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五条人和他们的歌到底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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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听五条人的音乐，其实结局是一部描写现当代中国的短篇小说集，是非文学形式的文学作品。
我小时候偷抽了阿公的水烟
阿公知觉了 他就不给我去读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987年
仁科出生在汕尾市的捷胜镇。他的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颇有积蓄。父亲是个厨师，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
在父亲生意赔空，举家连夜搬到海丰县躲债之前，仁科是“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
阿茂出生在海丰县陶河镇。父亲是泥瓦工，常常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跟着父亲出入周边的村镇。
阿茂父亲的生意渐渐做大，成了一方的包工头。
在父亲被拖欠工程款破产之前，阿茂过着“吃、喝、穿，样样给足”的有钱日子。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明嘉靖时，正直刚强、公正大胆的海丰人民与地方官府共同抗击倭寇，大获全胜，喜报捷达，皇帝龙颜大悦，曰：有如春雷贯耳，海丰也。
海丰人嫉恶如仇，民风剽悍，仁科说“为芝麻绿豆大点事儿，他们会拿着西瓜刀互劈。”
《曹操你别怕》就是一首描绘村民打架的歌。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农村里搭台唱戏，演员在前台演，戏台后有人在分番薯粥。演曹操的人闻到一股番薯味分了神，后台人对他喊：“曹操，你别怕。番薯粥一人一碗。”曹操立刻怒了：“一人一碗，你们把番薯肉分完了，剩下一碗番薯水，那还算一碗吗？”“啊呀呀——”台上台下顿时打骂作一团。
曲子开头，五条人用农村最常见的吵架场景作引子：“伶敢行啊瓦阿乡里踏瓦阿田，扑母啊！（你敢来我们村践踏我们的田！找死啊！）”有点白字戏的味道，SOLO部分甚至是半音阶（爬格子）组成的。
海丰县，是著名的侨乡，也是中国13个红色根据地之一。1927年10月，“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烧掉自家田契，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在歌曲《彭啊湃》中，五条人搭建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地下革命者撞见了宪兵，两人各自谈论彭湃的故事。二人对彭湃形象迥异的描述，体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口语化的歌词和唱答式的表演方法，则让听者临场感十足，仿佛身处那个乱世。
五条人擅于在歌里描写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像将军那样喝酒》讲的是酒鬼诗人石延年的各种喝酒方式；《陈先生》用三种方言唱了陈炯明的一生。
五条人歌里对小人物的刻画更精彩生动：
在《阿炳耀》里，48岁的老光棍阿炳耀每天站在制衣厂的门口，想着女工，骂着老板：“永艺你这个XX的，干嘛要将那些女孩子全部关起来呢？”
而他的弟弟炳文则一天到晚像只八哥鸟似的总是责问他：“今天给我喂猪了没有呀？”锄头、屎桶每天都挂阿炳耀肩上，却从没听他喊过痛。
在《李阿伯》里，戴着斗笠的李阿伯在田里，嘴里咬着一根烟，他的大儿子爱赌博，小儿子在读大学，李阿伯说：“将来就要指靠他了。”
这让五条人想起一句话：“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又累 。”
节假日的时候购书中心门口
摆地摊走鬼的小贩很多很多
走鬼，是流动小贩违法摆卖时，逃避执法人员抓罚而相互招呼走脱的暗语，后来被人们当作无牌流动小贩的代名词。
阿茂的哥哥大茂在华南师大读书。阿茂来广州后的最初一年半，就在哥哥的宿舍蹭住。他不仅蹭华南师大图书馆，还混了各种电影课程，甚至参演了甘小二老师的独立电影《山清水秀》。
为了谋生，阿茂做起了“走鬼”，专卖打口CD。
在当时，欧美唱片公司把一些积压的唱片打口销毁，以废塑料的形式出口到中国。当然，在销毁过程中，由于进货人的要求和走通关系，只有部分cd被完全销毁，有一部分只是切到了CD盒面，而CD完好无损。
作为“洋垃圾”进口来的CD避免了文化审查，青年们可以无阻碍地听到一线大碟。然而，这些CD曲风冗杂多样，以卖打口CD为生的人，就需要在“垃圾”里面挑出“好东西”。阿茂借此听到了大量的外国音乐。
16岁的仁科在海丰的工艺美术班学画画。当时阿茂回到海丰，和朋友“区区500元先生” 办了“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阿茂和仁科从此相识。
这个“区区500元先生”是海丰中学的美术老师，后来五条人的很多海报和专辑封面，都是这位美术老师负责的。
仁科结业后，去贝雕厂画了一个月的贝壳工艺品。越发觉得重复的工作枯燥无味，萌发了去广州找阿茂的想法。
2004年，仁科揣着一百多块钱，登上了去广州的汽车。
彼时阿茂最怕的事情是有人来查封他的CD，便把CD分几堆，有的放在自己的出租屋，有的放在哥哥那里、朋友那里。
阿茂怕仁科跟他抢生意，搞不好还会打起来，就介绍仁科去卖盗版书。
仁科恰好是一个爱书的人。他四年级从捷胜搬到海丰，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仁科只好天天看书，去县里的旧书店买一块钱两本的过期《故事会》。
他找到一个卖盗版书的朋友赵云，进了一批畅销书，开始了做“走鬼”的日子。
这位“赵云”后来也出现在了五条人的歌曲《走鬼》中。
仁科为了卖盗版书，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书包，城管一来他也不跑，就镇定地站在原地，把书包起来。结果某天，他连书带包被城管收走了，血本无归。
彼时阿茂正在和朋友往云南骑行。为了生活，他只好拿阿茂的打口碟去卖。
“走鬼生涯”直到2007年画上了一个句号，广州为了筹办亚运会严打摆摊的人，他们开了一家唱片店，并开始创作几年来积累的灵感。
后来他们认识了周云蓬的经纪人佟妍，并用她提供的经费录了小样、给乐队命名为“五条人”，保持几乎每两年一次的专辑发行，在各地巡演、参加各类音乐节、每年回海丰办歌友会、签约摩登天空……
在广州奋斗时，他们住在天河区的石牌村，这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拖了又拖。密集的“亲嘴楼”里，住着农民工、走鬼、歌手，还有发廊妹。
从海丰到广州，五条人吟诵的对象随着自己的经历改变。
首张专辑《县城记》和后来的《一些风景》几乎都是用海丰话吟唱海丰的人和事，而到了广州，便开始用普通话创作，《广东姑娘》就是如此。歌里少了海丰方言的粗粝和晦涩，贴近城市的温热和柔情。
如果说《县城记》、《一些风景》写的是近代史，那么专辑《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则生长于当代中国。
《梦幻丽莎发廊》这张专辑，充满了“法制新闻”的味道。
在《阿虎》里，梳着“周润发头”的社会青年阿虎，正要和兄弟们去打架，却直行到一座大楼面前，大声喊道“阿娇！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
歌曲《初恋》的原型有迹可循：一位货车司机去寻找高中时期相恋却被拆散的恋人，然而发现昔日爱侣已为人妻，悲伤过度的他驾车走神，意外撞上了桥墩。
而在《热带》里，欠赌债的刘德龙为了躲债，背上了命案，逃往热带丛林，俨然贾樟柯电影《天注定》的情节。
《梦幻丽莎发廊》同样是浪漫、梦幻，甚至魔幻的。
且不说“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的温情，以及“摩托车飞过石牌桥”的舒爽；
就看《秧歌舞》里，远离家乡的流浪歌手上了电视，不会跳舞的主持人却带头跳起了秧歌舞的魔幻情节，“我们都知道如何让阳光晒着脸，我们都知道如何让工作变得有效”固然是生存道理，但“诗人可以将灾难写成歌谣，皇帝可以把将军变成太监；将军也可以唱出动人的歌谣，皇帝也可以把诗人变成太监 。”更有警示意义。在更大的力量面前，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穿过交错的粉红灯光，掀开梦幻丽莎发廊的绿色塑料帘，镜子里是春天小姐哀伤艳丽的面容：“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故事会》的视野则比《梦幻丽莎发廊》发廊更宽广，不仅关注广东，甚至整个中国、整个世界。
《阿琳娜》是阿茂去塞尔维亚旅行的时候在泽蒙湖边遇到一个的退休律师。1992~1995年，塞尔维亚遭遇了联合国制裁，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中遭到北约空袭，泽蒙的那座大桥被炸塌了，还有中国的一个大使馆。阿琳娜的爱好就是去把别人不要的面包收集起来到泽蒙湖边喂食鸽子、乌鸦、麻雀还有天鹅。
《最寒冷的一天》讲述了2008年春节，中国南方遭遇了大面积的雪灾，数十万乘客滞留在火车站，有家难回。这时，失去双臂的残疾艺人郭乙博却悄悄地给滞留在深圳火车站的乘客送去了1008碗方便面。因为当郭乙博在街头卖自己用双脚书写的书法作品时，有很多人帮助他。
《烂尾楼》则切中民生议题。在光鲜亮丽的城市里，总有一些溃烂的伤口，虽然无人问津，却埋藏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1995年，一个男子，据说是港澳江南中心的老板之一，从未建好的大楼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当年，这桩跳楼事件轰动一时。
五条人的“烂尾楼”里，聚集着“疯子乞丐，孤魂野鬼还有一堆流浪汉”，一只喜鹊掉下来，他们谈论着治疗或者食用。
五条人的每张歌曲，还十分注重意象的关联性。
《梦幻丽莎发廊》中有一首《九条人》，每一“条”人，都能在他们的歌里找到对应；而《烂尾楼》里短暂出场的“匈奴王”，也有一首歌来饱满他的形象。
不知不觉中，五条人构建出了自己的魔幻现实宇宙。
五条人看似荒腔走板，题材却是深刻的；道理是淳朴的，更是真挚的。
不论是《梦想化工厂》的那句“梦想变成蚊香也不错啊，别变成蚊子就好了 ”，还是《城市找猪》里的“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 ”都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了最真切的现实。
有时甚至能和现实产生映照，《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中有一句：“今天啦全球化啊 明日就自己过。”如今听来，戏谑中竟是一种预言。
仁科本人，不仅画画，还写小说。他在《冯火月刊》里，发表过一系列小说：《歌手和古惑仔》、《江湖重新洗牌》、《纹身店的爱恨情仇》等等。因此，诗人常有的形象思维他可以轻松拿捏。
例如《烂尾楼》里的群像描写：
“一座巨大的钢铁吊桥，桥上有很多人在摆摊，城市快车从身边飞过，一个父亲在寻找他的儿子。乞丐财神爷在街上乞讨，米奇老鼠在广场跳舞，幸福变成现实转化成海报，贴在小区的宣传栏上。”
新与旧、理想与现实、冰冷与温情，简单的白描，朴素的罗列，一幅城市速写映入眼帘。
戴建业老师和盗月社面基
说了当代语言文学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光“讲道理”是最不讲道理的
鲁迅一句话你就能解释三千字，李白一句诗说的啥你都没有给学生讲明白你就分析这里面什么中心思想，而不是先把场景啊诗意啊铺开了去欣赏。
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反逻辑的，比如为了增加知识量“背文学常识”，尽管那些东西你都没读过，比如为了应考拆解段落大意，然后整篇文章都没读懂
很多人吐槽说只有长大了重读背影才发现那种一字千钧的重量，说小时候没发现
这不仅仅是小时候没有体验的锅，更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功利应试的，我们的课文阅读，中心思想和文本性的问题解答是第一性的，而欣赏甚至都没上过台面，因为语文考试只考“析”不考“赏”
所以我们就会出现看一篇文章看一幅画，先不说美不美，先得看“这里为什么美，反映了什么思想”
但五条人至少在本次乐夏里的表演，是知觉第一性的，即使是上一季的九连真人，其音乐有着丰富的表意空间，但仍然是知觉第一性的
所以你先去询问中心问题，就显得五条人没有那么多文本内容可挖掘
首先第一点，五条人的舞台是欢乐的，随性的，底层的，反标签的
“宁可土到掉渣，绝不俗不可耐”——仁科
如果真的诘问深度
五条人的音乐不太去追求摇滚乐想要彰显的那种叛逆与凌厉，这一点与另两个乡土摇滚乐队二手和九连还都不太一样，虽然九连和二手也是底层化的乐队，但他们的气质仍然是凌厉的、批判的，是以一种带着高视角解读的情绪来关照底层生活的，《命运》与《夜游神》就是其简单的代表。类似的还有GAI的超社会和垃圾话，另一个回答说他们是带着批判与怜悯“想要脱离”的态度，我觉得也不尽然是，但总归这种凌厉的表达的态度很微妙。或者可以说，带着一种知识分子乡土现实主义文学的情感。
五条人并不是没有这种思考，但他们仍然更愿意用从这个阶层本身出发的视角去揣摩这个问题，《阿珍爱上了阿强》就体现了这种因为生发于阶层本身的视角而带来的关怀，这里面不是没有矛盾，这种矛盾更柔软，却也更复杂一些，比起《夜游神》和《莫欺少年穷》二元化的乡土矛盾，比起质朴的善与落后的纯粹恶之间的尖锐矛盾，《道山靓仔》《梦幻丽莎》这种“城乡结合部底层”的矛盾更难以痛快地去嘶吼、去表达。
所以他们的立场和情绪会选择融入其中，融入那种他们灵魂的“塑料感”审美，这种塑料感来自上个世纪配器与录音技术限制带来的低动态慵懒的音乐听感，也来自中国社会总体上升期这个阶层五光十色又混沌晦暗的生活变迁。
二手玫瑰邪性的二人转唱腔和九连真人粗粝的山歌同样承载着这样的重量
其实这种旧形态的混沌恶、纯粹恶，与其生发文化形态的恶之花的魅力之间的矛盾是个老问题了，前几年贾平凹的《极花》的话题就关注过这样的矛盾，底层文化、乡土文化是一种有其挖掘价值的文化生态，但底层恶也确实是现实而爆烈的，不过当时知乎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贾平凹的表达，甚至认为他在洗白
底层恶是恶，但主流的城市文化平台对底层文化渐渐失去了关注视角，一是其本身是否是一种漠视恶，或者一种虚伪的猎奇？
二是单只看这种有着时代与历史深度的文化，其缺位本身，也确实是文化拼图的重大损失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五条人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