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大狀劉偉聰 從歷史傷口看司法
四個多月的反修例運動，使香港傷痕纍纍，首道傷口該從二十二年前回歸說起。「(中國)多年來一路制肘著我們自由民主發展，這個夏天忽然出現了大規模的山泥傾瀉。」大律師劉偉聰坦言這場運動若不出現，這座城市將近乎崩潰。儘管社會出現很多不公，他始終堅信司法為香港最後支柱。
記者：馮家淇 劉曉欣
編輯：譚栢妍
劉偉聰被冠上「逆權大狀」之名，但他卻婉拒這些稱呼，「其實我甚麼案都接，只是近年較多這些案，大家才以為我專為抗爭者打官司。」 他幾年前曾代表「以胸襲警」的吳麗英，當時她趕著找律師但是沒錢，剛巧劉偉聰與社運圈子有來往，他不問原由便接下案件，只問:「甚麼時候、哪個法院、哪個庭？」甚至連案情也 沒有問便為她辯護。
這宗案件打開了他在年輕抗爭圈子的知名度，數月來他代表二十多名抗爭者上庭，他們初時只是被控非法集結罪、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後來大部分都是暴動罪。從前他毋須到警署或羈留所見當事人，如今濫捕成風，在律師不足的情況下，他也要親身到警署見被捕人士。
年青人為未來付上代價，他提供的法律援助某程度上是出於一份責任。他常說自己是「服務」而非幫助他們，「因為我們有責任，而這個責任來自今天的成果，物質上和非物質上都有很多隱藏成本由其他人去承擔。」
十月的一宗 96 人暴動案，有大律師在庭上問及，誰有過遭拖延見當事人的經歷，幾乎所有辯方律師都立即舉手，惟劉偉聰沒有。曾任裁判官的他深知法庭程序，「法庭是法庭，不是政治劇場。如果有投訴，你像我一樣重視三權分立，意思是警隊是行政部門，那麼你跟我投訴幹嘛？」
他曾任兩年暫委裁判官，早已說過投訴警察，要去警察投訴科或者開記招，不要在庭投訴警察。他認為即使煞有介事記錄在案，他亦沒有權力叫他們跟進。除非警方對當事人做了一些對將來審訊有影響的事情，例如警察故意刁難律師，不讓他們見當事人，因與案情有關，這個投訴才有意義。
盲目服從 助大警權
劉偉聰談經歷都是雲淡風輕，不會表達太多個人感受。除了基於他的專業，要學會抽離，更大的原因是看透，惟 7.21 元朗黑夜的畫面令他至今仍難以忘懷。「當時的震撼，一方面來自影像，另一方面來自我們明知這個系統如何運作，你就知道警方一定是裡應外合。如果不是，他們不可能 39 分鐘才派人到現場。」市民流如注，場面一片狼藉，當時陌生又震撼的畫面，現在比比皆是，他認為警察變得暴戾，是一個制度的崩壞， 這才是最令人擔憂。
大家僅知道劉偉聰在法律界工作，但他原來曾短暫地當過見習督察。相關經驗大概能解釋為何警察都變得這麼殘暴，「警隊是一個機器， 警察應該不問是非、服從上級，只要上面給予足夠的指令，下屬就會跟從。前線警員那麼殘暴，因他們接收了正式或非正式指令，叫他們視示威者是曱甴，看到同袍對著示威者心口射一槍，同袍會被警務處處長嘉許，這些是非正式指令。」
警察的盲目服從，劉偉聰笑言自己不乖，在警隊無法生存，於是大膽選擇轉行成為律師。他始終認為這世代的年輕人更勇敢，做他不敢做的事，「原本我對這座城市很失望，為何會崩壞到這個程度，但這個夏天看到年輕人走出來以身試法令我很震 撼。看見前線勇武，我不相信他們不擔心人身安全、(辜負)家人期望，就算這樣也願意走出來、負上刑責，我不相信他們沒想過。」
制度崩壞 堅持公義
劉偉聰眼看社會不公，並非每宗案件的判決或理念都令他滿意，但他始終相信香港司法制度，認為司法是秉行公義，而當中矛盾在於世代之爭，「年青人未必滿意中年及老年人的決定，或是法官未必認識年青人，只因他們的世界很和平及穩定。」
他認為香港行政機關早在 2002 年推行問責制已受到破壞，「當時政府用人為親、完全不能制衡，推行問責制後亦無人辭職，這就是行政機關的腐敗。」然而，他相信律政司當中仍有良心律師，與他一起守護最後一根支柱。
他並不否定有示威者的行為是犯法，「法律制度本身是用作維護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先不把法律和道德連上關係，兩者可能是沒有關係，例如車要左上右落、紅燈行綠燈停，這可能只是社會制約，令社會有秩序，所以說一個人犯法，不代表你要譴責他。 」
盲目服從 助大警權
政府通過《緊急法》訂立《禁蒙 面法》，劉偉聰直言政府已病入膏肓。民怨增加，傷口繼續擴大，他認為中共會開始殺人。「不要低估政府的野蠻程度，不要高估中共文明程度，所有暴政都是以殺人的方式了結政治危機，你可以說我悲觀，但有些歷史教訓你不是需要汲取，而是明白。對於他們來說，永續政權才是最重要之事，在永續政權原則下，很多事情都可以犧牲。」
「只要這個制度不滅亡，制度就會報仇，令前面勇武的年青人很麻煩。」抗爭路仍漫長，劉偉聰堅持在自己位置協助抗爭者，當中不僅是責任，亦是出於公義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