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的《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少見地對自己的科學方法論和預測有自信的學者：
本書針對冷戰後的美國霸權陰影下的國際政治格局、新世紀中國的安全環境和臺灣獨立的危險處趨勢，以及中國外交的戰略原則和中美關系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評論。特別是第三篇“臺灣獨立的危險趨勢”，對李登輝等“臺獨”分子本質的分析入木三分，同時對臺灣今後的走向及我們如何解決臺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作者在1999年初即推斷出李登輝有可能抛出“兩國論”,從而爲民進黨陳水扁的“上臺”鋪平道路。對于讀者洞悉“兩國論”的實質和全面了解臺灣問題,具有重析參考價值。
還好中共領導人胡溫等多為理工出身，他們不會誤將科學方法迷信於社會科學，不然就搞砸與美台的關係了。
閻學通，男，1952年生于天津。成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曾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度過九年勞動歲月，1982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英語系，獲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于國際關系學院，獲碩士學位；1992年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是我國國際關系學界中倡導科學方法論和預測國際形勢的著名學者。
主要論著有：《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國際形勢與臺灣問題》、《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中國與亞太安全》、《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國際關系研究實用方法》、《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國際政治與中國》（論文集），譯著有《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
另外，他發表有關國際關系的論文和文章上百篇，其中部分發表在美國、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國的報紙、雜志上，部分文章被美國、日本、新加坡、羅馬尼亞等國的報紙雜志全文翻譯或轉載。
他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中倡導科學方法論和預測國際形勢的著名學者。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他曾成功預測2000年國民黨下臺和陳水扁當選，以及2004年陳水扁連任等。
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會理事、中國亞太學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理事，中美友好協會理事，國防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世界經濟與政治》和《當代世界》編委，（韓國）《韓國國防分析》、（美國）《中國政治學刊》和（中國）《東南亞研究》的學術顧問。1996年獲組織部和勞動部頒發的“優秀留學回國人員獎”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于1998年獲“第十一屆中國圖書獎”,《國際形勢與臺灣問題》于1999年獲北京市優秀報告一等獎，2005年獲國務院高等教育事業政府特殊津貼表彰。
閻學通研究古代思想，他最感興趣的是古代中國學者對“王”和“霸”的區分。王制是中央集權，但是基于溫和政府，沒有強制和領土擴張。而霸是指霸權，最強大的國家壓迫它的邊緣。閻向解釋萊昂納德解釋，王、霸同時存在：“在中原用王制，在“蠻夷之地”用霸術。這正像今天的美國，在西方用王制，在全球是個霸權，使用軍事力量，采用雙重標准。”閻學通認爲，中國在日漸強大的同時應該有兩個選擇：“中國可以變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這意味著必須改變政治制度，成爲民主國家。另一個選擇是中國建立自己的系統。”
2008年六月，他在《環球時報》就預測“臺海2008軍事沖突”的錯誤道歉。
６月１１日，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在《環球時報》發表文章，就２０００年來“一直預測臺海發生軍事沖突不會晚于２００８年”一事，公開向讀者道歉。閻學通在那篇文章中講到，“２０００年陳水扁上臺後，我一直預測臺海發生軍事沖突不會晚于２００８年。
然而，２００８年臺灣舉行的‘入聯公投’和領導人選舉，不但沒有引發軍事沖突，反而伴隨的是更加穩定的和平前景。”
我不認爲閻學通先生應該爲“預測不正確”道歉，主要是基于對預測學的認識。在我看來，預測就是根據當時的變量對以後結局的一種猜測。這種猜測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預測者占有的信息，預測者的知識、閱曆、理念以及預測者對時局的把握等等。而上述這些因素往往是因人而異的，因此人們的判斷往往也千差萬別。更何況，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各種因素都處于動態之中而這些變化都會影響事物發展的方向或結局；同時，預測之後可能還會出現一些此前無法預知的因素。因此，預測失准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不是有意誤導公衆，預測就不應該對結局負責。
從某種意義上講，每個人都要爲自己的言論負責，只不過這種“負責”主要體現在美譽度上。如果某個人的預測一直比較准確，那麽他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取得更多人的信任。相反，如果某個人的預測總是謬之千裏，那麽他就很難取得較好的聲譽，或者原有的聲譽大幅下降。閻學通先生的“臺海必有一戰”的不正確預測，已使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的形象大打折扣。
當然，上述論述都是就“判斷獨立”而言的。如果有人作出某種預測是因爲被利益集團收買或者懷有某種不可告人的動機——比如有人收了開發商的紅包就說房價肯定還有漲——那就另當別論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90626.htm
南俠：閻學通因何誤判臺海？
如果戰略錯了，則無異于以國運相賭。這不是危言聳聽。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以戰役戰術上的傑作換來的卻是日軍的徹底覆滅。美國出兵越南深陷泥淖，蘇聯入侵阿富汗也沒得手，都可以說明戰略正確與否對戰局的影響有多大。
戰略決策上的錯誤在戰時直接導致滅亡，在平時則是錯失良機。
戰略研究是戰略決策和戰略判斷的重要基礎，戰略研究是在曆史和現實基礎上的推陳出新，戰略分析是對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定量計算和綜合判斷。如果憑經驗和想當然辦事，就容易犯方向性的錯誤，出現南轅北轍的愚蠢。
學術是自由的，但學者不可不慎重
百家爭鳴，言論自由，有益于學術繁榮。甚至官方、民間進行大討論都可以促進思想進步，《鹽鐵論》後曾留下一個時代的繁榮。但是，如果只是單方面的聲音就容易出現導向問題。我相信，沒有人會讓一個沒有任何醫療資格的人爲自己治病，就是因爲相信了庸醫才會害人誤事。偉大如毛主席，就是相信了錢學森《糧食畝産到底有多少》中論證的“糧食畝産10萬斤也是有可能的”的話才加劇了一場悲劇的發生。學術是自由的，但學者不可不慎重。學者處在學術機構當中，甚至有的帶有官方背景。所以，學者的敷衍比庸醫爲害更大，小到蒙蔽視聽，大到遲滯一個國家的腳步。
怎一個審時度勢的＂道歉＂了得？
2008年6月11日，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在《環球時報》“臺海和平是誰維護的”一文中公開道歉，網上有評論說“大陸內部，一直被視爲對臺強硬派的學者專家其實不止一人，但公開對自己曾經的誤判和預測不正確表示歉意的，迄今只有閻學通先生，這就更凸現了作爲一個學者，實事求是，客觀面對，決不投機的嚴謹治學精神的難能可貴。”我對閻學通先生的道歉和網上的這條稱贊頗感不解。
我認爲，真誠的道歉需要道出自己錯在何處，爲什麽會錯，怎樣防止以後再錯。但閻學通先生的《臺海和平是誰維護的》卻是名爲道歉實爲辯解，而且又在文中作出另一個預測――“在兩岸都不否認對方主權的情況下，臺海在2016年前將沒有發生沖突的危險”。先不說這個預測的正確性，就這個預測而言，換句話說就是兩岸都承認對方的主權，臺海在2016年前將沒有發生沖突的危險。進一步說，此岸承認彼岸的主權那就是承認獨立了，還有什麽危險可言。這樣的預測不要也罷。
“在兩岸保持政治對話的條件下，今後8年內，美臺發展軍事合作將不直接引發臺海緊張局勢”，這話等于沒說。在《臺海和平是誰維護的》一文中，閻學通還表示臺海和平始于1979年大陸宣布和平統一政策而非馬英九贏得2008臺灣大選。閻學通先生預測原文已不可得，請看現文：“自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我就開始預測臺海可能發生軍事沖突。2000年陳水扁上臺後，我一直預測臺海發生軍事沖突不會晚于2008年。然而，2008年臺灣舉行的‘入聯公投’和領導人選舉，不但沒有引發軍事沖突，反而伴隨的是更加穩定的和平前景……”。閻學通認爲“臺海和平始于1979年大陸宣布和平統一政策而非馬英九贏得2008臺灣大選。”真讓人不明白了，閻先生預測發生沖突的時間在大陸的和平統一政策之後，李登輝、陳水扁在臺上就會發生軍事沖突，怎麽輪到馬英九就會和平了？如果在“3•22”甚至“5•20”之前，閻學通先生進行道歉或者預測和平還是真誠、可貴的，但是在臺海太平的形勢下匆匆轉向，改變觀點就有一味迎合的嫌疑了。那麽此前大量的那些支持率和點擊量呢，我想可能與2003年美伊戰爭期間“伊拉克人民戰爭”的大膽胡說，每評必錯如出一轍。這樣的道歉不要也罷。
戰略是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不能憑政治人物的表面現象作爲判斷的依據，學術上的錯誤不能以一句不負責任的道歉敷衍了事。願閻學通先生少一些道歉、多一些真知灼見，少一些對“官意”和“民意”的“市場”迎合，多一些獨立思考。
與負責任及不負責任的“專家”和“學者”們共勉！
http://xuanju.org/NewsInfo.asp?NewsID=129308
閻學通：科學預測的執著者
新齋，清華大學一幢３層的紅磚小樓。閻學通的辦公室就在這幢古樸的樓房裏。
盡管他的名字前面排著一串頭銜，但作爲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他更忙于中國和諧世界外交政策的研究。他要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強大不會對世界構成威脅。
●預測要有科學方法
“預測就像天氣預報，就像根據燕子低飛可以預測天要下雨一樣。運用科學的方法才能提高預測的准確率。”閻學通開口閉口離不開“預測”兩個字。
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閻學通成功預測的有：１９９８年巴基斯坦進行核試驗回應印度；１９９９年李登輝把“暗獨”變成公開“獨立”政策；２０００年國民黨下臺和陳水扁當選，以及２００４年陳水扁連任等等，而這些預測在當時都曾受到質疑。
“我對自己的方法有信心，我對我的結論是有把握的。”他坦言，國際問題的研究十分具有挑戰性。“在國際關系領域裏，中國還沒有一個成體系的大理論。”對此，閻學通比較遺憾，他一直在努力打破這種局面，寫出了《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等一系列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著作。他撰寫的《國際關系研究實用方法》，系統介紹了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研究中使用的科學方法，並列舉了大量的國際關系案例，對這些研究方法的操作模式作出深入淺出的解釋。
閻學通說，“最開心的是，我的預測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這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與２００３年相比，我們預測的准確率已經由６５％提高到了７５％，我們所做的定量預測分析已經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他爽朗自信地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敢于公開承認錯誤，總結經驗和教訓。”“錯了沒有關系，關鍵是要運用科學的方法找出錯在哪裏，糾正錯誤，提高預測的能力。”他說。
●情有獨鍾做學問
閻學通是在河北大學的家屬院裏長大的。耳濡目染，他從小就覺得只有做學問才是最值得崇尚的。
１６歲那年，閻學通到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這一去就是９年。黑龍江的冬天冰天雪地，沒有柴火，他和同伴們一起裹著棉衣，縮在四面透風的棚裏睡覺。有一年大雪封路，幾個月沒鹽沒菜的日子也得挺著。這一段經曆磨礪了閻學通的性情。“之前，我非常膽小，凡事退避三舍。兵團的艱苦生活讓我不再怕事。從那以後，我就相信天底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越是沒有機會讀書，那種想讀書的願望就越強烈。”他回憶說，“那時候，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躲在草垛後面偷偷看書、背英語。”
１９７７年，恢複高考的第一年，閻學通走進了黑龍江大學英語系的課堂。“１０年了，好不容易逮著個念書的機會，那真是抱著書從早晨一直看到晚上。”說起當年，閻教授有些激動。大學畢業後，閻學通沒有去從事炙手可熱的外事接待工作，而是選擇了坐冷板凳的研究所。後來，他又毅然選擇了出國讀書。“如果現在要我在行政工作、教學與研究之間選擇的話，我依然選擇搞研究。我的興趣就是學術研究。”身兼數職的閻學通對學術研究情有獨鍾。
●做人與做學問的原則
“做人要正直，做學問要認真。”擔任國際關系問題研究所所長和博士生導師的閻學通總是這樣說。
“知識分子首先要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一個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即使有再大的才能，也不會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其次，做學問要認真，要能吃苦耐勞地認真鑽研。每天比別人多積累一點，貴在堅持。”
家庭對閻學通的影響非常之深。“我的父親是一個很講原則的人。他堅守君子慎獨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違反公共原則。即使路上空無一人，他也決不闖紅燈。”閻教授坦言：“家庭的影響使我有了做人要正直的信仰。”
１９８７年，閻學通到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一學期下來得讀幾十本書，恨不得不睡覺。”５年下來，閻學通奠定了學術研究的基礎。身在異鄉的他，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的必要。閻學通笑言：“我的導師是一個很正直、熱心的人。他在學習和生活上給了我很大幫助。我關心我的學生，就像我的老師關心我一樣。我在所裏提倡，老師關心學生，老生幫助新生。”
生活中的閻學通不轉彎抹角，不兜圈子，直來直去做事情，效率極高。“說話快、做事快就是我的風格。”他直率地說。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2/4926042.html
門洪華：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
摘要：20世紀是美國霸權的時代,其間三次國際秩序建設的訴求都是與美國霸權目標直接相關的。
伍德羅‧威爾遜的世界秩序設計和霸權目標是奠基性的,制定了20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議程及其霸權方式。富蘭克林?羅斯福接過其世界秩序的火炬,促成了聯合國的創立,以此爲基礎的國際制度體系,將美國推上了西方世界霸權的寶座。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喬治W.布什遵循具有帝國特征的單極秩序邏輯,體現了美國大戰略的轉軌。鑒于多邊國際制度作爲建構未來秩序的基本原則越來越成爲國際社會的共識,美國當前的單邊主義戰略難以奏效。
霸權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秩序建設實現其治下的和平,這一點尤其是美國霸權的突出特征。我們可以看到, 20世紀是建立全球性秩序的時代,其間三次全球秩序的訴求都是美國發起的,集中反映出美國是20世紀世界霸權的意義。本文以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的關系爲著眼點,集中探討國際秩序建設在美國霸權確立、鞏固與演變進程中的戰略價值。
美國建立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嘗試
美國自視爲“新世界”,以與歐洲“舊世界”相對,美歐對國際秩序的不同追求以此爲分野。歐洲在列強爭雄與競相擴張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勢力均衡爲主導的戰略思想,其所追求和確立的國際秩序也以均勢爲基准。歐洲的國際秩序曆史就是建立均勢、追求霸權(打破均勢)、重建均勢的循環。美國則自詡爲“山顛之城”, 所追求者是全新的世界, 故對秩序的追求也往往冠以“世界新秩序”的名號,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和進一步對外擴張,霸權成爲美國所追求的秩序目標,其戰略途徑就是打破均勢、建立集體安全秩序。
進入20世紀,伴隨著美西戰爭勝利的腳步,美國加強了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 尤其是,自1917年進入世界政治舞臺以來,“美國倚仗其強大的國力及對理想之自我肯定”,開始形成基于其國內制度建設經驗的、具有本國特色的世界秩序理念,並逐漸把世界秩序的建設視爲頭號任務來對待。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每一個重大的曆史關頭,尤其是大戰勝利之後的1919年、1945年和1991年,美國都力圖通過建立約束性制度形成憲政性的世界秩序(Constitutional World O2der) , 即通過全球性制度框架來維護和拓展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主要以規則和制度的調整來變革國際秩序。美國決策者清楚地意識到,體現在規則和秩序之原則中的力量最爲深刻和持久, 而體現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國際制度的確立是美國戰略利益的最佳保障。在這樣的意義上,國際秩序建設已經成爲美國追求、維護和拓展霸權的一種戰略。
美國對于國際秩序的主張首先體現在1918年1月8日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之中。其內容可以歸納爲三個部分:第一點至第五點體現了世界秩序安排的基本原則,構成美國對世界新秩序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美國對世界霸權的圖謀;第六點至第十三點反映了美國對歐洲的領土安排和民族問題的處理,體現了美國所強調的民族平等和預防俄羅斯演變的安排;第十四點則是整個綱領的制度保證。之後,威爾遜又對這一綱領進行了補充,于1918年9月提出了以民族平等、共同利益、國際聯盟、國際經濟合作、公開外交爲基本原則的更具秩序意義的和平方案。
“十四點”計劃既體現了美國的理想主義戰略目標,又基于現實主義的利益考慮,是美國確定戰後國際秩序安排的基礎。威爾遜首次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他期望按照美國價值觀念設計國際秩序模式,建立一個具有預防性戰爭機制的國際體系,並通過這一體系維持戰後的國際社會穩定,促進國際自由貿易。威爾遜強調,歐洲內部的民族自決、民族平等是導致和平與進步的關鍵,公開的協議是避免戰爭的重要途徑,抛棄傳統的均勢體系、代之以集體安全體系是實現和平的道路;建立普遍性的安全制度———國際聯盟———是達成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結構的基礎。在這裏,威爾遜以反對歐洲傳統的均勢模式、公開征服與奴役,進而集中闡述了集體安全的思想。他強調,“世界必須是權力的共同體,而非權力的均衡;它必須是有組織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組織的敵對。”威爾遜的基本主張簡化爲,使美國獨立于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形成以美國爲領袖的國際新格局,取代英國一直極力維持並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以均勢爲基礎的國際舊格局,建立在集體安全原則基礎之上的國際聯盟就成爲威爾遜新秩序的落腳點。鑒于此,我們可以說,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是威爾遜的世界新秩序綱領,也代表著美國謀求世界霸權的構想,它代表著一種新的霸權模式,即通過建立霸權國主導的普遍性國際組織、基于市場開放的全球經濟運行體系來確立霸權,這種霸權設計從一開始就有了鮮明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威爾遜的霸權設計與當時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強權政治有著巨大的區別,從諸多方面體現出觀念進步和制度創新。
“十四點”計劃逐漸爲交戰雙方所接受,成爲停戰條件和巴黎和會的基礎。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成功地說服與會者將《國際聯盟盟約》與和約條款捆綁在一起,使得前者成爲和約條款的前二十六條。國際聯盟是國際制度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從組織結構上講,國際聯盟大會代表著一種已經得到公認的國際會議外交的制度化,而且相比過去而言,它更建立在一種廣泛的基礎之上;行政院脫胎于歐洲協調,其設立既反映了大國主導的曆史痕迹,也體現了共同參與的新型決策思想;秘書處( Secretariat)的設立,基于國際會議的秘書工作,第一次比較完善地發展了一個國際性的常設秘書機構;常設國際法院則脫胎于海牙會議的“常設公斷法院”,成爲國際組織建立常設司法機構的發端。《國際聯盟盟約》“第一次確立集體安全制度的要素”, 代表著邁向集體安全的重大步驟。[ 12 ]盟約第10條集中體現了集體安全機制的基本法律表述:“尊重並保持所有聯盟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該規定表明,國際聯盟會員國有禁止侵略與援助受害國的義務。盟約第11條確立了集體安全機制的理論前提:“茲特聲明,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不論其直接影響聯盟任何一會員國與否,皆爲有關聯盟全體之事。”盟約第16條構成了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任何聯盟會員國違反和平解決爭端的義務及和平解決爭端的程序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于所有聯盟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爲。其他會員國承擔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系⋯⋯聯盟各會員國各出陸海空之實力組織軍隊,以維護聯盟盟約之實行”。盟約第19條授權大會可隨時請聯盟會員國重新考慮已經不適用之條約以及長此以往將危及世界和平之國際局勢,以免凍結現狀。這項規定“正式承認和平改變與集體安全之間的關系”。以上《國際聯盟盟約》條款構成了集體安全機制的主體表述。此外,《國際聯盟盟約》規定了裁減軍備的條款,並發展了和平解決爭端的程序,二者構成了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的側翼。在決策層次上,國際聯盟大會和行政院有權做出決議,但大會和行政院的決議應得聯盟出席于會議之會員國全體同意,且決議對成員國沒有強制性約束力。
威爾遜的集體安全思想征服了歐洲,卻沒能征服美國。威爾遜主政時期,美國的國家實力尚不足以左右整個國際局勢,而國內的傳統孤立主義勢力依舊強大,美國的統治階層也沒有做好承擔世界領導責任的准備。由于“尚未准備好承擔如此全球化的角色”, 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在美國缺席和蘇俄、德國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産生,並迅速演變爲少數大國,特別是英法操縱的、缺乏普遍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源于這樣的情勢,凡爾賽體系在醞釀之日就存在著動蕩和危機。如果說,美國的缺席意味著它所追求的世界新秩序尚不成熟的話,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與鞏固也成爲檢驗新舊世界秩序交替的試金石。威爾遜之後的美國采取了有限介入世界事務的戰略,既尋求經濟的進一步擴張,又強調促進裁軍的意義。這一努力的結果就是美國在戰後德國賠款和蘇聯問題上充當了西方國家領袖的作用,在裁軍領域通過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爲美國海軍實力增長提供了制度保障。與此同時,美國開始調整對美洲的擴張政策,尋求“睦鄰”之道,開始著眼于建立完整的美洲制度體系,鞏固拉美後院。這些均可看作
美國爲其世界霸權的來臨繼續做准備。然而,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威爾遜的霸權戰略和世界秩序構想確實太過超前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確立不久,威爾遜所孜孜以求的民族自決、航海自由和自由貿易均被打破,繼續代之以民族壓迫、封鎖和貿易戰爭,他所追求的世界新秩序飛抵雲端,繼續著對芸芸衆生的嘲弄。
但是,從20世紀的整個曆程來看,威爾遜的世界秩序設計和霸權目標確實是奠基性的,“在相當程度上,威爾遜制定了20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議程,規定了美國霸權方式及其戰略術語”。威爾遜的思想薪火相傳,此後經過20多年血與火的考驗,其理想主義終于結出碩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領導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接過其世界秩序的火炬,促成了聯合國的創立,以此爲基礎的國際制度體系,將美國推上了西方世界霸權的寶座。
美國建立世界秩序的第二次嘗試
第二次世界大戰賦予了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第二次契機。斯時,美國的綜合國力已達致巔峰,美國政府對影響世界事務的主導能力充滿信心,孤立主義已經曆史性地走上了下坡路,美國國內對建立世界霸權的阻力降至微不足道,而領導美國走向這一霸權地位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更則更有了曠世之選。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戰後國際秩序的謀劃基于“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所謂“四大自由”,即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1月6日致第77屆美國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提出的美國對世界的“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負有義務。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美國再次謀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序曲。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深入發展,英國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等各個方面對美國的依賴更是預示著禪讓霸權的時機完全成熟了。1941年7月,羅斯福在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會面之前,就明確表示會議的唯一目的是發表一個事關世界文明基本准則的聲明,以鼓舞受到危害的各國抵抗法西斯,動員美國人民,並使英國的作戰目標爲美國所接受。這一聲明以《大西洋憲章》( 1941年8月12日)的名義傳世。《大西洋憲章》成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聯合國建立的基礎,也是美國謀求世界新秩序和世界霸權的綱領性文件。我們可以看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主張與威爾遜極其相似,也把希望寄托在國際制度建設上。不同的是,羅斯福主政時期,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建設的地位已經得到幾乎所有同盟國家的確認,美國意志得到了有效的貫徹,美國創立國際制度的黃金時代降臨了。
羅斯福對世界秩序的設計是以大國合作爲基礎的。建立聯合國是美國建立世界秩序的應有之舉,也是確立戰後美國霸權的制度保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羅斯福就在各種場合發表關于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看法,並強調大國合作是維持戰後世界秩序的基礎。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橡樹園會議遺留的否決權問題和創始會員國資格問題得到了妥協性解決,爲聯合國組織的建立掃除了一切障礙。其後,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了舉世矚目的聯合國制憲會議, 1945年6月26日會議圓滿結束。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組織正式成立。聯合國的誕生,是國際制度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戰時盟國共同規劃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大成就,也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美國追求的世界秩序理想變成了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美國獲得政治霸權地位。
聯合國是美國戰後制度霸權地位最重要的基石,也是集體安全制度真正得以實現的標志。除此之外,美國的制度霸權地位還有兩個重要的側翼。第一,美國在經濟領域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它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爲主幹,以關貿總協定爲輔助,奠定了以美元爲中心、以美國經濟實力爲基礎、以西方經濟觀念爲准則的世界經濟框架;第二,美國在安全領域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央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多邊軍事同盟和安全機制,形成以美國爲核心的安全體系。這兩個側翼與聯合國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與昔日迥然有異的世界秩序,確立並保障了美國作爲世界仲裁者、調解者的霸主地位。
這一世界秩序被統稱爲雅爾塔體系。雅爾塔體系的創立既體現出濃重的理想主義成分,也不乏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如劃分勢力範圍、分區占領德國等。其造成的後果就是,羅斯福“一個世界”的願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即告破滅,世界劃分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陣營,造就了對抗性的集團政治模式,使得冷戰成爲戰後世界的基本態勢。冷戰的爆發將美國霸權限定在西方世界領袖的範圍內。20世紀4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處于美國的單極領導之下,美國的軍事保護是這些國家,尤其是西歐、日本得以繁榮的基礎,當然共産主義威脅日益成爲美國控制它們的借口,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蘇東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美國力圖將其霸權擴張到全世界;歐日力量的強大和自我利益覺醒使得三邊關于國際秩序的矛盾突出出來;與此同時,中國崛起賦予國際秩序建設以新興力量。這一態勢的發展,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關于國際秩序如火如荼的討論。
美國建立世界秩序的第三次嘗試
冷戰的結束賦予了美國在20世紀第三次通過國際秩序建設、確立世界霸權的契機,美國第三次力圖通過集體安全制度建設完成其霸權使命。筆者根據美國決策者不同的戰略趨向,將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訴求分爲兩個階段,即跨世紀戰略謀劃階段和新世紀戰略謀劃階段。前者未脫集體安全的制度框架,基本上以既有國際制度的完善和改造爲戰略途徑;後者則力圖抛開集體安全的制度框架,以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爲戰略途徑,以新帝國爲戰略訴求。
美國跨世紀的戰略謀劃始于冷戰即將結束的1989年秋季, 喬治?布什以海灣危機爲契機,多次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力圖將冷戰終結塑造爲鞏固並擴大美國的領導地位、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造世界的戰略機遇期。在一定意義上,布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即是冷戰———遏制戰略———的結果,又是熱戰———海灣戰爭———的結果。1990年9月11日,布什就海灣危機向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講話,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的問題。1990年夏天到1991年3月,布什先後42次公開提及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1年4月13日,布什在馬克斯維爾空軍基地集中論述了世界新秩序的戰略主張; 1991年9月,布什先後在聯合國大會和全國電視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新秩序的含義與內容。布什的主要觀點是:冷戰的結束並未帶來持久和平的時代,美國領導建立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個穩定與安全的世界;新秩序意味著各國不分大小,共同承擔責任,各國以新的方式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制止侵略,實現穩定、繁榮與和平;所謂新的方式,即強調新秩序的基本原則是和平解決爭端、團結反對侵略、減少和控制武器、公正對待所有國家的人民;美國已經從西方世界的領袖變成了世界領袖,有責任爲世界走向新秩序引路,而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發揮美國在世界秩序建設中的領導作用至關重要;加強與盟友的夥伴關系是建立新秩序的基礎,美國必須調整聯盟以及集體安排,確立“基于磋商、合作與集體行動”、“公平地分擔經營和義務”的新型夥伴關系;同時,美國要與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建立致力于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夥伴關系,以確保世界秩序的全球性;積極發揮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的作用,實施《聯合國憲章》以帶來一個“共同擔當責任和願意相處爲基礎”的和平與諒解的時代,確立一個以正統性和有感染力的民主爲基礎、“聯合國在其中擺脫了冷戰僵局並准備完成其締造者們的曆史夢想的世界”。概言之,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一個確立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用美國價值觀來改造世界的霸權戰略綱領。它繼承了美國霸世界秩序戰略所一貫強調的制度建設特征,並將多邊合作視爲新秩序的主要戰略路徑。
1993年上臺的比爾?克林頓總統更是致力于跨世紀全球戰略的制定,以搶占21世紀的制高點。經過數年的探索與實踐,美國得出這樣的結論:在2015年之前,世界將保持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不存在任何現實的挑戰者,美國跨世紀的戰略目標是盡可能維持當前有利的國際格局。以此爲出發點,美國相繼出臺《四年防務評估》和《國家安全報告》等,通過啓動北約東擴、強化美日同盟、調整美中關系等外交實踐,基本確立了發揮世界“領導作用”、長期保持“一超”地位的跨世紀戰略總目標。美國的總體戰略部署是:在歐洲,正式啓動北約東擴,提出“北約戰略新概念”,通過處理科索沃危機的實踐強化北約服務美國全球利益的軍事功能;在亞太地區,與日本合作研究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勾畫涵蓋美國、日本、韓國、臺灣等的東亞多邊防禦體系。如此,通過“兩洋戰略”機制的部署,組成以美國爲核心的“大西洋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和“太平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 ;將安全重心轉向熱點地區(如伊拉克、科索沃、南亞次大陸等)和非對稱性威脅(武器擴散、國際犯罪、販毒等) ;加強與中國、俄羅斯等大國關系的調整力度。其基本意圖是:在政治上,構造由美國領導的、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以此爲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在經濟上,構築以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爲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範圍,加快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構築泛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在軍事上,實施“塑造- 反應- 准備”戰略,謀求“壓倒性軍事優勢”。可以看出,美國跨世紀全球戰略的構想就是利用當前的有利局勢,以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爲後盾,以北約軍事幹預爲樣板,以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爲誘餌,聯合西方盟國、誘壓新興或未來大國、打擊“無賴國家”,構築單極霸權體系,實現21世紀依舊是“美國世紀”的夢想。美國的跨世紀戰略強調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同時也非常看重軟權力的作用,力圖在全球擴張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以此塑造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使之成爲全球共同遵守的國際規則,誘迫他國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從而確立自己的制度霸權;對不服從或意圖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則以硬權力進行堅決打擊,保證美國對整個國際事務的控制權。
喬治?W?布什上臺執政之後,更加強調美國力量至上和單邊主義,美國傳統的制度霸權戰略因之弱化。尤其是“9?11”事件導致美國安全戰略的重大調整,在經曆冷戰10年的自我約束之後,美國開始展現其超強的面目與意圖,聲稱美國有通過軍事行動對各種威脅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戰略權力,“用對全球範圍內恐怖主義的關注取代了建立合作性世界秩序的想法”,試圖建立以美國爲中心的新帝國主義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美國不願意再接受國際制度與規範的限制,力圖憑借其力量掃除任何不利美國的威脅,建立一個以美國價值利益爲主導的國際秩序。
布什政府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來源于新保守主義理念,並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美國例外論爲基礎。新保守主義關于世界秩序的基本理念是:第一,美國應該越來越遠離世界其余國家,並且使用單極力量———最重要的是軍事力量———來對正確和錯誤做出公斷和強行實現和平,拒絕按照與其他國家相同的規則參加遊戲。這是世界必須爲單極安全保證付出的代價;第二,軍事力量和爲追求國家利益而堅決使用它的意願必須重新回到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第三,對開明的國際主義的錯綜複雜的規則和制度感到失望,鼓吹退出危害美國主權和限制力量使用的國際條約和國際協議;第四,強調美國民主與法治的價值,要求徹底改變美國傳統的全球作用和目前的單極世界政治結構。
總體而言,小布什政府尋求建立新秩序的方式主要是:第一,以強大的經濟、軍事和技術優勢爲後盾,確保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領導地位,成爲國際秩序的塑造者、規劃者、主導者;第二,向全世界推行美國的文化價值觀,按照美國的利益重塑國際制度;第三,在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基礎上謀求合作機制,如繼續確保盟國體系等;第四,尋求並防範對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者和競爭者,拯救和改造失敗國家,打擊流氓國家,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對付恐怖主義。小布什政府遵循具有帝國特征的單極秩序邏輯,並將對世界秩序的追求建立在美國單邊主義、強制性主導、劃分戰略區域和減少對既定遊戲規則的承諾等基礎之上。理查德?庫珀認爲,美國正在建立一個後現代的新帝國,填補歐洲帝國崩潰留下的空缺。
約翰?伊肯伯裏對美國的新帝國戰略進行剖析並指出,“如果帝國是主導性的強制體系,則美國爲中心的世界秩序不是一個帝國;如果帝國定義爲圍繞主導國家———及其法律、經濟、軍事和政治制度———組織起來的吸納體系,則美國確實建立了一個世界性的民主資本主義帝國。這一世界秩序圍繞美國領導的歐洲和亞洲地區安全同盟、公開和多邊的經濟關系、多個層次的地區和全球性多邊制度、對民主和開放資本主義經濟的共享承諾組織起來的。”換言之,即使以新帝國爲戰略目標,美國也不會放棄其霸權訴求的制度特征。
簡短的結論
衆多學者指出,所謂世界新秩序,部分是過去的延伸,部分則毫無先例。基歐漢指出,“全球化與冷戰結束導致一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某些方面,新的世界更像傳統的世界政治,而不是1945 - 1980年的世界”。基辛格指出, 21世紀的國際秩序接近18、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秩序只能像過去幾個世紀那樣建立在協調和平衡相互沖突的國家利益基礎之上。新的國際形勢催生國際秩序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當前國際秩序的建設有賴于美國決策者的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這種創新不僅來源于美國對其國內經驗、曆史經驗與教訓的回溯,也來源于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鑒于多邊國際制度作爲建構未來秩序的基本原則越來越成爲國際社會的共識,美國的單邊主義戰略恐難以奏效。正如理查德?哈斯指出的,“單邊主義沒有多少吸引力。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美國在促進國際秩序建設上不可能有多大作爲。”另一方面,近來國際制度對美國單極霸權戰略也開始體現出某些抑制效應,這從一個層面反映了美國單極霸權戰略的內在缺陷。此外,國際制度在美國的霸權戰略和國際秩序戰略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也是迄今全球性國際建設最重要的推動者。爲保持行動的自由,美國常常與多邊制度保持一定距離, 但決不會完全棄之不顧。在美國的世界新秩序謀劃中,國際制度的戰略價值是不會遭到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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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的終結——兼評伊拉克戰爭對未來國際政治的影響＞龔澤宣
摘要:美國謀求單極世界霸權的企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現在不僅擁有了實現這一野心的硬實力，而且似乎也具備了相應的軟實力。但如果據此認爲美國真的能實現它的這一夢想那又未免過于主觀。本文將重點探討有哪些現實因素將阻礙美國實現其單極霸權，以及爲什麽說美國的這一野心注定會失敗。
文章出處:《東南亞研究》-2003年2期 -10-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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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火警911：霸權主義不除，國際恐怖主義難消
9﹒11事件十分恐怖。對善良的人民來說，數萬平民頃刻間灰飛煙滅﹔對推行霸權主義的美國政客來說，象征美國經濟霸權的建築──世界貿易中心在飛機撞擊下轟然倒塌，象征美國軍事霸權的建築──五角大樓被飛機撞開一個大缺口。歷史會銘刻這一天。
人們不禁要問，誰是9﹒11恐怖事件的元凶？
從事件表現上看，制造這起事件的組織或人，1.與美國有不共戴天之仇，美國曾經或即將，給他們造成滅頂之災﹔2.他們有鋼鐵一般的意志﹔3.他們有不可摧毀的信仰。但是，拉登說不是他幹的，阿拉法特說應譴責恐怖主義，各大國領導人表示譴責、慰問、遺憾。
美國正開動航母、先進戰機，發動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全方位搜索、調查。美國人正在指責其軍事、安全、情報部門工作不力。不管結局如何，從歷史和美國人的理論邏輯中，人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9﹒11事件的事始作傭者不是別人，正是長期以來推行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美國政客！
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統一體。自古以來，恐怖主義常常是弱者反制強者的銳利武器，而恐怖主義本身是一個相對的概念。9﹒11恐怖事件，在美國人看來，是恐怖主義活動，是黑暗、是邪惡，而9﹒11恐怖事件的策劃者、實施者是恐怖主義者﹔但是，在那些倍受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欺壓的國家、民族、組織、人民來說，卻是被迫的反制行動。美國人把他們看成是敵人，那麽美國人也是他們的敵人。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的霸主，有無可匹敵的軍事、經濟實力，沒有國家會主動與他為敵。但是，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霸主地位，在世界市場獲得壟斷性的買入低價和賣出高價，不惜犧牲別人的生存、自由、發展等基本權益，高唱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玩弄均勢、遏制、冷戰，到處煽陰風點鬼火，人為制造其他國家間、民族間的爭鬥，分裂別國領土，阻止別國的統一和發展，策劃暗殺別國政府要員，顛覆別國政府，甚至不擇手段直接大打出手。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幽靈走到哪裏，哪裏就深受戰爭、恐怖主義的禍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美國把冷戰的主戰場放在西歐，重點清掃自己的後院拉美，那時的恐怖活動，38%發生在西歐，25%發生在拉美。七十年代的中東石油危機後，美國把重點放在控制中東石油資源、壟斷石油市場上，從八十年代起，恐怖事件的高發地區轉向中東，1988年發生的456起恐怖事件中，有213起發生在中東，占36%。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尋找敵人。美國自認為他玩弄的“均勢”霸權朮很高明，但是，九十年代起，深受其害的人們終于把矛頭對准美國，現在他恨之入骨的拉登、塔利班組織就是他當年為了在阿富汗對付蘇聯而培養的。當年作為沙特阿拉伯富商，本﹒拉登在阿富汗投入所謂的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主義的聖戰，得到中央情報局金錢和軍火的全力援助，但沒有想到他做大了，而且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後，把目標轉向了新的敵人──美國。他認為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是一種嚴重的不公平，是對伊斯蘭教徒的不公平，所以他號召伊斯蘭教徒對美國發動襲擊。
近十年來的主要恐怖事件：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1998年8月美國駐肯尼亞、坦桑尼亞使館爆炸案，洛克比空難，2000年10月美軍“科爾”號驅逐艦被炸，9﹒11事件，這五件案都是國際恐怖主義事件﹔而1995年東京地鐵毒氣案，1995年美國俄克拉何馬城聯邦政府大廈爆炸案，1995年拉賓總理被刺案，2000年俄羅斯系列爆炸案，這四件是國內恐怖主義事件。國際恐怖主義的對象幾乎都是美國。這難道不應引起美國政客的反省嗎？
當然，僅僅這些是不足以使美國政客回心轉意的。但是卻應足以引起美國人民的深思！
9﹒11恐怖事件中死難的平民、救助人員是不幸的，但是，他們是推行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美國政客的犧牲品。多年來，美國民眾的思想已被這些政客麻醉了！聰明的美國人民創造了空前發達的物質文明，但是，那些政客們在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種植了許多反動腐朽思想。他們崇尚強權、戰爭、暴力、恐怖，驅使好來塢的制片商們不斷地杜撰戰爭片、暴力片、恐怖片，從而使人民接受它、欣賞它。當美軍在越南施放落葉劑使無數平民的後代畸形發展時，當美國的電視直播美軍使用精確制導武器殺死伊拉克平民時，當美軍用精確制導武器殺死南聯盟平民時，當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時，有多少美國人民站出來反對這些戰爭、暴力和恐怖？他們大多數人相信那是為了所謂民主、自由、人道。
這是多麽的可悲啊！以至于，9﹒11恐怖事件中世界貿易中心在飛機撞擊下轟然倒塌、白宮被攻擊情景，和《帝國反擊戰》中曼哈頓帝國大廈、國會大廈被外星人擊毀的情景，幾乎如出一轍！
推行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美國政客在撞機事件的處理中用34567美元來對付中華民族，現在他們卻被人用“911”（美國火警報警電話）實實在在地打擊了一番！
現在，美國正尋求中、俄兩大國全力支持他打擊攻擊他的國際恐怖主義，這預示著一場猛烈的軍事風暴即將開始！而這場風暴結束後，美國的下一個目標是誰呢？善良的中國人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美國還在尋找9﹒11恐怖事件的元凶，元凶是要找的，但是，他們更應該在自己的頭腦中尋找元凶！報復只能引來更猛烈的報復！美國是強大的，但又是脆弱，就如同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布什的單邊主義已完全把美國推向世界人民的對立面，他只能使美國人民陷入恐怖當中，如果這樣，最現代化的武器在恐怖主義的汪洋大海當中也是毫無用處的。
美國火警911：霸權主義不除，國際恐怖主義難消！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30/20010914/560585.html
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王緝思《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
摘要：在分析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時，可以得出3點結論。
首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機制霸權、經濟霸權、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軍事霸權都不構成嚴重挑戰。在美國構築的全球霸權體系下，中國也還有相當大的崛起空間。 其次，中國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形成結構性的挑戰。 最後，從思維框架上說，我們既不能丟棄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傳統分析方法，以爲信息和思想的溝通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國際合作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間的友好關系，消解國際沖突，也不能忽略國家及其以下的行爲體的主觀能動作用，以爲權力格局的變化必然造成國際秩序的混亂。 現在，中美領導人都認識到兩國相互對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關系有望繼續維持穩定，並逐漸建立起更爲穩定的戰略框架。
布什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系仍然在基本平穩的軌道上發展。 兩國高層接觸頻繁，戰略對話渠道暢通，經貿合作持續擴大，在臺灣問題上沒有出現嚴重爭執。 但是，雙邊關系也被一些新的陰雲所籠罩，例如美國國內形形色色的“ 中國威脅論”升溫、美國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美日“ 二加二”聯合聲明首次提到臺灣問題、美國在中亞支持所謂“ 顔色革命”、雙邊經貿摩擦點增加等等。 一些觀察家據此認爲，中美關系又一次處在十字路口，甚至預言中國崛起和美國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最終將轉化爲對抗。
不能否認，就單個國家而言，美國構成對中國穩定發展的最大外部挑戰(中國的發展勢頭如持續下去，將成爲世界上同美國實力地位最爲接近的大國。 美國維護單極，中國提倡多極。 從純粹的權力政治角度看，或從新興國家挑戰霸權國的曆史經驗看，難免得出中美必然爭霸的結論。 但是，如果我們對全球化時代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做出細致一些的分析，應當能夠構建出某種新的理論思考。
中國國力迅速提升的起點， 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中美關系正常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實現的。 這絕非曆史的巧合。 經常被人們忽略的一個事實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 從70年代末以來也有了明顯的提高。 當時中國國內生産總值只占世界的1%，如今增長到4%；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內生産總值也從當年占世界總量的22%左右， 提高到如今的32%左右。 美國當年在同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對抗中處于守勢，而今天牢牢占據著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被稱爲“新帝國”。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中國崛起是在美國霸權擴張的曆史時期開始並持續的，而美國的霸權地位並沒有因中國崛起而受到削弱。 這一現象本身，已經對“美中必然對抗論”構成了挑戰。
現在的問題是：兩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相對立的大國，究竟能夠保持多長時間互不爲敵、和平共處的局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把美國霸權及中國崛起對其可能形成的挑戰，分解爲幾個不同的側面來進行考察。
美國稱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撐點是所謂“ 機制霸權”（regime hegemony），即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倡導下建立起來、至今還在運轉的一系列國際組織、機制和聯盟，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 、北約、美日軍事聯盟，還包括20世紀70年代中期建立的七國（現加俄羅斯）首腦會議機制，90年代初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爲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國際安全機制。 美國是通過這些機制企圖“ 領導世界”的。中國參加了其中絕大部分經濟機制（其中過程最爲艱苦漫長的是加入世貿組織）和一部分安全機制（如核不擴散條約） 。 中國尚未參加的若幹機制，包括八國首腦會議、北約、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防擴散安全倡議（PSI）等等，其建立的初衷不是對付中國。 中國對它們雖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態度，但並沒有建立反制的機制加以對抗。 中美應對朝核問題的方法迥異，但在維護核不擴散機制的原則立場上卻是相互協調的。兩國在國際機制中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局面將長期存在。 我們說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中機遇大于挑戰，也可以理解爲現存全球國際機制中對中國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美國霸權的第二個側面是經濟霸權。 雖然中美經貿摩擦不斷，但美國經濟霸權同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之間的矛盾並不尖銳。 當今中美經貿摩擦同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經貿摩擦有質的不同，因爲中美兩國産品的相互替代性不強，企業之間的競爭也不激烈。 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仍然很強。 此外，美國金融霸權是其經濟霸權的核心。 中國的經濟崛起還遠遠沒有威脅到美國的金融霸權，歐元才是最接近于挑戰美元霸權地位的貨幣。 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和股票， 因此美元地位急劇跌落將對中國不利。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在能源和其他資源方面的矛盾和競爭。 美國的能源消耗約占世界的1/4。 美中日三國分別是世界上前3位的石油消費大國，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在迅速增長。 爲什麽向來極少有“ 美日爭奪能源”的憂慮，而近來不斷出現“ 中美爭奪能源”、“ 中日爭奪石油”的輿論呢？ 顯然，問題主要不在能源短缺、石油價格上揚等物質因素，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間缺乏戰略互信。
于是， 我們必須考察美國霸權的第三個側面，即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 對于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不屈從于它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人懷有深深的戰略疑慮，也毫不掩飾他們的“ 兩面下注戰略”，即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國“ 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從而擴大美中合作；另一方面又防範中國在現存國際機制之外另起爐竈，准備遏制中國。
但是，美國人也意識到，同中國相比，與他們在價值觀上更爲對立的，是伊斯蘭激進勢力。 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9•11”之後美國人更看清楚了：“ 中美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差異，遠遠小于美國同塔利班的對立。 ”美國人還能看清楚,中國無意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強加于他國，也無意建立反美政治聯盟；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甚至還能從積極方面去影響某些美國眼中的“ 邪惡國家”或“ 失敗國家”。 所以，中國在堅持自身獨特發展道路和政治原則的前提下，爭取美國在合作方面下的“ 注”多一些，在防範方面下的“ 注”少一些， 即爭取同美國建立某種程度的戰略互信，改進兩國間的危機管理機制，並非幻想。
第四， 美國不能容忍任何國家挑戰它的軍事霸權，而中國國防力量正在增強。 但是，美國軍事開支幾乎占到世界各國軍事開支總和的一半。 中美在軍事能力和投入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 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種形勢，同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爭奪世界軍事霸權的形勢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美蘇軍事實力難分伯仲，在兩個德國的邊界上緊張對峙，在亞洲和非洲進行了若幹次“ 代理人戰爭”，蘇聯將戰略核導彈運進古巴引發過嚴重軍事危機。 相比之下， 可能引發未來中美軍事危機的沖突點很少，幾乎全部集中在臺灣海峽，而不會擴大到中國周邊以外。 經過多年較量和溝通，美國對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底線相當清楚， 爲避免同中國的對抗，美國現在對“ 臺獨”傾向加大了制約力度。 中國也不斷重申和平統一的決心和耐心。 在臺海局勢相對緩和的情況下，美國的“ 中國軍事威脅論”仍在上升，同美國軍工集團需要尋找“ 敵人”以擴大自身利益的驅動密切相關。 因此，盡管中國軍力增強並未構成對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直接挑戰，“ 中國軍事威脅”的鼓噪卻不會減弱。
最後，美國在亞太地區以霸主自居，中國在本地區影響日益上升， 形成了一對結構性矛盾。1898年美西戰爭後， 美國將菲律賓占爲殖民地。1899；1900年美國針對中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此後，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代價最嚴重的三場對外戰爭（ 太平洋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發生在亞太地區。 可以說，一百多年來，美國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這一地區的“ 局外人”。 戰後美國一直對日本實施事實上的軍事控制， 在經濟、政治方面也沒有忘記“ 敲打日本”，排除了日本在本地區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性。 現在，唯有中國有能力對美國的地區霸權提出挑戰。 于是，對于中國在亞洲外交中的一舉一動，對于任何將美國排斥在外的區域化機制（ 東盟10+3、 東亞峰會等） ，美國或是公開反對，或是暗中阻礙，或是滿腹狐疑。 冷戰後美國不斷鞏固它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排，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針對中國的。 應該說，冷戰後（ 特別是“9•11”後） 美國在其全球戰略中沒有以中國爲主要對手， 但在其亞太戰略中，卻越來越明確以中國爲主要對手。 換句話說，在美國人眼中，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卻正在挑戰美國的地區霸權。
正如秦亞青教授所論證過的，全球霸權不能允許區域霸權的出現；當某個區域性強國開始挑戰全球霸權國家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時，這個全球霸權國就會支持這個地區強國的對手，以維護這一地區的權力平衡，制約這個地區強國的發展[2]。今天美國的全球霸權依然鞏固，但它必須將維護霸權的大部分資源用于其他地區，特別是“ 大中東”地區。 這樣，美國維護亞太地區霸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扶植、支持中國在周邊國家中的潛在對手，利用中國同鄰國的矛盾，阻止東亞區域機制的發展壯大。 當中國同日本或任何其他鄰國的矛盾上升時，美國自然要坐收漁人之利，不分是非曲直地同情日本和其他鄰國。 對于中國的周邊國家來說，普遍面臨著一個如何在美國霸權和中國崛起之間維持平衡的問題。 由于特殊原因，日本多半將繼續依仗美國，不惜疏遠中國。 其他國家的典型態度是：一只眼睛對中國投出熱情之光，發展睦鄰關系；另一只眼睛察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不想得罪強權。
綜合來看，在分析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時，可以得出3 點粗淺結論。 首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機制霸權、經濟霸權、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軍事霸權都不構成嚴重挑戰；在美國構築的全球霸權體系下，中國也還有相當大的崛起空間。 其次，中國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形成結構性的挑戰。 在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中國同美國主導的多邊軍事安排的關系等問題上，雙方需要保持足夠的敏感。 中國繼續改善同周邊國家的關系， 控制中日矛盾，有利于穩定對美關系。 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所起的建設性作用，爲中美處理在亞太地區的結構性矛盾方面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先例。 最後，從思維框架上說，我們既不能丟棄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傳統分析方法，以爲信息和思想的溝通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國際合作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間的友好關系，消解國際沖突，又不能忽略國家及其以下的行爲體的主觀能動作用，以爲權力格局的變化必然造成國際秩序的混亂。 現在，中美領導人都認識到兩國相互對抗的危害性，兩大社會內部都有推進雙邊關系的強大動力，因此中美關系有望繼續維持穩定，並逐漸建立起更爲穩定的戰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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