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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西周宜侯夨簋
- 馆藏地点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
- 所属年代
- 西周初期
- 所属博物馆
-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所属地区
- 北京
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束颈，四兽首耳，浅腹，圈足较高，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记述周康王册封为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 [3]
西周的分封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 [8]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
簋内底有铭文120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作器者夨原为虞侯，改封为宜侯。宜这个地方，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宜侯夨簋铭文是关于西周实行分封的重要史料。 [1]
（图册资料来源 [4-5]）
宜侯夨簋铭文 [6]郭沫若、唐兰二先生的考证，认为夨就是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在春秋三传的记录中，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也就是说，曾经有周人转封于长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东夷的打击之下被摧毁，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谓‘邗晋应韩’，其地应该在两淮间的邗沟附近，也不见左传记录，可能也应该已经亡于东夷。因此吴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国瓦解与土著文明的后裔。
所谓“宜侯是改封而不是原封，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宜侯是太伯的后人”则不然，首先大伯无后，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那么只要证明吴是虞仲之后就可以了。
中间许多字锈坏，但是从可辨别的字来看，这是康王时器，系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图之后，又把虞候转封在宜。参照周公子转封在鲁，那么同样有可能虞公子转封，并保持虞的称号，因此作器的供奉对象是虞侯之父虞公。由于转再宜地，因此改称宜侯，犹康侯改封在卫而称卫侯，叔虞封在唐而称唐侯也。因此宜侯与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那么如果吴人想声称自己是虞仲之后，则这种说法的基础就是吴人与宜侯有关系。当是宜国亡国而建立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 [6]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岀土于江苏省镇江大港镇烟墩山。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访问了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据福贵回忆，54年他还俗在家，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 [6]
馆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宜侯夨簋》其实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下聂村发现古物的消息上报后，上级来人进一步发掘清理，后来以江苏省文管会的名义写成简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岀土的古代青铜器》，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简报说，在烟墩山麓共发掘了三座古墓，得大型青铜器十二件，包括五座青铜鼎和《宜侯夨簋》，另得数目不等的小铜器、瓷器和石器。张敏猜测，简报所谓的三墓实际上是一墓，一墓五鼎，墓主的身份当是诸侯，可能就是宜侯。如此猜测属实，则《宜侯夨簋》就不是从外地流入的。但这是30年後的分析，若无过硬证据，不可能改变简报上共发掘了三座古墓的原始记录。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 [6]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天子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不过到已有实物中为止，只有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中明确记载了西周在长江下游的分封情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