开上海到1971年9月12日16点5分专列顺利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泽东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25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专列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5]
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乘毛泽东离京南巡之际密谋杀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党夺权的阴谋完全破产。 [7]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毛泽东有所警觉，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于1971年8月15日 [18]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恐慌，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开始策动武装政变。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截、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
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9]
根据中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从1971年9月5日开始到1971年9月12日的7天中，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4]
1971年9月13日以前
1971年9月7日上午9点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汉字典》、《英汉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1小时。 [4]
1971年9月7日21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4]
1971年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3]
1971年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3]
1971年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3]
1971年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3]
1971年9月12日下午17点左右，胡萍通知任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告诉了潘景寅要严格保密，使用252号三叉戟飞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 [2]
1971年9月12日晚，张宏从北戴河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 [6]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 [5]
1971年9月12日23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以后，命令“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此时，叶群跟周恩来打了电话，通话半小时。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 [4]林彪、叶群明明私调256号飞机，却说没有调飞机？引起了周恩来的怀疑，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周恩来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为了不惊动他们，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恩来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周恩来。可是，周恩来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周恩来的警惕。 [10]
和周恩来通完电话，叶群试图给黄永胜打一个电话，探听北京的动静。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周恩来接到北戴河报告后，要求与会者不要出门，也不要接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所以军委1号接线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更加慌了。 [7]
和叶群通完电话，周恩来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256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256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 [10]
1971年9月12日23点40分，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了。 [2]林立果跟周宇驰讲：“首长（指林彪）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北上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去苏联。 [2]叶群、林立果、林彪等人坐红旗轿车逃往山海关机场。 [4]
就在林彪一伙乘坐的红旗轿车即将通过北戴河林彪住处58号楼之际，遭到拦截，红旗轿车加速驶离。此时，李文普跳车并发生枪击。之后，林彪乘坐的轿车冲上了公路，直奔山海关机场。 [4]
1971年9月13日
1971年9月13日0点18分，林彪一伙乘坐的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三叉戟飞机加油。轿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8]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8]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 [11]
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机现场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 [2]
当林彪的座机起飞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和最终去向。周恩来只知道情况有异，问题严重，于是下令打开雷达，严密监视。 [2]
256号三叉戟飞机航线图1971年9月13日1点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83分钟后，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前往中南海，当面报告了毛泽东。随后，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坚决听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 [12]出于保密的考虑，周恩来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12]
1971年9月13日2点2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了约118分钟时，坠毁在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东经111°15′、北纬47°42′），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3名机械师共9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8]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其后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一一被捕。
1971年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 [12]
1971年9月13日以后
1971年9月1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专门研究了外交对策。当时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会议分别讨论了在上述情况下的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问题。 [11]
1971年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 [11]
1971年9月14日中午12点50分，驻蒙古使馆的特急电报便送到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手上。 [11]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的姬鹏飞向与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并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71年9月14日14时左右，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刚入睡的周恩来被紧急叫醒，首先看到了电报。他顿时异常兴奋，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顾不上换下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前往118厅报告毛泽东。 [12]
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份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8]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0]
197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0]
197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0]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0]
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8]
1980年4月，公安部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开始侦察预审。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林彪、叶群已在乘飞机叛逃国外时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因此只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人。江腾蛟是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联合舰队”中主要人物。 [3]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通知。《通知》指出：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案件已送到检察院，预定在10月间提起公诉，依法审判。 [11]
1980年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会上宣布，这次准备提起公诉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 [11]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开庭。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4大罪状48条罪行。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对10名被告，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 [11]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通过这次审判，进一步清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给了这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法律惩处。 [11]
此后，各地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陆续分别进行了审判。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