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時不如地利^⑴，地利不如人和^⑵。

三里之城^⑶，七里之郭^⑷，環而攻之而不勝^⑸。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⑹，兵革非不堅利也^⑺，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⑻，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⑼，固國不以山溪之險^⑽，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⑾。得道者多助^⑿，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⒀，親戚畔之^⒁；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⒂，戰必勝矣。 ^{[1]  [2]} 

⑴天時：一般指時令、氣候，但這裏偏指時日干支、陰陽五行、孤虛旺相之類是否對作戰有利。如：比得上。地利：指城高池深、山川險要等對攻守有利的地理形勢。

⑵人和：指內部團結一心及人心所向等。

⑶三里之城：方圓三里的內城。

⑷七里之郭：方圓七里的外城。郭，外城。

⑸環：圍。

⑹池：護城河。

⑺兵革：泛指武器裝備。兵，兵器。革，皮革製成的甲、胄、盾之類。

⑻委而去之：棄城而逃。委，放棄。去，離開。

⑼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使人民定居下來（而不遷到別的地方去），不能靠疆域的邊界。

⑽固國不以山溪之險：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的險要。固，使......鞏固。

⑾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震懾天下不能靠武器的鋭利。

⑿得道：指能夠施行治國的正道，即行仁政。

⒀至：極點。

⒁親戚：內外親屬，包括父系親屬和母系親屬。畔：通“叛”，背叛。

⒂君子：指推行仁政的明君。有不戰：意指不應或不必用戰爭的手段解決問題時就不用戰爭。 ^[3] 

有利於作戰的天氣、時令，比不上有利於作戰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

比如一座方圓三里的小城，只有方圓七里的外城，採用四面包圍的方式攻城卻不能取勝。採用四面包圍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於作戰的天氣、時令了，不能取勝，這是因為有利於作戰的時令比不上有利於作戰的地理形勢啊。

城牆並不是不高，護城河並不是不深，武器裝備也並不是不精良，糧食供給也並不是不充足，但是守城一方還是棄城而逃，這是因為作戰的地理形勢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內部團結啊。

所以説：使百姓定居下來而不遷到其它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劃定疆域的界限，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的險要，震懾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強大。能施行“仁政”的君王，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幫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幫助他的人少到了極點，連內外親屬也會背叛他；支持幫助他的人多到了極點，天下所有人都會歸順他。憑着天下人都歸順他的條件，去攻打那連親屬都反對背叛的君主，所以能行“仁政”的君主不戰則已，如果戰鬥就一定會取得勝利。 ^[4] 

這篇文章選自《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出身於魯國貴族，他的祖先即是魯國晚期煊赫一時的孟孫。但當孟子出生時，他的家族已趨沒落。春秋晚期的大混亂，使他們的家族漸趨門庭式微，被迫從魯遷往鄒。再以後歷事維艱，到孟子幼年時只得“賃屋而居”了。 孟子父母的狀況，今已不可考。流傳下來的只知孟子幼年喪父，與母親過活。為了孟子的讀書，孟母曾三次擇鄰而居，一怒斷機。 孟子從40歲開始，除了收徒講學之外，開始接觸各國政界人物，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自己的思想學説和政治主張。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倡“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反對兼併戰爭，他認為戰爭太殘酷，主張以“仁政”統一天下。孟子“仁政”學説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孟子説“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他認為善性是人類所獨有的一種本性，也是區別人和動物的一個根本標誌。 ^[4] 

這是一篇議論文，其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概念，並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論點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較組成。中間兩個“不如”相連，表示了遞進關係，一個比一個重要。這樣提出論點，更顯得觀點鮮明。第二段，論證“天時地利人和”。以設置佔天時者不能攻破佔地利者為例，比較“天時”於“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説明城小而難攻；“環而攻之”説明攻城者攻勢強大，佔有戰鬥的主動權；“而不勝”説明攻方失敗。戰鬥會以弱者勝、強者敗告終，作者認為攻防之所以敢大軍壓境，是因為在“天時”上佔了優勢，但守方可憑藉“地利”進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軍心渙散，必然失敗。這樣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天時不如地利”這一論斷的正確性。第三段，論證“地利不如人和”。以擁有良好的地理條件而終不能守為例，比較“地利”與“人和”的輕重。“城高”“池深”“兵革堅利”“米粟多”指明瞭守方具有優越的“地利”條件，本可以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但結果卻“委而去之”，原因就在於內部不“和”，有好條件也發揮不了作用，反被雖無“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戰勝，這就有力地説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第四段，作者用“故曰”二字，將上文提出的觀點承接下來，展開論説。先用三個形式相同的否定定句説明“域民”“固國”“威天下”不能僅靠“天時”與“地利”的條件，從反面進一步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作者正面意思就包含在下面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論斷裏。這裏所説的“道”，就是“仁政”。這個論斷指出了“人和”的實質。接着又進一步推論，指出“寡助之至”會眾叛親離，而“多助之至”則天下歸順。一反一正，對比鮮明。最後以“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作結，將“人和”的重要意義論説得十分透徹，深化了文章的中心。

文章脈絡清晰，結構嚴謹，氣勢通暢。且運用大量排比，增強語勢，使論證更有説服力。文章善於運用設喻的方法。從文章末端看，孟子雖反對戰爭，卻多次提到戰爭。這是為了迎合諸侯們的心理打個比方，以便有機會向諸侯們宣傳自己的“仁政”主張。文章析理精微，議論恢宏，氣勢奔放，闡明引申層層深入，邏輯性很強；還採用了排比的修辭方法，使文章語氣強烈，具有説服力。 ^{[1]  [4]} 

上海市首批特級教師、教授盧元：這篇短文選自《孟子·公孫丑下》，觀點正確鮮明，論證嚴密有力，無論思想內容或説理方法，都值得肯定和借鑑。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確，即高度強調“人和”的重要性，具體來説，就是闡明瞭戰爭的勝敗，主要取決於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決於統治者是否“得道”（即能不能推行仁政）。孟子的這個結論，和他一貫宣傳的“民為貴，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盡心下》），“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離婁上》）“與百姓同樂則王（《梁惠王下》）的主張是一致的，也是被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是正確的。孟子的這個認識，正是總結了人們的認識經驗和歷史教訓而獲得的，因而是符合客觀事物的規律的不過，孟子處在列強紛爭、崇尚武力、蔑視仁政的動亂時代，他的主張是無法實現的。（《古文鑑賞辭典》） ^[3]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是孔子之後、荀子之前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被韓愈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為“亞聖”。其言論著作收錄於《孟子》一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