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棉微笑@血色高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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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從吳哥窟高棉的微笑到紅色高棉金邊大屠殺博物館我完成了一次心靈之旅。吳哥所呈現出來的驚世之美與紅色高棉的驚世之惡震撼著我的心靈,為何兩種...他微笑不語。 從高棉微笑到血色高棉,我在心靈的跌宕起伏中告別了這塊土地。在登上飛機的時候我的懷里抱著一尊“高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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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高棉微笑@血色高棉 - 2016-02-10,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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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吳哥窟高棉的微笑到紅色高棉金邊大屠殺博物館我完成了一次心靈之旅。吳哥所呈現出來的驚世之美與紅色高棉的驚世之惡震撼著我的心靈,為何兩種如此對立的東西放在了同一個民族身上?我漫步在洞里薩河岸上尋著答案。

1860年法國的一位生物學家享利 穆奧帶著一本中國元朝使者周達觀寫的《真臘風土記》的法文譯本,在柬埔寨暹粒的一片原始森林里,斬荊披棘找到了在叢林深處埋藏了四百多年的吳哥王朝。


(巴揚寺無處不在的佛陀的微笑)

當這位生物學家撥開被大樹藤蘿纏繞的巨石,一個王朝的廢墟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為這廢墟之宏偉,精美所震懾,一塊塊粗礪的石塊壘疊起巍峨的城堡神壇,在方正的佈局中層層疊疊,直到天際。那門楣、壁墻,廊道、佛龕上那細如刺繡栩栩如生的浮雕,特別是那些無處不在的百姿千態的吉祥天女,纖細的腰身,圓潤的乳房,豐盈的臉龐,線條流暢的裙裾衣褶皺,也許是一樣的殘缺,但她們比斷臂維納斯更美,更生動。驚艷之餘讓這個擁有歐洲最偉大的藝術,以傲慢之心看待其他外族的法國人,在它面前低下了高貴的頭顱。他知道這是世界之最,人類之最,歷史之最。



(小吳哥寺所呈現出來層層疊疊如同須彌山的壯觀)




(小吳哥廊壁上的吉祥天女婀娜多姿)




(巴揚寺的千米浮雕局部,戰爭的畫面)

到過吳哥的人對吳哥的震撼,是立體交叉的,是從心靈到肉體的一種從未有過的生命體驗。600多座建築分佈在45平方公里的叢林中,從城堡到祭壇寺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建築群,當你在廢墟中行走,當你在陡峭的階梯上匍匐攀爬,在炎炎的日光下體力心力都是雙重的考驗,但沒有這樣一種考驗,如果僅僅是走馬觀花,你是無法領略吳哥所達到的那種建築與信仰的高度。從清理成型的城中之城的小吳哥,到依然大樹纏繞,斷垣殘墻與樹木共生的塔布倫寺,但最能讓你震撼的還是巴揚寺,四十九座塔尖上,一百多面巨大的的佛頭展現的靜穆微笑。



(與卡布倫寺共生的大樹大自然與人類共同的傑作)




(女皇宮門楣上的雕刻精細得讓人嘆為觀止)

巴揚寺是真臘王朝賈耶跋摩七世的傑作。已為真臘王朝建立起亞洲最偉大帝國的他,經過慘烈的戰爭殺戮,看到了背叛復仇,衰落興盛,恥辱榮耀,番然醒悟,歸依佛門,也使真臘王朝從印度教轉向了佛教,從此他闔上雙眼低眉微笑。在站巴揚寺每個到達那裏的人,任何處,任何地,任何時都可以看到他的微笑,微笑無所不在,微笑包圍了每一個人,他低眉,眠嘴,深沉,淡定、安祥這就是—“高棉微笑”。這樣的微笑給人的震撼不是盧浮宮里的蒙娜麗薩的微笑可比的。

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不會是永遠的,他與其他帝國一樣盛極而衰被外族所滅 。西元1431年暹羅族攻陷吳哥,屠城之後發生瘟疫,當地人放棄吳哥城,這個中世紀全球最輝煌的城市便淹沒於荒野叢林,與他一起的是高棉的微笑。

四百多年後當他被發掘出來,雖然已經成為一堆荒野中的廢墟,但它在與大自然的共生的四百多年中,呈現出一種人類不能企及的殘缺之美,樹木與建築的共生之美演繹得出神入化,更讓人讚嘆的是,時間沒能侵吞他的微笑,鬼斧神功讓微笑更為精進,時間讓微笑沉澱得越發深沉迷人。我離開眾多的遊客,選擇了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揮一把額頭的汗水,喝一口帶在身邊的水,深深地凝視,靜靜地感受著他的微笑,我的身心有著一種從來未有的安寧,像是深山中的一潭碧清的泉水,我的靜穆象那粗礪的巨石一樣,整個世界似乎消失了,戰爭、疾病、貧窮、恩怨、紛爭、甚至私情,此時此情我的嘴角也不由自主地眠起了微笑。

柬埔寨自真臘王朝以降,貧窮、落後被外族統治,使他再也沒有走出這片澤國之地。真臘帝國變成了柬埔寨,寨在漢語中是部落之意連國家的意義都不存在,再看看那些擇水而居,撐著幾根柴木的茅棚成為居所,有誰不説它是寨呢?雖然飄揚著的柬埔寨國旗上的圖案是吳哥,但人們已經很難與那個在叢林中發現的真臘帝國與他聯繫起來,人們會止不住地發問,那個在一千多年前,開疆拓土讓帝國的土地延伸到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直到中國雲南的帝國是他嗎?




(洞里薩湖岸上漁民的吊腳樓與河灣上的橋)

我是坐船從吳哥來到金邊的。從洞里薩湖下船進洞里薩河,船到了洞里薩河與眉公河交界的水域就是金邊了。洞里薩在柬語中是大的意思,它是東南亞最大的湖泊,這個湖面積有2700千平方這是旱季,到了雨季湖水猛漲就擴大了好幾倍。旱季水深只有一米,雨季到來猛漲9米,看到河岸上高高支起的吊腳樓就可知道雨季時是什麼樣的光景了。

船一路過去,從高高的吊腳樓,到泊在水上的水屋可見了柬埔寨的貧窮。擇水而居的人口達三百萬之多,沒有教育,沒有醫療,靠水吃水,自生自滅,然而他們依然是微笑的。船一路過去,他們黝黑的臉上露出的是微笑,撒網的男人,織網的女人,那些光著屁股的孩子們在水中,在岸上都會歡心地向我們招手。

金邊作為柬埔寨的首都由於法國殖民而有著小巴黎之稱,但作為一個旅遊者來説是沒有什麼值得去玩的地方。大皇宮果然可以一看,但與昔日的吳哥王朝已不能同日而語,看似金碧輝煌,但其簡陋粗糙不堪入目,想想真臘王朝的後人,吳哥的能工巧匠都到哪里去了,一個王朝的毀滅真的一去不復返了。夜幕降臨洞里薩河邊上的大街小巷,閃爍起迷人的霓虹燈,酒吧門口滿眼的艷情女郎,周達觀的書中記載:“番婦多淫,人小性猛”,確是尋芳客的好天下。

我到金邊是為了一個心願,去看看紅色高棉大屠殺紀念館,紅色高棉時期800多萬人口的柬埔寨有近300萬人被殺,是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樣在屠殺在歷史上可以説空前絕後的,而這個屠殺又是和我的國家中國聯繫在一起的。柬埔寨共産黨被稱為紅色高棉,他執政時期正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時期,柬共的頭目都是在中國受到教育培訓回到柬埔寨的,他們將文革的一套在柬埔寨全面展開,柬共頭子波爾布達自稱為毛主席的好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對所謂階級敵人的迫害殺戮更甚于中國。

1991年“六四”大屠殺後,我從中國移民到了紐西蘭,在那裏因辦華文報紙的因緣機會,認識了一批在七十年代柬共大屠殺逃難來到紐西蘭的難民,其中有一位楊碧桃女士成了我的忘年交。

楊碧桃女士是一位有風度,有教養的女士雖然年紀大了仍然可見年輕時代的風貌,每年紀念“六四”活動她都會來參加,控訴柬共的暴行。她英語很好在泰國難民營曾是難民營的發言人。她在金邊是華校的教師她的先生是校長,這樣的身份當是柬共專政的對象。他們象千千萬萬的金邊人一樣,被趕出金邊到農村,她的丈夫則被送到集中營勞動改造。從此她再也沒有見到丈夫。後來據集中營倖存下來的人説,她的先生在集中營雖然沒有被處決,但在改造中被活活折磨而死,白天沉重的勞動,晚上折磨式的學習,加上饑餓與蚊蠅的肆虐。

楊碧桃在丈夫被送入集中營後,知道象她這樣身份的人也很快會被送到集中營去,於是她與許許多象她這樣身份的人一樣出逃到泰國邊境,那裏已經設立了難民營。她帶著二個兒子一個女兒,走林趟河,日伏夜出,躲過赤柬設立的重重關卡,經過一個多星終期于到達泰國邊境,這時候他們只剩一口氣,最後她從難民營來到了紐西蘭。

楊女士在控訴柬共的暴行同時也控訴中共。柬共雖然受中共一手培養,但並不因此關照華人,因為按照共産黨的理論,只要是商人知識分子不分種族都是階級敵人,而華人在柬埔寨大都不是商人就是知識分子。因此在柬共迫害之死的人數中華人佔了很大的比例。

楊女士曾經反覆講到一個真實的故事,她説赤柬進入金邊後,就開始搶劫華人商店與抓捕華人。有一次,一群被赤柬追殺的華人逃至中國大使館,使館鐵柵大門緊閉,院內的工作人員正在走棋,看到華人拼死呼救不但沒有放他們進來,而是默然走開,赤柬趕到就在大使館的鐵柵門下將所有的人打死,殷紅的血染紅了使館門前的道地。

在紐西蘭的柬華難民中還有一位叫蔡林楠的商人,他個子瘦小,精明強幹,他的“蔡林楠”牌號的超市,成了紐西蘭的聯鎖店。他家原來在金邊開金舖,柬共進入金邊時他的金店被搶劫,全家被殺,他是唯一的倖存者,他逃到越南參加了越南解放軍打回了金邊。我認識他後,他希望我給他著書立説,我欣然接受,但當我準備動筆時他顯得躊躇起來,後來我知道他受到了某些強力人物的規勸,這本書會給他帶來麻煩。我當然知道規勸他的是什麼人,也只能悉聽尊便了。

2009年聯合國與柬埔寨政府共同組成的一個特別法庭,以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罪審判了“紅色高棉”的二號人物謝農,三號人物英沙里,五號人物喬森潘等。當時我的報紙對此進行了報導並寫了社論,指正義終將得到伸張,死者將得到安息。楊碧桃女士,以一批住紐西蘭柬埔寨難民的名義寫了支援聯合國審判柬共的文章。豈料遭到柬華團體“康樂互助會”的反對。當時中共非常害怕因審判柬共而一起拖出了中共的罪行,因此反對國際社會的審判,這個反對也由駐外使館佈置了下去。

柬共的暴行是在1979年結束的,時間過去了30年,也許歲月已經磨去了那段歷史,也許不願惹事生非與利益的糾葛讓他們保持了沉默。但血寫歷史卻不會因此改變。楊碧桃女士因痛陣柬共暴行,支援國際社會對柬共的審判,竟然遭到與她一樣浴血中倖存下來的同胞拋棄,她顯得落落寡歡了。這也是一種屠殺,是心的屠殺,而殺人者卻是與她曾經一起同生共死的同胞。她去世的悼念會上我流下了淚水,我失去了一個能通情能達理的朋友,這也是我要到柬埔寨來的一個因緣,我要來看看她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在金邊的紅色高棉暴行紀念館有兩個,一個在金邊稱之為“吐斯謙屠殺博物館”,原來是一所高中,其名稱來自西哈努克親王。1975年柬共攻進金邊後被改成集中營。另一個在郊外稱之為“瓊邑克屠殺場”。

我是從旅館坐著柬埔寨最常見,當地稱為“突突”的摩托車去那邊的。博物館在小巷的三叉口,門面依舊保持著學校的模樣,學校的傳達室成了購票處,買一張三美元的門票就可以自行參觀了。
學校共有五棟三層樓的建築被編號為S-21,有二幢還蒙著當年的鐵絲網,據介紹鐵絲網當年都是帶著高壓電的,教室被改造成狹窄的牢房,有的用粗坯的磚分割,有的用木板區割,墻上的血跡與污物依然,走在其中陰森之氣逼人而來。拷問室陣列著當年使用的刑具,與當年拷問犯人的照片與根據倖存者回憶所繪的圖片。這些刑具、照片、圖片給人帶來的視覺衝擊能讓人窒息。由於時間並不遙遠,雖然人去樓空但還能從牢房、刑訊室發黃的墻壁,灰色的水泥地面污跡斑斑中聞到血醒的氣味



(吐斯廉教室改成的牢房每間不足二個平方)
我在牢房與刑訊室邁動著沉重的腳步,從一樓二樓到三樓,從這幢樓到那幢樓,有時我挪不動步子,有時喘不過氣來,我仿佛看到陰暗的牢房中犯人瞪著絕望的眼神,仿佛聽到刑訊室犯人慘絕人寰的叫聲,伴隨著劊子手猙獰的狂笑。



(受難者照片一個被折磨得瀕死的囚犯)
有一張當時的照片記錄著一個美麗的知識女性坐在刑訊椅上,懷里抱著一個嬰孩,她的頭顱後面一架腦殼鑽洞機正要鑽進她的腦勺。一張照片犯人按在刑床上,二個柬共正在用鉗子拔他的指甲,又有一張圖片一個女犯被綁在刑床上,赤裸著身體,一個赤柬用鉗子夾她的奶頭,另一個準備將蜈蚣塞進她的陰道。這樣的畫面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我無法將自己的眼睛停留在上面,太殘酷了超過了一個人所能忍受的底線。
與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他的感受是,背脊陣陣發涼,頭髮、汗毛豎起,眼淚一直在眼里打滾。尤其是那些小孩的照片,他們的眼神直刺心尖。孩子們的小小的頭骨,頭骨上的裂痕洞孔,讓人震顫不已。心想那些冤魂一定還是沒有安息。
集中營的陣列室中還有無數被編了號的受難者的照片,男人、婦女、小孩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受難者群體,照片中的每一個生命都是在這裡受盡酷刑,磨難而死。這是一個比納粹奧斯維集中營還要殘酷的人間地獄,共産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主義,他不是對外族屠殺,不是戰爭屠殺,不是生存屠殺,而是階級屠殺,是以思想意識殺人的一種主義。
與我同行的一位朋友的感受是,背脊陣陣發涼,頭髮、汗毛都豎起,眼淚一直在眼里打滾。尤其是那些小孩的照片,眼神直刺心尖。孩子們的頭骨,頭骨上的裂洞,讓人震顫不已。心想那些冤魂一定還是沒有安息。




(在刑床上被鉗奶頭的女囚)




(腦勺將被鑽孔的女囚,她的手上抱著孩子)
與牢房、刑訊室相伴的陣列室,有一張我所熟悉的圖片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他讓我的心一陣悸動,那是一張文革時期中國的宣傳畫,“跟著毛主席向前進”。在那個血色年代,我的手也曾經畫過這樣的畫,我熟悉畫中的每種顏色,每一張臉孔的表情與它的精神意義,在這樣一種畫的下面,人們就可以無惡不作了,它成了那個時代作惡者的護身符。
這張文革的宣傳畫一下子把中國與柬埔寨的距離拉近了。柬共在這裡所犯下的罪行,他的精神思想與力量,都來自我們那塊土地,而我們的那塊土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把一切階級敵人消滅的文化革命。 我在這張宣傳畫前面佇立良久,久久地沉思,中國的文革禍及十多億人,多達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這樣一種革命輸出到了柬寨佛國,讓近800萬人口的國家三分之一人死亡。作為一個中國人站在這裡,我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雖然這張宣傳畫已經褪色,但那殷紅的血是不會褪去的。



(陣列室中跟著毛主席向前進的宣傳畫)
學樣的操場上還保存吊打犯人的木架與木架下犯人昏迷後,將其浸入水中的大缸。操場上有死者的墓穴與記錄著死者姓名的紀念塔,一樹白色的玉蘭花正開得茂盛,也許地上浸透了太多的血,它是為紀念這些死者而開放的嗎?



(操場上的吊刑架與被改成牢房的教學樓)
據統計在1975年至1979年紅色高棉執政期間,這個被名為S-21的集中營至少關押過二萬以上的人數,其中僅有7人倖免遇難。犯人從柬埔寨全國選送而來,有朗諾政權時期的政府官員、軍人以及學者、醫生、教師、僧侶等,也有被視作叛徒的紅色高棉的黨員、士兵甚至一些進階官員,罪名通常是叛國通敵。大部分受害者是柬埔寨人,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受害者。



(受難者編號照片)
離開吐斯謙屠殺博物館,我又坐著“突突”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來到離金邊市區15公里外的瓊邑克種族滅絕中心。從吐斯謙到瓊邑克我所穿過的街道與荒野,也是昔日吐斯謙集中營部分犯人,被蒙上眼睛坐在卡車上所穿過的。當時他們被告知轉移到一個新的居點,他們不知道這15公里的路程是他們人生最後的距離,在這個不長不短的路上,他們是惶恐,是茫然,還是因受盡折磨而麻木了。車在路面上顛簸,我的心也在顛簸。
瓊邑克原來是一個果園與華人的墓地,紅色高棉統治的1975年至1979年間,在這裡處死了大約17,000人。紅色高棉政權倒臺後,發現了大量的集體墓穴,其中有超過8,000具遺骸。




(紀念塔內受難者的骷髏層層疊疊)

今天的瓊邑克能夠讓人回憶起當年屠殺的實物已經不多了,除出那一堆堆挖掘出來的屍骨與衣服碎片外已很難找到舊物,柬共潰敗後附近窮困的村民拿走了幾乎可用的一切,也拆掉了那裏的房子,將木材拿回了家中。這裡的一切罪惡都是由中心提供的錄音講述與當時倖存者的回憶構成的。

中心的唯一的建築,是後來建成的靈骨佛塔,它是一座柬埔寨傳統的寺廟建築,共15層,擺放著5000多個從此地發掘出來的骷髏,按照年齡性別被分類展示。靈骨塔很窄,只能仰視,一個一個成為骷髏的生命,層層疊疊向你逼視而來,讓你不能回避。這些頭骨的生命雖然已不能開口説話,但那頭骨上被鋤頭鐵棍等鈍器擊出的印痕和碎裂,訴説著殘酷的死亡。據倖存者的回憶,柬共為了節約子彈都是以最原始的方式進行處死的。

從紀念塔出來,人們按著錄音機上的按扭,按著編好的編號逐個參觀。耳麥中傳來解説員低沉的聲音:
2號:這裡是解押犯人卡車停放的地方,蒙著眼的犯人從這裡被推下卡車。
3號:這裡是拘押所,犯人到達後拘押在這裡等候審判。
4號:這裡是刑訊室,犯人在這裡受到酷刑審問。
5號:前華人祭祀亭。
6號:這裡是化學品倉庫,犯人除了用鋤頭鐵棍打死外,多數是將化學品拌入食物讓其中毒死亡。並以六六粉等農藥澆灑屍體掩其臭味。
7號:這裡是集體墓穴,這裡有450個受難者。
8號:這裡是殺人武器倉庫。
9號:這裡是華人墓穴。
10號:這裡是果園,犯人在這裡勞作。
11號:這裡是園中湖泊。



(集體墓穴沙土中還能看到碎骨)

當人們邁著沉重的腳步隨著解説員的解説來到這裡,觸目驚心的殘酷已經邁不動步子了。此時解説員讓人們在湖邊稍作休息聽一段音樂,耳麥里傳來了低沉的交響樂。《黑暗記憶》這是柬埔寨音樂家索菲獻給大屠殺中死去同胞的作品,那如泣如訴,低沉悲愴的聲音,讓人的情緒沉重的象鉛塊一樣。然面這裡微風輕拂,湖水漣漪,人們很難相信這裡是浸透了受害者血水、淚水、汗水的地方。人們坐在這裡,每一個人都靜靜地聽著沒有聲息,臉上表情肅穆沉重。

在錄音的按扭上除出編號説明外,還附著倖存者的回憶錄音,他們有“失去幼兒”,有“強姦的羞辱”,有“殺人的目擊”,有“陌生人的犧牲帶來的倖存”等等,這些有血有肉的倖存者的故事,將一塊塊的荒地,一堆堆的骸骨鮮活生動了起來,再現出這個殺人場血腥中人性的愛恨情仇。

隨著音樂聲我又按著編號往前走著,炎熱的陽光讓沙土變以成了浮塵,浮塵輕揚處可見從沙土中浮現出來的白骨與衣服的碎片。解説員説每過一段時管理員都會將露出的骸骨與碎布收集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放在路邊的玻璃箱中存放的骸骨與布的碎片。

13號:又是一個集體墓穴,這裡有166個沒有頭的屍體。
15號:這是一棵殺人樹,許多孩子被赤柬抓著雙腳,當著他們母親的面扔向樹桿,活活撞死,樹桿上的碎骨還隱約可見。樹上挂滿了彩色的圈圈悼念著這些慘死的孩子。殺人樹旁是一個集體墓穴,這裡掩埋著100多位孩子與婦女,這些婦女身前被強姦,扒掉衣服讓她們赤露而死,女性的最後一點尊嚴都不給予。



(殺人樹,孩子就在這棵樹上被活活地撞死)

柬共的殘酷為何連不懂事的孩子都不肯放過呢?他們説“斬草必須除根”,這裡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這些口號對來自中國的我是何等的熟悉。

17號:這是一棵稱為魔術的樹。赤柬為了掩蓋犯人臨時死前的慘叫,在這棵樹上挂上了高音喇叭,喇叭里放著革命歌曲,聲音尖厲伴著發電機轟轟的聲音,這是死者最後聽到的聲音。

一路過來,參觀者大都來自西方,他們靜靜地走著,默默地佇立,個個神色凝重,不時地擦去眼角的的淚痕,有一位法國的女孩子一路哭泣,這樣的殘酷,這樣的慘劇震撼著他們的心靈。當我重又回到紀念塔時,一隊柬埔寨人排著隊前來悼念他們的同胞。



(前來悼念同胞的柬埔寨民眾)

在許許多的參觀者中,我驚訝地發現,竟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然而在柬埔寨旅遊的中國人已經是各國遊客之最。也許這裡確實不是一個參觀遊覽的所在地,在這裡要面對血腥殘酷,會讓中國人喚醒許多痛苦的記憶。也許中國人已經夠沉重了!他們只想嘻嘻哈哈,輕輕鬆鬆地渡過自己的一生。他們更不想將他國,他人的痛苦鉗入到自己的記憶中去,但他們知不知道,柬埔寨人的共産災難是來自中國,來自我們那塊土地。

在紀念館前我又一次低下頭顱,默默地祝願這個國家,紅色高棉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歷史,那些犯有滅絕種族的柬共頭子已得到審判,這個紀念館已經可以告慰那些亡靈。然而我的國家中國,扶植紅色高棉的中共政權依然在臺上,正義依然沒有伸張,屠殺還沒有成為歷史,雖然大規模的屠殺已經過去,但對異見者的酷刑沒有停止過。我們的國家何時能夠翻過這一頁,我們的國家何時能夠建立起這樣的紀念館,去告慰在共産暴政中死亡的千千萬萬的亡靈。

我的旅館就在洞里薩河邊上,每到夕陽西下時,我就在河邊散步,輕風徐來讓我被炎熱灼的昏散的思想清醒了起來。一波爾布特大屠殺的首犯,他留學西方法國,沒有學到法國的人權、平等,卻跑到東方的中國拜殺人魔毛澤東為師,將共産主義的理論出神入化為屠殺,將東方式的酷刑發展到了極至。一個主義,一種思想竟然可以達到這樣一種高度,將暴戾恣睢説成善行,把罪惡賦于正義。

波爾布特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卻仇恨知識,他要毀滅知識所創造的一切。他是一個教師,但他屠殺的對象卻是與他一樣的教師,這樣一種逆反心理又誰能給予解釋。波爾布特在逃竄在泰柬叢林後,沒路之下的赤柬發生內訌被他自己的黨審判監禁,最後在監禁中死亡,真是天道難測歷史就是如此地造化弄人。

我目送著河水茫茫遠去,這裡是洞里薩湖與眉公河交界的地方,眉公河上流就是闌滄江,闌滄江就是我的祖國,那紅色的共産革命,那血色的文革就是從這條河流到這裡釀成驚天大禍的嗎?我問巴揚寺微笑著的佛陀,他微笑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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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許許多的參觀者中,竟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然而在柬埔寨旅遊的中國人已經是各國遊客之最。也許這裡確實不是一個參觀遊覽的所在地,在 這裡要面對血腥殘酷,會讓中國人喚醒許多痛苦的記憶。也許中國人已經夠沉重了!他們只想嘻嘻哈哈,輕輕鬆鬆地渡過自己的一生。他們更不想將他國,他人的痛 苦鉗入到自己的記憶中去,但他們知不知道,柬埔寨人的共産災難是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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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s21及killing field 的關門時間?如下午兩、三點才去,够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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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許許多的參觀者中,竟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然而在柬埔寨旅遊的中國人已經是各國遊客之最。也許這裡確實不是一個參觀遊覽的所在地,在 這裡要面對血腥殘酷,會讓中國人喚醒許多痛苦的記憶。也許中國人已經夠沉重了!他們只想嘻嘻哈哈,輕輕鬆鬆地渡過自己的一生。他們更不想將他國,他人的痛 苦鉗入到自己的記憶中去,但他們知不知道,柬埔寨人的共産災難是來自中國
其實你可曾想每個國家/地區也有很多種不同性格的人,只是你剛好看不到吧.而且不見得每個到那裏的都有相同的感受.還是不要針對性作出批評,客觀一些, 開懷一些,生活會好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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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eung Ek Memorial

(The Killing Fields)

Hours: 7:30AM - 5:30PM
Admission: $6.00

Location: 15 km southwest of Phnom Penh - Take Monireth 8.5 km past the bridge at Street 271

Toul Sleng Genocide Museum (S-21)
Hours: 8:00AM-5:00PM, daily. Closed for lunch.
Admission: $3.00

Location: Corner of Street 113 & Street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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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ydh (原文章)
其实你可曾想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很多种不同性格的人,只是你刚好看不到吧.而且不见得每个到那里的都有相同的感受.还是不要针对性作出批评,客观一些, 开怀一些,生活会好过很多.
YOU never experienced 共产灾难 as You're working for pekin comie regime ,u 're paid by pekin comie so well. U never donated anything to khmer civilians yet so far, u did nothing to compensate cambodian
此篇文章於 2016-02-12 22:24 被 aceh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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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回覆: 高棉微笑@血色高棉 - 2016-02-12, 23:37
引用:
作者: aceh (原文章)
YOU never experienced 共产灾难 as You're working for pekin comie regime ,u 're paid by pekin comie so well. U never donated anything to khmer civilians yet so far, u did nothing to compensate cambodian
你的品格真的高尚嗎?
不過不論如何不接受意見的是獨裁嗎?
aceh
客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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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ntdtv.com/xtr/b5/2013/06/03/a908233.html

前「紅色高棉」領導人農謝和喬森潘,日前,正在柬埔寨金邊接受聯合國國際法庭審訊,他們首次向當年共産暴政下的受害者家屬道歉。有分析指出,這對於曾經鼎力扶植支援過「紅色高棉」的中共來説,無疑是當頭一棒。而中共所犯下的罪惡有過之而無不及,早晚會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

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的農謝,是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地位僅次於波爾布特的二號人物,擔任柬埔寨共産黨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員長。而喬森潘則是第五號人物,擔任國家主席,後來接替波爾布特出任總理。

農謝和喬森潘屬於「柬埔寨特別法庭」審理的第二案。法庭審理的第一案是針對S-21監獄長康克由,去年已經結案,康克由被判終身監禁。

農謝在法庭上説:「作為領導人,我必須為造成的破壞和對國家的危險承擔全部責任,並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他向受難者家屬表示,對「紅色高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悔恨,無論在犯這些罪行時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是他知道的還是不知道的。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紅色高棉政權是靠中共一手支撐的。現在有很多的資料揭示出來,中共中聯部當時不斷的包括送錢,包括進行人員培訓,包括進行武器支援等等。紅色高棉反人類的罪行,其中一個保護傘,最大的靠山、最大的支援者就是中共。」

柬埔寨共産黨,通稱「紅色高棉」。據統計,「紅色高棉」執政期間,柬埔寨有大約200萬人因勞役、飢荒、疾病和政治屠殺而死。「紅色高棉」試圖建立一個毛主義的共産烏託邦政權,強迫所有人做農民,並消滅任何他們眼中的敵人。

給柬埔寨帶來人道災難的「紅色高棉」,最終被越南軍隊趕下臺。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紅色高棉」的審判意味著共産主義在柬埔寨的徹底失敗,同時將牽涉出幕後黑手——中共的更多罪惡行徑。

夏明:「如果我們把柬埔寨的例子延伸下去,中國共産黨的屠殺無論從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鎮壓,對知識份子在反右的鎮壓,文革中的迫害,甚至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這些東西都是以後應該審判的,而且聯合國有權力也有責任介入的。」

另外,喬森潘聲稱,自己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沒有實權,從未擔當任何決策的角色,從不知道軍方領袖犯下的暴行,也不知道人民所受的巨大痛苦。不過,他強烈譴責這些暴行,認為犯事者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時事評論員林子旭認為,喬森潘想要用「不知情」的藉口為自己推卸責任,其實是根本做不到的。

時事評論員林子旭:「佔據高位的人保持沉默那就是共犯。目前,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受到了越來越多關注,這個罪惡可以説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這個事情是江派勢力主導幹出來的,但是中共現任當權者或者是前任當權者如果一直沉默下去,到最後啊就必然要面對和喬森潘一樣的境遇。」

特別法庭的發言人説,許許多多受害者等了30多年,直到今天,才聽到「紅色高棉」領導人對他們説聲悔恨和道歉。

採訪/常春 編輯/李明飛 後製/李智遠


Former Khmer Rouge Leaders Apology Is a Slap in the Fa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a recent UN-backed tribunal in Phnom Penh in Cambodia,

former Khmer Rouge leaders Nuon Chea and Khieu Samphan
have apolog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during the massacres committed
the Cambodia Communist regime.
Analysts believe that the apology is undoubtedly a slap in the fac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ack bone of Pol Pots regime.
However,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exceed by far what the Cambodia Communists did.
Therefore, in the endgame, the apology by Cambodian leaders
will send all the criminals to final justice.

Nuon Chea is on trial for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s second in command to Pol Pot,
also known as Brother number 2,
Nuon Chea was Presiden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Kampuchean People'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Khieu Samphan was Brother number 4,
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llowing Pol Pot.

The case of Nuon Chea and Khieu Samphan is the second
To be tried by the Cambodian Extraordinary Chambers.
Chief jailer of S-21, Kaing Guek Eav, was the first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Nuon Chea told the court: "As a leader, I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amage done, the danger to my nation,"
and he offered his "deepest condolences"
to relativ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He told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I feel remorseful for
crimes that were committ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whether I had known or not known about it."

Xia Ming,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Khmer Rouge regime was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formation has reveal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supported the Khmer Rouge with money, training, and weapons.
The CCP is the number one supporter of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by the Khmer Roug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is
commonly known as the “Khmer Rouge.”
Two million people died of labor, famine, disease and
political killing during the Khmer Rough era.
The Khmer Rouge intended to create an agrarian communist
utopia, following Maoism and destroying all enemies.

The Khmer Rouge brought humanitarian disaster to Cambodia
but was finally ousted by the Vietnamese army.

Professor Xia Ming believes the trial shows the complete
failure of communism in Cambodia, and will soon reveal the crimes of the CCP.

Xia Ming: “Cambodias case recalls the CCP's massacre,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years ,when the CCP took over China,
the repression of rightists and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Famine,
which killed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will face due trial soon, the UN has the right
and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to intervene.”

Khieu Samphan, has, however, claimed that
he was just a nominal leader.
He said he did not know at the time about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leaders.” and:
"I did not know of the great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He said that the perpetrators “must be brought to justice.”

Commentator Lin Zixu accuses Khieu Samphan of
trying to shirk his responsibility.

Commentator Lin Zixu:
"This high officials silence is itself an accomplice.
Likewise, the live organ harvest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 crime and an unprecedented evil committed by the Jiang faction.
The ongoing silence of the Chinese regime and its current
leaders will lead to the same fate as that of Khieu Samphan."

Tribunal spokesman Lars Olsen said, "Many victims have
waited more than 30 years to hear any statement of
apology or regret from leaders of the Khmer Rouge.”
yydh 的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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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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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樓主很可能是一個心大妄動, 理解力有問題及不能接受意見的人吧. 我只是提提你的說法有問題.

節錄說法有問題如下:-
作者: aceh (原文章)
在 許許多的參觀者中,竟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然而在柬埔寨旅遊的中國人已經是各國遊客之最。也許這裡確實不是一個參觀遊覽的所在地,在 這裡要面對血腥殘酷,會讓中國人喚醒許多痛苦的記憶。也許中國人已經夠沉重了!他們只想嘻嘻哈哈,輕輕鬆鬆地渡過自己的一生。他們更不想將他國,他人的痛 苦鉗入到自己的記憶中去,但他們知不知道,柬埔寨人的共産災難是來自中國

而我只是指出你的言論上的問題(不節錄了, 你自行再看清楚吧), 你便把我說為一個紅色親中人士(不知有何根據, 請說明,是由於我用了簡體字還是因為我頂撞了你呢?),

不知樓主是否有用過或去過日本,另可否問一問樓主有去過或用過日本產品的是什麼人了.
萝卜糕
背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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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作者: aceh (原文章)
在 許許多的參觀者中,竟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然而在柬埔寨旅遊的中國人已經是各國遊客之最。也許這裡確實不是一個參觀遊覽的所在地,在 這裡要面對血腥殘酷,會讓中國人喚醒許多痛苦的記憶。也許中國人已經夠沉重了!他們只想嘻嘻哈哈,輕輕鬆鬆地渡過自己的一生。他們更不想將他國,他人的痛 苦鉗入到自己的記憶中去,但他們知不知道,柬埔寨人的共産災難是來自中國
确实不想去,因为那里承载的记忆太沉重。做一只埋头沙堆的鸵鸟,享受小圈子里有限的自由和欢乐,是目前强国人民能够做到的。周树人先生说过,清醒的人是痛苦的。
ac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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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玩弄西哈努克




對於1970年3月18日的“朗諾政變”,西哈努克既恨又悔,他在飛往北京的專機上失聲痛哭。周恩來獲悉柬埔寨事變後,當機立斷決定仍以對待外國元首的規格,迎接被廢黜的西哈努克。19日上午周恩來異乎尋常地請求41位外國駐華人員到機場充當他的迎接道具。當時在北京,許多駐華人員此刻尚不知道西哈努克已不是“柬埔寨元首”了。但仍有一些國家的外交官警惕周恩來的異動而拒絕參加迎接西哈努克。在北京機場,周恩來擁抱了西哈努克。周恩來巧言道:“您仍然是柬埔寨國家元首,我們永遠承認您。”據説西哈努克“十分激動”。《人民日報》當日發表消息,還破天荒地刊登了去機場迎接西哈努克的外國人員名單。

周恩來陪同西哈努克乘汽車來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安排西哈努克住入5號樓。然後,周迫不及待地對西哈努克問道:“我們已知道柬埔寨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昨晚我和毛主席進行了討論。我想問你,你打算怎麼辦?是否準備同敵人進行鬥爭?”這種問話含義是很明確的,全看西哈努克是否還有價值,也決定中國是否承認朗諾政權。據説西哈努克表示“要報仇雪恨”,誓言“我準備戰鬥到底”。周當時沒有表態。當天晚些時候,毛澤東批准了周氏寫下的關於留住西哈努克在北京進行顛覆金邊政府的書面策劃。隨即,周恩來命人迅速組建“柬埔寨事務辦公室”(“柬辦”),專職對柬埔寨事務的處理。就是這個“柬辦”與其後聚集到北京的柬共秘密份子,合夥堵塞了西哈努克的資訊通道,使西哈努克對柬埔寨局勢、對金邊政府的動態和對法國美國的調解努力都一無所知。

周恩來開始施實他的連環計劃。他和西哈努克進行了兩次長談,把西哈努克的私恨引向美國。周首先告訴西哈努克,是美國策動了朗諾政變。據參加談話的中方工作員回憶,談話的主要內容有:一,周表示,西哈努克應該與共産黨合作,要求他與北越、寮共舉行一次首腦會議以討論“聯合抗美”的措施;二,關於在柬埔寨國內開展武裝鬥爭問題,周表示:西哈努克在北京,很難指揮柬埔寨國內的軍政事務,因此西哈努克應該與紅高棉合作,發動內戰,推翻朗諾政權;三,周提出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與紅高棉聯合的流亡政府,中國為柬埔寨內戰提供全部的武器和金錢。

西哈努克落難之際,報仇心切,慌不擇路,忽然間碰上了周恩來這種熱情的俠義幫助,自然是感激涕零。他無法知道的是,周恩來要扶助的真實目標並不是他而是叢林幽靈“紅高棉”,為此周恩來正在一步步地把紅高棉塞給他。西哈努克更不知道的是,周恩來已召喚範文同和沙洛沙速來北京,商議如何利用西哈努克名義去插手柬埔寨事務。沙洛沙,紅高棉的“總書記”,不過他現在改名換姓叫“波布”(Pol Pot,中國譯“波爾布特”)。此時,北越急於消除柬埔寨事變對越共在柬埔寨的生存所形成的威脅。共産黨的見縫插針、不擇手段、行動快速,根本不是西哈努克能夠想像的。3月21日上午,周恩來與西哈努克商談如何推翻朗諾政權,下午他就與剛來到北京的範文同密語:“他(朗諾)會恪守中立原則。所以,我們可以承認朗諾政權。法國會勸告朗諾不要進攻(在柬埔寨東部的)北越和南方越共的部隊。過去兩天的事態發展説明瞭這一點:朗諾政府保證繼續實行中立政策,尊重柬埔寨過去簽訂的協議,他還特別下令保護中國和蘇聯的駐金邊使館。對朗諾來説,他不想觸犯中國和蘇聯。”在提到西哈努克時,周恩來表示:“我們現在暫時支援西哈努克,看他如何行動。在我們真正支援他之前,我們還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建立一個反美聯合陣線。但他很可能因為形勢而改變立場。如果西哈努克同意建立聯合陣線,柬埔寨共産黨力量就會加強。”周恩來此時還假裝不認識波布,向範文同打聽:“你們提到了紅高棉與西哈努克合作的可能性。我感到西哈努克希望我們在這個合作問題上幫他的忙。所以,在回答西哈努克之前,我們非常希望聽聽高棉同志(波布)的意見。”

範文同:我們説得很清楚,接觸應該在(紅高棉與西哈努克)雙方同時進行,便於更好地合作。
周恩來:(波布)他怎麼回答?
範文同:他原則上表示同意。他沒有談他希望我們做什麼,也許他會問你。那也好,這樣中國和北越都可以幫助他。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可以要求他們雙方合作。

直到此時,即使在柬埔寨國內,紅高棉還是一個藏在森林里的團夥,在柬埔寨也很少人聽説過它。紅高棉沒有實力,毫無政治影響,完全沒有前景。現在,周恩來要把紅高棉塞到柬埔寨的政治博弈之中。但是以波布的智力,還難以明白只因柬埔寨正處在歷史轉捩點上,而周恩來正需要一個棋子,便把一個絕好機遇送進他的懷里。在範文同返回河內後,波布留在北京,周恩來與他多次密談,讓他終於弄懂了周的用心:捏合西哈努克與紅高棉的權宜結盟,以西哈努克為名義,中國扶植紅高棉在柬埔寨戰火中,達到共産黨的政治目標。周恩來很重視“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近代世界公認的政治學上的選擇準則,即一種政治組織或政治行為憑什麼獲得民眾認同或者國際接受。

事實證明:紅高棉只有頂著西哈努克的名義,才會被柬埔寨農民所接受。西哈努克也知道:“我對他們(紅高棉)非常有用。因為沒有我,他們就得不到農民的支援,而在柬埔寨,沒有農民的支援就不可能進行革命。”研究者指出:“很清楚,紅高棉很快地接受了這種‘結盟’,真實的原因是紅高棉理解到這‘權宜婚姻’的價值,西哈努克的名字使他們的非法活動看起來有些合法性了。”在周恩來對柬埔寨施展策劃的期間,波布始終沒有露面。西哈努克不知道波布的存在,也不知道這個人就住在離他不遠之處(中共外聯部專用的西苑賓館)。西哈努克在明處,波布在暗處,但波布卻了解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一切活動和籌組流亡政府的整個過程。周恩來算計西哈努克,利用紅高棉,策動北越攻擊柬埔寨他做這一切很是心安理得,世上無人可比。

西哈努克説:“我被廢黜後,(北越)範文同總理特意來北京會見我,我衷心感謝!金邊發生政變,朗諾推翻我,也是美國擴大侵略越南戰爭的陰謀。我們應加速合作,進行反美戰爭。中國答應給我們軍事援助,提供武器,希望北越也幫助我們。”範文同當即表示願意與西哈努克合作,聯合軍事力量共同打擊朗諾政權。不久,在柬埔寨的越共給紅高棉發放了步槍和軍火,派了許多顧問和軍事教員給紅高棉辦訓練班。這些訓練班一直持續辦到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簽署之時。許多紅高棉人員在越共訓練班里學習了遊擊戰手段和建立共産黨基層政權的方法,其中一個19歲青年名叫洪森。洪森是在1970年4月14日離開金邊投奔了紅高棉,他似乎是在遠遠地跟蹤著波布,儘管此時他還不知道波布這個人。

北越以幫助西哈努剋復辟為藉口,與金邊政府開戰,以便保住越共在柬埔寨的繼續存在。而周恩來的目標與北越目標完全不同。3月22日周恩來告訴西哈努克,“你的講話對柬埔寨人有巨大力量,我相信柬埔寨人在聽你的聲音後,將做出極大的回應。只要你有決心鬥到底,我們(中國)一定支援你。”次日(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佈成立他的流亡政府“柬埔寨民族陣線”(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他發表了“告高棉同胞書”,發動內戰,號召柬埔寨民眾參加紅高棉的叛亂,他説:“在國內外所有的高棉人,僧侶,軍人,農民,全國的男人和女人,為柬埔寨的獨立、社會主義、佛教、民族和反帝(反美國)理想,到叢林去進行武裝戰鬥。”叢林里有什麼?西哈努克指點道:叢林里“有‘民族解放軍’(紅高棉),向你們提供武器彈藥。”他的號召通過中國針對柬埔寨廣播的柬語電臺24小時不停的反覆播放,同時越共部隊在柬埔寨農村地區免費發放了成千上萬台中國製造的簡易半導體收音機(只能收聽中國對柬埔寨廣播頻道),讓柬埔寨農民收聽那個廣播。柬埔寨農民很高興把越共作為西哈努克的雇傭兵來接待。在金邊,幾千名中學生和教員響應西哈努克號召,投奔了叢林里的紅高棉。在金邊和其他城市,更多的市民看好的是施里馬達的新角色。但在鄉村,成千上萬的農民拒絕擁護朗諾政府,並試圖幫助西哈努克恢複權力。紅高棉最初的隊伍擴張即由此而來。柬埔寨人簡單質樸,他們無法理解,是那個坐在遙遠北京的“彬彬有禮”周恩來,在幕後點燃了柬埔寨內戰,他隔岸觀火,而內戰罪責是西哈努克的。3月26-28日在柬埔寨磅佔省發生了支援西哈努克的萬人示威,當地政府辦公室被示威者縱火,在混亂中有陰謀份子刺殺了兩個勸説民眾安靜下來的政府職員。在暹粒省和茶膠省也有類似的農民示威和騷亂。此時,一件奇怪事情發生了:已經消失三年、被普遍認為已遇害的喬森潘、侯榮、胡寧,忽然從柬埔寨人跡罕至、沒有任何通訊設備的荒山野林里,分別給西哈努克、北京當局和河內當局發送了一份同樣的電報,聲明他們三人支援西哈努克的內戰號召。消息傳到金邊,人人驚訝不已。有金邊青年説:“當1967年喬森潘潛逃,人們都以為他死了。4年之後他突然成了柬共要員。他,是個惡毒的生還者。”這表明的跡象是:柬共分子將參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一個環繞西哈努克的無形圈套正在逐步形成。西哈努克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只能表示接受柬共分子加入他的“流亡政府”。

4月6日,經過討論,聯合國認定在柬埔寨實行有效治理的政府是朗諾政權,而不是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研究者們指出西哈努克發動內戰之所以非法,因為它是:1)遵命于一個外國(中國)的戰爭意願、並由這個外國供給槍炮和金錢;2)允許另一個外國(北越)以此為藉口而武裝佔領柬埔寨大半領土;3)並結合了柬埔寨國內的叛亂組織(紅高棉);4)而這四者(北京、北越、西哈努克、紅高棉)聯手在柬埔寨以武裝顛覆一個符合憲政的政府。事實上西哈努克把自己的“只愛權位、不愛民族”的立場,清楚地向全世界展示。歷史學家的評價是:“在柬埔寨歷史性的那一刻,西哈努克選擇了他自己的所愛,而絕不顧忌高棉民族會為此付出的百萬條生命。”

可是紅高棉認為西哈努克只是個政治垃圾。紅高棉不承認西哈努克的作用,認為是紅高棉收留了無路可去的西哈努克。波布透露:“當時我與周恩來商議,西哈努克已被推翻,我們可以收留他參加我們的‘聯合陣線’。”由此可見,波布弄懂了周恩來是為誰撮合了“聯合陣線”以及誰才是“流亡政府”的真正主人。後來農謝也公開講話:“我們為何允許西哈努克加入我們的陣線?朗諾政變後,只有我們紅高棉才是柬埔寨局勢的主人。我們有一支武裝。我們甚至允許西哈努克成為陣線的主席。因為我們才是主人,西哈努克的那個主席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政變已經使他一無所有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秘密地與金邊政府談判,企圖繼續使用柬埔寨境內的“西哈努克小路”給越共運輸戰爭物資。在當時柬埔寨的政治局勢和反北越的民意下,那已不可能了,因此遭到金邊政府的拒絕。5月份,中共宣佈與金邊斷交。

朗諾政變強烈震撼了北越。從3月29日開始,越共部隊藉口替西哈努克去推翻朗諾政權的名義,在柬埔寨各省驅逐政府軍。據北越官方文件記載,在1970年4-5月,北越投入重要兵力回應紅高棉請求越共佔領柬埔寨的呼籲,該請求是波布的代理人農謝發出的。北越外交部副部長阮冦成(Nguyen Co Thach)證實:“農謝要求(北越)幫助,要求我們10天佔領柬埔寨的5個省。”越共部隊佔領了橘井省,在橘井市建立了新的越共指揮中心,大量的戰爭物資和裝備也轉移到那裏。隨即越共向柬埔寨縱深進軍。平民安金説道:“朗諾政變時,我正好在暹粒省城。越共聲稱為幫助柬埔寨人民反抗朗諾而進軍暹粒省。”一份柬埔寨國家議會的有關共産主義滲入柬埔寨的調查報告説,越共在柬埔寨有6萬部隊。

金邊政府軍僅有27,000名部隊。在這種情況下,3月30日朗諾聲稱如果柬埔寨狀況惡化,金邊政府將要求美國的幫助。4月9日在越共部隊的攻擊下,駐守柴楨省“鸚鵡喙”地區的柬軍撤出該地區。4月14日朗諾呼籲國際幫助擊退越共部隊的入侵。4月23日南越政府經湄公河水路運送武器給金邊政府。4月24-25日,由周恩來導演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進階會議”在中國南部的廣州市召開。這個被稱為“三國四方”的會議,其“印度支那人民”代表僅是四人而已:西哈努克、蘇發努馮(寮共)、阮友壽(越共南方陣線)和範文同(北越)。周氏許諾:“7億中國人民做你們三國四方的堅強後盾和可靠後方”。周恩來還“邀請”西哈努克主持會議,據説“這一崇高榮譽使西哈努克十分感動”。但與會者都知道柬埔寨的真正代表是一個躲在帷幕後面偷聽會議的紅高棉分子波布,唯獨瞞了西哈努克。在周恩來的策劃下,西哈努克被完全置於中共、越共和柬共三者聯手的密不透風的帷帳里。會後,越共部隊加緊攻佔柬埔寨領土。到1970年6月,越共部隊佔領了柬埔寨的1/3國土,紅高棉也跟在越共部隊之後在柬埔寨北部、東北部和西南部建立了多處的“解放區”。此時,紅高棉尚沒有對抗柬政府軍的作戰能力。很清楚,“沒有越共部隊替紅高棉打天下,柬埔寨的革命將是遙遙無期的。”

波布是在“三國四方”會議之後,于1970年6月途經河內回到柬埔寨東北部。7月,波布把“黨中央”遷移到克多恩的根據地、磅通省山圖克(Phnom Santuk)地區,稱為“大本營”。在波布途經河內時,在北越的安排下,柬共“河內派”首領高莫尼與波布商量派遣2,000名“柬共河內派”幹部回到柬埔寨參加“革命”鬥爭。這是波布不願意但無法拒絕的。從法統上講,“河內派”是柬共的正源,“本土幫”是柬共遺留在柬的分支。那些“河內派”幹部16年來在北越接受關於越語、政治和軍事的訓練,北越教給他們很多工作技巧和經驗。他們基本上都是訓練有素的軍政幹部或技術專家,也自然是親越派。從1970年11月起,“河內派”幹部組成多個支隊起程,沿“胡志明小道”徒步跋涉。越共南方局首領阮文靈召見波布和農謝,把“河內派”幹部的組織關係移交給紅高棉。首批“河內派”約千人于1971年2月抵達柬埔寨西北部的橘井市,其中包括北越培訓的廣播專家彭索萬(Pen Sovan)。但是“河內派”幹部並未得到紅高棉“黨中央”的信任和重用,他們被故意分散到各個遠離的區域,讓他們彼此之間失去聯絡。

在北京,5月5日,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柬埔寨流亡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在北京組成。西哈努克為主席,賓努為首相,喬森潘為副首相兼武裝力量總司令。現在,紅高棉原各地小組,都搖身一變成了這個“流亡政府”在國內的官方部隊了。但它是個“組織糟糕而且裝備也糟糕的、一個不足5,000人的隊伍”,而且它的真正主人既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總司令”喬森潘,而是神秘的波布。國際評論説“由柬埔寨以前的政客、和尚和教員等社會垃圾組成的一支遊擊隊,他們現在有了叛亂的公開藉口。”在“流亡政府”里,喬森潘挂名國防部長,侯榮是內政部長,胡寧是新聞部長。這三人加入“流亡政府”,造成了一個用來隱瞞柬共掌握實權的假像。此時,還有柬共分子秀木(Thiounn Mom)、秀蒲拉西(Thiounn Prasit)兄弟倆。這倆人是在法國的柬埔寨人圈子里的柬共份子。1970年4月份經由中共駐法外交人員的聯絡,秀木偽裝“愛國人士”,趕到北京要求加入“流亡政府”,而西哈努克對他一無所知。經周恩來的安排,秀木在“流亡政府”里擔任“財政部長”,並立即秘密地變成了柬共中央委員。中共以援助“流亡政府”的名義,與秀木合夥把中國的財力物力輸送給紅高棉,而西哈努克根本不知道這些“財政”情況。日後,秀木揭發道:“中共分配給紅高棉的金錢是沒有限額的”。

柬共份子柯特崇(Keat Chhon)也變成“流亡政府”的工業部長。老資格的柬共中央委員高米斯以“流亡政府”聯絡員身份來到北京,他的工作是協調紅高棉與中國和北越的行動。在河內,柬共創始人山玉明代表柬共“河內派”奔走于河內和北京兩地。隨後,柬共份子秀蒲拉西也在1970年7月8日到達北京,搖身一變成了“流亡政府”的通訊部長。他自述受“黨的委託”把持了“流亡政府”的資訊管道,他説:“因為他們(西哈努克賓努等人)想要獲得更多的資源,而他們無法知道我們黨內部的聯繫和我的背景。我堵住西哈努克他們的進程,把持完整的權力,並且阻止他們與帝國主義者(美國法國)的政治談判。”後來西哈努克忍無可忍,控訴秀蒲拉西“是一個敵人”。稍後,秀蒲拉西的姐姐秀春(Thiounn Choeun)也成了“流亡政府”的衛生部長。 整個紅高棉都動起來了。“流亡政府”被柬共分子所把持,西哈努克則成了一隻耳目閉塞的籠中鳥,他不知道越共和紅高棉在柬埔寨國內打著他“西哈努克”旗號在做些什麼。其實土産的紅高棉並沒有如此的設計才幹和施實能力。國際研究家的評估是:“周恩來,一個中國人,一個心懷叵測的政治經紀人,為了插手柬埔寨內政事務,匆忙地在西哈努克與紅高棉之間撮合了一個‘權宜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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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a輸出暴亂

1964年4月柬埔寨人口普查總計5,740,115人,其中柬埔寨華人約40萬,大多數是華僑。美國國會圖書館資料也報告在60年代柬埔寨華人有42萬人,是僑居柬埔寨最大的外族。
從六十年代初,中共開始對柬埔寨實施滲透。金邊5個主要華校逐漸出現“愛國華人”勢力,中共地下黨也活躍起來。端華學校首先出現了類似于印尼雅加達“新華學校”那樣的詭異現象。一位金邊華人敘述道:“柬埔寨華人一向安分守己,勤勞刻苦,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中共以援助柬埔寨的方式,向柬埔寨的文化教育、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安插人,培植親共華人來壯大隊伍,收羅一些有政治培養價值的華僑青年到中國大陸學習醫療、文化、體育等技術(準備再派回柬埔寨),在金邊及各市鎮開辦華文學校,利用華人學生的無知和海外華僑對祖國的熱愛,收買人心,使廣大的華僑同胞特別是青年學生,認為‘愛國’就是把熱情投注于盲目相信中共的所作所為。”

中共一方面與西哈努克維持著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向柬埔寨“輸出革命”。在越共盤踞柬埔寨東部領土對南越發動遊擊戰的情況下,西哈努克希望中共能夠節制越共。但西哈努克不懂的是,中共不可能為了柬埔寨而去節制越共。西哈努克更不懂得,真正威脅的對手並不是越共,而是藏在森林里的一個不為人知的漢子沙洛沙。

在北越期間,經河內推薦和聯繫,沙洛沙還秘密來到北京考察了3個月。沙洛沙是在1965年10月間去的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此時的1965年10月下旬,與中國保持親密友好關係的西哈努克訪問了北京。西哈努克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沙洛沙同在北京。

一份資料引述一位涉入柬埔寨事務的中國使館官員的話是:“1965年,當沙洛沙在北京時,得到康生的接待。當時康生負責與外國共産黨的聯繫。沙洛沙可能是在他到中國的探訪中,與康生建立起友情。後來當1975年康生逝世時,沙洛沙還親自到中國駐金邊的領事館弔唁哀悼。”

康生(Kang Sheng,1898-1975),長期主管中共黨內情治系統,深得毛澤東的器重。他曾在蘇聯數年,專門研究蘇俄的秘密清洗方法。1937年他回到中共總部延安,在1942年的中共“整風運動”中為毛澤東清洗政敵。

在中國期間,沙洛沙受到了關於“革命鬥爭”的方法和技巧訓練。與北越的“推遲柬埔寨鬥爭”的策略正好相反,中共鼓動沙洛沙對西哈努克政府開展武裝鬥爭。未經證實的中國資料説,北京給沙洛沙講述了“中國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經驗。根據沙洛沙返回柬埔寨之後所作出的幾類活動例如到僻遠山區鼓動農民等等,表明沙洛沙等人採用了中共的“革命”模式,這種模式與北越模式、蘇俄模式、印尼共黨模式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另外,沙洛沙還被誘導了一種“獨立”觀點,據沙洛沙所説那就是“柬共應該自主地施實自己的路線,首先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興趣”。北越的檔案也提到:“根據情報來源,他(沙洛沙)在1965年訪問了北京,從中共領導人那裏獲得了對他的革命計劃的支援。”事實上,中共的這種支援潛藏著誘拐意圖,而當時的北越對北京的意圖還一無所知。

1966年2月,沙洛沙從中國返回河內。他和同伴們在河內一直逗留到1966年8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共意外得到了中共的關注,可稱是時來運轉的第一步。回到柬埔寨後,沙洛沙有了異動:1966年9月他把柬共名稱由效倣北越的“柬埔寨勞動黨”改為效倣中共的“柬埔寨共産黨”;柬共“黨中央”不再傍著越共基地,而遷往東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山區,發展山民入夥;“辦公室100”至此取消。拉塔基里省是越共控制區,也是西哈努克政府的軍事力量不能達到的偏遠地區。

沙洛沙也尋求蘇聯的扶植。1966年沙洛沙“向蘇聯駐金邊的使館,表示他期望從莫斯科得到支援。”一位低級別的蘇聯外交官與沙洛沙會面後,認為“沙洛沙未能提供有關柬共的嚴肅資訊,其要求又沒有實際上的意義,因此不能被認為是正當的。”當時,蘇聯戰略方向是與美國爭霸而不是在柬埔寨浪費精力。因此蘇聯拒絕支援柬共的武裝鬥爭,也在情理之中。

1967年沙洛沙首次使用了一個日後“如巨鐘一樣轟響”的詭譎化名:波布(Pol Pot),中文譯為波爾布特、波博、波爾博。只有“黨中央”圈內人知道“波布”就是沙洛沙,柬共一般成員都不知道“波布”是誰,他們僅僅知道黨的領導人是個不露面的“1號兄弟”。在柬共內部,沒有黨務會議、沒有黨綱黨章、也沒有選舉活動,基層黨員大都是不識字的貧民,各級幹部由上級秘密指定,全黨行動只聽一位神秘的“1號兄弟”從神秘渠道發佈的指令。

這個時期,北越避免觸怒柬埔寨的政府和民意,不允許柬共進行武裝鬥爭。但是,“西哈努克支援北越的政策正變得越來越脆弱,而具有維護民族主義代表性的朗諾將軍及施里馬達親王的勢力變得越來越強壯。”

從1967年開始,柬共“黨中央”開始籌建武裝隊。他們最初的武器來源的整個過程非常隱秘,河內遲至1968年才根據越共南方局提供的情報,發現了中共偷運武器給柬共的活動。一份1968年2月19日的駐金邊的蘇聯使館情報文件《中國人在柬埔寨的顛覆活動》指出:“在柬埔寨北部和西北部的幾個省,中國人利用當地的親毛和親河內的勢力,攻擊柬埔寨政府的經濟形勢,鼓動所謂的‘紅高棉’開展行動併為他們走私武器和創建武裝叛亂小組。”

柬埔寨政府部長委員會副主席吳空山(Ung Khon San)公開了柬埔寨當局偵知的情況,證明北京參予了柬共的武裝叛亂活動。他聲明:“叛亂者武裝著中國武器,有自動步槍、榴彈發射筒。這些武器被發現是通過偽裝的貨運給中國(援柬)專家的,那些專家正在馬德望省的紡織廠里工作。”柬埔寨華人李真文説:“柬埔寨雖然落後,卻安定舒適。但好景不長,一旦柬埔寨與中國建交後就逐漸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援柬)技術人員成了間諜,中國使館是運作中心,還支配著華人學校。”

數年來,西哈努克的錯誤政策,使柬埔寨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局面逐漸走入呆滯,社會的穩定性逐漸流失。於是西哈努克強行改造柬埔寨市場經濟,又對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使國家經濟陷入了萎縮,中小商家和民間企業不斷倒閉,失業增加,物價上漲。而他對國內民主派和左派的鎮壓,又讓社會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

此時期,朗諾出任首相兼國防部長。朗諾具有軍隊系統的堅定支援,也贏得社會的有産階層、特別是華裔工商階層的支援。只是他篤信佛教到了可笑的程度:凡大事,包括政府決策,他都要請資深的高僧問卜後,再做決定。朗諾是堅定的保皇派,同時他的民族主義印記也是眾所週知。可以説,他既愛皇室,也愛高棉民族。

不過,共産黨不喜歡朗諾,對他抱有憂慮和警惕。1967年4月10日周恩來與範文同議論柬埔寨事情:

周恩來:西哈努克為了掌權把各種勢力都納入麾下,在這一點上與蘇加諾相似。我曾與西哈努克就統治策略問題談過幾次,勸他少樹敵。
範文同:你覺得朗諾這個人怎麼樣?
周恩來:他不值得信任。
範文同:他在談到中國時,説的都是好話。
周恩來:朗諾訪問過中國。如果我們在他身上花錢,也許能在什麼時候能夠利用他。

周恩來的精明是:他在柬埔寨情勢尚朦朧狀態下,就知道無法象玩弄西哈努克那樣輕易地玩弄朗諾。

此時期,西哈努克的對外政策也走進死衚同。一方面他繼續否認在柬埔寨領土上駐紮有北越軍隊。另一方面他也對越共相當惱火,1966年6月12日他催促越共在本年底結束越南戰爭,越共對此嗤之以鼻。在柬埔寨受到兩面擠壓的情況下,西哈努克悄悄委託菲律賓總統馬科斯(Marcos)向美國官員表達了恢復與美國邦交的提議。1966年10月31日美國總統約翰遜證實他收到了西哈努克的口信。但是,越南戰爭的進程和幾個大國的角鬥並不是西哈努克所能應付的。而北京的困難在於它不能控制事態的發展。

插曲:在中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隨即,一場在毛澤東號召下的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造反”運動在中國猛烈爆發,整個中國迅速陷入一場前所未見的社會大動亂,形成歷史上的一次奇特的浩大災難。億萬中國群眾熱烈歡呼著,洶湧澎湃地投入到這場摧毀自己國家的社會秩序的大動亂中去。這種奇異現象,形成了“文革”運動最核心的矛盾落差,中國進入了其歷史上最具特色的時代。

在中國進行“文革”的1966-1967年,中國同建交和半建交的30多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嚴重糾紛。在東南亞,中國人輸出“文革”,引起了東南亞諸國掀起排華浪潮。

1967年3月中國駐金邊使館人員散發柬文版《毛主席語錄》和有關“文革”的宣傳品,強迫行人佩戴毛澤東像章,甚至攻擊西哈努克是反動階級的代表者,煽動華人對柬埔寨政府“造反有理”。這引起金邊人的憤怒,他們不接受中國式的“革命”。

而金邊的華校活動就更是“紅衛兵”式樣的了,校園里出現了毛澤東像章和“小紅書”等“文革”流行物品。不知道那些東西都是什麼人從哪里搞來的。華校學生們集會,高唱“毛主席語錄歌”和中國的“革命歌曲”,在大街上向市民宣講共産主義“革命”,逼迫路人接受他們的政治口號等等。更為嚴重的是西哈努克的畫像面部被打上了大“”(表示打倒),並被扔到街上踩踏或焚燒。隨後,柬共份子包查通過他操縱的“高棉學生協會”,把華校行為蔓延到高棉學校和外省學校,在那裏也發現有“(柬文版)毛澤東的小紅書正被散發,學生的不安定正在增長,地下共産黨的傳單在散發”。

一旦“革命”威脅到西哈努克的權威,他就不容忍了。金邊當局開始了調查。正此時,1967年4月2日在馬德望省沙勞勿縣(Samlaut)爆發了當地農民反抗政府的暴亂,迅速席捲柬埔寨西北部。這個暴亂提示了西哈努克的內外政策的失誤,動搖了他的堅固統治,迫使他對柬埔寨的“革命動亂”採取了堅決鎮壓。

據柬埔寨官方記載,暴亂的誘因是政府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強行徵購農民的大米,以及農民的田産受到過度徵稅。農民聚眾攻擊了稅收所,混亂中幾名稅務員被打死。因為政府在農村的統治很薄弱,幾天之後還未能調集力量進行鎮壓,於是暴亂急劇地向四週地區擴散,遍及馬德望全省。三巴特等柬共分子乘機加入暴亂,並使用了中國援柬“專家”秘密提供的槍支,擴大了事態。

此刻在柬埔寨,到處流傳著有關共産主義暴動的種種傳言。金邊有萬名民眾聚集在王宮前指責西哈努克的親共政策。在幹拉省、磅湛省爆發了民眾大規模示威要求制止共産主義暴動。西哈努克意識到動亂是共産主義在柬埔寨蔓延的結果。他也懷疑有紅色勢力參與了暴動。他對此惱怒非常,公開叱責共産主義思潮,命令朗諾調集軍隊鎮壓暴動。柬埔寨掀起了圍攻共産主義的高潮,侯榮胡寧知道將牽連到自己,在這個敏感時刻趕忙表態:“我們國家正受到威脅。是北越人在馬德望開闢了暴動。過去柬埔寨只是與美帝國主義作戰,現在還要與共産主義作戰。”4月11日,在北京,周恩來與範文同討論到柬埔寨的暴亂。範文同承認河內並不了解柬埔寨的暴亂情況。

西哈努克催促朗諾施實鎮壓,朗諾表現手軟。雖然他空運了部隊到馬德望,但鎮壓並不嚴厲,直到4月底還不能控制馬德望的混亂局面。暴亂向西南蔓延到菩薩省(Pursat)、磅清揚省(Kompong Chnnang)、實居省(Kampong Spue)和其他一些地區。在金邊,4月24日西哈努克強烈抨擊共産主義,點名指控喬森潘、侯榮和胡寧對柬埔寨的動亂負有責任。喬森潘、侯榮大懼,立即潛逃。稍後胡寧也潛逃了。他們去了“柬共”在柬埔寨北部山地的活動區。

4月,朗諾在一次車禍中受傷,赴法國醫治。西哈努克親自指揮鎮壓行動。到了5月底暴亂就基本被撲滅。平息暴亂的詳細情況一直被隱瞞。6月,清查展開,一些農民被逮捕和處決,許多人逃入叢林以躲避清查。在柬埔寨各省也發生了混亂。6月份在磅通省巴萊(Balaing)中學的一個教員康克由,聚眾燒燬了一輛公共汽車。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區的學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當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動,逮捕了他。清查行動在柬埔寨各地展開。據高棉學生的敘述,在磅通省,“西哈努克命令逮捕和處決了一些被懷疑是共産黨分子的教師和學生,他們被帶到斯昆(Skoun)附近的森林里,在特定的地點被殺死。我看見他們被押在那裏,他們正在互相告發,指認他們不喜歡的人是共産黨。”

8月,西哈努克政府採取一系列行動,驅逐了中國援柬“專家”,取締了金邊的“柬中友好協會”,查封了中共“新華社”派駐金邊的機構,查封了高棉學生協會、華文報刊和端華學校等五所華校,有效地壓制了柬埔寨的共産主義活動。西哈努克還氣憤地説“柬埔寨的親中國的左派們的職業,就是顛覆!”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遣外交大臣去北京,要求中國停止在柬埔寨宣傳中國的“文革”。周恩來則要求西哈努克“允許柬埔寨華僑有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權利”。這導致西哈努克9月份撤回柬埔寨駐北京使館的全體人員。兩國關係在隨後的中國“文革”歲月中一直很疏遠。

事實上,西哈努克已認識到柬埔寨的暴亂是中國輸出“文革”的結果,也了解到越共並沒參與柬埔寨的暴亂活動。由此,他加快轉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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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革命牽累華人

柬埔寨的共産主義動亂被平息。柬埔寨並未掀起排華浪潮,沒有發生針對華人的報復行為。這應該歸結于柬埔寨的民風善良、佛教信念和華人先輩在柬埔寨留下的信譽,還有西哈努克長期親華政策的庇護。但是,同一時期居住在東南亞其他國家里的華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輸出“文革”引發了僑居國人民和當地政府的激烈反應,使華人遭遇了災難。
學者霍爾(Hall)分析東南亞各國厭憎中國的原因是:中國輸出共産主義和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一千萬華人對當地國的潛在威脅,是緊密關聯而不可分割的。觀察東南亞各國動亂,有一條共同的規律:華人未必都是共産黨,但共産黨卻全是華人。因此,“東南亞的每個國家都不安地意識到在它們國家里,存在著一支潛伏的中共‘第5縱隊’。”

在馬來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人對親共華人的警惕和對立,終致引發排華浪潮。在緬甸,事態的發展更趨於極端。1967年,衝突首先在學生中開始。華人學生強迫緬甸學生佩帶毛澤東像章,緬甸學生則把毛像章丟在地上。雙方由爭執演變為群體械鬥。於是,緬人由激憤而爆發了排華浪潮,從首都仰光又迅速擴展至整個國度。幾乎緬甸全國的80萬華人均被拖入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中。

1967年4月在印尼發生了大規模的民間反華騷亂,印尼斷絕了與中國的邦交。在斯里蘭卡也有中國勢力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斯里蘭卡政府明令禁止毛澤東的畫像、像章和著作進入斯里蘭卡。

在中國,1967年8月30毛澤東下令逮捕激進的“文革派”王力等人。隨後,中國的駐外使館全部停止了“輸出文革”。周恩來的外交權保住了,但他精疲力盡,有苦難言。他在與北越會談時告訴黎筍:“我正在竭盡全力在這裡生存下來為你們提供援助,同志們。”

對於柬共,中國一方面暗中聯絡,一方面誘勸越共允許柬共建立武裝。1968年6月19日周恩來與北越負責柬共事務的范雄談到柬共問題,周恩來説:“因為關係太複雜,我們不想與柬共有任何關係。最近,柬共抱怨説武裝鬥爭時機已經成熟,但越南同志不給他們武器。這樣會引起誤解。如果你們不給武器,柬埔寨的革命者會怎麼看待你們?”

越共允許了柬共籌建少量的自衛性武裝。1968年三巴特的小組在馬德望省的巴南鎮(Banan)開始了柬共的首次武裝鬥爭。1968年3月在柬埔寨北部出現了柯袍的武裝小組。1968年4月索平在東部的佔卡鄉(Chamkar Andaung)也開展了有限的武裝活動,索平與越共遊擊隊保持著接觸,並得到越共的幫助。西南部的塔莫也開始組織武裝小組。柯袍的活動代表了此時期的柬共“武裝鬥爭”內容:一個當地證人看見柯袍他們有十幾個男女和2支槍,聚在博斯泡可(Bos Pauk)森林里,1968年4月的一晚他們發動“武裝起義”,在村莊里殺死7個平民百姓。

在1968-1970年,柬共的武裝鬥爭在各地的襲擊基本上是失敗的和損失嚴重的,武裝鬥爭沒有給柬共帶來任何微小的奪權希望。柬埔寨的農村,並不適於共産黨革命:那裏的土地數量遠遠超過了農民的種植需要,大片叢林資源尚未開墾,農村里的貧富分化程度也普遍很低。這使柬共在農村地區的組織發展很緩慢,到1969年底柬共只壯大到1,500人,實力遠不足以騷擾政府。因此,柬共出頭的希望,還要靠北越打贏越戰後出兵柬埔寨,就像1945年東歐諸國在蘇聯軍隊的佔領下建立共産黨政權那樣。

胡寧、侯榮喬和喬森潘的下落不明。1968年初西哈努克政府開始搜捕柬共份子。到了8月,溫威領導的柬共地下網路癱瘓了。柬共地下黨直到1969年底沒有任何活動。1967-1969年的柬共鬥爭給國際共運留下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印象。

西哈努克政府的警察部門也對華人社區展開調查。1969年,端華學校的地下黨負責人“老董”潛逃橘井省,在那裏參與指導“柬埔寨華人革命運動”。這個“華運”的骨幹成員是柬埔寨華人“革命學生”,其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倣照了中共。一份證詞説,“當時‘華運’在所謂的‘柬埔寨的延安’即橘井省成東縣,建立了華校、診所、油印報社等。”“華運”要求華人華僑支援柬共“革命”和加入越共隊伍“奔赴前線”去打仗。

研究者史蒂夫赫德(Steve Heder)的調查報告揭示了“華運”診所的醫生來歷:“那些人是柬埔寨華校青年。他們在金邊的‘中華醫院’(中國‘援柬’醫院)里學習了簡單的醫藥知識。這些華人醫生在1969年被派遣到柬埔寨東北部(紅高棉活動區)。”事實上,這些華人的“醫療培訓”是由金邊“中華醫院”的院務主任蘇灼(柬埔寨華僑,中共地下黨)及其妻洪乙華醫生安排的。“華運”的建立提示中共正在通過柬埔寨華人接觸和扶助著柬共。但這時周恩來仍對河內領導人説“我們不想與柬共有任何關係。我們告訴過範文同和胡志明,我們與柬埔寨同志沒有聯繫。”

自1967-1968年西哈努克“外部親共、內部反共”以來,柬埔寨民意對越共利用柬埔寨領土進行越戰的行為,越來越反感。同時西哈努克的壟斷式“社會主義”經濟也走到盡頭。賺錢的機會全部被政府分配給西哈努克控制的企業,外國的投資快速消失,柬埔寨經濟出現嚴重的停滯和倒退。研究者指出:“(西哈努克)他設法秘密地在越戰衝突中分別與敵對的雙方合作。他允許共産黨的武器、物資和戰士穿越柬埔寨領土供應給越共,但他忽略了在柬埔寨東部的越共基地變得越來越可怕和永不離去。顯然,他秘密地告知了美國人那些越共基地的具體地點,以便美軍準確地轟炸了越共,然後他又抗議了美軍的轟炸行動。”

1968年8月13日柬埔寨國民議會再次推舉朗諾出任首相兼國防部長,推舉施里馬達王子出任副首相。在整個1968-1969年,柬埔寨社會在醞釀著動蕩,柬埔寨各階層的厭煩與憤懣情緒在不斷積累。社會的緊張狀況也給共産黨在農村的蔓延,創造了有利的環境。西哈努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忽左忽右,削弱了他的統治並使他逐步失去對國家事務的實際控制。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攜妻子莫尼克,由賓努夫婦陪伴,到法國去度假。

1970年1月底,施里馬達親自赴河內與北越領導人磋商,勸説北越人離開柬埔寨領土。北越領導人平靜地出示了一份1967年西哈努克私自與河內簽署的密約原件。那份密約允許北越和越共付費在柬埔寨東部叢林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和使用柬埔寨領土進行戰爭,有效期長達15年。這個密約消息被施里馬達帶回金邊公諸於眾,引起全國震驚。3月12日朗諾代表政府宣佈撤銷西哈努克與越共私簽的密約,並通牒越共撤出柬埔寨領土。3月15日越共拒絕了柬埔寨方面的通牒,朗諾命令政府軍準備驅逐越共。

3月13-17日西哈努克正在訪莫斯科,並準備去北京。法國媒體披露了他的行蹤。這消息在金邊再次激起民眾的憤怒情緒,他們認為西哈努克給柬埔寨招來了戰禍,現在還在與蘇聯中國做交易。金邊的氣氛驟然緊張,朗諾施行了適當的警戒,金邊的外事區、政府大樓、廣播電臺、議會、機場等地出現了執勤軍人和裝甲車。3月18日柬埔寨的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召開特別聯席會議,研究如何應付眼前的國家危機。在辯論中,議員們紛紛指控西哈努克私允越共使用柬埔寨領土,違背了1954年日內瓦協議規定的柬埔寨中立地位,並認定西哈努克的行為觸犯了柬埔寨法律。當天下午,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投票一致決定罷免西哈努克的元首職位,居然沒有一票反對或棄權。3月19日國家議會宣佈柬埔寨處於緊急狀態,並決定組成新政府,授予朗諾首相以全部的政府權力。在新政府的組成中,施里馬達留任副首相,議會領袖鄭橫(Cheng Heng)出任國家元首,資深議員英丹(In Tam)、隆波烈(Long Boret)、韓通哈(Hang Thunhak)都擔任重要角色。新政府獲得柬埔寨大多數中層社會、知識階層、軍隊集團、僧侶界、公務員和市民的支援,尤其是青年學生們顯然歡迎這種變化。但是在封閉而保守的農村,西哈努克的影響依然存在,原因很簡單:依據兩千年之久的高棉傳統思維,農民們無法理解一個國家竟然可以沒有國王。

罷免西哈努克,是一個符合憲政程式和國家法律的事件,在國際上被稱為“朗諾政變”。現在,西哈努克不再是柬埔寨的統治者(元首)了,此後他的江山再也未能回到他手里。威嚴少語的朗諾和直爽奔放的施里馬達,既愛國王也愛高棉祖國,他們在國家危機時刻被迫選擇了祖國。後來朗諾在一次與美國軍事專家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將軍討論防衛計劃時,朗諾忽然動情落淚,説:“柬埔寨從來不能保護她自己。”

迄今沒有證據表明“朗諾政變”有外國勢力的插手。當時有些人從朗諾和施里馬達的親美立場來揣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扮演了間接角色。儘管那種揣測已被日後事實所否定,但西哈努克還是以此指控美國,用來掩蓋他發動柬埔寨內戰的責任。在“朗諾政變”初始,周恩來並不相信是美國插手,他反倒懷疑法國。3月21日他對範文同議論:“我認為朗諾政變得到了法國和美國的支援。法國不再相信西哈努克。法國擔心西哈努克倒向我們會影響到法國的利益。法國可能向蘇聯解釋朗諾不是親美的,而是親法的。”美國務院檔案展示:三年後,周恩來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還探問“朗諾政變”一事,周問:“你能不能查出些證據,證明朗諾政變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做的?請你仔細調查他們一下。”

基辛格:確實不是他們做的。我已經查過了。我何必跟你撒謊?今天的情況和當時沒有差別,中央情報局確實沒有介入。

周恩來:那麼,是法國人搞的?

基辛格:有可能是法國搞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可以從中獲利的人搞的,甚至可能是西貢當局造成的。但是,至少不是美國搞的,我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們的政策是與西哈努克關係正常化。

新的金邊政府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包括共産陣營國家。只有中國和北越不肯承認。金邊政府不想觸怒中國和蘇聯。3月20日金邊政府發佈特別命令以保護中國和蘇聯駐金邊的大使館。

“朗諾政變”發生時,西哈努克正前往北京。蘇聯國家主席柯西金在莫斯科機場送別西哈努克時,告知柬埔寨國家議會剛剛罷免了他的消息。據各種資料所述的當時情況是:西哈努克目瞪口呆,失去了反應能力。柯西金安慰西哈努克説,蘇聯不能干涉柬埔寨內政,但如果他有個人需要,蘇聯會提供支援。3月20日在北京西哈努克宣稱柬埔寨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對他的罷免是“絕對不合法的”,但是他無法説明,柬埔寨兩個最高權力機構決議罷免一個國家元首究竟怎樣不合法。接下來,西哈努克對朗諾和施里馬達表達了刻骨仇恨,他直接罵道:“朗諾是個叛徒、賣國賊”;“施里馬達是個陰險毒辣、不守信義、嫉妒成性的惡棍”;他甚至説“(1967年鎮壓)馬德望(動亂)的屠殺也是朗諾和施里馬達幹的”。據説西哈努克還繪聲繪色地幻想,設若他早些時候回了金邊,他將“受到假衛隊和外交使團的歡迎,官方的汽車把我帶離金邊300公里之外處決我,然後把我埋在森林里”;“當時我得知美國人準備暗殺我,我不願讓這一企圖得逞”。

難怪後來在周恩來勸説基辛格與西哈努克會面時,基辛格道:“我對西哈努克的認識不如你那麼深刻。據我了解,與他談話會讓人經神崩潰”,引得周恩來連聲大笑不止。

“朗諾政變”後,朗諾、施里馬達尚不打算廢除柬埔寨的君主立憲制,只是讓西哈努克交出權力。他們幾次向滯留北京的西哈努克發出談判呼籲。但那些呼籲沒有被西哈努克回應。金邊政府的失策在於:一直空等西哈努克的回答,而沒有當機立斷在皇室中選一個新國王,以安撫在心理上“需要國王”的農民們。直到7月金邊政府才徹底失望。

朗諾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執政後很快顯示出與西哈努克的不同。其一是決定驅逐北越人;其二是“大赦”,把西哈努克逮捕關押的反對派全部釋放,包括柬共分子。那些獲釋的柬共又重新加入了共産主義活動。柯袍説:“在1970年朗諾釋放了一些紅高棉分子。我聯繫了這些人並把他們加入到我在森林里的隊伍,於是我有了30~40人。”柬共分子包查、康克由、曼奈、謝傑、柬共中央重要人物農蘇恩也都在這時被釋放。

對於柬埔寨局勢,中共有什麼反應?此時,中國的“世界革命”的設想越來越遠離現實。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説:“我們中國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毛澤東要求看到實效而不是只有空話。中國“文革”的內鬥逼迫著每一個人,尤其對於焦慮自保的周恩來,壓力沉重。因此毛的不滿,對周氏肯定會産生強烈的不安,迫使他尋機再立“新功”。因此,柬埔寨1970年“政變”事件立即觸發了周氏的極大興趣,讓他精明地看到了一個好機會:柬埔寨有可能成為“輸出革命”的場地。周恩來借此機會使出全部才幹,做出了精彩表演、也是唯一成功的“輸出革命”傑作。他挖空心思,計謀連環,扶持紅高棉登上柬埔寨政治舞臺。最奇妙的是許多當事人或受害者(例如西哈努克)至今不能鑽出迷圈,這使世界上任何“陰謀”都相形見拙。
ac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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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紅色高棉興衰系列(6)
發表于 2016 年 04 月 01 日 由 舟巷

西哈努克與紅高棉的“權宜婚姻”,讓紅高棉從地下走到臺上,從非法叛亂走向“合法”內戰,打著西哈努克旗號招募紅高棉隊伍。很多西哈努克的支援者加入紅高棉,西哈努克反而在國內沒有一兵一卒,他的政治資源被移花接木變成了紅高棉的資源。西哈努克不久也就明白了這一切,但他無可奈何,他對西方記者發牢騷説:“他們(紅高棉)把我置於他們一邊,是因為我可以為他們效勞。沒有我,他們就沒有農民(資源)。”柯袍也説:“1970年7月我帶了一支60人的隊伍去了暹粒省農村”,而4個月前柯袍的隊伍“僅僅有20個人”。可見,紅高棉隊伍有了可觀的膨脹。甚至,留在金邊的西哈努克的子女們也有3人投奔紅高棉,要為“西哈努剋復辟”出力。柬共本是北越的豢養,但北越並不在意中共扶助紅高棉,因為北越認定的唯一敵人是美國。而中共卻暗中瞄定了兩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和北越。

周恩來防範北越。1970年9月24日中國駐越大使王幼平轉告範文同,“周總理想儘快知道:如果柬埔寨爆發戰爭,北越將支援西哈努克(紅高棉)還是朗諾?如果中國繼續支援西哈努克(紅高棉),北越將怎樣看待?”範文同答:“我們不承認朗諾,我們承認西哈努克。我認為説服蘇聯和其他共産黨國家來共同支援西哈努克,現在正是時候。”顯然,周恩來在提防可能出現的某種危機,他對北越並無誠意。當然他更不同意聯合蘇聯──他知道中國人永遠鬥不過俄國人,他對黎筍、範文同説:“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包括蘇聯在內的聯合陣線,蘇聯就將會很快控制住這個陣線。”

從中國的國家利益立場上,周恩來沒有理由選擇紅高棉,也沒有理由敵視朗諾政權。那麼周恩來究竟為什麼要以超常的積極性,給柬埔寨佈下圈套,要扶助紅高棉和顛覆金邊政府呢?也許,他的表面理由是“國家是階級鬥爭的一個工具”。但如果理解了周氏支撐自己的韜略,也就可以理解:他長期經營“輸出革命”而無一成功,拉攏北越的前景也越來越黯淡,此時他的心結就是千方百計不能讓自己在毛澤東的價值視野里貶值。一份重要文件清楚地表明,借柬埔寨事變之機策劃向柬埔寨“輸出革命”,以便吸引毛澤東注意力的,正是周恩來。在西哈努克到達北京的第二天(1970年3月20日)周恩來親筆寫密件向毛澤東提出建議:“現在兩越(北越和南方越共)最不爭氣,一切都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只有柬共是堅決要走武裝鬥爭道路的,不過力量還小,經驗還少,需要鼓舞其決心,增強其信心,在東南亞終究會打開一個局面……。”在這份清晰證據面前,周恩來對柬埔寨的歷史責任難以逃脫。在對外行事方式上,毛澤東是藐視公理,詭謀陽發,大開大闔;而周恩來則是表面君子,內里蠱毒,陰損大師。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

毛的注意力果然被柬埔寨事情所吸引。當年5月1日勞動節,當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廳會見了西哈努克,興致勃勃談話兩個小時。毛澤東不出現在城樓上,天安門廣場預定的放焰火活動就不能開始,提前五小時就奉命集合在廣場、準備給毛澤東表演歌舞“獻忠心”的十五萬北京群眾在夜風中瑟瑟發抖等待著,莫名其妙發生了什麼事,全國人民也守在收音機前等待著。後來西哈努克竟然讚頌毛澤東無視群眾的行為是給西哈努克的一個“禮遇”,他説:“毛主席同一個小國元首(西哈努克指自己)的談話讓中國人民多等了幾個小時。”在休息廳的談話中,毛澤東極力主張西哈努克與紅高棉聯合,他擔心西哈努克變卦,因而一再勸説,甚至拉西哈努克加入共産黨。在稍後,5月中旬毛澤東再次對西哈努克説:“你好像有共産黨員的資格。”西哈努克很機警,沒上當,推辭道:“毛主席,我真的不行,不具備加入共産黨的資格。”但是毛不死心,西哈努克不得不説:“我肯定不行。我是個真正的佛教徒,請原諒。”最後毛只好説:“不要緊。我還是喜歡你。”

當年5月21日上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集體會見西哈努克,然後一同前往天安門城樓聽取“毛澤東關於柬埔寨事情的聲明”。已有50萬北京群眾為這個集會從淩晨起就奉命等待在那裏。上午10時,林彪拉著長聲開始胡亂講話:“現在我講講關於越南問題……兩個越南……半個越南……”,之後停頓,話筒咯咯作響,然後正常,林彪宣讀了毛澤東的“5月20日聲明”。在這個聲明里,毛澤東以“世界領袖”的口氣,支援西哈努克,號召世界人民起來“打敗美帝、蘇修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則乖巧作戲,用事先背誦的簡單中文,幾次怪腔怪調呼喊“毛主席萬歲”,以此討歡。此後一週內,中國各地奉命舉行了擁護毛澤東“5月20日聲明”的集會遊行,高達4億人次。據當時在“柬辦”工作並參與起草“5月20日聲明”的工作人員稱“這一切都是周恩來的部署”。“柬辦”負責人也證明,對於柬埔寨的事情“周總理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點滴不漏。‘柬辦’工作全部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由周總理統籌辦理。”

周氏對柬埔寨內戰“事無巨細”的關心,扶助紅高棉、包養西哈努克,那麼中國人民的生活是什麼狀態呢?“在四川省,幹部們走進一戶農家,那屋里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臺,房子缺了一面墻,用包谷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寒風;屋里只有一個用來吃飯的破碗和一個空空的櫃子”;“在安徽省鳳陽縣一個小村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門板,3戶沒有桌子,68個村民中的40人沒有過冬的棉褲。”

金邊政府對越共的抵抗,對於美國來説,是個剷除“胡志明小道”的好機會。如果美國接管柬埔寨東部地區,越共將無法再進行對南越的遊擊戰。如果“朗諾政變”提早發生,則越戰的歷史可能全部改寫。但“朗諾政變”來得太遲了,尼克松(注:當時的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都急於從越戰中抽身,美國人民也不願意對越南戰爭繼續投入而一勞永逸地解決越南問題。為了逼迫北越進行和談,在無意保護柬埔寨安全的政策下,尼克松把弱小的柬埔寨拖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5月21日美國國防部的報告説,越共基地都遷移到邊界21英里之外,但美軍受限于“不得超越21英里”的規定而不能掃蕩那些地方。6月9日金邊政府請求南韓派部隊到柬埔寨抗擊越共——韓軍在越戰中令越共膽寒。但南韓拒絕捲入柬埔寨戰爭,南韓出兵南越只是報答美國在北韓戰爭時的救命之恩。6月17日周恩來把柬埔寨戰爭歸咎於美國,他説:“現在戰爭擴大到柬埔寨和整個印度支那了,不是北越,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中國把它擴大的。是美國擴大的。好哇,那就讓戰爭擴大吧。”法國政府則承認朗諾政權,同時願意接納西哈努克流亡法國。下臺的戴高樂也把自己的回憶錄送給崇拜者西哈努克。事實上戴高樂未能從他對越戰的攪局之中取利,反而丟失了法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他把一個恢復法國榮光的追求,變成了一個標記法國尷尬的展覽。

在北京,西哈努克的實際工作僅僅是:攻擊美國和享受中國賜予。他不斷辱罵美國和朗諾等人,他説:“尼克松總統花費341萬美元援助柬埔寨(金邊政府)的屠殺,是美國取得外國幫忙的最好投資”; “朗諾和施里馬達,允許尼克松用高棉人的死屍代替美國人的生命”等等。歷史研究者們一致指出:“西哈努克的不誠實令人難堪”。

這年(1970)7月,周恩來把北京“友誼賓館”交給“流亡政府”使用,每年向西哈努克及其“流亡政府”提供生活費500萬元人民幣(當時等於5萬名市民的年最低生活費),還免費提供服務員和汽車隊。周氏又把原法國公館(東交民巷15號院)改成“元首府”,讓西哈努克一家住入。

周恩來安排西哈努克遊遍中國各大城市和各名勝地,所到之處都有“群眾歡迎”和盛大招待,極大地滿足了西哈努克的虛榮心和享受欲,引開了他對柬埔寨國內事務的注意力,實乃中國古代慣用的“樂不思蜀”計策的翻版。中共官方還提到,“當1972年西哈努克50歲生日時,周恩來親自向賓努討教,賓努説至少要請50位和尚唸經。於是,周決定找50個和尚為西哈努克唸經。但‘文革’已把中國全部寺廟都毀了,和尚都被趕出寺院,到農村勞動。最後尋找到5個還能唸經的人,臨時剃光頭髮來代表50位和尚。周還安排專場文藝晚會,指名專人為西哈努克跳柬埔寨舞蹈。”

這時期,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新聞影片不斷介紹西哈努克遊玩各地的活動。當時在整個中國的廣播和電影里只有“文革”的宣傳。因此,頻頻出現在廣播和新聞影片里的西哈努克,居然成了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明星”,被喚做“嘻哈先生”。不久,在中國各地流傳開“西哈努克要求娶兩個中國女青年演員做小老婆”的傳言。日後,柬埔寨日報以“中國製造的西哈努克”為題,刊載了在紅高棉文檔中發現的3張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時的照片:一張是西哈努克身著短袖衫和白褲,喜笑顏開,正在與一群中國女青年跳舞,扭腰擺臀,蠕動在一起;另一張是在大批中共官員的簇擁下,西哈努克由兩個中國女童陪伴,在一個盛大的群眾歡迎廣場上邊走邊鼓掌;最後一張是西哈努克出席一個盛宴,10人一桌,共有幾十桌,西哈努克在首桌,正起身鞠躬答謝。這些照片公佈後,柬埔寨人都很奇怪西哈努克既知道祖國陷入戰禍的巨大苦難,居然還有如此好的興致?

但西哈努克也有尷尬難受的一面,他對紅高棉在柬埔寨的活動一無所知。他甚至在很長的時間里以為喬森潘是紅高棉最高首領。在北京,有義大利記者直接問西哈努克,“你是柬埔寨國王,又是佛教人物,你也要充當中國的傀儡嗎?”

1971年夏天,中國國內態勢越趨緊張,因為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産生了分歧,在“國家主席”的設置上互不相讓。周恩來除了主持日常政務之外,他也正在加緊向美國政府釋放“和解”信號,同時他還須“事無巨細”地操控柬埔寨事務。繁瑣忙碌和精力消耗遲早會拖垮他。此時周恩來秘密要求紅高棉“黨中央”派人駐在北京以全面接管柬埔寨事務。英薩利願意前往北京。9月中旬,英薩利夫婦以“柬埔寨革命組織”(紅高棉的化名)的特別代表身份到達北京,操控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英薩利在北京化名“豪”。

途徑河內時,9月7日越共中央第二號人物黎德壽會見了英薩利。嚴肅沉穩的黎德壽提醒英薩利,他説:“我現在想告訴你和柬埔寨同志們,注意歷史的教訓。我們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與蘇聯和中國都保持國際團結。目前,中國認為它有兩個敵人是蘇聯和美國。如果我們捲入中蘇爭執,情況將變得更加複雜。我們站到中蘇任何一邊都將是有損無益的。”但後來的事實表明,英薩利沒有理會黎德壽的勸告。

在北京,英薩利指揮秀木等柬共分子組成幫夥,監控西哈努克,封鎖消息,切斷對外渠道,把持“流亡政府”的全部事務。在西哈努克出席的對外宣傳柬埔寨事態的公共場合上,英薩利和喬森潘公開蔑視和羞辱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很害怕這個來歷不明的英薩利。1973年6月西哈努克對義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爆發了他對英薩利的憎惡,他説:“在這裡有個紅高棉特別代表(英薩利)。他從早到晚跟著我。我知道這個人是來監視我的。我知道他對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這個人是我的最可怕敵人!但這對我又有什麼重要呢?即使他們(紅高棉)有朝一日要暗殺我,那也隨他們的便。我對共産黨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説他們是我的敵人,就像那個寸步不離我左右的討厭傢夥(英薩利)。但是無論怎樣我都沒有其他的選擇餘地。”西哈努克天性不愚,在無奈中他以個人之力所能做的唯一,就是利用一切機會甜蜜阿諛,甚至屢次作詞作曲奉承中共,例如他自製一首歌《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他自彈自唱:“啊!可愛的中國,我的第二祖國。它的全力支援使我完全相信,對未來的悲觀失望一掃而光。”這很投合毛澤東的心理:中國特別看重外國人的讚揚。

但周恩來不受迷惑,1973年2月他與基辛格再次談起西哈努克時,周説:“在北京,他(西哈努克)把中國稱為他的第二祖國。雖然他寫了這樣的詩,我們卻對他不抱幻想。我還勸過他不要使用‘第二祖國’這种太過分的字眼,但是他堅持要用‘祖國’來稱呼我們。我們必須有所準備,防備他哪天翻臉否認這些事情。但這些都是他自己寫的詩歌,與我們沒有關係。當然,他現在説我個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這些都不算數。”幾年後,在西哈努克被迫返回金邊前夕,他老調重彈又寫下詩歌《我親愛的第二祖國》:“啊!光榮偉大的中國!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熱愛你,把你當做我的第二祖國!”但誰也沒有料到,西哈努克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追捧居然在日後成為救他性命的意外因素之一。

[轉載源自《華夏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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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我去過

二三樓圍網,是防止跳樓,不想讓人早死。

血腥味很濃,讓人不舒服,去之前要有心理準備。

我的導遊說,他不能認父母...... 父母親也不認他, 但他心裡永遠知道為什麼 ,地上的土若夾雜布料,要注意,還有很多沒挖出來.........

希望世界上 ,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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