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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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兆佳
刘兆佳授课现场
刘兆佳合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主要官员:
特区政府三司十二局15位问责官员:
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保安局局长李少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
刘兆佳陈德霖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刘兆佳继续担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教授现年六十岁，于二○○二年七月起担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教授加入政府前，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他致力研究工作，范围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等领域。
1993年 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
1993年 港事顾问
1994年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1996年 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9年 非官守太平绅士
2001年 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成员
2002年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2003年 全国政协委员
深港加深合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都会在立法会发表一份《施政报告》，回顾过去一年港府施政的成绩，展示来年的发展蓝图。或者你有所不知，这份浓缩香港施政纲领的文字，正是由港府官方智囊团———中央政策组一手草拟。日前，中央政策组首席专家刘兆佳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刘兆佳
中央政策组成立于1989年，现时主要职能是向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提供意见。中央政策组的工作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编写每年的施政报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参与粤港发展策略研究小组工作以及为策略发展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支持。
行政长官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其起草工作由中央政策组负责统筹。中央政策组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位首长所指定的课题，遍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尤其是涉及多个决策范畴的课题。
刘兆佳，2002年至今担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成为港府官方智囊的首脑。进入政府任职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暨系主任，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刘兆佳“港深合作发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经走了，未来进一步的合作需双方在体制、机制、甚至思维模式上创新。”就深港合作的未来蓝图，刘兆佳认为深港合作的未来将着眼前海和河套两地。“我认为适当控制城市开发的节奏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有利，一味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下一个30年的发展需求。深圳经历30年大开发，前海是深圳仅存的一块区位优越的土地，在前海的发展方面多一点时间讨论和研究，未必不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今年恰逢深圳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深港之间一衣带水，你如何评价深圳这30年的变化？
刘兆佳南都：深圳30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你觉得深圳特区发展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刘：深圳的30年是创新的30年，冲破僵化思想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深圳过往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今，当年特区的优惠政策已成为全国城市普惠的政策时，突破自我、勇于创新亦将是深圳继续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并保持特区地位的根本途径，也是香港应该借鉴的经验。
南都：深圳30年的发展，香港因素(资本、人才、经验等)举足轻重，你如何评价香港因素对深圳特区30年发展的影响？
刘兆佳而同时，香港借助深圳这一基地，得以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带入内地，为国家的改革发展作出贡献；香港自身亦通过产业转移和分工，实现了后工业化，得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及商贸服务中心。因此，广东特别是深圳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经济的转型是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 [2]
深港引领国家新一轮改革
刘兆佳南都：深圳政府曾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口号，你如何评价这30年来深港关系的发展？
刘：30年来，港深两地的合作已从民间自发的往来和互动走到了制度层面。当中自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自2004年港深两地签订《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及2007年签订《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后，两地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多个领域，包括重要基础设施合作、口岸安排、城市规划、经贸、创新科技、旅游、环境保护及教育等方面，均取得实质进展及成果。目前，港深合作除了粤港联席会议及该框架下与港深有关的各个专责小组之外，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港深合作会议”、一年一度的“港深论坛”以及频密的政府、学术界、商界及其他社会界别的沟通和往来，两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南都：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还提出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
刘兆佳
刘兆佳刘：去年，深圳公布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以港深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和机制，并指出深圳将与香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建设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我非常同意深圳为未来发展所制订的这一战略。过往，深圳作为特区，通过港深合作，发挥了引领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未来，港深两地发展方向应该是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引领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体制和制度创新、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方面，港深可以互相学习和配合，为国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深港产业竞争是好事
刘兆佳南都：深圳目前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产业)，占深圳G D P总量的60%，其中金融、物流同样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你认为今后深港产业上的合作如何避免竞争，取得优势互补，达到双赢？
刘：其实，竞争是好事，鞭策城市不断进步；竞争无法避免，也不应该完全避免。香港不可能要求深圳不涉足自己的优势产业，事实上香港也乐于看到深圳在金融、物流等领域快速发展，因为虽然是同样的产业，但两地的定位不同，反而有助于实现整体最优化，增强港深的整体竞争力。
刘兆佳南都：河套和前海是深港合作的两个重大项目，目前河套定位为发展教育，而前海定位为高端服务业，主攻金融，你如何评价这两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对深港融合的意义？
刘：河套和前海有非常独特的区位条件，可以综合港深两地的需要和优势，用于推动港深合作迫切需要突破的领域。河套定位为教育，而前海定位为现代服务业是比较恰当的，一方面可以促进深圳的教育和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推动深圳的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动广东乃至全国的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升级，配合国家未来发展的大局，体现特区对国家的新贡献，另一方面可以扩大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市场，有利于香港服务业的进一步提升。
南都：早前深圳市市长许勤访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曾表示“金融业是深港合作重中之重”，金融业作为两地的支柱产业，如何合作，存在哪些障碍，前海开发会否成为一个契机？
刘：港深两地对于继续推进金融合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逐步打通两地的金融市场，加强两地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互流互通。
前海的发展应强化作为国家金融发展、改革和创新的试验基地角色。如果中央给予前海更多在金融方面与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试条件，可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为国家的金融开放累积经验；而容许香港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人才等先进入前海，亦有助于两地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创新。
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不适宜
刘兆佳南都：深港融合共建国际都会，目前的成绩往往集中在通关效率上，新口岸落成、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等，但包括河套、前海等深港合作项目却迟迟不见动作，你如何评价深港融合的这种微妙状态？
刘：港深合作发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经走了，未来进一步的合作需双方在体制、机制、甚至思维模式上创新。河套和前海的发展，不能再沿用以往制造业合作的思维模式。河套和前海无疑应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但港深服务业的合作尚在探索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地域可控性，可以划定一个区域做实验；而且由于“两头在外”，对本地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只要提供适当的要素条件，就可以发展。
刘兆佳南都：香港早前一直计划建设深港机场联络线，以轨道交通连接深港两大机场，建设深港超级空港，但由于广深港高铁引发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你认为该项目是否可行，深港机场的合作有多大空间？
刘：港深机场联络线预计耗资巨大，必将在香港社会引发较大争议，有必要审慎处理。目前，由港深两地政府成立的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已委托专家进行联络线的前期研究，基本上确定了联络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另外，港深两地已就轨道的功能定位方面达成原则性共识。
然而，该联络线的建设需结合两地城市长远的规划和发展，综合考虑土地运用等多项重要的因素。如何让耗资如此巨大的基建设施服务更多的功能和更多的人，并对两地机场及整体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策略性作用，有关的研究尚在开展当中，不宜操之过急。港深两地政府会详细分析有关研究结果，探讨如何处理这些具体问题，以便推进联络线下一阶段的工作。
港校进入内地的步伐缓慢
刘兆佳南都：从2007年起，深港共建国际都会的口号，被两地政府和智库组织不断提起，但“一国两制”下，深港两地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建深港都会是否可行，会面临哪些障碍，如何解决？
刘：港深两地除了地缘上的关系和经贸上的往来，经历30年的发展，早已在人缘、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建立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共建港深都会某种程度上已不是可不可行的问题，两地合作已为港深都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而且在很多范畴港深都会已经成为现实。
不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国家体制外和边境外的特别行政区，与深圳之间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流动尚面对两种制度的阻隔，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亦无法实现畅通无阻。另外，港深合作不仅仅是两地之间的问题，还涉及与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以及珠三角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推动港深深层次合作需双方及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共同研究磋商，创新港深合作机制。
南都：你曾表示，香港高校应该加快在内地合作办学，尤其在广东建设分校。但目前除浸会大学在珠海与北师大合办一个学院外，港中大也计划在深圳建设分校，有声音认为香港高校进入内地的步伐缓慢，你如何分析？
刘兆佳其实，目前港深在合作办学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并非没有进展。不过，两地高校在办学体制、办学理念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有较大自主权，而深圳院校的专业设置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在院校管理方面，香港实施校董会制度和“教授治校”，而内地高校管理体制的行政色彩较浓；在办学理念方面，香港学者强调“价值中立”及“学术性”，而内地高校注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指导作用，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性，强调为现实服务，包括为政治服务。这些差异使两地合作办学面临一定的障碍。
但我认为，两地在教育和培训范畴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职业培训方面，香港有这方面的优势，而深圳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及巨大的需求。两地未来可以加强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这对广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及香港高端服务业的深化及新兴产业的形成均具有推动作用。
香港部分福利已跨过深圳河
刘兆佳南都：香港禁区是深港之间一块宝贵的处女地，上月香港规划署通过禁区发展规划，在保育的前提下释放禁区土地发展，你如何评价未来禁区土地的发展方向与作用？
刘：如你所言，香港禁区是一块宝贵的土地资源，一方面有较高的生态价值，一方面又连接港深两地。我认为，禁区的发展应分利用其特殊的区位优势，结合双方的优势和需要，其用途应该有利于推动港深合作和粤港合作。
南都：深港融合除了经济合作外，社会民生更显重要。现在大量香港居民在深圳长期定居，但目前港府的政策是“福利不过关”，今后大量在深港人的福利医疗保障如何实施，你有何建议？
刘：将香港目前的政策描述为“福利不过关”并不确切。香港社会福利署从1997年开始实施“综援长者自愿回广东省养老计划”，为符合申请资格、并选择到广东养老的综援受助长者继续提供现金援助，至今已实施十几年。2005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将“综援长者自愿回广东省养老计划”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福建省。
另外，自2005年10月，香港政府把“公共福利金计划”下领取高龄津贴的每年离港宽限，由180天放宽至240天。此外，香港的公益、慈善机构亦开始将服务延伸到内地。如2001年，香港“伸手助人协会”在肇庆筹建的护老院开始为香港长者提供服务。2004年，香港赛马会和“康复会”在深圳盐田梧桐山兴建集安老、养老、康复治疗一体的“康颐雅苑”，为香港长者提供服务。2007年，香港利民会与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为广州残疾市民服务。以上都是香港的社会福利跨过深圳河的实际案例。
南都：在长者津贴申领方面，居住在内地的港人还有不少障碍，前段时间，有个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告到法院，对条件过严提出上诉，结果官司打赢了。
刘：目前，“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和“公共福利金计划”对长者在内地领取综援和高龄津贴有一定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两项计划均为社会保障计划，经费全部来自政府的一般收入，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很大。如果取消离港限制等领取条件，是否可以只惠及在深圳或广东省的港人，还是应惠及在全球港人，以及会对香港公共财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尚在考察和研究当中。
事实上，有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回内地居住的港人大部分并不属于弱势阶层；真正的弱势群体更为依赖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医疗、综援等福利而留在香港。特区政府一方面需关注在粤港人的福利问题，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资源下改善本港弱势群体的生活亦是迫切的问题。南都：依赖港府福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内地去的新移民多不多？
刘：香港依赖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为新移民人士，大部分来自广东省。2009年，共有48600人持单程证进入香港，与香港2009年整体人口增长的比率为130%。过去5年(2005年至2009年)，持单程证来港人数超过23.3万人。单程证人士进入香港后，不少再回到广东生活。如何为这些来自广东、又再回到广东生活的新移民人士提供社会福利，恐怕需粤港两地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