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宋高宗先任用岳飞等主战派抗金，之后主和派秦桧独相十八年，签订“绍兴和议”。 [546]1162年孝宗受禅，励精图治，发动“隆兴北伐”失败议和，随后大力发展内政，开创“乾淳之治”。 [544-545]1189年、1194年光宗、宁宗受禅，韩侂胄夺权，开庆元党禁，发动“开禧北伐”。随后史弥远诛韩擅政二十六年。1233年，理宗亲政，早期任用郑清之、史嵩之实行“端平更化”，对蒙战事积极，中后期重用奸臣丁大全、贾似道 [201]。宋度宗即位后专事享乐，国事衰颓。 [547]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朝廷流亡南方，文天祥等忠臣回天无力。1279年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与幼帝跳海身亡，南宋最终灭亡。 [548]
绍兴和议后，多数时间与金朝“淮水—大散关”为界。 [43]统治范围限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与金朝、蒙古（元朝）长期对峙。
南宋虽然外患深重，统治者偏安一隅，但其经济上外贸高度发达 [556]，重心完成了历史性南移； [12] [341]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理学成型确立正统地位，并向海外传播，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 [11]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的一些特征：市民阶层形成、雇佣关系、城市化，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交融。 [12]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意义 [652]，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200]
- 中文名
- 南宋
- 外文名
- Southern Song
- 时间范围
- 1127年 至 1279年
- 都 城
- 临安府 [2]（今浙江杭州）
- 语 种
- 汉语
- 货 币
- 交子（纸币）
- 人口数量
- 8060 万 [274-275]
- 主要民族
- 汉族
- 选官制度
- 科举制
- 主要思想
- 儒学、理学
- 开创者
- 赵构
目录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由于疆域相对于北宋而言位置靠南，史称南宋。 [741]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金朝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徽宗免于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张邦昌无力抗衡，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其为帝。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又称归德军，金称之为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 [153] [161]当时宋朝仍控制河南、关中。 [3] [164]
李纲彩像（清人绘） [287]
宗泽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等人，亦屡次拒绝宗泽要他回汴梁主持大局的请求。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嘲笑他。不久高宗南逃扬州。燕人赵恭冒称高宗弟信王赵榛，聚兵五马山抗金，寻求高宗支持，高宗亦名为支持实予制约，导致其最终失败。宗泽亦忧愤而死。 [155]高宗则派杜充去接手开封府的防务 [156]。宗泽死后，金军决定派完颜宗翰南伐。 [289]
建炎二年（1128年），完颜宗弼大举南侵，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 [79]十二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形势危急。 [291]高宗诏令百官议事。吏部尚书吕颐浩和户部尚书叶梦得都进言请求南巡，借长江之险以防备金军。 [290]
韩世忠苏州石刻像刻于清道光七年，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完颜宗翰破徐州， [293]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于沭阳兵败 [292]，金军随后攻下泗州。泗州（今安徽泗县）前线急忙汇报，高宗听闻后大惊失色，下令连夜搬走私产。 [294]二月初一，高宗的御船停泊在河岸，扬州百姓十分惶恐，高宗才下诏令民众自行躲避金军。叶梦得立马准备好大舟，并用户部剩下的东西补贴官员俸禄和军中物资。 [294]高宗派遣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前往淮河一带筹备兵马。 [295]不久金军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高宗立即和内侍康履和王渊出走扬州。黄潜善和汪伯彦听到高宗出走后策马南逃。城内军民听说皇帝逃出城外，也纷纷向城外逃跑。城中拥挤混乱，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 [296]朝野将扬州大溃退都归咎于黄、汪二人，高宗也不满他们，二人遂罢相。高宗任命叶梦得为尚书左丞 [299]，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297]王渊为签书属枢密院事。 [298]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对金军不抵抗，因与内侍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反而升迁。在高宗从逃亡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79]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忌恨王渊骤然升迁和宦官胡作非为，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 [300]，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二人进退失据，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俘获，两个月后被处死。 [79]吕颐浩因平定苗刘之变有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因此为人所惮。 [337]同年秋，完颜兀术继续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79]
黄天荡之战主词条：岳飞抗金
八相图中的太师、益国公秦桧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礼部尚书秦桧升任参知政事。 [486]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徽宗崇宁、大观以来朝廷滥赏之事，秦桧极力赞成，但高宗坚决反对，秦桧遂附和高宗，并以此为由排挤范宗尹。七月，范宗尹罢相。 [288] [487]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首次拜相。 [488]九月，吕颐浩二度拜相，与秦桧共掌朝政。 [489]秦桧密谋夺吕颐浩权，就让党羽造谣。于是高宗诏命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管政务。 [337]十月，大散关守将吴玠大败金军于和尚原。 [490]张浚承制授他为镇西军节度使。 [491]
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随即在镇江建造都督府。 [508]五月，秦桧奏请设修政局，自为提举，与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政务。 [509]随后，秦桧弹劾翟汝文罢官。七月，朝廷废除修政局。吕颐浩还朝后，谋划赶走秦桧，以朱胜非为助，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黄龟年弹劾秦桧结党专权。 [510]秦桧也擢用胡安国、张焘、程瑀等道学家参与经筵，以图排挤吕颐浩。吕颐浩随即听从席益意见针对胡安国。 [517]于是，秦桧与吕颐浩的矛盾以是否引用朱胜非入朝而展开，以胡安国成为争斗的前锋。吕颐浩利用黄龟年以失职罪罢免了胡安国后，加紧对秦桧的打击，清理己被秦桧控制的台谏的力量。 [518]在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秦桧大力提倡“南自南，北自北”，与高宗的想法相左 [653]，吕颐浩便借助綦崇礼和权邦彦的力量让高宗对秦桧心生厌烦。 [337]八月，高宗降诏，秦桧罢相。 [510]随后吕颐浩独揽大权，大力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道学家都被逐出朝。 [513]吕颐浩的做法打击面过大，在压制道学之人的同时，自己也树敌颇多。再加上他的经济政策又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吕颐浩也在众人的弹劾中罢官下野。 [337]
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初五日，赵鼎建议金军逃归后尤其应当博采众议，做好善后工作。高宗便令吕颐浩等人商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策略。二月，高宗回到临安，升任赵鼎为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以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宋高宗将边务托付给张浚，将朝廷政务托付给赵鼎。赵鼎与张浚并相的时期被认为是南宋初年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有“小元祐”之称。 [406]
绍兴六年（1136年）秋，刘豫派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分路进犯南宋，当时沿长江上下没有军队，赵鼎寄信给张浚让他命张俊与杨沂中合兵剿敌。张俊进军至藕塘大败敌军，赵鼎命令杨沂中援助刘光世，刘光世却已回师。赵鼎请高宗下诏：有不听命者，听任军法处置。刘光世急忙进兵至淝河与刘麟作战，打败敌军。 [511]凯旋而归的张浚回朝后，与赵鼎矛盾开始激化。早在两人刚并相不久，因张浚的行府侵夺了三省、枢密院的权力，部分官员对张浚的做法深感不满，甚至提出辞职。另外，赵鼎对张浚某些军事部署也持怀疑否定态度。 [337]十二月，在左、右两相不睦的情况下，赵鼎请求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
赵鼎画像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定都临安（今杭州）。不久，赵鼎建言进兵。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立即决战。岳飞奏称“金军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指秦桧。枢密副使王庶上书，说和战是存亡所系。秦桧罢免王庶，任用附和议和的孙近。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馆职官员胡珵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和议”阴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 [79]七月间，王伦去金朝商议地界。赵鼎要求依钦宗时签订的旧约。秦桧与赵鼎因此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十月间，赵鼎罢相。之后，参知政事李光也与秦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失败。随着李光被贬，朝中再没有与秦桧抗衡的力量。 [337]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同时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十一月，高宗下诏，传达金国要宋廷屈己议和，百官多认为金国之言不可信。秦桧擢升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排挤朝中议论不合之人。吕本中、张九成 [402]、冯时行 [404]、胡铨 [403]等皆被贬出朝廷。
岳飞坐像为南薰殿旧藏历代名臣像。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一月和议达成后，按金朝规定，秦桧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之孙秦埙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秦熺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 [653]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主和派万俟卨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 [401]
自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即位，皇位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但宋高宗作为太上皇，仍然对孝宗施加压力，而且纵情享乐，花费巨大。 [79]
张浚像取自清道光修《浙江山阴张氏宗谱》。接着，孝宗又清理了其他各种冤案，为遭秦桧迫害的李光、赵鼎、范冲、朱震等人恢复名誉，厚待其子孙；对于那些尚健在的，则大多重新起用，不少人还被授予显位重职。如辛次膺、胡铨在高宗朝以敢于抨击秦桧而著称。孝宗即位后，立即将两人重新召回。辛次膺初任御使中丞，旋升同知枢密院事，进而担任参知政事。胡铨亦被授予权兵部侍郎之职。 [116]
史浩画像 [123]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张浚和他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轻举妄动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可以诏令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 [80]史浩听说出兵而未经其同意，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支持张浚出兵。 [79]随后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381]
主和派宰相汤思退画像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廷在金大军胁迫下达成《隆兴和议》。主要内容为：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 [70]，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因和议至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 [79]
主词条：乾淳之治
虞允文像取自清宣统修《江苏云阳虞氏族谱》。因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宋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尚书陈良祐反对，随后被贬官出朝。 [85]虞允文向孝宗推荐李焘或范成大为遣使人选。因为李焘拒绝，范成大便于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成大，回书拒绝。 [86]此举显示南宋朝廷敢于提出挑战。 [79]
宋孝宗赵昚之后，由于同时期的金朝也出现了金世宗治下的“大定之治”，宋廷找不到边衅可作为破坏和约的北伐借口。孝宗便着重于发展内政。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为相治理国政，还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等直臣和铮臣 [71]，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72]
与此同时，战与守的争论并未随国家建设停止，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而思想家陈亮针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他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甚至吕祖谦的一些门徒也接受了陈亮的影响。陈亮还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事功”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79]
王淮像取自《浙江金华赤松王氏宗谱》。淳熙五年（1178年），史浩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传播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又指责朝中官员。孝宗很不悦，令赵雄加以驳斥。赵雄认为处罚朱熹反而成就了他的名声。加之翰林学士周必大也极力劝阻，孝宗才停止处罚。 [91]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79]
支持朱熹的道学联盟领袖周必大 [124]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保守势力积极活动。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二人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淳熙十五年（1188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 [79]孝宗随后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偷窃程颐、张载绪余”，创立道学。在受到任命之后且迟迟不赴任，并请将朱熹停罢。 [92]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为朱熹辩解。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指出林栗用“道学”名目攻击朱熹，残害善类，请求孝宗严正纪纲，扶持善类。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弹劾林栗，林栗被罢免，出知泉州。 [93]朱熹也免官出朝。 [87]
和战之争以及道学和反道学之争并未随着主战派王淮的罢相病死和道学领袖朱熹的离朝停止，反而随着孝宗、光宗接连的两次禅让所导致的政局纷争愈演愈烈，直到韩侂胄发动的“庆元党禁”。 [88]
赵惇李皇后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绍熙三年（1192年）开始，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李氏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 [75]李皇后还屡屡离间孝宗与光宗，使二人长期失和。光宗内受制于李氏，久废朝拜太上皇之礼。上自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以过宫为请求的人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叩头而泣、竭力劝谏的人。宋光宗一开始有回心转意的意思，又被李氏阻止而不成行，都城的百姓都开始担忧皇帝的状况。 [76]
傅伯星《李后弄权图》绍熙五年（1194）五月，太上皇赵昚病笃。六月九日，太上皇病逝。光宗始终未去重华宫问疾，也不执丧，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左丞相留正建议，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监国。留正于是率宰执多次请求光宗，光宗表示想要退位。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主张禅位给嘉王，而留正认为尚未建储议论此事会引起麻烦，于是称病离开相位而去。赵汝愚被迫通过知阁门事韩侂胄将内禅之意向太皇太后（宪圣慈烈皇后）请示，次日，赵汝愚请立嘉王为太子，并且说到光宗批有“念欲退闲”，于是太皇太后应允。七月五日，太皇太后命赵汝愚以旨谕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立皇后韩氏，其父为韩同卿是韩侂胄之兄。光宗被尊为太上皇帝，李皇后被尊为太上皇后。 [74]
韩侂胄因拥立有功被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皇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 [79]
宁宗恭淑皇后韩氏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在京镗的示意下，韩侂胄提拔秘书监李沐为右正言，并弹劾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赵汝愚罢相出朝 [101]。消息传出后，太学生杨宏中立刻联合徐范、张道、林仲麟、蒋傅、周端朝等五人上书朝廷，营救赵汝愚。韩侂胄将六人遣送“编管”（即交给地方官去管制），时人称为“六君子”。 [102]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伪学”，请宁宗抗金，识辨道学。 [96-97]于是国子司业汪逵、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都被罢免。 [97]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为得到升迁，迎合韩侂胄，首开“录真去伪”的议论，借此排挤道学派。 [103]吏部郎官糜师旦再次请考核真伪，被迁为左司员外郎。张贵模攻击《太极图》，也被赏赐。 [97] [338]
糜师旦像取自1917年修江苏武进等地《糜氏宗谱》。庆元六年（1200年）秋，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并罢免因韩侂胄得势的陈自强，还请求任命周必大取代韩侂胄。御史施康年上书弹劾，于是周必大被降官一级，吕祖泰被流放拘管。 [112]不久后，由于提出党禁的京镗已死，韩侂胄又想要为北伐笼络人心，加之张孝伯提醒韩侂胄将来有报复之祸，韩侂胄便授意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请求杜绝天下攻讦、停止指认伪学。 [113]
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台谏上奏宁宗“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 [115]一大批列入“伪学”并主战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114-115]
韩侂胄为了实现借北伐来稳固统治，再度起用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出任浙东安抚使，并起到了重要作用。 [79]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支持抗战派将士。 [126]不久后，又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一时传诵，大快人心。 [130]韩侂对秦桧贬抑，对妥协势力进行沉重打击，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79]
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 [128]，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 [131]次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进兵，二人提前出兵，攻其不备，还声东击西，金军败溃，宋军收复泗州。 [132]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 [133]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北伐。 [134]
韩侂胄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 [129]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出任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但早在伐金前一月，吴曦已里通金朝图谋叛变。 [125] [135]金朝指令吴曦按兵不动，并密许其作蜀王。 [79] [135] [141]韩侂胄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军有吴曦在四川接应，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 [138]六月，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李爽攻寿州、皇甫斌攻唐州、王大节攻取蔡州都战败。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 [136]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一上任就放弃泗州，并贬斥王大节等人。 [137]战争形势因此变为金军南侵。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 [142]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信阳等地。 [143] [145]不久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 [144]年底，金军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送金使北归。 [145-146]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 [146]
安丙塑像韩侂胄筹画再战时，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之子、时任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对记恨韩侂胄的皇后杨桂枝以及其兄杨次山勾结，在联合皇子赵询上奏宁宗无效后，派人在上朝时把韩侂胄害死。 [175]韩侂胄死后，军政大权全归史弥远。随后，苏师旦被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要求，把韩、苏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 [179]，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512]
赵扩杨皇后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史弥远执政后，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 [178]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罢官。已经死去的辛弃疾仍被加罪。叶适因而被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 [176]史弥远排挤走卫泾以后 [5] [183]，又升任右丞相。 [182]但拜相仅月余丁母忧，而钱象祖也被论劾出朝。 [184]御史中丞章良能则升为同知枢密院事。 [185]太子还建议宁宗赐史弥远宅邸供其服丧，而史弥远则坚持在老家守丧。 [186]
楼钥头像取自清光绪修《浙江山阴娄氏宗谱》。同时，史弥远独揽相权和军权，破坏宰执制度，前后独相达二十六年。从他开始，宰相兼枢密使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权臣专政的局面以直接影响。从嘉定六年（1213年）起，他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 [118]另一方面，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只把官员任命结果告诉给赵扩，从来不取旨奏禀。史弥远还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 [118]最后，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样，史弥远既杜绝言路，又让台谏成为鹰犬。 [118]因此嘉定政治成了史弥远专政，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赵扩也习惯了做傀儡皇帝。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抗争史弥远专政。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 [127]诛韩以后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曾上书赵扩，大忤史弥远。 [118]
史弥远画像 [123]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次日，以病危致仕。数日后，史弥远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 [118]理宗还把本应归还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作家庙。理宗还专门下一道“保全故相史弥远”的御笔手诏，不仅史弥远的罪行一律不准追究，凡涉及三十年来史弥远及其家人的行为都不许论奏，也防止了他人追究自己的得位不正之事。 [120]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其流毒比韩侂胄更深、为害更烈。 [336]从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已不可逆转。 [118]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理宗始得亲政，他从小生活在民间，想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史弥远擅权时期排斥异已，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也不利于统治。为此，他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时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势力趋向平衡，遂诏改元端平，史称”端平更化”。在除史弥远为左丞相的同时，理宗以参知政事郑清之为右相，又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 [120]
崔与之石刻像同时由于金朝已经大势已去，宋理宗也抱有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的希望。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灭亡后，赵范、赵葵、全子才等建策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地，以扼制蒙古军长驱南下，理宗采纳其建议。六月，命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京（今河南开封），赵葵率淮西兵五万经泗州（今江苏盱眙）赴汴，继又进据洛阳。但因经多年战乱破坏，州县多为空城，粮饷不济。蒙古军乘机来攻，又决黄河寸金淀（今河南开封北）灌宋军，宋军多溺死，余部大败而回。 [67]
对外作战失败后，宋理宗便专心进行内政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驱逐史党。他虽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论劾而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不胜枚举。 [171]
二、审慎用相。在听从崔与之的建议后，理宗决定慎择宰相，纠正了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 [171]端平三年（1234年），郑清之罢相。史称郑清之“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171]
史嵩之画像 [123]
杜范画像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一死，理宗就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一抹余晖。 [171]
魏了翁头像取自清光绪修《浙江余姚魏氏宗谱》。
理学名臣真德秀像其六，尊崇理学。理宗即位后便进封朱熹为信国公。作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理宗于端平元年（1233年）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建议，享受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瑷、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伯，与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列入孔庙从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孙、苏、欧也被迁出。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试、吕祖谦补祀孔庙，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 [171]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真德秀、魏了翁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后，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并称二贤。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理宗召用二人，主要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171]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而名至实归。 [171]
吴潜画像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汗之后，派遣使者郝经与贾似道继续谈和，但是被贾似道扣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理宗下诏立其弟赵与芮之子、先天不足的赵禥为太子。 [121]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即位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 [79]
贾似道画像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宋军利用汉水把物资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 [202]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消息，度宗并不知此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 [206]在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吕文焕最终投降，襄阳保卫战结束。 [207]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上书反对，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 [203]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劝其“幡然改悟”，贾似道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 [205]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天下之势，十去八九”，斥责倒行逆施，并献上二策。贾似道大怒，随即将其罢免。 [204]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救亡建策，一意孤行。 [79]
陈宜中像
江万里像此时元兵南侵，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建康降元。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守臣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臣纷纷投降 [226]，仍有池州通判赵卯发同妻子自缢殉国 [220]，饶州知州唐震不屈而死 [219]、原丞相江万里与儿子投水而死。 [221]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临安守卫空虚。谢太皇太后遂号召天下勤王。各地大批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不予响应。但仍有郢州守将张世杰 [225]、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 [223]、湖南提刑使李芾 [224]率兵入援。 [79]
元兵将至临安，临安全城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都逃跑了，朝中十分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都劝台谏弹劾自己，奏疏还没有呈上就出关逃跑。太皇太后谢道清听闻后在朝堂下诏怒斥群臣，但是仍然不能禁止这种行为。 [229]
南宋爱国宰相文天祥 [7]
陆秀夫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宋祥兴二年，1279年3月19日），被俘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全军覆没，陆秀夫彻底绝望，在安抚幼主之后，将国玺绑在幼主身上，背着他跳海自尽。而张世杰在崖山战败后本欲突围，却得知陆秀夫已背负幼主跳海自尽，自己也无力回天，最后因飓风翻船而溺死。 [740]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四十多年与蒙古抗衡以失败告终。南宋在中国南方153年的偏安统治结束，而赵宋宗室在中国320年的统治亦终结。 [117]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军的入侵而大大南移。南宋初，金军一度攻入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宗磐等人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 [616]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军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 [42] [190]
主词条：宋朝行政区划
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定都临安府；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成，次年割地定界。于是南宋分全境为十六路，逐路设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政。又转运司、提点刑狱司除两浙东路、两浙西路通常合并为一个转运司，其他分路与安抚使司同，只是治所间或不同。南宋路制沿袭北宋，唯两浙路分东西，梓州路更名潼川府路。且于南宋百余年间无大变化，仅利州路时或分东西或不分（分则全境为十七路，合则仍为十六路），荆湖南北路一度改为东西路而已。统县政区仍为府州军监四种，唯府的数目更形增加。以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为准，共17路，领府27、州132、军34、监2： [189]
最高区划 | 下辖地区 |
|---|---|
表格参考资料： [538] [615]
主词条：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191]
主词条：南宋官制
- 中央官制
南宋大体上继承了北宋的中央官制，在局部稍有调整。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576]孝宗时，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是三省合一。 [575]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至乾道八年（1172年），随着左、右丞相制度的确立，孝宗确立了朝务向首相、次相负责，首相、次相向皇帝负责的新政治体制，牵制以不次用人原则的佞幸政治，基本在官僚体系内扫清了障碍。 [58]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1129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575]
- 地方官制
宋代路级各监司职能的权力界限大致如下：有关户口、婚姻、税赋之事由转运司负责，而狱讼、经、总制钱的征收归于提刑司，一路常平、茶盐事务由提举常平茶盐司管理，而地方军政、督捕盗贼则是安抚司的管辖范围。 [366]但这一划分相当粗略，这些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也在南宋发生了变化。南宋初年，由于军事动荡，安抚司代替其他监司，成为一路最重要的管理机构，但随着和议的缔结和南宋政权内部的稳定，安抚司很快衰落，到南宋中期至宋末，主要的四个路级机构权力往往被新的高层政区机构如宣抚司、制置使司等接管，致使它们沦为执行机关，同时由于南宋末年的地方社会趋于贫困，保证税收的充足就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因而其职能也越来越单一化为以财政事务为导向。 [367]与此同时，地方主管官员常常通过各类形式的“兼职”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些兼职为地方治理的顺畅发挥了作用；路级官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兼职类别，如路级官员的互兼、监司兼郡、兼任军职等。北宋的兼职通常属于制度化和职务性兼职，南宋的非制度化兼职和职位性兼职大量增加，形式上也更具“随意性”，多于北宋。 [367]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这种“隐性”因素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361]
军事 | 行政 | 财政 | 监察 | 司法 | 宦官 | 馆职 | 文书 | ||||||||||||||||
|---|---|---|---|---|---|---|---|---|---|---|---|---|---|---|---|---|---|---|---|---|---|---|---|
（1127— 1134年与枢密院共存） | 宰相领财政 | 入内内侍省 | 殿学士 | ||||||||||||||||||||
殿前司 | 侍卫亲军司 | 枢密使 | 左丞相 （尚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 右丞相 （尚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 御史 中丞 | 大理 寺卿 | 1160年内侍省并入 | （权直）直 学士院 | |||||||||||||||
建炎初废，1135—1137年重建，后无实权 | 枢密 副使 | 户部 | |||||||||||||||||||||
— | 刑部 尚书 | 礼部 尚书 | 工部 尚书 | 兵 部 尚 书 | 吏 部 尚 书 | 户部 尚书 | 殿中 侍御史 | 左断刑、右治狱 | 翰林学士遇缺，则以侍中、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兼直学士院。也有尚书兼权翰林学士不带知制诰 | ||||||||||||||
备注：黑体字为机构，普通字体为官职，同行的官职不代表其实际品级相同，只说明该官职在其系统内的高低 | |||||||||||||||||||||||
- 官员兼职
官员兼职在宋代尤为突出，这既源于其政治制度之设计，又是强化专制集权之考量，也是治国理政之所需。 [365]由于南宋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下，官员兼职的现象也比北宋要多，从临时现象逐渐成为制度性的一种规定。南宋宰相兼职基本承袭于北宋，但因南宋时常遭受金朝袭扰，同时国家财政日益匮乏，为应对以上难题，南宋统治者常通过设立独立机构，赋予宰相兼职的形式，使宰相统筹应对国家面临的军事、财政危机。较之北宋，南宋宰相兼职财政类、军事类的职权更为频繁，同时宰相职权也因之更为庞大。 [362]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成立修政局，是依循王安石创设三司条例司和蔡京创建讲议司的惯例。 [363]即这一机构是秦桧为敛权而专门要求高宗设置的，用以达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 [363]的目标。
- 权相政治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8]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8] [539] [549]
- 宦官预政
南宋时期，君臣鉴于北宋末年宦官专权的危害，对宦官预政进行了严格的防范，宦官的权势因此大为削弱，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宦官干预军事的现象减少，但在政治、经济等其它方面仍然表现活跃。 [45]
宦官作为君主的家奴，本身没有选任官员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凭借君主的恩信而对其进行干预。 [45]建炎年间，原康王府内侍康履等恃恩用事，援引官员。其中，王渊善于奉迎，结交康履得到枢密使的职位。 [46]淳熙年间，陈源因提举德寿宫而颇受孝宗宠爱，其家仆相继受到进用。 [47]宦官的行为对君权造成了威胁，且容易形成集团势力影响专制。因此，君主在得知宦官的恶行后，会对他们严加防范和疏远。孝宗就采用降级的方式打压陈源。 [47]高宗、孝宗多次强调宦官要守本职。 [48]但常有宦官敢于以身试法。庆元年间，宦官王德谦得势，吴宗旦交结攀附。但他的这一行为立马遭到朝臣弹劾。 [49]因此，宦官为防朝臣攻击自己，常对官员进用进行干预。当时牟子才画唐宦官高力士脱靴图送权宦董宋臣，董宋臣与丁大全合谋，命令御史诬劾他。 [51]淳熙四年（1177年），宦官惧怕李季修在制策中攻击自己，因此全力阻扰他被重用。 [50]可见宦官正是通过君主的信任而对用人之权大加干涉，并逐渐结成利益集团。另外，君主有时也会对宦官荐人持默许态度，但这只是出于君主的赏赐，同时也是出于君主利用的考虑，并不与严禁宦官干政的原则相悖。 [45]
宋代宦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常不自觉的参与到宫廷内部争斗中，如谋废皇帝、插手妃嫔间的争斗及离间君亲关系等。南宋虽然没有出现宦官废立君主的情况，但在拥立君王、离间君亲及进荐嫔妃等活动中，仍然表现活跃。 [45]
总体上看，两宋初年，宦官与官僚百姓矛盾激化而遭到攻杀，加上金军的掳掠，势力锐减。南宋初期至建炎年间，以康王府旧人为骨干的宦官集团凭借宠信，权势复炽，后因苗刘之变，再度削弱。建炎以后至理宗，政权逐渐稳定，宦权得已恢复，但受到君臣有效控制。南宋末期，理宗昏乱，重用宦官，权势达于南宋顶峰。 [52]但不论变化如何，南宋宦官权势总体上是被削弱了。皇权和相权的集体强化、权臣的强势和台谏等监察机构的正常运转，使得南宋宦官权势始终得到有效的压制。 [45]
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描绘了南宋初的政治形势与事件）
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描绘了南宋初的政治形势与事件）- 台谏强化
相比于北宋多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给事中为宰执考虑人选，南宋时期更为倾向的通往宰执职位的台谏之路。台谏弹劾执政，而后取代执政，大多是体现士大夫政治内部的政争。然而，在君主制下，权力制约还有皇权。为了让皇权不成为政治行动的障碍，在士大夫政治的格局之下，南宋又创出了新的政治形态。 [194]尤其是以台谏兼经筵讲读官，实现了陈亮提出的台谏“谏身过”和讲读是“谏心过” [197]合一，由此完成了士大夫对君主的身与心的掌控，从而确保在君主制下的“宰辅专政”的权力基础。 [194]
同时，经筵交流也是皇帝得以了解政情及与臣下交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 [196]士大夫可以在经筵这个场域中关于具体事件与皇帝有着更为充裕的来往回复的商谈，也更容易把握皇帝的意向及引导一些政治事件和人事处理的方向。 [195]故而经筵实际上牵动了诸多的政治势力。 [194]相对于常规行政体制内的行政性奏对，“经筵留身”等非行政性奏对，带有帝王私人色彩。 [196]这既使得君主可以防止信息被垄断，也使更多臣僚获得了与君主直接面谈，进而参与议政的机会。 [195]台谏官把持了经筵渠道，极大强化权力。例如秦桧执政末年，董德元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担任经筵讲读官获得高宗赏识，最终弹劾执政担任参知政事。在董德元之后，不同层级的台谏官更多地参与到经筵中来，以此途径控制君主，巩固和确保在君主制下宰执的权力基础。 [194]
被援引的经筵官，往往与宰执有较密切的关系。利用自己所进用的经筵官，宰辅大臣可以通过操纵人选来控制经筵言论。经筵官既可助援引人，又可替其观察皇帝的动向。同时，由台谏参预，还单纯了经筵官的人选来源，相比于之前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既可某种程度减少和隔绝皇帝通过其他系统官员获得的信息，更可“察人主之动息” [199]。至宁宗前期，“台丞、谏长暨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 [198]“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日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台谏参预经筵，占据了君主的最后一个空间。从此，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形成全面掌控。 [194]
南宋时期，在继承北宋台谏官兼职经筵的基础上，南宋大力发展这一传统，在高宗朝形成了每除言路，必兼经筵 [198]的政治模式。秦桧、韩侂胄、贾似道都以把持言路，利用台谏官兼职经筵来达到获取信息的目的。 [364]台谏入宰执、言官预经筵的政治模式，为权相辈出提供了保障。权相对权力全面而稳固的把持，背后有台谏势力与之相配合。台谏势力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力量为依托，士大夫政治力量又因台谏势力的运作而更为强势。 [194]
- 学士院群体
南宋政权建立后，南宋朝廷公信力与威信都已降低到了极点。对新生的南宋学士院而言，如何继承北宋旧政治资源，协助二府宣发命令以接续北宋正统，维持人心秩序便成了这一时期学士院的当务之急。而在政权稳定后，特别是皇权将日常政务处理部分让渡给相权后，如何实现政权的稳定运转，与高宗亲政后重建皇权政治，都是南宋学士院及其官员群体参与下的一种新式政治运作的发育过程。 [58]
宋金战争期间的学士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草诏、顾问之职责，承担安抚中央与地方联络的作用的话。随着宋金战争的逐渐结束，学士院也在扮演着沟通南北的新作用与职能。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十二日诏“诏学士院人吏，应奉修写机密国书过七十次至六十次。” [60]抄写国书之次数，一人竟可至七十次以上，这表明国书之往还十分繁多，而学士院就是高宗和宰相同金国联系的窗口。 [58]宋高宗时期，学士院官开始更多的介入宰执圈层的争夺，但翰林学士本身地位与政治影响力较北宋时却有所降低。绍兴年间，赵鼎攻击吕颐浩，吕颐浩则想要提拔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肯就职，且继续弹劾，最终担任签书枢密院事。 [59]二者同为“四入头”（宋时任用执政大臣，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挑选），翰林学士须得推荐，而御史中丞亦可通过弹击罢相以达到目的。 [58]
乾道前期外部环境稳定后，学士院官的参谋职能因此得以伸展，在学士院官的参佐之下，孝宗确立了一套新的官制。院官在草诏过程中也有辅助决策的作用，而彻底将宰相排除在外。 [58]但到了其统治中期，学士院官从职能上反倒有所缩小，这是左右丞相制度确立后新一轮权力分配所导致的，学士院参佐决策的职能日渐因顶层设计的需要被挤压。任用上开始呈偏向使用秘书省官的形态，对于学士院官的人选上亦只是“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 [61]而并不带有予以重任之想，只需奉旨写作诏书即可。例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时，内外制之责只由陈居仁一人处理时，孝宗反倒颇为满意。 [62]而即便是草诏这一基本职能，也更多为孝宗假手他人。如身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胡铨在隆兴元年（1163年）曾代草国书。 [63]侍读学士并不属于学士院官，但仍承担了草诏之责。 [58]
此后，学士院在宁宗、理宗朝皇权的第二次、第三次寻租下日益衰落，膨胀的相权直接将之排挤出核心政治圈，成为实际受宰相控制下的文字之司，甚至宿直职能，直到理宗末年才重新恢复。又很快因贾似道的专权和度宗的低能成为装点门面的文饰。 [58]
- 宗室群体崛起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军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南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 [763]
在高宗时期，宗室群体不仅在各地州县的保卫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朝廷政治中心也有重要影响。高宗曾对在平定“苗刘兵变”的另一位宗室赵子潚说：“宗室与国一体。”足见南宋初期，高宗眼中的宗室在维护赵宋王朝延续的重要性。 [762]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年）曾下诏：“宗室添差差遣，每州十县已上，不得过十员；不及十县至五县去处，各随所管县分数目添差；三县已上五员；三县已下三员。诸县万户已上三员，万户已下二员。仍并以二年为任。” [764]此诏书对宗室群体出任官职的名额虽有限制，但与北宋相比增加许多。宗室群体以此积极摆脱在政治上“无为”的局面，他们处于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能够在南宋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763]
宁宗朝宗室宰相赵汝愚宗室群体的政治地位提升在士大夫群体眼中，若权力过于集中于他们手中，会对皇权政治产生冲击，故南宋的士大夫群体处于与之制衡的对立面。由于南宋初期禁令的限制，宗室群体一般不担任宰相等职，虽然光宗朝赵汝愚任宰相，只是昙花一现。 [763]尽管如此，不管从任官人数还是任官职务上柬论，南宋宗室在政治生活中都有着更大的作用。随着宗室的不断发展，到了南宋中后期，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766]宋宁宗后期，在选择继承人时，便以高宗事例作为榜样，以宗室为继承人，保证了平稳过度，虽后有赵竑叛乱，但很快被平定。理宗也成为了南宋最后一个宗室出身的皇帝，期间宗室群体广泛地进入政坛高层，虽未有宗室成员位列宰执，但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府的政务运作中发挥着自身独有的功能。 [763]
- 望族政治
宁国吴氏是南宋中后期显贵家族之一。吴氏自先祖吴仁寿于北宋时期迁居宣州宁国以后，家族逐渐兴盛，至南宋中期吴柔立、吴柔胜时己成当地望族。吴柔胜之子吴渊、吴潜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吴潜两次担任丞相，宁国吴氏进入鼎盛时期，俨然成为显贵大族。吴柔胜与吴渊、吴潜兄弟，为宁国吴氏家族杰出代表人物，父子均以科举入仕，长期担任地方官，治绩卓著，有“吴氏三杰”之称。吴潜本人更以状元身份走上南宋政治舞台，成为南宋政坛的重要人物。南宋建立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权臣屡次把持朝政。出生儒学世家的吴氏父子，始终秉承忠君报国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在吏治、用人、经济、文化和边防方面，都有自己看法和主张，并力图付诸实践，特别是吴潜官居宰相，参与南宋后期朝政，其宦海浮沉更能反映出南宋后期政治进程。 [798]
史氏家族作为南宋四明的一支名门望族，也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在它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史家的三位权相一一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是史家在仕途上的代表。 [800]大量子弟通过考中进士和恩荫等途径，进入政坛，取得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辉煌仕宦盛况，并一定程度上推动四明士人群体仕宦的发展。正是由于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人的举荐，四明士人大量进入南宋政坛，而进入政坛后的四明士人又相互举荐提携，从而形成了一个显赫的四明高官显宦集团。在南宋政坛，四明地区出了五个丞相（除史氏三相外，还有魏杞、郑清之）和八个参知政事。 [799]宁波史氏以其辉煌的家族发展史，对南宋宁波地域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地域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799]
史氏家族世系表
史氏家族世系表- 民事法律诉讼
南宋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客户”的身份也随之改变，变的更加自由，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从而扩大了民事法律主体的范围，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推向高峰。宋人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宋初之时，针对国家占有土地的的实际状况，因势利导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度，同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人与人之间的土地交易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这极大的刺激了宋代土地交易市场的繁盛，使得土地的转移空前加快 [507]，土地纠纷也日益增多，史称“千年田换八百主” [502]，“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 [503]。北宋政府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着生活中土地交易的发展，再加上当时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些都为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所谓“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504]。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涉及土地田宅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南宋司法越来越关注这些逐渐复杂化的不动产纠纷。 [501]
北宋初年，对于田宅之类的诉讼，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即“务限之法”。法律明文规定：“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 [505]而到了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大理卿李洪上奏言：“务限之法，大要欲民不违农时，故凡入务而诉婚、田之事者，州县勿得受理。然虑富强之家乘时恣横，豪夺贫弱，于是又为之制，使交相侵夺者受理不拘务限。比年以来，州县之官务为苟且，往往借令文为说，入务之后，一切不问，遂使贫民横被豪夺者无所伸诉。欲望明饬州县，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 [506]最后孝宗批准了李洪的建议。可见，最迟于南宋孝宗时期，对侵夺田产的行为，在法律上已不再受时间上的限制，尤其是豪强侵夺贫弱的行为。 [501]
北宋初期的民事诉讼制度承袭了唐代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变革，但幅度并不大。从总体上看，北宋的民事诉讼制度与唐代的基本是一致的，但到南宋时期有很明显的变化。南宋民事诉讼制度在承袭唐和北宋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南宋社会需求，有了显著的发展，其表现为：首创了“断由”制度，完善了越诉制度，调解的制度化等，这些发展变化使得南宋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逐渐趋于完备。 [557]
- 司法审判
南宋时司法裁判中普遍的风格，即司法官员判决依据的多元化。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之时并不完全是依照法律的规定，除法律之外，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审判官员会考量诸如情、理以及道德等多种因素。南宋时司法官员在审判实际纠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案情变化多端，并不能完全为法律所囊括，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虽说是司法官员裁判的主要依据，但制定法以外的的情、理等社会规范同样被经常引用，用来作为法律的补充性规定，解决法所不及的情况。 [501]“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 [587]
南宋时期地方官员的侦查审判手段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既有诸如检验、讯问之类以正常形式进行的，当然也有通过耳目等非正常方式秘密调查的，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他们最终的的目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伸张正义，这些官员给予庶民百姓的的恩惠都是比较实际的，往往能使受冤枉者得以平反。 [501] [586]
- 官员绩效考核制度
宋代地方官吏升迁降黜的制度称为磨勘，即是以官员任职资历年限为标准决定其职位升降，磨勘有着固定的年限限制，地方官吏通过考课的政绩可以冲抵磨勘年限，如果考课不合格，还会因此延长磨勘期限甚至受到惩处。因此，考课对于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南宋的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经历了从疏到密，由简至繁的过程，体现于考课机构、考课范围、考课标准、考课程序三方面。 [577]
在考课机构设置上，南宋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太祖时期就已经设置了审官院专门负责官员的考课。宋宁宗时期，又在御史台设立考课司负责官员考课。 [583]在以专门机构考课的同时，南宋也经常从中央派遣使者考察地方治理状况，据此可以对机构考察的遗漏或作弊情况进行纠正。在考课范围上，因战争导致人口的减损，所以绍兴年问，单独以人口是否增长对守令进行考课。 [582]绍兴五年（1135年），又制定了县令考课的范围，包括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具体的考课方法则是在北宋四善三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四善四最之法。 [578-579]同时，守令的考课方略也有所更改：宣诏令、厚风俗、劝农桑、平狱讼、理财赋、兴学校、实户口。 [579]而有关监司的考课内容最多，累计共计十五条，分别有是否完全奉行诏令、兴利除害、有没有朝廷下达的本路已上薄过失和惩罚不完全过失犯罪、受理诉讼和在指挥州县官员处理公事时有无拖延怠慢情形、有无因为受理诉讼改正了州郡官员不正当的处置结果、其职责有没有完全履行，施行政事时有无不当。 [589]例如转运司不正当转移使用财富，致使国家财产亏损或者在收税时没有遇到天灾却税额减少，或者缺乏旌政能力导致国家财产需求不足以及在应该发放或者偿还其他部门财时因为没有精打细算致使财政出现亏空；提点刑狱司不履行督查主兵及捕盗官训练士卒，修整装备的义务；提举常平司出卖其所管理的田产或者累欠税赋，不兴修农田水利，不按时或不按法律规定制作账簿，在编排保甲的时候不妥当导致废弛 [577]、在向朝廷上奏时奏章内容有没有不恰当以及有没有就以上的不合格内容上奏一一说明、其按察范围内的官员因犯赃罪被处以流刑以上及按察行为不适当的、向上推荐保举的官员有无不当、有无劝课农桑，开垦农田或者修提拔水利或者修正废置的田地让百姓种植桑树、枣树一类。有无招募流民增加户口，及召集逃户回来置业，或者招募人户为佃户，而不是靠分家析产来增加户口，本年内有无天灾人祸，官员是如何计划赈灾的或者因为其失于赈灾导致户口逃亡的，说明其巡查了哪些州县，从何时出发到何处以及何时回来，有无未巡查的地方并说明缘由 [588]、每年向朝廷上供的钱物有无缺少、有无平反所管辖地区的刑事案件或者拖延处置的案件、查获了多少盗贼，还有多少盗贼没有捕获的。 [584]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又向淮东、京西路州县下诏，重申如有增加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的情形，年终让监司据实比较，作为考课的重要标准之一。 [581]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又命湖南、湖北路的守令开垦田畴，如果开垦数量在一千顷以下的，考核时降低名次，延长磨勘期限。 [580]宋代关于考课程序方面最重要的创新是历纸制度，是将地方官员的过往政绩以及其上官对其政绩的评价以正式、书面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制度，由此可以防止地方官员报送考课成绩时弄虚作假 [585]，也使得上司需要对其所书写的下属的政绩负责，在一定程度能够防止考课时上下勾结、相互包庇现象的出现。 [577]
南宋地方官员考核沿用的唐代考核地方辖区内人数增加的考核方法，并将农业发展和税收财富作为辅助考核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考核方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虽然这项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时代局限性，但在考核方法、考核内容、考核结果运用和监督检查等方面也具有一些闪光点：一是考核方法更贴近基层。宋代官员考核方法主要采用磨勘制和历纸制，考核从基层官员开始，注重挖掘基层人才，能够有效约束基层官员，促使他们更加廉洁奉公，忠于朝堂。二是绩效考核内容个性化。南宋对于官员考核体系更加系统完备，对不同职务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内容都有所区别。特别是针对地方官员考核，详细到辖区内，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税赋情况、社会治安情况等等，在对本年考核结果出来之后，与上一年进行对比，最终能够看出官员一年内执政水平。三是考核结果有效运用监督约束得当，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不正之风、抵制拉帮结派还是起到积极作用。 [568]
- 官员追责、罢黜制度
南宋时期中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产生了重大变化、获得重大发展，行政责任追究被广泛使用，对官员予以行政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完善和丰富，行政责任追究逐步形成了体系并迅速成熟起来，责任追究的主体、追究的程序、追究的类型、追究的形式等越来越清晰。 [558]
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极为严格。南宋承续了唐朝法律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针对官员这一特殊身份者的犯罪，设置多种资格刑，从而补充“五刑”。比如，针对官员的资格刑还有免官、除名、免所居官、降名次、勒停、降官、差替、冲替、追官等。宋理宗时期的《吏部条法》中列举了“通用格”，将官员的行政责任分为各个层次，按照责任的不同或追回官衔，或撤销所带官职，或者勒令停职、降低官品 [562]、送某州居住、安置、责授等。 [560-561]《吏部条法》通用格中的各种责任追究，就是非常典型的对官员的行政责任追究方法。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大部分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宋代和官员责任承担、职权等相关的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立法的总数远远超过前朝。《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等和官员责任及其追究相关的法律在前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新发展，这些法律中对官员行政方面的规定比《唐六典》更为具体和丰富，同时还更具可操作性。比如在《吏部条法》的《差注门一》中就规定，对官员按照其政绩的大小予以奖励，无政绩或者工作造成失误乃至损失的，据情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惩戒，经过考核后负分40者追官、降官、落职不追官、特降、勒停等，上述对官员的惩戒也就是行政责任追究的方式之一。 [558]
南宋对官员行政责任追究的具体方法有如下：（1）限制官员的人身自由。比如，南宋法律规定的对官员编管、羁管、安置、居住等措施，即属于对官员进行人身自由限制的责任追究方法。此种责任追究方法中，让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官员迁移到官府指定之地，将其居住范围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限制其人身自由，剥夺其相应政治权利，便于官府管理监督。南宋法律规定，按照官员应承担责任的大小、罪行的大小确定其移居的远近。但是，宋代统治者对官员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局限于某种责任承担方式。 [559]（2）剥夺或者降低官员的品序。南宋法律规定，对官员可采取除名、勒停、冲替、追官、夺职、降差遣、追官告、展磨勘、降名次等剥夺或者降低官员品序的方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此种官员责任追究方法，因为能够较好地发挥对官员的监督制约、惩戒功能，被南宋统治者普遍推行。（3）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责任追究方法，让官员为此而付出经济上的相应代价，同时也不一定对官员仕途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属于较轻的官员责任承担方式。南宋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方式主要有罚俸、罚直、罚金等。 [558]
《庆元条法事类》里官员行政处罚的条款
《庆元条法事类》里官员行政处罚的条款以上的处罚方式均属于罢黜制度范畴，根据不同的类别有以下几种划分：针对资格，既有铨选、考课方面的资格，还有被罢黜之后叙复的资格，前者包括降名次、展磨勘、殿选、停差注、加举主，后者包括展期叙复等。针对官员身份、地位、待遇，主要有夺出身、夺章服、削爵位食邑、降阶勋等。夺出身，主要是指夺进士出身。针对职务，即针对官、职、差遣的处分。包括追降官资、除名、免官、免所居官，落职、夺职，勒停、冲替、差替、放罢等等。针对人身自由，主要包括居住、安置、编管、羁管、禁锢等等。 [563] [567]根据适用方式的不同，罢黜的方式还分为单一式、复合式和综合式。所谓“单一式”，即单一独立使用的罢黜方式，就对官员贴职的处分而言，夺职、落职均属于“单一式”。 [563]所谓“复合式”，实践中某些处罚方式在运用时形成了固定、紧密的组合，可以称之为“复合式”。散官安置与分司居住就是这样的复合式组合，已经成为宋代定制，不能随便拆分。 [564]所谓“综合式”，是指三个单独的罢黜方式组合在一起使用。南宋赵升在《朝野类要》“勒停”条中说：“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 [565]除名、勒停、编管连用就属于“综合式”的形式。还有其他“综合式”的形式，比如追官、勒停、居住。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四日，右司谏詹亢因弹劾宰相曾怀，被皇帝认为是“意在朋附，论事不实，有司以闻，灼见欺罔”，而被处以“追三官勒停，永州居住” [566]。
- 官员公务宴饮制度
南宋地方公务宴会制度是继承前朝旧制的基础上日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一时期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的延续与完善。南宋朝廷对各类公务宴会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比如对本地官员宴饮聚会及宴请过往官员则是不妨碍公务才可参与或不得参赴，并将其纳入刑罚的制裁范围。 [569]南宋时，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相当完善且日益严苛，已有成文法律专门针对迎送宴会等问题作出规定，违者要受徒、杖等刑罚。但由于国家政权动荡，外敌环伺、不断侵扰，统治阶层却多沉迷享受，导致制度性规定的执行力低下，所以对比北宋前、中期来看，此时地方官员参办宴会更加频繁 [570]。 [569]
南宋朝廷对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公务宴会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性规定，但对宴请招待往来使客、蕃部和犒设军校的限制要略显宽松，对当朝官员的要求则较为严格。还有对地方公务宴会中的娱乐活动、使用物品和服务人员等的规定，强调节省且不得随意侵夺挪用。地方官员参办公务宴会中使用妓乐娱乐，不同等级的地方官员有不同的规定，对路级官员的限制和处罚要比州县级的更详细、严苛。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可以适用于路、州、县级官员开办的各类宴会。 [569]
从北宋建国之初到南宋初年，地方官员开办或参与公务宴会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这些现象进行治理，主要是中央及地方监察机构对地方官员违规开办或参与公务宴会的现象进行监察和弹劾，这种治理方式类似于一种“举报”机制，使朝廷对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有更加清晰地认识。 [569]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高宗仅允许州级官员在休假期间开办公宴时以妓乐助兴，其余的皆被禁止。 [573]监司、守臣等需要如实上报擅自使用妓乐等违规现象，台谏官再对此进行按察核验。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朝廷限制诸路钤辖参与宴会以保障军队训练，并派帅臣、监司等路级官员进行督察、弹劾。 [572]奉使、接送伴使副也不能参与途经各地所举行的公务宴会，朝廷令台谏官督察、弹劾其中一些超标准的现象。 [574]同时，监督、弹劾手段往往同法律制裁相联系，宋廷根据监察官员所反映的各种违规行为，采用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 [569]
地方官员违反规定开办或参与各种类型的宴会在宋朝是较为频繁的现象，在南宋时期违反制度性规定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朝廷采取了一定的法律制裁手段进行治理，法律制裁的主要方式就是行政处罚，南宋的行政处罚是指在行政上革职不加以叙用、降职使用以及与其相联动的惩罚措施 [571]。虽然这些方式的惩罚力度都远轻于笞、杖、徒、流、死等刑罚，但在治理地方官员超标准公务宴会的过程中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569]
- 官员休假制度
宋徽宗时，本身有“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天宁节、天应节、宁贶节、真元节、元成节、开基节和天符节”等节日。后来又新增加了两个节日：天应节和开基节。宋高宗时，徽宗朝的五个节日都被他废除 [54]，唯有开基节被保存下来。 [53]
南宋初期，因为战争、战乱不断，官员们的节日假自然就被忽略，无论大小官员都必须正常入局治事。待边疆危机解除之后，皇帝就会恢复官员们的正常假期。宋孝宗时，大臣罗愿给皇帝说明前代是在国泰民安的基础上增建多项节日，用以显示天下太平。如果国家形势动荡，不应增加节日的数量，这样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亦会增加人民苦难。 [55]到宋宁宗时，官员们的节日假有所缩减。由北宋的七十六天减为六十七天。主要表现为：元日、寒食、冬至的休假天数由七天减为五天。 [56]
总体而言，南宋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边疆形势的影响，官员们所享有的节日假比北宋时有所减少，主要是大部分节日的休假天数有所变动，由多变少，虽然节日多，但天数少，这样就会导致总体的休假天数大为减少。 [53]虽然假期天数减少，但官员们可以不用办公，享受休务的待遇。 [57]
主词条：宋朝军制
南宋军事制度是在北宋军事制度崩溃的基础上，通过重组与一系列的调整建立起来的。它沿袭了北宋以来形成的“以文制武”传统和防御性战略，但抛弃了枢密院一三衙的统兵体制，先以御营使司为短暂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接着逐渐恢复枢密院事权，新的枢密院融北宋枢密院、三衙大权于一体，成为新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并长期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本身并无独立性，实际上是三省一枢密院的领导模式。地方统兵体制也几经变迁，大致经历了四大宣抚司阶段、各地都统司阶段、宣抚、制置使司节制都统司阶段和制置司领导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阶段。 [370]虽然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收兵权集重权于中央，但南宋中期以后地方统兵官员权力不断扩大，文臣逐渐取代武将，形成了所谓“军管型准行政组织”。 [371] [373]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选定了两种军事重建方式：一种为军事机构性的逐步重建；另一种是扶持中央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 [9]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 [1]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从绍兴六年（1136年）始，军事重建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任务转为收诸大将兵权。其实从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在培植亲近的军事势力，从御营司内的王渊，到神武副军的岳飞，皆是中央所扶持的力量，后只因岳飞势力发展太快，超出了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中央才进而扶持神武军中的杨沂中，又拉拢张俊。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之时，中央所能控制的军马已颇为可观的情况下，己经具备收兵权的资本。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 [373]最终在两种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南宋中央完成收兵权之举，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顺利完成军事重建。 [9]
《中兴四将图》 [279]
《中兴四将图》 [279]南宋中央在重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军队成分复杂、将帅不和与将帅不从命三个主要问题。中央在收兵权之时，就是要克服此三种问题的离心力倾向，将军队统一在国家的军事编制之中。最终在此三种问题的综合作用下，爆发了四次严重的危机，分别为：苗刘兵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实现了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的军队。 [9]
南宋中前期，屯驻大军取代禁军，成为主要的正规军，而原为北宋正规军的禁军则沦为与厢军类似的地方役兵。北宋的管军机构三衙此时也权力萎缩，重建的三衙军只是三支与屯驻大军平列的军队。至南宋中后期，各地屯驻大军日益腐败，其地位逐渐为大量新军所替代。南宋朝廷通过这些调整，较为成功地控驭了全国的军事力量，较为有效地组织起了国防部署，成为南宋能够长期立国东南的重要制度保障。 [370] [372]
傅伯星、 王重义/绘 《岳家军将佐图》
傅伯星、 王重义/绘 《岳家军将佐图》 由于战马来源的紧张，南宋始终没有改变骑兵落后的面貌，影响了军队的主动出击与机动作战。但为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南宋因地制宜发展起强大的水军，成为南宋军队中的最大亮点。 [373]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水师编有11支舰队，3000名水兵。从孝宗乾道年间开始，南宋内陆水军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较大规模，为保卫江淮甚至整个南宋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道三年（1167年）朝廷任命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 [374]，其中盐官位于临安府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囊括了浙西路的防务。淳熙元年（1174年），增加到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 [375]而到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更达到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 [10]理宗朝，因战事吃紧，又一度任命知镇江府吴渊“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澉浦等处兵船” [376]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宋廷下诏：“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制帅漕司及许浦水军，共造轻捷战船千艘，置游击军壮士三万人，分备捍御。” [377]即诏令各内陆及沿海水军都要建造战船，招募士兵，以备战事。 [375]南宋水军虽然在与蒙作战中最终失败，但它为南宋王朝的延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不可磨灭，其在中国水军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370]
南宋立国江南，江防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务。南宋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川陕荆襄为屏障，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的对金防御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水军和多层次的江防要塞体系。 [308]从整体来看，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之作用难分轻重主次，它们彼此不可或缺，彼此互为唇齿。南宋朝廷一直在研拟优化三战区互动策应问题，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臻完善。至于两淮之间，虽然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分开的，但在非常时期，宋廷还是会把它们合为一处，统筹兼顾。 [307] [309]
- 川陕战区
南宋川陕防区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三省交叉地带，也即今汉中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以今汉中盆地为核心的南宋川陕防区，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川陕防区在南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成为抵御金蒙进攻的坚实屏障。南宋川陕防区军事成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兴州（今陕西略阳）、金州（今陕西安康）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为三大屯驻重心。 [704]这一战略部署，出于战略防御的实际需要。 [707]南宋与金蒙以秦岭、淮河为界，自西向东形成川陕荆襄、江淮三大防御区域，实行有重点的分区设防战略，以克服边界线漫长带来的防御困难。 [704]兴州处在防线的西部，抵御金蒙从秦州、宝鸡为基地发起的进攻，成为川陕防线上西部的一个指挥中心；金州处在川陕防线的东部，抵御金蒙从北部商州为基地发起的进攻 [706]；兴元府处在兴州、金州之间，不但承担抵御金蒙从西安为基地发起的进攻，而且地处川陕防线居中位置，发挥着连接西部兴州和东部金州的战略作用，即所谓“远通樊、邓，旁接秦、陇”。 [708]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大屯驻重心，自西向东，互为声援，既避免在各地屯军力量分散之弊，又能发挥协同防御的战略优势。 [705]三大屯驻重心分区防御战略，一方面可以起到独立运作、各自设防的目的，又可以起到相互支援、牵制外来人侵力量的作用。每一屯驻重心自成一体，三地又联成一个有机的防御整体。 [704]
由于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四周分布着的崇山峻岭，虽然限制了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但却是天然的防守屏障。由于它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极其险恶，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东、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上，长江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通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这两个方向的通道同样在地势上也十分险要，并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作为各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南宋后期，为了巩固川陕战区，南宋朝廷认识到必须加强四川的城防。成都曾两次失陷，而重庆虽也受到多次打击，却始终没有被攻陷。 [315]
南宋四川防御系统
南宋四川防御系统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了播州人冉璞、冉琎“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的城池防御计划，适应当时的形势，迁合州（今合川）于钓鱼山，设险守卫全蜀。并以此为摹本，在随后的八年间，以重庆为中心，合州钓鱼城为支柱，在东起夔门，西至嘉定（今乐山）的长江上游，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建城20余座。 [316]由临江山城构成的这一组防御城池，依山为点，以江为线，点线结合，网状分布，布防严密，层次分明，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山城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在川东北部的嘉陵江、渠江等江边分布的苦竹隘等城池，共同组成前沿防线，作为钓鱼城的北面多重屏障。而主要防线是由嘉陵江等江边的运山等城池组成，以钓鱼城作为防御重点，控制三江而屏障重庆。后方防线以制置司所在地的重庆府为中心，东起夔门（今白帝城），西至嘉定，由横贯长江沿线的瞿塘、白帝、磐石等山城组成。 [315]
各山城前后相守，左右相望，互成犄角之势。此外，在整个防御体系中，有四座城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人称为“四舆”，分别是川东的重庆、钓鱼、白帝城，川西南的嘉定城。其中，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北面的屏障，三城鼎立，东西呼应，共同拱卫重庆，确保重庆成为“保蜀之根本”。 [315]
- 两淮战区
在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鉴于淮东多水、淮西多山的自然地理形势，在淮西地区可以依山建设关隘，相对易于防守，而淮东地区水网密布，却普遍水位较浅，再加上平原地势，造成淮东几乎无险可守的局面，这就使得防御工事成为两淮地区的防御手段。 [309]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在给宋高宗的上书中指出两淮地区布防的规划，重点突出的就是城池，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像寿春、庐州、楚州等，都成为重兵争夺的要害所在。 [312]在李纲之后，张浚结合两淮的自然、交通地理形势，分析江淮数千里之间能够成为咽喉之地的城镇，淮东路为承州、楚州，淮西路是庐州。 [311]淮东路的扬州与楚州，淮西路的庐州与和州，“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 [313]这几处城池“控扼边防，为国屏翰”。 [314]整个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围绕这几个重要城池而展开。
南宋两淮防御工事体系可以分成“纵向”、“横向一两个防御带，而纵向、横向两个防御带的交叉点，也就是负有防淮或防江任务，同时还负有防守金军进兵路线任务的双重防御任务的城镇，正是楚州、扬州、和州等，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南宋在两淮防御工事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水网的防御功能的利用。 [309]
- 荆襄战区
南宋荆襄战区地形图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朝代。南宋长期处于金国、蒙元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民族英雄，如宗泽、韩世忠、岳飞、谢枋得、陆秀夫、文天祥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11]
分期 | 类别 | 时间 | 战争 | 宋军统帅将领 | 结果 | 备注 |
|---|---|---|---|---|---|---|
对金战争 | 义军抗金 [679] | 建炎三年至绍兴元年（1129—1131年） | 八字军抗金 | 斩获大量金军，夺回大量被掳人口，牵制了金军活动 [679-680] | ||
红巾军抗金 | — | 屡败金军，队伍扩大 [679] | ||||
五马山义军抗金 | 赵邦杰、马扩 | 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679] | ||||
梁山泊水军抗金 | 在玉田县山中，集结忠义壮士万余人。 [679] | |||||
— | 杨浩、佾人智和 | — | ||||
刘里忙 | 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发展到万余人 [679] | |||||
（1130—1134） | 建炎四年（1130年） | 张浚 | 金军获胜，宋廷失去陕西五路 | 挫败了金军入蜀的图谋，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牵制了金军南下进攻南宋的行动，为巩固南宋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82] | ||
吴玠、吴璘 | 金军惨败 [682] | |||||
绍兴三年（1133年） | 刘子羽、吴玠、王彦 | 金军败 [79] | ||||
绍兴四年（1134年） | 吴璘、吴玠 | 金军败走，吴玠收复凤、秦、陇诸州 [79] | ||||
岳飞 | 南宋获胜，岳飞克复襄阳六郡 [709] | — | ||||
绍兴六年（1136年） | 牛蹄之战 | 岳飞 | ||||
绍兴十年（1140年） | 颍昌、淮宁之战 | 岳飞 | ||||
张宪、杨再兴 | 宋军胜 | |||||
岳云 | 宋军胜，金军大溃退 [709] | |||||
王贵、岳云 | 宋军大胜 | |||||
岳飞 | ||||||
隆兴元年（1163年） | 灵璧之战 | 李显忠 [81] | 宋军胜，收复宿州 [81] | 张浚督师 [80]；以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签订隆兴和议为结束 | ||
宿州之战 | 李显忠、邵宏渊 [382] | 前期宋军胜 [382]，后期宋军败 | ||||
开禧二年（1206年） | 宋军首攻获胜 | 开禧三年（1207年），史弥远与杨皇后等勾结，杀死韩侂胄，宋、金罢兵议和。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 | ||||
凤凰山之战 | 宋军胜 | |||||
六合之战 | ||||||
皂郊之战 | 宋军大败，战死五万人 [809] | |||||
嘉定十二年（1219年） | 化湖陂之战 | 李全 | 宋军胜 | 金宣宗为达到以战逼和进而巩固南部边防，于十二年正月，兵分三路南下攻宋。以金左副元帅仆散安贞率东路军攻淮南；巴土鲁安等率西路军攻陕西；完颜讹可率中路军攻京湖。 | ||
宋军胜，完颜讹可单骑逃遁 | ||||||
绍定六年（1233年） [713] | 光化、吕堰之战 | 孟珙 | 金军大败，武天锡被杀，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邓州、申州等地 | |||
唐州之战 | ||||||
孟珙、江海 [380] | 金军败，金朝灭亡。宋军分得战利品中大部分，随后撤军 [380] | |||||
对蒙/元战争 | 端平二年至嘉熙二年（1235—1238年） | 襄阳之战 | 襄阳多次失陷，最终收复 [305] [378] | 从端平元年（1234年）年初“端平入洛”到端平二年（1235年）春窝阔台汗正式派兵攻宋，双方进入战备阶段。 [302]东路由其三子阔出（曲出）及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等统率，攻宋荆襄、江淮地区；西路由其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率领，攻取四川。 [378] | ||
端平二年（1235年） | 宋军败 | |||||
端平三年（1236年） | ||||||
真州之战 | 宋军胜 | |||||
嘉熙元年（1237年） | 杜杲、杜庶 | 宋军大胜，蒙军被迫撤退 | ||||
孟珙、王鉴 | 宋军大胜，蒙军撤围而去 | |||||
嘉熙二年（1238年） | 宋军胜，蒙军北退 [378] | |||||
嘉熙三年（1239年） | 孟珙 | 宋军胜 | ||||
淳祐元年（1241年） | 第二次安丰之战 | 余玠 | ||||
淳祐三年（1243年） | 吕文德 | 蒙军遂北撤，宋蒙双方在江淮地区进入相持阶段 [378] | ||||
蒙哥攻宋之战（1253—1259年） | 宝祐三年（1255年） | 潼关之战 | 宋军大胜，收复潼关 [301] | 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汗采取大迂回战略攻灭大理国，准备从翼侧及侧后攻宋 [714]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发动大规模灭宋战争，中路由忽必烈率张柔等部攻鄂州；东路由塔察尔进攻荆山以分散宋军兵力；又令云南的兀良合台从交州引兵北上，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西路由蒙哥亲自率领主力进攻四川 [379] | ||
宝祐四年（1256年） | 蒙军胜，巴蜀之地大约有2/3已经归于蒙古。 [379] | |||||
史俊 | 宋军胜，蒙古三军原路返回 | |||||
宝祐五年（1257年） | 蒙军胜，刘大渊等投降蒙古 | |||||
宝祐七年（1259年） | 王坚、张珏 | 宋军胜，蒙哥因伤死，蒙军西路军主力撤退 [316] [379] | ||||
龙崖城之战 | 茆世雄、詹钧 | 宋军胜，蒙军西路军余部撤退 | ||||
宝祐六年至七年（1258—1259年） | 贾似道 | 因蒙哥死双方和议，蒙军中路军撤退 | ||||
咸淳三年至九年（1267—1273年） | 吕文焕、李庭芝 | 元军获胜 | — | |||
咸淳十年（1274年） | 张世杰 | 宋军败 | ||||
夏贵 | ||||||
咸淳十年至德祐元年（1274—1275年） | 宋军败，昝万寿投降 | |||||
咸淳九年至德祐元年（1273—1275年） | 夏贵 | 宋军败 | ||||
德祐元年（1275年） | 孙虎臣、贾似道 | 宋军败，宋军主力瓦解 | ||||
高世杰 | 宋军败 | |||||
张世杰 | 宋军大败，长江防线崩溃 | |||||
宋军败 | ||||||
宋军败 | ||||||
张世杰、文天祥 | 临安城陷，南宋朝廷请降 | |||||
德祐二年至景炎二年（1276—1277年） | 宋军因粮尽援绝失败，元军大胜 | |||||
景炎元年至祥兴元年（1276—1278年） | 元军胜 | |||||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 蒙元获胜，南宋灭亡 [301] |
- 综述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11]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中外学者认为，两宋社会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11-12]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11-12]
- 综述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191]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191]
农业生产，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朝廷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191]
- 农田开垦
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置流民和稳定社会，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由于将治水与治田结合，修复旧圩田，开辟新圩田，南宋江南圩田得到充分开发，在江东、浙西和浙东地区农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江南水田规模。 [701]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700]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剥削之下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生活。 [79]总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大量圩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该地区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从而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进而，全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此地，经济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702]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 水利兴修
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79]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南宋朝廷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79]
- 稻、麦培育
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79]
陈敷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农民们认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79] [417]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79]
- 租佃经济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191]
作为一种在南宋社会生活中最为广泛、普遍的一种经济关系，各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地租形态：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劳动地租占有相当的比重甚至占支配地位。 [770]产品地租主要分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中国自秦汉而下沿用的对分制，仍然是宋朝分成租最基本的形态。 [771]这种形式的产品分配方式在南宋十分普遍。其中佃农把生产物的五成、六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772]此外，还有一些主客四六分和三七分、牛租的记载。 [770-771]官田上也普遍采用对分制，绍兴六年（1136年），主管营田的建康都督府于奏章中有所提及。 [773]定额租脱胎于分成制，但与分成制不同的是：分成制每年按产量多少分配，主客间的分成是固定的，但分配量则是随着产量的多少而波动着；定额租则是在地租确定之后，地租总数量固定下来，在分配中不再因产量多少而波动。因此，这种地租也叫固定地租，它必须是在产量较高较稳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起来。 [770]
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 [769]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92]
南宋与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192]
- 商品经济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191]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 [416]，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 [191]中心城市是网络的交汇点、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广州、泉州为枢纽，辐射乡村，海外。临安既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城市，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鄂州，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西南以成都为最。元初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曾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商人载货物进出往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在各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兴起大批市镇、集市。有些市镇就是北宋时的草市、墟市，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的作用。适应了农村中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迅速发展的市镇、集市形成了地方商业网络。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南宋商业市场同样发育齐全。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纷纷涌现，按集市的商品特色分有茶市、酒市、药市、灯市、书市、花市、鱼市、马市等许多专业市场，按集市的时间看又可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主要有草市、墟市、实市、村市、山市、野市、水市、朝市、早市等。 [416]
南宋临安城内商业集市分布图
南宋临安城内商业集市分布图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191]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191]
- 内外贸易
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3]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 [14]，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13]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宋朝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它们大致可分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蒲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牙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国（今孟加拉）、细兰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国（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国（今沙特麦加）、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国（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土拉）、层拔国（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琶罗国（柏培拉）等国。 [744]可见南宋商船最远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再加上东亚的日本、高丽及南海中的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总数超过60个，相当于晚唐的两倍。 [742]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191]
南宋统治集团对金采取妥协政策，而在人民面前进行苛刻的剥削收敛。夏秋田税、身丁税，杂变、和籴，和买等税，都比旧时定额为大。其正税附加已名目繁多，又有新立税目。主要的正税附加有：
- 1.
- 2.折帛钱。农民在夏税纳绸时，按市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但南宋时，农民往往敌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 3.和预买。南宋时政府向民间买绢。当时不培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
- 4.预借。官府向民间提前征收赋税，称之为预借。高宗时预借明后两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岳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方竟借到以后六七年了。
- 5.科配。官府按照秋夏两税的多寡，任意再征收的一种摊派。有时秋税米一石，就要科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就要科配七八贯。实际上是正税以外的任意勒索。
主要新立税目有：
- 1.月桩钱。为供应军需。南宋时要求各州县按月解进一定数额的钱物。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290多万贯。是农民的沉重负担。
- 2.版帐钱。也是为供应军需设立的苛捐杂税，说是纳粟增收的耗剩，交钱帛增收糜费，陷人于罪科罚款等等，各州每年必须征到一二十万贯。
- 3.经总制钱。原本为交易税，一般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但后来更随意增加，它包括了添酒钱，添卖糟钱，增添牙税钱，头子钱、大军钱、上供钱等等。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夏秋税的3倍，是南宋财政上重要收入。由于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 [796]
- 总体情况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谷值），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162.26万户、6450万人，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 [27-28]，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 [29] [274]，学者葛剑雄和吴松弟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30] [275]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备注 |
|---|---|---|---|
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 | 11901885 [597] | 16842100 [597] | — |
绍兴三十年（1160年） | 11375733 [591] [598] | 19229800 [591] [598] | |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 11364377 [599] | 24202310 [599] | |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 11139854 [599] | 23112327 [599] | 《中兴会要》记载 |
11584334 [600] | 24931465 [600] | — | |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 11311386 [601] | 22496686 [602] | |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 | 12335450 [592] | 25378684 [592] | |
乾道四年（1168年） | 11683511 [613] | 25395520 [613] | |
乾道六年（1170年） | 11847385 [604] | 25971870 [604] | |
乾道八年（1172年） | 11736919 [612] | 25955359 [612] | |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 | 12904874 [605] | 27375586 [605] | |
淳熙三年（1176年） | 12132220 [606] | 27619019 [606] | |
淳熙五年（1178年） | 12976123 [607] | 28558940 [607] | |
淳熙八年（1180年） | 11567413 [608] | 26132494 [608] | |
淳熙十年（1182年） | 11151684 [609] | 22833590 [609] | |
淳熙十二年（1184年） | 12394615 [610] | 24393821 [610] | |
淳熙十四年（1186年） | 12376252 [611] | 24311789 [611] | |
淳熙十六年（1189年） | 12907438 [603] | 27544160 [603] | |
光宗绍熙四年（1194年） | 12302873 [593] | 27845085 [594] | |
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 | 12670810 [595] | 28320085 [596] | |
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 5696989 [614] | 13026532 [614] | |
备注：资料参考自《宋会要》《宋史》官方记载数据，不考虑隐户等情况，且南宋人口统计只算男口，不算女口 | |||
表格参考资料： [590]
- 阶段地域情况
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至绍兴五年（1135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 [276]。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277-278]
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而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不到崇宁户数的40%。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一定的增长，增幅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二阶段属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为人口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后发生过金海陵王南侵、宋隆兴北伐、宋开禧北伐、金宣宗南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乱时总要遭受较大的损失，战后随着流民的回归和南北移民的迁入再度开始恢复，但是一场新的大战往往又使和平时人口增长的成果荡然。由于战场基本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各路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发展。这些路可分为已充分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两类。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和潼川府等六路属已充分开发地区。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六十余年间，这些路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至孝宗时期，上述诸路的人稠地狭现象开始加剧。明、严、徽、抚四州在孝宗时期基本恢复了两宋之际因战乱下降的人口数量，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州都已大致完成土地开发，人口增长率放慢。因此，这些州南宋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年代越前，人口增长率越高，年代越后，人口增长率越低。
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镇江府、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等州军，均有两个增长率，其后一个增长率均大于前一个。这些州军在南宋嘉定以后都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南宋中期，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东南各路大多数府州的人口增长率都不高。成都府、潼川府两路的人口状况和东南各路相似。东南四路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集中了72%—73%的人口，因此，其增长率的放慢对南宋全境的人口增长造成了影响。东南四路人口的死亡和流失曾几次造成南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湖南、夔州、广西、广东以及利州均属开发中的地区，由于这些路地广人稀，自北宋开始即有许多人稠地狭地区的移民迁入，加之非汉族成员归宋入籍的原因，著籍户口增加较快。广西是两宋之际人口增长最快的路。南宋中期，广西不仅未遭受过对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却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北部和沿海等地区。 [275]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各路的人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等江淮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1‰，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湖南、夔州、广西、广东、利州等尚在开发之中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4‰左右。据此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左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约在3‰左右。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开始攻宋之前各路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则南宋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宁宗、理宗之际。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自宝庆元年至德祐二年宋朝灭亡（1225—1276年），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受元朝攻宋战争的影响，位今四川盆地及汉水流域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剧减，由此导致南宋人口减少。蒙古军进入四川后，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而且战乱伴随瘟疫和饥荒。因此南宋后期四川人口损失极其惨重，以致于元代虞集说“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 [325]此外，蒙古军队还大量掳掠人口到北方充当奴隶。 [326]四川四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嘉定十六年（1223年）有户259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19.4%，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境内只有20万户左右。 [30]据此，宋末四川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减少近230余万户。期间有前后户口可资比较的临安府、抚州、建昌军、邵武军、汀州和兴化军仙游县等6个单位的户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府州分布于两浙、江西和福建诸路，说明南宋后期这些路的人口仍有一定的增长。
如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原南宋境内各路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宋元之际各路的人口发展状况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极度减少；第二类，福建、江西、淮西、湖南、广东等五路，人口有一定的减少；第三类，两浙、江东、淮东、湖北、京西南、广西等六路，人口有一定的增长。
当四川因战乱人口剧减时，江淮地区的淮东、湖北、京西南诸路，除淮西路有所下降外，其余三路均由于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元统一使这些移民能够定居下来，人口得到增加。 [277]此外，两浙、江东靠近长江南岸的诸府州也是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平江府、常州无锡县及江宁府的属县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宋末元初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关。 [277]广西属开发中地区，南宋人口发展迅速，宋元之际的人口增长应是其惯性作用的结果。湖南嘉定十六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两个年度的户数相当接近，表明其在宋元之际没有发生过导致人口有较多变化的重要事件。在德祐二年（1276年）宋恭宗降元以后，张世杰等人率宋军残部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后者福建、广东、江西三路户数均不及前者。
据上举《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的数据，元灭宋之年南宋全境有户11746000户，比所估计的嘉定十六年的著籍户数1410万户减少235万余户，约占嘉定十六年估计著籍户数的16.7%。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爆发会子危机。
- 1.“会子”。宋高宗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绍兴三十年（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 2.“川引”。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 3.“淮交”。通行于两淮地区，所以称作“淮交”。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贯4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绍熙三年（1192年），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3年一界（期）。
- 4.湖会。通行于今湖北地区，所以称作“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关子”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绍兴二十九年（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次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13]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但南宋朝廷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并不完全出于市场流通，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 [327]但宋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10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1213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 [272]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327]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 [272]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 [13]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南宋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13]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国，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 [191]
- 矿冶业
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生产。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黄铜产量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铁产量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 [79]
- 纺织业
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3]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79]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通过各种赋税，每年获得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79]
棉织业的出现是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发展。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 [79]，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纺织棉布已经普遍。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 [79]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3]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79]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 [191]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79]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79]
- 造船业
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79]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233]
- 制瓷行业
北宋灭亡后，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为南渡后邵成章设于临安凤凰山下，“黑澄泥为筑，极其精制，泑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 [344]同时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 [79]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 [341]南宋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风貌与特征。南宋早期，具有北宋中、晚期特征，釉质晶莹如玉，白中间青，凝釉处呈水绿色，光泽度、透光度强。是青白瓷发展的盛期，具有典型的青白瓷的审美特征；南宋中期，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趋于滑坡，整体的质量已不如前，但仍有不少青白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下层瓷石制胎、支圈覆烧以及包金镶银印花芒口瓷成为南宋青白瓷的主要特征。南宋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呈整体衰颓之势。 [343]
除了景德镇以外，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79]
- 经界法
南宋经界法借用“经界”一词，实际是指核实私家农户纳税耕地之面积。其主旨是想通过农户自报、都保勘查、画图押字等环节，摸清农户的实有农田面积，按照“履亩纳税”的原则，来落实政府的赋役收入，并在民间达到赋均役平的目的。 [476]
南宋初年，广大地区经过兵火的洗劫，加上版籍残缺，使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官僚、地主、豪强趁机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激化了阶级矛盾，也影响到了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南宋政府对金战争的军费激增，财政困窘，田赋整理于是提上议事日程。 [476]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言，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多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诡籍不实；十、违田税偏量，无人肯售。 [477] [479]
宋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状况，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接受了李椿年的经界建议，委他主持办理。其具体办法是：（1）在转运司下设置“措置经界所”，作为办理经界的执行机关；（2）以都（都为乡以下的地方单位）为经界实施的单位，令官户、民户各依式造“砧基簿”。砧基簿上书写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丘段、土地来源，并附地形图；（3）砧基簿及地形图造毕，由都耆邻保召集田主、佃客逐丘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的四至押字，并申结罪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即差官按图勘验，打量核实，如有不实不尽，重行处罚。（4）砧基簿经勘查属实后，即付人户永为执照。以后田产交易，卖买两方各执砧基薄及契书到县对行批凿（过户），否则不承认为交易行为。（5）人户田产如不上砧基簿者，虽有契书文约，查出没官。（6）每县各乡各存本乡砧基簿一份，此外再造三本，一本存本县，一本纳州，一本纳转运司。 [478]
李椿年经界法的主要创造是在“砧基薄”及地形图，这是后来明代“鱼鳞图册”的滥觞，在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政策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砧基薄”及地形图由田主自造，由都保耆长佃户等押字证明，荐由官府派人勘态，以后纳税和田地买卖都以此“砧基薄”为依据；如果不上“砧基薄”或虽上而不实的，许人告发，一经查出，一概没官。其中，打量勘查和画地形图是最关键的两环。因为只有经过勘踏公验后汇总起来的经界图籍才是最可靠的，而且一改以往自实陈报中“以户为纲、以产为目”的做法，实行“以产为纲、以户为目”，可以消除田产转移过程中造成“产去税存”的恶果。 [476] [483]
李椿年经界推行不久，就以母忧去，由王铁暂代提领。 [480]王铁为简化手续，取消了李椿年造砧基薄、地形图及打量勘查这个核心环节，令民户十家为一甲，自报阴亩及应纳田税之数，如不实，许人告发，他认为这样可以“简易而不扰”，并且可以大大缩短经界时间。这样做虽加快了进度，却也为官僚、地主、豪强勾结乡司通同作弊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界法变得有名无实。绍兴十七年（1147年），李椿年还朝，虽对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 [481]但很快经界法就随李椿年的被罢免而告一段落。此后数年，南宋政府先后任命户部侍郎宋贶、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等主持经界事，但都未成气候。 [476]
- 义役法
据《松阳县志》及史书考证，“义役”由浙江省松阳县民间首创。在宋代县乡两级政权机构臃肿、吏役名目繁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而吏役却无俸禄，由州县地方官按民户资产分列户等轮派，但由于弊端较多，使执役者倾家荡产的情况常有，至南宋初年，役法扰民之事已达极至，保正、户长等催税力不胜役，大多导致破产，后改差催税甲头，嗣又改为由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农户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则逼迫保正长等代交。当时，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之役，松阳民间开始出现“义役”制度。 [519-520]即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应役户出田或买田若干作助役田，所收田租充应役费用。出田多少，贫富不等。 [524]时任处州知府的范成大呈上奏议，希望将松阳的“义役”在各地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1171年），范成大任中书舍人时，再次上奏提出推行于各地，始得朝廷赞同。 [521] [524]至此，政府将其作为正式制度加以推广。义役遂由民间创设渐向“官督民办”方向发展。从此，“义役法”盛行。 [523]
“义役法”的实质是乡民以富济贫，贫富互助，不为不善。因此，各地纷纷仿效。 [522]乾道九年（1173年），李舜臣任江西德兴知县时，奉诏推行义役法，不到一年就收获成效。 [525]据考，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赋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的不正常现象，此法推行不久也有不同的意见。时至淳熙十一年（1184年），在监察御史谢谔的奏议下，“义役法”在各地继续推行。刘克庄在淳佑四年（1244年）任江东提刑时曾说过：“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入仕后的三十五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各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法”的肯定之结论。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江西吉水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指出了差役之弊，曰：“（无义役）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但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后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朝野对“义役法”的推行争论激烈，学者方健认为：松阳义役之争的实质，是差役法时，吏猾为奸；义役法行，其无所措手，故造为舆论，欲败成谋。政争的结果仍然是差役和义役并行不悖，由民自行选择。南宋灭亡之后，元代推行助役法，“义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元泰定时（1324年—1327年）尚有规定有田一顷以上者出助役田若干，以其田租收入充助役之费，类似南宋的“义役”。 [523]
- 括田法
淳祐七年（1247年），由于财政困难，南宋政府的正常开支都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理宗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了田事所，任命史宅之为提领官，负责括田法的相关事宜，同时还让计院检阅，右司赵与膺为参详官，命赵与誉和谢献子主管文字，负责辅助史宅之。其目标就是将当时南宋各地的围田、沙田、以及没官田等等都收为国有，一并交由田事所统一管理和经营，其所得的收入由朝廷统一支配，同时在淮西地区、两浙地区以及江东等路都设立分司，并从朝廷派遣人员到地方各州县，负责丈量立标确定公田界限和具体实行中央政策。 [554-555]
但括田法的施行过程中，由于下级官吏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将不属于公田的土地也一律抄括进来，并且还对民户还实行不同的标准，民户争相贿赂地方官吏，以求得被免除括抄。 [555]闹得“一路骚动，怨暖沸腾”。 [553]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处罚了行事不力的地方官，但其影响不大。后期政府在人员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让赵与膺和陈绮负责“田事所”的相关事务，升史宅之为枢密副使，希望能够减少阻力。但黄自然、刘垣、赵汝腾等人对此举甚为不满，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希望彻底废除括田法，结果他们都获罪遭贬。 [555]虽然朝廷上还是希望括田法继续推行，但随着赵与膺、史宅之相关负责人的死去，括田法最终被废除。田事所所得的公田“遂并归安边所，令都司提领” [552]。
这次括田法是南宋后期为解决当时面临的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经济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其方法在一方面具有可取性。通过实施括田法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田地，“具籍百余万” [551]，对财政收入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看，政治上的腐败才是财政困难的根源所在，吏治上管理混乱无序，加上统治者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改变，在没有考虑后果的前提下实施激进的政策，必然遭到失败。 [554]虽然这次括田失败了，却为日后施行公田法提供了思路和经验，是以后推行“公田法”的先声。 [550]
- 公田法
南宋末年危机严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新的政策。正当宋理宗束手无策之时，贾似道挺身而出，“欲行富国强兵之策”。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四月，刘贵良与淮东转运使吴势卿向贾似道提出了回买公田的建议。 [554] [663]同时，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张晞颜、史虞虑，殿中侍御史陈尧道等人以“先朝限田之制” [659]以及“汉人名田之说”为由，联名上书赞同附和。 [660]原先的提议乃是在两浙东西路以及江南东西路同时实行公田法，以此来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同时一并解决和籴以及楮币等财政问题。 [663]宋理宗批准实行公田法，设立官田所，由刘良贵来负责此事。 [554]
公田法实施初期，不光在各郡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同时“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抱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 [660]罢免了嘉兴县令段浚、宜兴宰叶哲左、长洲宰何九龄。景定三年（1262年）五月，将公田法的各项事务由路级机关直接管理，同时提出秋收租税时，特许减免原来租额的二分 [661]，使得公田法的推行得到了更为便利的管理，同时也保障了其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在回买公田的过程中，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对象上的变化，原来主要针对官户的政策由于受到的阻力过大而未能实行，最后转为实行派买。 [660]其次是回买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既定价格每亩从二百贯往下递减，按地租的多少来定。然而到了回买实地时，“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 [660]，回买的价格大为缩水。地主们丧失了积极性，从而使回买公田的进程愈加困难。 [554]
景定五年七月（1264年），彗星出现，根据史书记载和卦象占卜，被认为这是灾难的预兆。 [662]由于公田法得罪了很多大臣，他们上书直言公田法的种种弊端，要求废除公田法。秘书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认为公田法使君德蒙受污点，进而把彗星出现也归咎于公田法。他认为公田法意在解决军饷、和籴、楮币问题，但奉行太过。 [664]此种反对公田法的言路一开，各种反对之声接踵而至。 [554] [674]其中高斯得上书批评公田法流毒数郡，认为如果浙西六郡出现动乱，一定会从公田开始。同时还指责贾似道掩蔽罪恶。 [666]不仅大臣们上书反对公田法，就连一些学士 [673]、太学生 [667]、宗学生 [668]、武学生 [669]也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要求罢免他的官职。对于百官、学士等人的上书，贾似道等人极力辩解 [671]，同时也上书求辞去相位。 [670]但公田法在宋理宗的支持下继续推行，那些持异议者被认定为“动摇大臣”，同时严惩了一批“造谣生事”者 [672]，反对者的声音也被打压下去。 [554]咸淳十年（1274年），贾似道被罢免，公田法也随之受到影响，大臣们再次上书要求废除公田法。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朝廷下诏废除公田法。朝廷本想把田地归还给原来的佃主，但后来“饷军方急”，打算再收一年租税再还，结果并没有归还。随后军情日益紧急，还田之事不了了之。 [665]南宋灭亡后，这些公田全部被元朝政府没收，赐给了众多蒙古贵族。 [554]
公田法实行十四年，虽然期间有诸多的弊端，但不得不承认，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的。浙西六郡回买的公田达到了三百五十多万亩，使得军队的所需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 [660]公田法的实施还对减少和籴数量，减少楮币发行，平抑粮价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675]可是对于这些成就，当时的士大大从阶级偏见和个人私利出发，皆视而不见，且夸大弊端，一味加以攻击。 [676]但公田法所积累的粮食除了军饷之外还有大量剩余，在灾荒的年份里，还起到了储备粮仓的作用 [676]，其积极作用不可谓不大。 [554]
- 综述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在贪图享受、胸无大志的背后，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入最为灿烂的发展时期。 [191]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438]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437]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宋代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宋代学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高度发展。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 [436]；“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436]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191]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临安的教育非常发达，太学、武学、算学、画学、医学等学校众多。此外，还有临安府学，钱塘及仁和两个县学。这些学校不单单加快了文化在下层社会的普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南宋及临安文化事业的进步。平民百姓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成为市民文艺兴起和繁荣的动力。 [234]
- 教育机构
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政治体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宋代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运作，都必须皇帝降旨和裁决，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官员只有建议权和执行权。南宋的教育行政机构，除继承隋唐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外，又创制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317]
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辖属的六部之一的礼部，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还有专门管理宗学的宗正寺。礼部是宋代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北南两宋一脉相承。 [317]礼部的主要职能有：调整官学的隶属关系，颁布官学条令法规，任命和管理官学教师，检查国子监校勘图书的质量等。 [320]
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南宋国子监已有较完备的管理机构，祭酒为国子监最高长官，“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下设司业，协助祭酒综理学校教务。又设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分掌教职。博士掌分经教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学正、学录掌执行学规，纠正并处罚犯规学生，亦协助博士教学。学谕掌以博士所授经，传谕学生。学正、学录、学谕，由上舍生行艺（操行与学业）优异者充任。每斋设斋长，掌管斋务及考校斋生行艺。学校又设“三案”管理校内事务：厨库案，掌管太学钱粮与颁发书籍条册；学案，掌管文武学的公私补试和升补考；杂案，掌管太学的诸杂务。各案设胥长、胥史负其责。 [339]说明自南宋初高宗、孝宗两朝逐步建立起国子监的官员设置与职能规定后，以后各朝都沿袭。 [318]根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国子监管理学校，训导生员；班迎皇帝视学；承办皇太子齿胃典礼；率众释奠于先圣先师；主持生员的教学活动和管理等。 [319]国子监同时也是全国唯一的高等学府，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称监生或国子生。但因为其“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学校不预考选”，导致“国子生员多伪滥”，办学效果很差。
此外，宋代还设有管理宗学的职能部门大宗正司，隶属宗正寺。南宋初年，宗正寺“卿不常置，少卿一人，以太常兼。绍兴三年（1133年）复置少卿一人。五年，复置丞；十年，置主簿；隆兴元年（1163年）并省。次年，诏巫、簿复旧制。嘉定九年（1216年），诏以宗学改隶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预校试之事”。 [340]南宋朝廷对于宗学的管理很重视，措施相当严格。 [191]
南宋以前，地方教育事业完全由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兼管。绍兴十三年（1143年）八月，“诏诸路以有出身监司一员提举学事，俱无出身即从上一员兼管”，绍兴十六年（1146年）五月，“诏诸路提举学事，委转运司有出身官一员兼领，如本司俱无出身，即委从上一一员。以礼部有请故也。”后来的元、明、清都相继设置提举学事司，在此基础上又创设州、县级教谕，不断将地方教育行政体系完善。 [191]
- 教育政策
宋代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宋高宗曾称“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认为“学以善俗，明人伦而人才所出也”。北宋曾经进行了三次兴学运动，都是发展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官学体系。南宋时期，因时局紧迫，财力有限，中央官学发展有些受此制约，但其招生对象扩大了，对出身等级要求有所降低，学生来源更广泛，这是一个符合史趋势和士人心愿的政策。 [191]
由于宋金战争，南宋初年的地方官学几乎被摧毁殆尽。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下诏重建太学和各地州学，绍兴十八年（1148年）又下令重建全国县学，并通过拨赐学田、财政拨款、拨付房廊屋产等各种方式支持地方官学发展。经过高宗、孝宗朝的恢复和经营，地方官学大大发展。地方官学的设置、普及、建制规模和办学情况都超过了以前，对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研究，“南宋地方官学比北宋发达，各州普遍设立公办学校。如两浙路七十七县，有州县学七十四所，普及率达到97%；江南西路普及率达94%；南宋各地州、县差不多都设有官学。同时，州、县学的规模也空前扩张。如建康府学的校舍有一百二十五间，庆元府学的学生达三千数”。南宋官学的设置和北宋一样，都是以科举为宗，办学理念与科举取士目的一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也都受科举考试制约。课程设置、课试都完全按照科举考试的科目而设，有经术、论策和诗赋。有时科举考试进行“微调”，官学也立即跟着改变。如绍兴十五年（1145年），朝廷下令科举考试分经义、诗赋两科。太学招生时也跟着分两科进行入学考试，入学后又为两科学生分别开设经义、论和诗赋、论策。另外，太学的“混补”和“待补”也是与科举互为“预备”的，教育评价也唯科举。官学教育成为了科举的附庸。 [191] [322]
南宋太学内部结构图
南宋太学内部结构图南宋朝廷重视蒙学，因此南宋时以童蒙教育为主的私塾、义塾、家塾和高级阶段的精舍、经馆等各种形式的私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如耐德翁《都城纪胜》记载，当时临安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私学成为南宋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官学、书院一起，成为南宋学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渠道，共同促进了南宋教育事业的完善和繁荣。 [191] [321]
书院自唐朝发端始，至南宋时，其规模和管理水平都有极大发展，堪称鼎盛。著名学者顾树森认为:“南宋时代书院的发达，可谓登峰造极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事情。教育史专家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认为：“南宋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则指出：“南宋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南宋开创了书院历史的新纪元。”南宋书院发展的强盛之势与南宋政府对书院的鼓励和扶持政策是紧密联系的。南宋政府通过赐额、赐田、赐书等方式，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南宋历时3年，创建书院总数达473所，是唐、五代十国、北宋的总和的三倍多。如江西龙光书院，绍兴元年（1131年）陈自俯创办时为陈氏义学，高宗南巡至此，赐名“龙光书院”。理宗在位四十年，曾恩赐过的书院多达四十一所，其在位期间书院大兴，创办、重建的书院数量也最多。 [191]
书院在南宋时开始了官学化进程。一般认为，书院在元朝时已被纳入官学轨道，而其初现端倪则是在南宋之时。南宋出现大量救建书院和官办书院。宝祐三年（1255年），理宗敕建西山书院； [323]咸淳三年（1267年），度宗敕建龟山书院，赐田并赐额。 [324]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知州黄集以有司五十万钱的“子钱”为基础，又拨“边州钱十万以助”，创办湖南作新书院；嘉定年间，知府袁燮筹钱二百万、米百余石创办江西东湖书院等。同时，书院山长还呈现出官员化。理宗于景定四年（1263年）“诏吏部诸授书院山长者，并视州学教授”，后则出现地方官员或学官兼任山长的情况。景定五年，学者何基以婺州州学教授兼领丽泽书院山长。但凡由政府任命的山长都享有学官待遇，有的还专门建有办公之所，名日“山长厅”或“山长位”，以增强地方官员参与书院管理的意识和热情。史载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白鹭洲书院建成山长厅，学者欧阳守道亲撰《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最后，统治者对书院制定的学规给予充分肯定与弘扬。朱熹于孝宗淳熙七年（1150年）作《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一个纲领性文献。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年）视察太学时，亲书《揭示》赐示太学诸生，使《揭示》由书院步入官学殿堂。淳祐六年（1246年），理宗又诏《白鹿洞学规》于各府州县学堂立石。地区州学“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甚至还影响到日本。 [191]
《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碑
《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碑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迭出，群星璀璨。两宋统治者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对于前所未有地活跃当时的思想、学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新儒学一理学思想的诞生。理学思想倡导国家至上、百姓至上与孟子提出的“君轻民贵”一脉相承。而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迎合了时代需要，使得宋代儒生不同于以往之“终信一家、死守一经”，更推动南宋的思想、文化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与建树。南宋学术界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南宋时期，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极力推崇义利统一，强调农商并重才能民富国强实现国家中兴统一。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希望发展南宋经济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191]
- 朱熹理学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朱熹 。 [16]宋明理学重视理气关系的讨论。《朱子语类》也是把理气放在卷首。朱熹认为理和道、太极是一样的，是抽象的概念。他说“道即理之谓也”（《周子通书注》），又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还说“诚即所谓太极也”（《朱子语类》卷一）。诚、理、道、太极，都是精神性的。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是理，阴阳是气。但他认为理生出气以后，又寓于气中，后来理与气就不可分了。从本体本原上说，先有理后有气。当他讲理气相依，不可分离，也没有先后的时候，是将气作为物质实体看待的，而把理看作气运动变化的本因寓于气中。理相当于法则、规律。 [240]
由于朱熹之“理”首先存在于客观世界，因此不能直接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理”必须先与人的主观世界相结合，这个关键的结合点就是“性”。朱熹认为，人物之生是“理”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包含了“理”的全部内容，“所谓性者，无一理之不具”。尽管朱熹强调“性具万理”，但他所关注仍是仁义礼智的人伦之理。他说人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道德信条。因此，“性”是朱熹的道德本体，是发出道德信条的认知范畴。在朱学的理论框架下，“性”与“心”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性”是形而上者，“心”是形而下者。朱熹说“心”是“性”的处所，“性”是“心”的内容。但是人并非因此就能先天地知道“性”中之“理”，必须经过“格物致知”。“理”首先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只能通过研究万物之理，才能充分掌握道德知识。“致知”之后又有一个“诚意”的阶段。“知”意味着理性，“意”则意味着本能。本能可以直接引发行动，因此朱熹说过了“诚意”阶段，便到达了“行”。 [241]
在朱熹看来，“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义”是人心内在的自我规范，显发于外便是待人处事的合理与适当；另一方面，“善善恶恶为义”，主张人们应当善恶分明，好善恶恶，具备明确的是非观念和态度。朱熹对“利”的基本内涵理解为：从积极层面上说，“利”可以是一种因“义”而来的“自然之利”；从消极意义上而言，“利”是一种个人的“贪欲之私”，是不正当所得。对于义利关系，一方面，朱熹认为在“循天理”“惟仁义”的前提下，“义”“利”是一体的。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现实人性的考量，他又分外强调不得专以“利”为事，要求重“义”轻“利”，而这是他的主要态度。
在朱熹那里，义利关系提高到更高的理论高度——天理就是公义，人欲就是私利。天理与人欲是人性中相对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这些话就是针对这些当官的或者准备当官的人说的。学者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态度。本立而道生，本立了，其他事情就容易理解，也容易解决了。为了存天理灭人欲，要从读书开始，学习圣贤所讲的理。 [240]
- 陆九渊心学
心学创始人陆九渊 [249]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 [249]
陆九渊的心学渊源，他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但又不完全同于孟子，与禅宗的承继关系也十分明显。他在《与王顺柏书》中说他“虽不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等经，则尝见之。”事实上，他与禅宗在许多方面一致，在本体论方面，都是以心为本体，在心性论方面，心都具有主宰性；在修养论方面，陆学以理性为主，兼重直觉，而禅宗则以直觉为主，两者都具有非理性色彩，在境界观上，圣佛实质上也是一样。陆学之道、理、心为一口有灵明，有意识之精神主体。这乃是他心学的最大特征。他建立的心学，除了道德哲学外，也涉及到本体论。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禅宗心学的部分成果，这种本体论及其思辨色彩，显然已超越了孔孟的传统，孔孟从来没有明显地肯定天地万物即是一个至大无外的心或精神。在修养论方面，强调本心，可谓抓住了要领，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心学体系。
- 金华学派
吕祖谦画像吕祖谦作为理学家，他有自己独到的理学见解，既与朱熹的理学有相似之处，又有和陆九渊相契合的心学观点，甚至还有注重实际的功力之学倾向。吕祖谦不仅在思维领域融合“理”、“心”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他在各学派之间百般调解，最著名的是他促成了当时两大对立的学说“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鹅湖之会，努力使二者的学说会归于一，虽尝试失败却对后世产生不小影响，也使得二位学者的思想观念发生细微改变。虽然吕祖谦没来得及把理学与心学的精髓融会贯通，但他博杂的学说涉及的众多领域却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443]
正是因为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庞杂，涉及当时各个流派，所以研究吕祖谦的思想能够把握整个南宋的学术发展脉络，其思想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当时主流思想的融合汇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杜海军认为“吕祖谦是南宋乾淳间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他自觉地培植后进，努力推动学术进步，特别是在浙东学术方面，不仅左右当时，且惠及后世，影响了南宋及元明清几百年的学术发展方向。” [444]
- 事功学派
叶适塑像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主张“道不离器”，反对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442]在政治层面要求当政者行实政实德，并以“义利双行”作为其学派的道德伦理标准，一反理学强调心性修养的治学倾向，公开倡导以务实事、求实功为宗旨的事功伦理，特别是农商并重、四民平等、藏富于民和保护富人等经济伦理思想 [441]，看重史实，希望能从史学的研究中寻找到通变救弊的具体途径。事功学派的特点在于追求实用主义，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以致用的治世之道以及古为今用的治学态度，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439-440]
- 北方理学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 [191]开禧年间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北传，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 [235]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例如傅起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引和后序。赵秉文亲自撰写《论语》《孟子》解。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研究《易》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畅通无阻。 [237]
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 [236]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南宋理学家。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或牵强附会之说，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238-239]
- 综述
南宋文学家张栻 [18]南宋初期，金统治者继续挥兵南下，进一步威胁祖国的统一和南方人民的安全。广大人民从反抗民族压迫、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发，坚决要求抗金；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呼声。这样，和战之争就代替了长期以来的新旧党争；爱国主义就突破了江西诗人、大晟词人（北宋末年以周邦彦为首的宫廷词人集团）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为许多进步作家的共同倾向。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的词，陆游、范成大的诗，陈亮、叶适的散文，共同把中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向来比较推崇晏几道、秦观的李清照，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较深的陈与义，在新的时代影响之下，也改变作风，写出了富有爱国思想的诗篇。 [68]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等婉约派词人和四灵诗派（浙江永嘉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刘克庄为代表的江湖诗人。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各有不同，也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现实，但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到了南宋覆亡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部分诗人又继承了杜甫、陆游、辛弃疾的优秀传统，写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受他精神感召的许多南宋遗民的诗歌，如刘辰翁、汪元量等人，也表现了不和元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69]
- 诗话
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和道学思想的流行，古文家、道学家们各自在文学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从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新的文艺批评形式——诗话，到南宋也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吕氏童蒙训》、陈癸《文则》等。而以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影响为更大。 [69]
朱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学家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和韩柳一致的。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开始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了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 [630]但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评论古今作家利病亦颇多中肯。他教人学诗要从《三百篇》《离骚》学起，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他论诗又多从全面来考查。总之，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他不懂得文学的源泉是生活，在获得丰富生活的基础上还要刻苦学习艺术技巧，才能把作品写好，所以论文就强调心性修养而任其自然，反对下工夫，费力气。 [69] [631]
《沧浪诗话》严羽的诗论是为反对苏轼、黄庭坚的诗风而发的，最后连带批评了一下”四灵”和江湖派，但主要矛头则是指着苏黄二大诗人，而尤侧重于江西诗派末流。虽然严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很中肯，但他不从那时最根本的脱离现实生活的缺点来针砭诗歌，而只强调艺术风格等次要问题，又引导以模拟复古为事，产生了错误的引导，因而《沧浪诗话》影响很大。明胡应麟认为明诗所以能”上追唐汉”，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其实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以”诗必盛唐”相号召，模仿剽窃，久为诗坛所反对，而目之为”瞎盛唐诗”，正是《沧浪诗话》带来的后果。 [632] [634] [636]不久王士祯复大倡”神韵”之说，选《唐贤三昧集》。其诗亦努力追求盛唐韵味，成为一时风气，也是受了严羽的影响。 [69]
胡仔画像
《诗人玉屑》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问世，也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 [643]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644]
- 诗歌
陆游画像 [250]
杨万里画像
范成大石刻像
永嘉四灵所谓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来维持生活。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时名。戴复古、刘克庄就是这类人物。 [247]江湖诗人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刊刻《江湖集》而得名。他们以江湖相标榜，表示了和当权者不同的在野身份，而他们在个别作品里也刺痛了当权派，陈起就因此得罪（当时史弥远杀济王。以为陈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有意讽刺。陈起因此坐罪流配）。 [247]
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陆游的诗歌也传入北方。但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没有被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国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而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628]
- 小说
洪迈《夷坚志》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41]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本到宋元时代才渐趋成熟。在宋代工商业繁盛的都市里，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其中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一、“小说“，二、讲史，三、讲经，四、合生或说诨话。“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小说“多就现实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最为群众所欢迎。《都城纪胜》说当时讲史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233]现存南宋话本的“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 [271]
清代人根据南宋话本写成的《绘图济公传后集》比之唐传奇和变文，南宋话本的体裁有它的特色。说话人为延迟正文开讲时间，等候听众，并稳定早到听众的情绪，因此汲取变文里押座文的经验，在正文之前吟诵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叫做“入话“。说话人为渲染故事场景或人物风貌，往往在话本中穿插骈文或诗词。话本结尾又常用诗句总结全篇，劝戒听众。这些地方还残留着说唱文学的遗迹。说话人为吸引听众再来听讲，往往选择故事引人入胜处突然中止，这是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起源。 [271]
- 戏文
南宋戏文又称南戏，是从浙江温州的土戏发展而成的。这种戏最初只用民间小曲，不分宫调，各脚色都有白有唱，剧本的结构也没有一定的规格。自宋南渡以后，政治重心移至杭州，南戏传到了这人文辐辏、诸艺汇合之区，与宋代的杂剧相揉合而形成了一种与元曲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戏剧。 [678]南戏的特点有如下：一、南戏称一段为一出，普通一剧有二、三十出之多。二，各种脚色均有唱，其唱法分下列五种：一人独唱，两人以上的轮流接唱，两人以上的合唱，一个独唱然后两人以上的合唱，两人接唱然后合唱。三，每出用几个套曲，每套曲二、三个乃至六、七个短曲缀合而成；一出之中也不限一个宫调。四，曲有引子、过曲、尾声三种。引子是脚色在登场时所唱的、散板的歌曲；过曲是拍子严格的正曲；尾声是在出终时所唱的歌曲，尾声有时可以省略。五，曲词之中很少衬字和俗语宾白，尤其是独白，往往用过分文雅的辞句，已非口语。六，南戏之中除戏剧动作以外，还有载歌载舞；这也许是宋代杂剧的遗风。今昆剧尚保存南戏的这种优点。七，南戏都是以团圆结束，“悲欢离合”一语，可以概括一切剧情的层次。八，南戏为了使各场不至过于冷静，往往插演武场以为调节，纳于正式戏剧中。九，南戏所用的音乐是流行于南方的乐曲，所以南戏又称南曲。自元中叶以后，南戏采用北方的曲调与南曲缀合而成套曲，称之为“南北合套”。 [447]
南戏故事情节的增强，角色的增多，以及音乐的丰富多彩，都体现了“戏文”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所以中国戏剧基本形成于南宋时代，而以“戏文”的产生为其标帜。 [448]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41]
南宋戏曲《张协状元》现代版演出剧照- 古词
李清照是诗、词、散文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的还是词。她在宋代刊行的《漱玉词》已经失传，现在辑录的只有七十多首，她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二期。前期词描写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如〈如梦令〉，从靖康元年起，李清照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的苦难，过着长期的流亡生活，写出了更其动人的词篇，如〈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等。这些词主要是表达她个人的不幸遭遇，情绪比较消沉。但其中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等句，是表达了南渡初期许多离乡背井、骨肉分散的人的共同感受的，在当时有它的现实意义。〈永遇乐〉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她对现实的不满和关心。在士大夫大力提倡封建礼教的宋代，李清照不仅掌握了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敢于干预闺房以外的事情。在早年，她献诗赵明诚的父亲，那当权的赵挺之，说他"炙手可热心可寒"。南渡后，她更以“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诗句鞭挞了南宋统治集团里的逃跑派。在文艺上，她也没有一般封建社会妇女的自卑感。她敢于利用当时各种文学形式表情达意，甚至还批评了许多久负盛名的作家。正是这种精神，使她在词创作中表现较多的独创性。 [248]
南宋初期，有的词人积极投身于要求反抗民族压迫、恢复北方疆土的政治斗争，他们的词也突破了北宋末年浮靡的作风，上承苏轼的思想、艺术传统，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这里，首先用词作武器，直接参加当时抗战派的政治斗争的是写出《芦川词》的张元干。和张元干同时的主战派士大夫或将领，如李纲、岳飞、胡铨等，不以词知名，但由于他们主张抗金的态度最坚决，他们词里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往往为一般词家所不及。其中传诵千古的岳飞〈满江红〉词，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248]
比张元干稍后的张孝祥是前期爱国词人里影响较大的作家。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的北伐军在符离溃败，他在建康写了首〈六州歌头〉词，张浚为之罢席。张孝祥部分即景抒怀的作品，意境和苏词较近。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俨然小型的《赤壁赋》。当形势渐趋稳定时，这些词人转而在园林、山水中寄托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词里表现了萧然自得的态度。这种倾向在朱敦儒的《樵歌》、叶梦得的《石林词》里就十分明显。 [248]
南宋词人辛弃疾 [20]和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和比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词风上都明显受到辛弃疾的影响，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244]他们用词纪交游，发感慨，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同时进一步把词推向散文化、议论化的道路。他们喜欢采用带有古诗或散文意味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贺新郎〉〈沁园春〉等长调，而象五代北宋词人所惯用的〈浪淘沙〉〈蝶恋花〉〈临江仙〉〈踏莎行〉等小令却相对地减少了。在语言上较少婉约派词人的雕琢习气，又带来了恣肆粗犷的作风。他们既没有像岳飞、辛弃疾那样的政治抱负与战斗经历，艺术上也不及辛词的精炼，作品的动人力量有所削弱。 [243]
- 散文
北宋的古文运动，经过”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沉，到南宋继续发生广泛的影响。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欧曾王苏的古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和无施不可的应用工具，因而产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南渡前后，民族危机严重，抗金爱国成为诗词等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散文更成为打击投降派、力主报仇雪耻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诸大家的影响下，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和鲜明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248]
南宋承北宋古文发展高峰，创作更为繁荣，文体更为完备，文集更为繁富，尤其文论之勃兴与选本之迭出及文派之组成，都是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南宋散文因强烈的民族情绪，在当时的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其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的结论。 [629]
- 笔记
《容斋随笔》
《鹤林玉露》
《容斋随笔》
《都城纪胜》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64]南宋时期的当代史编修，盛极一时，无不具有纪实与求真之品格，从史学体例之完善、史学思想之深邃，或综合编撰、评论多方面成绩而论，此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盛期。 [342]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王称的《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它开北宋历史研究的一代先河，奠定了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比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逻辑性，同时，对历史的认识有更多深刻见地；其作为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体现了其不凡的史学见识和史学才能、敏锐的政治头脑、仗气直书的胆魄和献身史学的热情。而中国史学史上，象《东都事略》这样一百三十卷的当代史屈指可数。南宋产生了很多以北宋历史为内容的著作。但采用纪传体的仅《东都事略》一书，因为在内容编排上不仅要有逻辑性，而且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东都事略》并不拘泥于纪传体已有的程式，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 [348]
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读史管见》、《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就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图书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从现存南宋刻本书籍，可以看出南宋中央和地方官府、书坊、书院、寺院和家塾等都从事雕版印刷，刊刻了众多书籍。学界讲宋代的刻书机构，一般都沿袭版本学的说法，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 [495]其中官刻由政府主持，由于政令所出不同，又分中央官方出版和地方官方出版。中央官方出版通常根据皇帝的诏令，由秘书省负责编辑修撰，国子监等国家机构执行。地方官方出版则由公使库、各使路司、各地方官署主持出版。官方出版主要是针对一些关乎国家统治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图书。南宋以文治国，对待图书出版尤为重视。首先，对正经、正史进行了集中出版，对律法、医药、文学等图书进行刊印。同时，下达了一系列禁书诏令对私刻、坊刻的图书出版进行限制。此外，从图书出版发展情况而言，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盗版和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官方也颁布文书，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南宋在对图书出版的管控较之前代更为进步，且具有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性，诸多措施在出版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49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宋时期，除伊斯兰教之外，主要宗教教派有四种，即佛教、道教、巫教、民间秘密宗教。南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布还局限在落籍和侨居广东和福建两地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中，基本游离于中国宗教主流之外；而民间秘密宗教则被南宋朝廷定为非法的邪教，在南宋初期即已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一直未能再形成大规模的气候。因此，南宋宗教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巫教。 [255]
- 佛教
南宋时期，佛教盛行。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约140年的时间里，很多皇帝都在皇宫内设置道场，也就是在皇宫内举行各种有关佛教的宗教祈祷活动。这些法事活动祈求的内容分为两类：一为国家，一为统治者自身。为国家祈求的主要是希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等；为统治者祈求的多是希望生者长寿，病者消灾、早日康复，死者超度、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等。皇室的信仰，带动了南宋时期整体对佛教的信仰及佛事活动的推崇。 [264]
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 [267]。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有着“江南佛都“之称。据记载：“城内寺院，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城外尼寺，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 [233]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268]
南宋嘉定年间，朝廷还主持建立“五山十刹“制度，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其中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 [268]
荣西法师像南宋时的中国也吸引着外来僧人学习佛法，尤其是禅法。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264]乾道七年（1171年），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断地来拜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圆尔辨圆和神子荣尊在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灵隐寺退耕德宁的指引下，到杭州径山寺拜访无准师范禅师，在宋六年后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268]
- 道教
南派祖师白玉蟾画像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 [262-263]光宗在位时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宣扬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256]理宗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加强崇道措施，为一些道派祖师以及道派首领赐赠封号。如嘉熙三年（1239年）赐号天师张大可“观妙先生”。封白玉蟾为紫清明道真人，特赐茅山道士易如刚“妙宝先生”，并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很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年），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刊印，理宗书写于卷首，并由真德秀代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 [261]度宗即位之后，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 [256]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山天师、茅山上清、阁皂山灵宝派等符箓三宗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派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 [256]
- 伊斯兰教
宋代伊斯兰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穆斯林大多数是“土生蕃客”。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北宋时期，穆斯林多在中原地区活动。南宋以后，随宋室南迁。很多穆斯林南下，浙闽地区穆斯林大量增加，杭州尤多。宋代穆斯林不仅人数比唐代多，而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广州、泉州，形成一种势力，开始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他们非常富有，同当地政府来往密切。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仕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广州右武大夫（正六品）因羡慕穆斯林蒲亚里富有，以妹相嫁。广州刘姓穆斯林甚至娶宗室之女为妻，并做了个左班殿直的小官。宋代已有汉人改宗伊斯兰教。那时政府禁止“投充番户”，所谓“投充番户”是指汉人投入穆斯林之家，皈依伊斯兰教，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图逃避某些社会义务。 [266]
泉州清净寺现址宋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还表现在清真寺的修建上。泉州清净寺（俗称“麒麟寺”），一说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创建人是来自波斯湾锡拉夫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清净寺是一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宗教建筑。据说在南宋末德祐年间（1275年—1276年），普哈丁修建扬州清真寺。 [266]
- 综述
南宋刘松年画的《天女献花图》- 山水画
主词条：南宋四家
山水画仍是南宋时期重要的绘画类别。北宋时期，山水画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全景式山水构图已经非常完满。到了南宋，全景式山水格局演变成一种更加自然化和生活化的边景山水，由繁入简、由整体到局部、由宏大到诗意小品，笔墨表现上更加突出墨法的表现力。 [242]这种变革并非一蹴而就，但是在继承前人剪裁经营特点的基础上，真正完成这种边景式山水构图变革的画家是马远、夏圭，马远家学渊源，其父兄均为画院待诏。他擅画人物、山水、花鸟。山水画始承家学，后自出新意，构图多用边角形式，是南宋“翰林画院”中的佼佼者。 [650]夏圭同样擅画山水，属水墨苍劲一派。他喜用秃笔，下笔凝重。在构图方面，夏圭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善画“边角景”。 [242]两人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他们和李唐、刘松年合称“南宋四家”，马远、夏圭两人也并称“马夏”。出现这种边景构图的原因，主要是山水绘画发展的结果，有人称之为“残山剩水”，认为是南宋偏安南方一隅的写照，也有一定道理。 [65] [242]
南宋四家中的李唐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其山水画风格既有早期在北宋画院时期复古风尚影响下的绘画风格，又有过渡时期寻求创新的尝试风格。靖康之乱后金军掠走了所有画作，在没有经典画作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李唐作为北宋画院的画师和前朝遗老，成为南宋绘画上的代表性人物。他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连接北宋山水画与南宋山水画之间的纽带，更是南宋山水画向北宋山水画学习的桥梁。至此，南宋的山水画再也不是出自宋初的“三家山水”（关仝、李成、范宽），而变为李唐的“一家山水”，李唐因此一人独领南宋画院的成熟新风，从而顺利完成了宋代山水画北风南下的传承发展。陈传席把李唐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北宋时期叫做“崇古”；南宋时期叫作“独创”。 [651]
南宋山水画大体源自李唐典型期的风格，并在李唐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呈现“李家山水”的不同变体。刘松年在绍熙年间为画院待诏，师从张训礼，而张训礼直接师李唐，所以刘松年系李唐一脉。《四景山水图》是刘松年师李唐最明显的代表作，描绘四时不同的山水景色。山石皆用刚硬的线条勾出外形，再用斧劈皴皴染，部分平面也和李唐一样淡墨横扫，棱角分明，形体方硬。远山依然墨线勾出山形，淡墨横擦略施斧劈，显得清丽秀美。相对而言，刘松年山水画的风貌更像前期的李唐，稍往北宋靠近。但是比李唐南宋时期的山水画更加秀润细谨。 [651]
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
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马、夏则是顺着李唐简逸苍劲的方向继续发展，水墨更加刚劲。马远《踏歌图》最能体现其笔力“刚劲”。山石先用刚硬的线条勾出外形，不加结构，细而长的大斧劈直接刷凿。 [656]长笔可刷大结构，短笔可凿小肌理。笔与笔之间自然留有间隙使山体的质感更加强硬。树干多用独创的“折枝法”造型，宁方勿圆的折枝与刚劲有力的山石树木相配合，略显瘦劲，后人多效仿之。 [654]此画给人以高远峭拔之势，虽然有“高远”与“平远”之象，但是与北宋山水画“巨嶂式”构图不同。体现南宋山水画普遍把之前无限天地的“宏观”视觉观念转变为“微观”的局部小景 [658]，这是因为丰富多变的南方山水使得山水画家自主的把描绘的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景物，以突出它的精致细腻。 [651] [655]
南宋·马远《踏歌图》
南宋·马远《踏歌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也是南宋山水画水墨刚劲的典范。 [658]相较马远而言，夏圭用线方折、短促，很少有长线条。画树用短寸的墨线勾折，加上破点或者短线画叶，显得格外苍劲；山石的刻画也较马远更加苍茫淋漓，运用小斧劈、短条子、小破点等皴法短小但结构丰富，最后淡墨皴擦，拖泥带水且秀润一体。 [651] [657]由于运用更多的水分，于是就更具有“水墨淋漓”的效果。其皴法为“拖泥带水皴”或“带水斧劈皴”。 [122]夏圭用笔虽然琐碎、率性，但山石结构丰富多变。远山用线定出山头结构，之后淡墨大笔擦染，覆上墨点。尤其是右半段江边远景，好比隔着江面上的薄雾眺望远山，清秀苍润。夏圭的绘画显然是将李唐南宋时期的山水画进一步推向水墨苍润，此后山水画创作者更加关注笔墨情趣对画面意境效果的表达与营造。 [651]
马远《溪山清远图》 [122]
马远《溪山清远图》 [122]此外，南宋其他山水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李唐的影响，而刘松年、马远、夏圭，大抵相当于李唐山水三类风格的转变。刘松年较“细谨”，相对接近于北宋山水画中的李唐；马远较“刚猛”，更胜于李唐自身的刚劲之气；而夏圭较“苍润”，比李唐更加秀润。所以说李唐堪称南宋画院“宗师”，对南宋山水画的影响巨大。他作为两宋山水画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跳出以往的范式与法则把山水画引向了另一片天地，是对北宋山水实现了一个高峰后的又一次重新思考。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把北宋完备的山水画创作范式带到了南方，将北方刚劲的山水置于南方秀润的画境之中创作出了刚柔并济，动静相宜，且“小中见大”的南宋山水画，但又不同于董源笔下的南方山水。 [651]
- 禅宗画
南宋时期禅宗画家辈出，以山水见长者有隆师、老悟、德止、若芬等。南宋初期一小部分禅僧延续李公麟白描画风，大部分禅画家向减笔、泼墨方向发展，至南宋中晚期禅画笔墨的疏简以及类型的多样化达到极致。南宋善画佛教人物者有思净、妙应、月蓬、法常、至叶、德源、梁楷、门无关等。以花鸟走兽闻名的画家中，善画梅者有惠洪、妙高、僧定、莹上人，善画竹者有惠洪、太虚、圆悟（枯崖）、铁鉴；善画墨葡萄的有因师与温日观；善画走兽者有智融。兼擅多科的画家有法常、梵隆、萝窗、了宗、仁济等。
另外，宋代具体时期不详者如下：工佛教人物者有慧、彦深、智什、圆悟（李时泽）、绍祖、祖莹、智叶、智平及弟子祖鉴；工写真者有童益；工山水者有智永小景、鉴微、称上人、智深、明川、虚己；工花鸟走兽者有择仁、鉴微、静宾、镜潭、慧舟、希白、真惠；诗书画兼能者有惟凤；各科兼能者有惠定、真慧、道宏、智源等。 [66]
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继承了北宋迁移过来的音乐种类与形式；另一方面是南宋地域本土音乐文化兴盛发展。宫廷礼乐、瓦肆勾栏民间音乐、杂剧、南戏以及琴学艺术等，均体现了这种历史继承性和地域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特点。这构成了南宋时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形成了它继往开来的音乐史特点。 [484]
北宋末年，宫廷外，民间音乐勃兴，教坊与钧容直等逐渐衰落。成熟的市民音乐、高超的民间表演艺术，对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有名的民间艺人被召进宫侍奉内庭。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内外交困加剧，掌管和从事宫廷音乐艺术表演的教坊竞被废止。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金军大举人侵而撤消止。后再建再废，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从旧教坊和钧容直、衙前乐的乐工中召集一些乐工，甚至是少年乐工和包括“歧路人”在内的民间艺人，经短期培训后临时客串一下以应付演出所需。这些临时雇用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至孝宗时期，和顾艺人占乐人的总数已增至近半。可见至南宋后民间音乐牢牢占据时代音乐的显要地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