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有什么现实意义？

啊哈~泻药！作为知乎处女答+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自然要认真答啦！

《君主论》的核心就是：如何建设强大的国家，并且未达到此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很多卫道士对书中所述十分忌惮。

关于题主的提问，我完全可以用一句话高度概括：《君主论》这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让人们（不光是统治者和精英）看清现实，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达成美好的目标，并且知道有时候为了达成美好的目标必须采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如果你觉得我说这些已经够概括了、没兴趣再看下去了，那就请点击右上角。有兴趣看的，我继续瞎掰，欢迎各位朋友接着看下去。

根据题主所提问题“现实意义”那么我先从这个角度开始谈。

我所认为的“现实意义”，就是建设强大的国家，国家强大是一切民主自由社会福利……诸如此类的根本。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年代，他的祖国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所以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讲，他非常希望意大利能够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就能让马基雅维利自己在内的广大意大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至少他自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吧（有种说法是他写这本书是为了献给当时意大利某城邦的国王，从而博得国王欢心，让自己后半生荣华富贵）这便是马基雅维利写这本书的初衷，很朴实的原因，不是吗？

而《君主论》之所以争议如此之大，就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太朴实了，说出了一些人心中所一直期盼而又不敢说的东西，这让一些卫道士们对马基雅维利恨之入骨。其中就包括“抛弃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包括利用对外战争、对内镇压等手段统治等。

战争，本质上其实是供需关系的调节。

战争的双方——人，即是需求一方。而供给给人生存条件的自然，则是供给一方。

我们都学过高中地理，都知道自然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供给方的供给数量是有限的，当供给方的自然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的时候，为了最终的供需平衡，必须减少需求才能维持人与自然的平衡。而每个人类个体出于动物本性，都不愿意出让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人类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爆发了战争。别跟我说什么战争的起因是因为人性的贪欲，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所有动物的本性：多吃、多占、多繁殖，人类也不例外。

其实很多事情很好理解，有些人成天抱怨政府不好、体制有问题、贫富分配不均等等，这其实也是一种战争，只不过是在国家内部的战争，每个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换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战争，就会有弱肉强食，达尔文主义浸透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我觉得解决国内矛盾要从矛盾的本质出发。矛盾的本质是什么？有人一定会说资源分配不均，这是体制问题。的确，他们说的沾点边，但是不是核心所在，我认为当前这种非按需分配才是矛盾的核心所在，只要执行按需分配原则，就没有矛盾，而分配制度所带来的根本矛盾绝对不是简单的“体制”二字能够概括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从“分配”本身入手，也就是研究“采用何种方式分配的问题。分配、配给、定量、计划经济，这些词汇难道你不觉得眼熟吗？这都是在资源相对匮乏时期才会出现的国家政策，因为资源匮乏，因为穷，因为人太多，因为不够，为了能够整合资源让更多人苟延残喘，于是乎有了非按需分配。所以，不是分配制度本身压迫人、让诸位喘不过气，而是决定分配方式的本质原因：资源匮乏。

研究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朋友估计对我上面那套论述很熟悉吧？资源匮乏、生存空间……嗯，想起了元首奋斗的故事，一面万字旗在头脑中闪现……“我们可以把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人全都消灭干净，然后把本国人民分配到世界各地，此时此刻，我们就不需要国家这种东西了，因为它作为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基本秩序，以及凝聚本国人民力量消灭其他国家的工具的使命已经结束，这时的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不必再为那些东西而争斗了。当我们把本国人民分配到世界各地以后，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幅度增加，人口密度大幅度减小，社会矛盾必然得到大规模缓解。原因有二：其一，任何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增加使得人和人之间任何形式的竞争关系都变的成本很高；其二，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使得掠夺他人资源变成一种不值得去做的事情。毕竟吃饱喝足啥都有了，谁还愿意去抢？”是啊，这种对内共产主义、对外扩张主义的理论，不就是当年希特勒用来给德国人民洗脑的说辞么？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当时的梦想实现了，也许德国人民就真的能够迎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了。当然，德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无数鲜血的浇灌之下。

好了，刚才我提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可能此时此刻有些卫道士要来抨击我了，但是我真心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某个主义的好坏，在这里我只关心某个主义的“现实意义”，也就是它能带来什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三观太正不善于翻面看问题也不好不是？我并不否认法西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不是？既然题主是在问“现实意义”那我就针对题主的问题进行回答。

所以如上所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一部教人（或者说教统治者、精英、君主、有野心成为国家领袖的平民）如何更好地统治国家的书，在此基础上，任何手段，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要有利于国家强大、本国人民幸福，就都可以使用，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要主张的思想核心，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毫不避讳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注：马基雅维利写书那会儿还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这个帽子是后人，尤其是反对马基雅维利的人给他扣上去的）以至于后来的一些卫道士们在抨击马基雅维利总是喜欢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列而谈，称其对立面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却没有看到自己脱离现实、不思进取，甚至是掩盖内心邪恶欲望的虚伪一面。我之所以赞赏马基雅维利就是因为他的朴实和诚恳，他敢于把那些别人不敢说的东西、那些人性中最为险恶、最为卑鄙的东西摆上台面，一一点名，逐一评论。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出发点是人性本恶，因此他主张的并不是“王道”而是“霸道”，这点有点像我国古代的法家思想。他主张君主应该具有狮子和狐狸两种动物的特性：凶猛和狡猾。

马基雅维利认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伐大权。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任何人只要有他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还有，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象狮子那样残忍，象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或“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

他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 ，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 ，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注：这里结合上文所说的“抛弃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注：这里结合上文所说的：“此时此刻，我们就不需要国家这种东西了，因为它作为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基本秩序，以及凝聚本国人民力量消灭其他国家的工具的使命已经结束，这时的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不必再为那些东西而争斗了。”）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从这段开始数，倒数第一个加粗标注（注：……这时的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不必再为那些东西而争斗了。）是我的私货，这也是我和马基雅维利分歧的地方。马基雅维利主张人性欲望无限，因此人类时常发生激烈斗争。而我认为在物质资源丰富到人的肉体无法全部占有、享受的时候，人和人可以存在互相之间没有强制约束的和谐。因为这可以同样追溯到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人性本恶的定义之一：好逸恶劳。既然好逸恶劳也是人性本恶的一部分，那么人就必然会倾向于安乐清闲享受的生活，争斗不是人类的本性，争斗仅仅是出于某种目的，争斗只会发生于资源匮乏时期。

———————————以下是个人私货、吐槽与正经回答的分界线—————————————

作为一个从小喜欢军事、政治的军武直男癌晚期患者、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四年的大四学生，由于一直以来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非批判性态度，导致我在学校理想主义卫道士泛滥的学术氛围下很受排挤，有时候想想马基雅维利的坎坷人生经历，就能想起自己。其实不装逼的说，我在一开始被邀请的时候是拒绝的。原因就是不太喜欢知乎这个平台，感觉知乎里面的理想主义公知卫道士很多，这些人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打着道德和人性的旗号打压不同意见+喷人。我这个人不喜欢挑事儿，所以平常的学术讨论，我尽量使用委婉+模糊+调侃的语气表达思想，但是就这样还是有卫道士揪着不放，我真是搞不懂了，喜欢军事不对，他说你是炮灰；喜欢政治也有错，他说你低级庸俗；就连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也能挑出毛病，说你愚蠢没有逻辑（有些人正经回答和吐槽混杂，带私货不明说，直接夹杂在回答里面，混淆他人逻辑，最可恶！）+被洗脑，各种为了黑而黑，为了喷而喷，我看就特么天天唱歌跳舞画画写个伤感小清新文没错是么！就不能包容下别人的思想么？别人说啥，只要和自己不同意见就要喷，就要黑！怎么喷人黑人就那么有意思啊！？我只是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根本没招你没惹你，更没对你人身攻击，但你对我上来就扣帽子人身攻击是几个意思啊？都是打着理科中的旗号撕比吧！都是现实生活Loser发泄不满吧！

我有时候忍不了了有些卫道士高谈阔论，就会随便说两句，就是因为我希望借此能够提醒那些还在做着白日大梦的圣母圣公卫道士们，放下你们的圣母圣公心，回归现实吧。你们的言论，我不知道是出自内心，还是虚伪掩饰内心的贪婪，图谋以此来让他人放弃对自己的戒备之心，为自己的不轨企图进行铺垫。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希望像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同时祝你尽量在坚持理想、不脱离社会的情况下活得久点；如果你是后者，那我只能说你实在是太狡猾，在下智商不够，只能做个真小人。

所以，我对那些整天鼓吹人类和平前景一片美好的家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恶心，这种恶心是源自于他们的虚伪，我宁愿崇拜一个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坦然面对卑鄙而残酷的世界的人，也不愿意和或逃避现实、或虚情假意的卫道士为伍。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是我内心中始终不相信有人会不为自己利益考量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本来不喜欢这种激烈带有攻击性的措辞，也很少用”卫道士“这种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汇，但是有些人招我了，我不能不还，来而不往非礼也。

嗯，本人的知乎处女答就是这样了。

君主论其实是达到共和的台阶，以至于一直有人将马基雅维里作为共和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面具

驾驭共和国并制定法律者，必须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恶念。

——《论李维》

《君主论》（the prince）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政治家与思想家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代表作，凝聚了其对佛罗伦萨乃至欧洲政治的思考。由于他的君主专制理论和君王权术论，他被视为“一个政治阴谋家”乃至“一个竭力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 ，“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权术与谋略的代名词，甚至被理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高度现实主义。

当时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建立起了君主专制，马基雅维利很有可能采取曲笔的写作手法，言为《君主论》，实为共和国公民的启蒙读本。就像《君主论》“献辞”中所说：“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该是人民”，马基雅维利从双重的视角思考政治，既包括精英（君主和贵族）的视角，也站在人民的视角去理解精英的本性。这篇文章尝试从公民视角解读，理解马基雅维利面具背后的真实思想。

公民的地位

公民的形象构建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只有在某种压力下才会表现出美好的一面，否则总是邪恶的。通过对意大利城邦历史经验，他认为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为国家奔走，满口答应；远离死亡之境时，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公民是有私利的零散的个体，难以依靠其在国难当头时确保国家安全，因此君主不能够将统治完全建立在对公民的依赖上。马基雅维利毫不遮掩地揭示人性的暗面与局限：“一般来说，人类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良善，见危险就闪、见利益就上。当你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对你全心全意，但你急切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你而去”。任何人读到这样的描述时，会认为他对公民持有冷酷与敌意，不看好民主政权（共和制）的稳定性。

公民的政治作用

虽然公民身上具有种种人性弱点，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因此否定公民的政治地位。与贵族相比，公民在本性上追求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他们的基本欲望仅仅是不被他人命令或压迫，而不是反过来命令和压迫他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来的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 公民的目的或许与其短视、自利等本性有关，但是这种利己本性也使其在自身利益确保情况下服膺君主，缺少团结反抗与威胁君主统治的动力与资源。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公民比贵族的危险性低，提出君主拉拢公民的策略。

然而，当君主无法获得公民支持，且引起广泛憎恨时，对于政权会造成最大的威胁。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国外部的威胁依靠坚甲利兵和亲密的盟友就能够预防，但是君主不得不害怕内部人民秘密地搞阴谋。如果人民怀有敌意与怨恨，君主对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必然提心吊胆。 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的憎恨，君主通过取悦人民可以孤立企图搞阴谋的人。

君主的御民之术

君主有必要采取措施来使公民保持忠诚，消除贵族的潜在威胁，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将这本书献给洛伦佐 美第奇的动因陈述。马基雅维里强调了人民相对于精英的优越性，精英对于法律和自由的威胁，因此君主具有控制与拉拢人民的必要性。

假装：狐狸与狮子

《君主论》中最有名的策略是“狐狸狮子”说，也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到道德者诟病的原因。他指出，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马基雅维利赋予了狐狸以机变智慧，深知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他说，君主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 君主不必真正虔诚和守信,但一定要显得(appear)虔诚和守信。英明的君主不需要介意吝啬之名，他的收入丰盈，可以防御战争，建立功业且不加重人民负担。如果慷慨花费的是别人的钱财，就不应忽略任何表示慷慨的机会。 因为公民本性的局限性，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狐狸喻颇具讽刺性，公民自以为君主是人世道德的大成者，且相信通过道德能够监督并影响君主，殊不知君主在假装道德同时实质违背道德并收获名与利（当每个人都诚信时，不诚信者获利最大）。马基雅维利揭示出，君主的道德表现与其说是高风亮节，根本上不如说是政治作秀与骗取民心的谄媚。公民只有摆脱群氓的短视，才会认识到君主的面目。

另一方面，君主要具有“狮子”般的威慑力。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提到，君主被人民畏惧比被人民爱要更安全、更稳妥。因为爱是基于人民对于君主的“义务”这一道德承诺，而恐惧则是基于人民对于自己生存与安全的利益考虑。与利益相比,义务的分量显然不值一提。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学习“狮子”的原因，是由于一切法律、民心软性统治都有背叛与失效危险，而暴力机器能够直接、迅速达到目的，并使公民怀着对君主的畏惧而不敢妄为。虽然君主有时要像狐狸一般伪装自己，保持道德，但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然而，对于公民而言，马基雅维利其实指出了君主对人民的最大威胁，不是前文“狐狸”的伪装，而是撕下面具后的残暴本性，为了维护权力可能采取毁灭手段的无情。因此，公民需要居安思危，太平盛世的表象随时都可能被君主颠覆。

避免憎恨，施与恩惠

“狮子”手段无情，必然引起公民的憎恨，造成前文他所指出的内部阴谋的最大危险。因此，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应对之道：只要君主不染指公民和属民的财产与妻女，就能够保持人们的畏惧又不为人们所憎恨。且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如果不能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憎恨，那么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憎恨。在第八章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称为有能力的，可以取得权力，但不能赢得光荣” 。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赞同维护权利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虽然他怀疑道德的真实性与效力，但是缺失道德有违“光荣”——意大利一向颇为自豪的原则。他进一步直言：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子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点损害，少一些积怨；而恩惠应该一点点地施与，以便人民好好品尝恩惠的滋味。虽然他对“狮子狐狸”的策略直言不讳，但也主张君主尽可能减少残暴手段对公民的伤害。

公民的力量与唤醒

虽然他提出，公民的“消极自由”比贵族具有更小威胁性，然而，作为动态群体的公民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他对君主的献策客观上也揭露了统治者的面目，给予公民理解君主行为动机的思路，从而可能唤醒公民的政治自觉，发掘公民的行动力量，类似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具有一种“革命乌托邦”的性质。

瑕不掩瑜，共和使命

在第五章论述怎样统治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时，马基雅维利指出，被侵略的君主国人民由于习惯服从，或不知道如何自由地生活，揭竿而起就很慢。但是在共和国，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他建议君主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公民消灭掉，或君主驻扎下来。然而，消灭必然会滋生更强烈、迅猛的仇恨，激发公民的群体性力量。在当时对美第奇家族存在普遍敌意的背景下，驻扎方式必然引起更大的反抗浪潮。从这个角度而言，很难说马基雅维利的建议是有利于君主国维护，或许反而会让其引火上身，为共和者恢复国家提供机会。

贵族精英总是不满足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和权利，因此是共和国自由潜在的根本威胁；而人民则是与共和国的自然倾向完全一致的，都追求一种不受压迫和支配的自由。 因此，人民而非贵族才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

人民力量

在论述国家的权力维持中，马基雅维利特别提到，建立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是困难且危险的，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下顺利的人都成为敌人了。君主说服人民容易，但无法使人民坚定不移，当人民不再信仰，要采取武力强迫他们就范。 在有着悠久共和历史的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他们的信念是要么光荣地活着，要么英勇地死去。所以他们总是将尊严置于财富之前考虑，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去保卫他们的自由。”（《佛罗伦萨颂》布鲁尼），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一再遭到抵触与驱逐，他们企图以君主制取代深厚的共和传统，难道采取武力就范的方式能够达成吗？

在《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有更深刻直接的论述。他为这种民主模式提供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制度保障：一是在政治上设立公民大会和护民官，充分制衡和控制贵族的野心和专制倾向；二是在军事上让人民武装起来，建立共和国的军队或国民军(Militia)。 类似的，在《君主论》中，他一再强调雇佣军的危险以及武装人民的必要。然而，当不受信任的政权给予缅怀自由的公民武器时，他们是否会将刀刃转而对向夺走自由与共和的君主呢？

时代与身世

从意大利公民视角解读《君主论》，会发现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他并非以谄媚的笔触一心向君主献策，更多的是客观与冷静剖析历史，在他笔下，君主最冷酷的面目与公民群体的局限性都得以揭露。为何在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思潮发展的背景下，马基雅维利思想具有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如果假定他为公民建立共和国提供启示，为何他要选择“狐狸”般的曲笔手法？

风雨欲来：意大利内外复杂局势

1450年至1530年，文艺复兴运动进入晚期。从小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耳濡目染。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投身政治，1498年任第二秘书厅长官，直到1512年被免除一切公职，他将14年珍贵时光献给了共和国。佛罗伦萨在15世纪末期开始经历剧烈的政治动荡，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征服佛罗伦萨和罗马，继承者路易十二对意大利发动了三次战争。1507年马基雅维利寄希望通过外交斡旋，阻止对于意大利的侵犯。但是16世纪20年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为了争夺意大利再次使其陷入战乱，长达30余年。

更为复杂的是意大利国内政治局势。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权势怨恨积蓄以久，终于在1494年把美第奇家族驱逐出佛罗伦萨，而在1512年，他们通过法国侵略者力量复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由名存实亡，而马基雅维利也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美第奇家族指控谋反，在1513年入狱。出狱后的马基雅维利被迫全家迁往乡村，目睹国家陷入危机却只能躬耕垅亩，挣扎维持一家生计。

亮瞎眼的美第奇宫圣洛伦佐教堂

正是在旅居乡下的日子中，马基雅维利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并将其献给了本为敌人的当权者美第奇•洛伦佐，希望证明忠心并重回政途，但后者却并没有启用马基雅维利。很大原因可能在于美第奇家族对这位服务了共和国10多年的政治家天生的不信任，他的身份与希望仕途愿望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必须要向美第奇家族证明自己的忠诚。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朋友，“要看给予者的意图而非给予的实物”，更广泛地说，政治帷幄不仅仅是谋士的能力体现，包含的不是中立观察与科学真理，更多地受到谋士的价值观、目的、政治抱负影响。 他强调了表象与意图的差别，联想其在“狐狸说”中所论述的伪装手法，可以大胆推论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自己的忠诚遭到怀疑的背景下，不得不以逢迎当权者美第奇家族的手段，表面为御民献言建策，实际为作为重回仕途、施展抱负准备。对社会与政治冲突的思考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核心， 具备政治深刻经历与成熟洞察的马基雅维利，展现的更多是现实主义思考。

赤子之心

在那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目睹了意大利备受外邦侵占与蹂躏，复国之途历经困难且屡遭反复，但是他仍然对自由意志具有强烈的信仰，并对挫折怀有征服的信念。马基雅维利呼吁梅迪奇殿下，“组织一支既能抵御骑兵，又不惧怕步兵的新军”来完成统一意大利的大业。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虽然可以像“狐狸”般狡诈，“狮子”般凶狠，但他们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安全：由于人类的条件使君主无法具备全部的优良品质，也不能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如果没有恶行就不能挽救国家，他也不必要为这些恶行的责备感到不安。在强国林立，西班牙与法国咄咄逼人的背景下，君主的存在对于维护一个统一、军事武装化的意大利可能是必要的，尤其是公民尚不能团结并展现其领导力，马基雅维利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帮助意大利重振雄风，恢复自由，或许就是《君主论》的呈献对象洛伦佐；他容忍君主的“不得已”手段，前提是促进实现意大利复兴的迫切目标。因此，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掌权的现实进行了妥协。但是，他明确指出君主的权谋甚至“恶行”都要服从国家安全的目的。

马基雅维利提出“狐狸”与“狮子”都可能是维护权力的手段，他并没有从最好角度解读君主与公民，但是他的思想为防止最坏的政治情况提供了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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