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塔利班兴起，采访卡扎菲：女战记玛丽·科尔文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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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从1992年至今，共有1303名记者在报道中丧生，其中，最具传奇色彩且被广泛报道的，是一位驻外女战记——玛丽·科尔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1956-2012）。

偏爱蕾丝内衣的

“眼罩女侠”

有人曾问科尔文的搭档保尔·康罗伊（Paul Conroy）：“你喜欢跟玛丽一起工作吗？”他答道：“你在开玩笑吗？她可是个传奇啊！”

科尔文和搭档保尔·康罗伊

什么样的女人活成了传奇？若要给科尔文做注脚，关键词可能如下图所示：

铸就女神光环的，首先是她毫无争议的硬实力。凭借丰富的战地经验和犀利的报道，她成为记者行业声名赫赫的“老手”。1986到2012年的26年间，她的身影几乎出现在地球上所有战区，从东帝汶、利比亚、科索沃、伊朗、车臣到伊拉克，从菲律宾到斯里兰卡，从埃及到叙利亚，在亚欧大陆南端的广大地区，她为英美主流媒体提供了无数条战争报道，也因此与诸多政治人物成为朋友。科尔文的护照上有150多枚签证印章，记录了包括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选举、塔利班的兴起、阿拉伯之春、卡扎菲被抓以及叙利亚冲突等政治事件，几乎是一部当代战争史印章集了。

科尔文护照页和签证印章

事实上，大众对科尔文的过目不忘，归功于她独特的“眼罩女侠”形象。2001年，在斯里兰卡榴弹爆炸中，她左眼受伤，此后便常年佩戴眼罩，像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侠，仿佛披风加身就能拯救世界。著名摄影师布莱恩·亚当斯2008年给她拍摄的照片，更是把她定格成一位桀骜强硬的女斗士形象。穿梭在枪林弹雨，长期目睹战争的残酷，她眼神中透出的都是锐利。

玛丽·科尔文，2008年由摄影师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拍摄，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馆。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对奢侈内衣品牌La Perla的偏爱，尤其是蕾丝和缎面内衣。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一喜好，去战场也一定要带上。“在厚重的防弹衣下面，我常穿蕾丝内衣”，她曾经跟英国《时尚》杂志的编辑打趣道。在斯里兰卡，民兵队曾闯入她的酒店，没有拿她的卫星电话、录音机、甚至是防弹衣，反而偷走了她所有的La Perla内衣。虽然父母都是教师，科尔文身上仿佛天生贵族气质，也非常爱美，她经常涂大红色指甲油，穿Burberry大衣和Prada外套，戴珍珠项链，即便在战区也常戴一对珍珠耳坠。不过，这耳坠并不平凡，是阿拉法特送给她的礼物。外表强悍，气质性感，大概是对科尔文最好的描述。

在朋友眼中，科尔文是一位集聪慧机警、幽默有趣、勇敢迷人于一身的女子。她有一口威士忌（美式）腔调，尽管在伦敦待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改变她的美式口音。她的大笑非常魔性，生活中的坦诚大方和不拘小节，让她交到很多朋友，从难民到作家，从电影明星到游击队战士。她也与不少政客建立了长期友谊，比如，她对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进行过23次采访，也曾陪他去白宫，陪他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还制作了纪录片《阿拉法特：在神秘背后》（Arafat: Behind the Myth）。

科尔文和阿拉法特

2011年在米苏塔拉和利比亚武装军合影

“我是卡扎菲，没开玩笑”

科尔文不喜欢讲自己的私事。有人问她的家乡牡蛎湾（Oyster Bay）怎样，她说：“就是个渔村。”后来此人发现牡蛎湾是个富裕的上流社会人群聚集地，她也只是笑笑。事实上，科尔文来自牡蛎湾边上的东诺维奇（East Norwich）——一个中产阶级的城镇，她高中的时候还一度不自信，曾在油轮俱乐部打工挣钱。

她爸爸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人士，晚上会给孩子们读狄更斯和库珀，周末带他们去参加政治集会。科尔文是完全的“爸宝”，爸爸非常溺爱她，四个弟妹都要听她的，家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科尔文跟爸爸关系一直很好，直到她进入叛逆期，晚上常常跳窗户溜出去跟朋友抽烟喝酒，爸爸拿她毫无办法，他们开始激烈争吵。入读耶鲁后不久，她爸爸检查出癌症晚期去世，没能和父亲和解道歉成为她终身的遗憾。此后，所有关于爸爸的回忆，都被她封存在心里，很少再提及。

高中时期的科尔文

不过，她成绩却非常优异，门门功课都是A，还竞争过国家奖学金，飞到华盛顿参加反越战游行。后来，她跟丈夫说“我曾经私奔去了巴西”，其实是高中时期作为交换生去的，而且住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不过她喜欢开自己的玩笑。从巴西回来，科尔文变得时髦亮丽，并且宣称“我不想住在家里了，我要走出去看看”。不过，她早就错过了大学申请。她对家人说“我要去耶鲁”，然后便带着高中成绩单和测试分数（有两个在800以上），开车去了纽黑文。第二天回来，她说：“我进了”。

进入耶鲁不久，她便因为经常针对时事“发声”而成为风云人物。与此同时，她迷上普利策奖得主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写作课程，受其影响开始为耶鲁日报撰稿，走上记者之路。1995年以后，也为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撰稿，该杂志由美国智库主办，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

大学时期的科尔文

赫西也是著名战地记者。他生于中国天津，十岁时返美，并先后在耶鲁、剑桥大学完成学业，1937年秋到《时代》杂志工作，两年后被派往重庆分部，整个二战期间都往返于欧亚大陆，为《时代》、《生活》、《纽约客》撰稿。他是最早践行“新新闻”写作手法的记者，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影响很大。其作品《阿达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于1945年获普利策奖；另一部记录原子爆炸幸存者的《广岛》，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读物。1965年起，他任教于耶鲁大学，长期讲授写作课程，影响了诸如科尔文等一代学生。

科尔文一直梦想着定居巴黎。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合众国际社(U.P.I)工作，出色的表现令她很受器重，于是她便跟主编谈判，要求调任巴黎，否则就辞职。主编答应了，允许她组建了一个人的巴黎分部，科尔文过上了时髦的巴黎人生活。

然而，读了更多关于越战和水门事件的报道后，她开始不满足现状，感觉自己正在错过当时的大事件，坐拥一整个沙漠石油的暴徒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正在谋划恐怖袭击，而她想去报道。《纽约时报》的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告诉她：“去吧，卡扎菲疯了，但他肯定喜欢你。” 45岁的卡扎菲对漂亮女人有无穷的热爱。

1991年科尔文在约旦

科尔文不仅去了，还进入了卡扎菲从不见报的宅邸。一天晚上，科尔文被传唤到地下室，卡扎菲一身红绸上衣、白色宽松绸裤，戴着大金链子，踩着布拖走进来，特别有大佬范儿地说：“我是卡扎菲，没开玩笑。” U.P.I用头条大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然而，接下来的几次采访，让卡扎菲越发喜欢这位性感巴黎女郎，他开始让科尔文穿自己喜欢的绿色高跟鞋，还想找护士来给她验血。科尔文巧妙地拒绝了，第二天便仓皇逃走。

科尔文和卡扎菲握手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中断，1986年，在美国对利比亚实施“黄金峡谷”（Operation El Dorado Canyon）空袭行动后，科尔文成为第一个采访到卡扎菲的记者。卡扎菲告诉她：“（袭击）当时我在家，亲手把妻儿从将要倒塌的房子中救出。只要里根在白宫一日，我们就不可能与美国和解。”

坎坷的婚姻与糟糕的生活技能

传奇的女人从不缺爱慕者，而长期身处战场的科尔文，婚姻注定坎坷。

1987年，科尔文初到伊拉克，就吸引了外事记者帕特里克·毕夏普（Patrick Bishop）的注意，他以前辈战记的身份主动接近，教她听声音判断炮弹走向，“你听，这个是打出去的炮弹，这个是向我们飞来的……”他瞬间抱头卧倒， 片刻后，发现科尔文站在身后盯着他笑。1989年两人结婚，在外人看来，双方特别般配，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和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是如此，两人在以后很多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帕特里克·毕夏普

不过两人的婚姻好景不长。婚后不久，科尔文就发现毕夏普与其他女记者调情，身处伊拉克的她非常伤心，两人因此离婚，骄傲的她把更多精力投入战地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她是第一个进入伊拉克的英国记者，毕夏普求朋友帮忙阻止，得到的回复是：“她就没打算回来。”1999年，科尔文准备去危险丛生的科索沃，毕夏普专程飞去阿尔巴尼亚劝阻，她不以为意，仍然在酒吧给其他记者讲战地危险事项。但两人重归于好，再次结婚，一起去了东帝汶。在那里，她从印尼支持的武装包围中，救出1500名妇女儿童，并因此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奖。

从东帝汶回来，科尔文去了车臣。飞机降落的时候，她还是烂醉，接机的车臣人都惊呆了，因为当时是穆斯林的斋月，禁止饮酒。女性身份也是麻烦，当地的男性领导拒绝和她握手，她告诉那个人：“屋里没有女人，只有记者。”在那里，她看到醉酒的俄罗斯士兵射杀儿童取乐，随后她的车被炸，逃入一片山毛榉树丛，头顶有飞机盘旋， 不时丢下一颗炸弹，她困在里面无法逃脱，在零下的树丛里待了12个小时。唯一的逃生路径，是翻越一片四公里的冰雪覆盖的山区，穿过冰面的时候，十几公斤重的行李成了累赘，不仅严重拖慢进度，还使她几度落水。为了减重，她丢掉防弹衣 ，只留下必需的卫星电话和电脑，花了四天才进入格鲁吉亚，找到一座废弃的牧羊小屋歇脚。食物几乎吃完，她用仅剩下的三瓶果酱和面粉，加水搅活吃了下去。几天后，毕夏普才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她。

1999年科尔文在车臣的山区

1996年，与毕夏普的两次婚姻中间，她认识了一位出身良好的玻利维亚记者，璜卡洛斯古木奇奥（Juan Carlos Gumucio），此人因报道本国的政治犯罪而被迫流亡，他很会讲下流笑话，也擅长犀利的报道，科尔文再次陷入爱情，还畅想生个宝宝。但她遭遇两次流产，丈夫患有抑郁症，经常酗酒，和她争吵，两人在一起没多久就选择离婚。

1996年科尔文和第二任丈夫古木奇奥结婚时所拍

直到认识了商人理查德·弗雷——她生前最后的情人，科尔文说找到了“此生挚爱”。弗雷在乌干达长大，有殖民地式的大男子气概和绅士风度，也是一位暴躁生猛的航海士，航行时会暴躁的命令她做事情，科尔文也并不介意，冷静温顺的去做了。或许是因为在战场需要时刻顽强，她在爱情中却很温顺顽皮。弗雷说：“我警告过她，我是一头有斑点的美洲豹（有缺点），她说她本身就很独立，也应该我独立的空间”。两人达成一致，只工作半年，用剩下的时间航海游玩，这也有利于缓解她的酗酒症状。

科尔文跟理查德弗雷（Richard Flaye）驾船出海

科尔文的生活技能令人堪忧，她曾经因为电话筒没放好就出差，回来后交了3,7000美元的话费，也曾请朋友吃饭，等到上菜时间才发现烤箱没开。但她对未来有很多美好设想，在家里为伴侣和他的孩子准备晚餐，自己设计厨房和花园。遭遇炸弹前两天，她还写信给弗雷：

好冷啊，我住的地方没有窗户。我今天爬了两堵石墙，第二个快两米高，有个人弯腰让我踩他的肩上去，他可能觉得我很重，我上去后，他使大劲儿把我扔过墙，啃了一嘴泥。

不过，信还未发出，她已经中弹。

流血的时候再哭泣

科尔文一直牢记妈妈的一句话，“流血的时候再哭泣”。

2001年四月，44岁的科尔文去斯里兰卡报道内战，为了躲避泰米尔（Tamil）政府军，她曾在瓦尼（Vanni）北部的热带雨林中徒步30英里。当听说34万难民无法获得食物、水电，她想去一探究竟，却在穿过种植园的途中被发现。她纠结是躲下去还是喊出自己身份，最后还是大喊：“记者！美国人！”这成了她做过最后悔 的决定之一，因为下一秒，一枚榴弹在身边炸开，碎片嵌进她的肺部，并炸伤左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经常梦回这一刻，在大汗淋漓中惊醒，梦中仍纠结着要不要表明身份。

2001年，科尔文受伤后在瓦武尼亚的地方医院救治

这次惊险给科尔文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她陷入惊慌，很害怕失明。当医生去摘她的眼球时，她把医生大骂一顿，但最后还是失去了左眼。她揭露的斯里兰卡政府扣押食物药品、阻止国际记者进入报道的情况，迫使对方改变态度，开始接纳记者进入。

伤好后科尔文开始配戴眼罩，这也成了她以后独特的个人标识。她的故事和照片登上媒体头条，报社举办了英雄回归仪式，她收获了比以往更多的大众关注。然而，自己却长期受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开始酗酒，后来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她告诉朋友：“我见过的战争比士兵多 ，看过很多惨不忍睹的画面，比如一个孩子活活被烧死，真是惨不忍睹，有时候我好像丧失了知觉，一个人陷入无边的黑暗，不能自拔。”

2011年，

科尔文

在埃及开罗，塔利尔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报道万人空巷的埃及革命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2年2月20日，刚做完背部手术，56岁的科尔文就和同伴奔赴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的部队正在屠城，在叙利亚西部的古城霍姆斯，2.8万人被部队包围起来，整个城市已经成为鬼城。为了进入战区，她们找到一条狭长、幽黑、潮湿的排洪下水道。当同行的人哼起“真主至大”的时候，她和同伴的心理却有很不好的预感。

科尔文最后进入叙利亚的签证页

因为，随着激进的圣战势力取得上风，记者和摄像们的处境变得危险而被动。对于圣战分子来说，记者们是获取情报的间谍；而对于犯罪组织，他们则是索取赎金的人质。所以，双方都对记者非常不友善。

科尔文在霍姆斯进行采访记录

此前，科尔文已经得知自己会成为阿萨德的目标，因此穿了一件与平时不同的Prada黑色尼龙棉衣当做伪装。当时的战斗是霍姆斯之围（Siege of Homs），战火密集，每分钟有45枚炸弹。在穆斯林国家，为了入乡随俗，科尔文总是把鞋脱掉放到墙角，听到炮弹来袭的时候，她想去拿鞋子再逃跑。就在这时，一枚炸弹在不远处炸开，科尔文未能幸免，一起被炸死的还有她的摄像伙伴雷米·欧赫利克（Rémi Ochlik）。在被草菅之前，红十字会抢先把她的尸体运至大马士革，继而转运纽约。

科尔文遇难的楼房和最后的报道片段：“希望能在很快见到你们”。

无冕女王

从2011到2014，约有63名外国记者在叙利亚被杀害，其中，科尔文的死是最被广泛报道的。2016年，她的家人起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yrian Arab Republic ），指责叙利亚政府“直接下令”暗杀玛丽·科尔文，这是第一次政府直接下令杀死外国记者。英国政府也下令调查科尔文死因，控诉阿萨德的战争罪行。叙利亚外交部否认蓄意炮轰记者站，声称是意外，并警告外国记者不应该非法进入战区和动荡区域。不久前，美国以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轰炸叙利亚， BBC还趁此机会重推科尔文当年被杀的新闻，或为部署导弹进行预热。

科尔文妈妈手持她的照片

也有人谴责报社不负责任。认为编辑把前线记者催的太紧，应该等她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时候再发新闻。还有人质疑，为什么明知道她被阿萨德盯上了，报社还允许她再次潜回？虽然科尔文说“勇敢就是不害怕自己的惧怕”，大众仍不认同让56岁拥有战争创伤后遗症和酗酒问题的她去报道大屠杀。报社官方对此解释是：在英国，阻止患有PTSD的人工作，是违法的。

科尔文的葬礼

两百位市民参加了科尔文的葬礼，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因为科尔文供职27年的《星期天泰晤士报》是他传媒集团下的报纸。苏格兰风笛吹响了奇异恩典，一群斯里兰卡移民手持海报，称她是“无冕女王”。 然而，所有这些都止不住她妈妈眼里的泪水，她说：“我只想她回来”。在新闻界工作27年，科尔文的死也被新闻界和政界充分消费了。

科尔文死后，她的战地报道被辑录出版，名为《在前线：玛丽科尔文的新闻报道》，《名利场》（Vanity Fair）为她开设回忆专栏，几位朋友出版回忆录。她极具故事性的人生，吸引了纪录片导演马修·海涅曼（Matthew Heineman），他要把科尔文的经历拍成纪录片，名为《一个人的战斗》（A Private War），演员罗莎曼德·派克将饰演科尔文。这跌宕起伏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相关信息请参考：

MARIE COLVIN’S PRIVATE WAR：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politics/2012/08/marie-colvin-private-war

‘Marie Colvin: Syria assassinated reporter, court told’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43711617

Colvin, Marie (2012) On the Front Line: The Collected Journalism of Marie Colvin (London: Harper Press).

Conroy, Paul (2013) Under the Wire: Marie Colvin’s Final Assignment (New York, NY: Weinstei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