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真的走红效果体现了什么传播学原理？

数年之后，当我们疲惫地打着哈欠拿起手机，随手翻看微博上各种不知所云的内容，除了感慨垂垂老矣外，一定不会想起多年前曾霸占微博热搜榜的#理塘丁真#和由他引发的一场连续剧。

故事要从一个不到十秒的视频说起。某天，想去村口买方便面的丁真无意间闯入摄影师的镜头，凭借着又甜又野的长相，丁真迅速引起广大网友关注，视频火的一塌糊涂，单条点赞数就超过了270万。

不止丁真。2020年好像突然成了全民造星的黄金时代，先有不可以受伤的小张，再是盐城高考最美送花女孩，紧接着是被纷纷喊老婆的央视记者王冰冰，最后是近日屡屡霸占微博热搜的田野男孩丁真……

故事好像各不相同，却又千篇一律。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们再次提出那个一直在问却又等不到答案的问题——当我们讨论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技术赋权：新媒体时代的快闪式“顶流”

“人从伊甸园下到尘世，就和技术相伴而行……对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唐·伊德

当互联网的巨轮轰隆隆地轧过现代社会的康庄大道，我们后知后觉地发现：技术并非完全中立的摆设，它可以介入个人与事物的关系，改变双方的面貌。回顾媒介发展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变革都是在新媒介技术推动下完成的。

当下的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并使其以更直观、丰富、生动的符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沉醉于新兴媒介带来的繁华绮丽的拟态环境，却未曾注意到童话的反面：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在开拓人类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保持了它对信息这一权力资源的垄断式占有。

传播权力的泛化使个体话语空间不断彰显，我们称之为技术赋权。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曾预言：“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这一特质将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

网络媒介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垂直信息传播模式，信息的平等化网络传播推动了古希腊“广场政治”的回归——“通过建构一个广场式的公共对话空间, 打破了空间的区隔和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为人们表达观点、沟通意见、参与政治提供了恰当的场景。”互联网天然是对话的空间，当丁真的视频不经意被放置在这一广场中心，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多样网民积极参与，在对话和讨论中建构出新的意义和场景。

于是便出现了颇为吊诡的传播景观：尽管层出不穷的“造星团队”斥巨资想在流量世界中分得一杯羹，小张、送花女孩、王冰冰、丁真等人却骤不及防毫无预兆地出现，并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流量逻辑下成为新时代的快闪式“顶流”。

11月30日热点词云图,源自云合数据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强调了传播媒介对社会场景的影响，指出“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广泛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并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场景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流动变换的互联网社会场景中，传统的规则与权力被消解，拥有话语权的大众不断在新的关系情境和社会期待中发挥能动性，重新寻找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丁真事件中表现为共同拥护的“甜野男孩”的标签，在小张事件中则表现为“颜值即正义”的粗暴认同。

在现代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受众积极参与文化生产过程, 由此与“传者”展开博弈, 最终分享了本由前者垄断的媒介文化生产权力。

意义再造：后现代的多元解码与符号消费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意义的生产依靠于诠释的事件，这些事件由符码组成，“符码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

我们可以把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传者将权力和意识形态以符码的形式糅合在传播内容中，受众在解码时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主导式、协调式、对抗式解读等三种解码方式。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位小花/生的走红方式：

小张：在《1818黄金眼》这一档民生新闻节目中，作为租房玻璃门无故爆炸后索赔无门的受害者出镜，因颜值出众走红。

盐城高考送花女孩：在高考当天媒体街坊视频中作为被访人“出道”，引起抖音上一场关于学生时代初恋的追忆。

王冰冰：8月，在央视吉林空军航空飞行表演报道中以记者身份出镜，一袭红衣惊艳一众网友；9月在B站《总台记者王冰冰：“快乐小草”，再也不会担心会“秃”了》视频中再次亮相，并迅速跻身“顶流”，引发“云认领老婆”风潮。

丁真：前文提到，在买方便面的过程中被拍到，一鸣惊人。

这四位 “新晋顶流”的走红方式纯属“意外”，这种出乎意料脱离了原传播者的意图，使事件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面向。由于受众的多元性，作为符码的传播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重心发生了偏离（相对于传播者意图而言），由此在原有传播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完全意外的传播景观。受众对意义的解码既非主导式解读，也不能完全是一种对抗式解读，而是呈现出一种混杂了多种解读方式的新解码样态。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代传播日益将人们由物质消费引向符号消费。文化的机械复刻特征解构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詹姆逊由此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刻性（距离感消失）等特征。

以丁真（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是小张or其他人）为例，当丁真那不到10秒的视频进入网络传播环境中，他便被去背景化了——人们不再关注他的真实身份和生活背景，而是他姣好容貌所带来的视觉刺激。在全网对“甜野男孩”的美赞中，丁真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物身份被消解，成为一种虚拟的符号化偶像。至于对丁真来自四川还是西藏的battle，那又是由双方政府主导下的另一个故事了。

当碎片化成为传播常态，我们可以将丁真等人的意外走红看作是受众的一种自实现预言。碎片化的视觉文本以视觉刺激吸引受众注意力，碎片化意味着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借用这些碎片化的东西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景随意接，将其意义延伸到更大的空间。盐城送花女孩的视频在抖音发布后，学生时代、美丽的少女、粉色满天星……这些充满浪漫意义的碎片化视觉文本被网友的“自我想象”迅速加工，被赋予青春、初恋、甜美真挚的爱情等更深层的含义，由此与受众发生更深层的情感联系。

在全民造星进程中,后现代传媒的去主体化特征使得真正的传者在众生喧哗中渐渐隐匿，无法判断谁是真正的传者,亦无法找到真正的编码者个体。你、我、他,共同组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集体生产者,狂欢式地参与到快闪式顶流的“创造营”的“打投活动”中。

丁真一日霸占8个微博热搜榜位

狂欢仪式：泛娱乐时代下的颜值崇尚

“颜值”崇尚的背后,是视像时代衍生出的青年人对外相的贪恋、饥渴与追慕,其中既有青年小清新的亚文化呈现,也有青年身体狂欢的集体宣泄,而其被世俗化所裹挟所挤压而形成的精神收缩、审美异化与理想沦落,又着实堪忧。

巴赫金的狂欢范畴可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全民平等自由参与的主体;二是俯就颠倒且粗鄙戏谑的广场形式。其强调的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平等自由对话的内核：通过全民对“国王”的戏谑式狂欢，底层与上层实现了一种暂时但平等自由的对话。

狂欢生活只有在“狂欢广场”上才能得以进行。网络空间便是当代社会中的一个“狂欢广场”，它不仅作为网络红人（刻意或不经意的）展演的舞台，也是大众广泛参与的象征。在这里，网民可以自由地摄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对其意义进行自我提炼和解读，同时，现实世界中各种文化都能被平等地陈列与参观，这构成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所说的“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看，丁真等人的出现对于观看者而言就像进入了一场狂欢仪式。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姣好的面容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观看者对美的追求，于是呈现出一场全民化的“颜值崇尚”，观看者们“尽情地放纵自我,欢歌笑语,自由自在”从中获得欢愉与共鸣。

在狂欢节上,人被允许用粗俗的话语、异样的举止和玩世不恭的剧目来进行自我表达,所有反官方、反权威、反常规的行为都成为个体追求自由解放的一种方式。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小张事件中，评论区中一众“幸亏小张伤的不是脸”、“小张这么帅怎么可以让他受伤”“请持续跟进谢谢，我想多看小张，希望记者不要不识抬举谢谢”的声音。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一方面，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和物欲主义的价值观被接纳和认同，青年世俗化时代所呈现的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构成了这场颜值崇尚的精神基础，于是大家纷纷感叹“原来好看真的可以当饭吃”；

另一方面，现实中既有的学业、求职、工作、情感、人脉关系等压力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使大众无法从宏大的理想叙事中找到动力和激情，于是他们就会把自己装进小我的世界里，专注于建构自己的外在形象，既拾掇自己，也挑剔别人。

于是，对美的追寻成为常态，层出不穷的“颜值即正义”背后，是青年身体狂欢的集体宣泄，背后是审美异化和理想沦落的悲凉。

媒介景观：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从对抗到缓和, 从抵抗到收编, 这一过程构成了每一个接踵而来的亚文化的周期。

——迪克·赫伯迪格

根据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过意识形态收编和商品收编两种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

在意识形态收编中，支配集团 (官方、媒体、司法系统等) 对亚文化的风格和越轨行为进行“界定”、“贴标签”、“去风格化”和“妖魔化”，通过媒体引发道德恐慌，将亚文化作为替罪羊, 将其重新安置、定位, 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

在商品收编里，亚文化符号被转化成商品, 亚文化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 从而改弦更张。

前者是一种“棒杀”，通过道德恐慌和舆论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和遏制，后者是一种“捧杀”，在广告宣传与模仿中抹杀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

王冰冰凭借着甜美的长相迅速走红，并成为央视新一代的“收视密码”，凭一己之力让全国观众爱上新闻：曾经不会让人上瘾的新闻，现在被人一集不落的追完。在11月份的“青年大学习”中，王冰冰的出现让广大网友沸腾，甚至网站一度被挤垮。

丁真的后续仿佛也有着同样的逻辑。在四川文化局与西藏文化局的互相battle中，在全国各地的纷纷响应中，在央视新闻《关注丁真，不只是因为他的高颜值》中，亚文化被整合为支配神话中的奇观，凭借着流量的逻辑为旅游产业做足了宣传，与主导文化其乐融融。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批评（这里主要指亚文化的抵抗性）消失和停顿了，“没有反对派的社会”诞生了。

神之陨落：互联网时代的被遗忘权

今天这个时代, 遗忘变成例外, 记忆成为常态, 人类住进了数字化的圆形监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当信息脱离纸质媒介被数字化之后,个人的信息，包括一个人不光彩的过去,都在网络上留下了持久的数字化印迹,可随时随地通过搜索引擎被检索出来。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古老谚语又一次在历史长流中得到验证：在小张走红后，小张被扒出是以流量为生的带货主播，甚至将该事件看作是小张联合《1818黄金眼》所进行的自我炒作，甚至也有人猜测其性取向、骂其渣男，甚至众多前女友纷纷出来爆黑料。

盐城最美送花女孩之后，网友也称其作为高中生化妆打扮，不符合高中生形象，甚至也称其自我炒作，并从视频角度、发型等阶段称其为“喜被夸赞的爱现鬼”，装清纯。

丁真和王冰冰的黑料也“如期而至”。王冰冰早期的采访视频被扒出，对身材、颜值的质疑也随之而来，丁真竖中指的照片也被网友大肆批驳，没文化、低学历、杀马特也成为了全网黑的靶子。

当我们使用数字设备的时候，行为信息被转化为数字碎片，这些算法会经由算法被还原成与现实相对应的数据化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在数字空间中被“凝视”。

一方面，圆形监狱以数据库为其囚禁数据化个体的空间，数据空间中的每个个体都无法逃离算法的凝视。

另一方面，数据本身的特性使得数字化的凝视还带上了时间的维度。维克托指出，数字化记忆发展四大驱动力为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性覆盖。其中易于提取性使得个体在时间向度上留下的数据痕迹都将永久保留。这便意味着在信息权力与时间的交会处, 永久的记忆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圆形监狱的“幽灵”。

正如叶青所说:“当我要升职的时候, 大家就把我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 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就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些信息我不希望跟现在关联起来”。

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摧毁了历史, 损害了我们判断和及时行动的能力, 让我们无助地徘徊在两个同样让人不安的选择之间：是选择永久的过去, 还是被忽视的现在？

我相信，爆红也好，全网黑也好，所有这些内容终会在不久后被我们淡忘。后真相时代没有永恒，丁真也好，王冰冰也罢，他们仍会在与我们完全不同又完全相同的平行时空中如往常一般。我们的戏谑也好，感叹也罢，终究成为互联网发展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短短一个月，丁真从镜头面前羞涩腼腆、磕磕绊绊地用汉语介绍自己和名叫“珍珠”小马的康巴汉子，变成了旧照上脱下袍子竖着中指的非主流男孩，再到成为宣传四川甘孜州理塘县地理风貌和人文风情的代言人、被央视采访、上日本电视台……野性与纯真并存的他，被称为是“甜野男孩”。他一夜成名的背后，有哪些新传的知识，我们新传人该如何解决这一现象。今天，“武训义学”就聊聊他背后走红的新传故事

#事件概述

11月的一天，一位摄影师在路上无意拍到的一个十秒视频突然爆红网络，视频里身穿藏族服饰的丁真有着原生态的肤色和一张帅气的脸庞，眼神清澈又略带些羞涩，这个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的男孩一出场，就打破了大众的“网红”审美，赢得网友的聚集围观。

仔细梳理丁真火爆全网的时间线，可以发现，这里面藏了太多传播学的“秘密”。

从微型纪录片《丁真的世界》发布，到“川藏”两省文旅在线battle,再到全国省份联动邀请丁真，宣传自己的文化旅游，甚至中央广播电视台《主播说联播》节目都开始安利丁真。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显然没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发三条推文，介绍丁真是社交媒体明星，是甘孜理塘男孩，是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的“藏语”主播。果不其然，就在11月的最后一天，日本电视台就报道了“中国男孩丁真“爆红网络的事迹。至此，丁真不仅走出了网红圈，也走出国门，被世界所关注，他的走红还远远没有结束，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通过丁真，认识理塘，认识四川，认识中国。

1、短视频和直播媒介赋权：个体叙事的崛起

英尼斯曾言：“一种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诞生。”从报纸到电视再到直播，技术的更新迭代改变了信息的呈现形式与传播速度。近几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迅速崛起，直播也成为下一风口，短视频和直播相比于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的亲密性和黏性，能够激发用户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共鸣。

于此同时，在短视频和直播技术的推动之下，网友们构建了社交广场，每个个体都独具特色，在琐碎日常的记录中表达个体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丁真的爆红起始就是从短短10秒的视频开始，他用不太流畅的汉语分享他的名字、分享他的名叫“珍珠”的小马，他在直播时面对用户不断刷屏的“帅哥你好”、“老公你好”、“太平洋就是我对你流下的口水”这类露骨而直接的褒扬露出的羞赧笑容，都通过短视频这一媒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未经修饰的大男孩的形象。

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无疑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短视频媒介的使用者更加广泛，也更加草根化，并且几近彻底摆脱文字的束缚。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的，4G时代开始，社会话语权从精英让渡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每个人都可以用视频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进行社会分享。

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中感叹到：“长期以来，只有血统的传承、出声与英雄事迹才能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力。如果说有时的确会一些无名之辈享受历史的荣耀，但那也是借助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些事情要么圣洁要么罪大恶极 ”。

而现今，诸如丁真这样的草根人物、福柯口中的“无名之辈”，也能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被大多数所看见。另一方面，在城镇化浪潮中，丁真的放牛和一抬眼就能看到格聂雪山的环境，是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不了、体会不到的生活，镜头的展演和记录实际上就提供了多元现实被看见的可能。

2、新媒体时代：流量逻辑稀释传统媒体的话语权

传播学里，我们通常都要强调传播者、受众、讯息、媒介、反馈。但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发现传播变了，“五要素”被重新排列，传播者与媒介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内容的优质标准被重新定义，受众的聚集力量成为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推手。大众被赋予了选择、延续的传播权力。

以丁真走红为例，摄影师只是随手一拍，放在自己的抖音平台上，就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摄影师也没有想到，一段几秒钟的视频，会成就丁真的走红。网友们在看多了美女帅哥的网红之后，被眼前这位纯真、质朴的男生的微笑治愈，网友为他造了一个新词“甜野”，称他为“甜野男孩”，意思是说他“野性与纯真并存”。所以，网友喜欢他，并毫不吝啬的围绕他展开了讨论，引发了话题，以此加速了这种传播。同时甘孜州抓住时机，推出《丁真的世界》宣传片，推荐理塘的旅游资源。将网友对丁真的关注，成功引流到了甘孜旅游、甘孜脱贫攻坚上来。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网友的助推。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社会“去中心”、“扁平化”和“圈层分布”等结构特征，为公众提供了生存场域，建构了一个强调个性、淡化主流、质疑权威、众声喧哗的异质空间。

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被稀释，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根本规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尽量多地获取流量，获取更多用户， 并且让用户进行更多的分享、点赞、评论等操作。

网民通过“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获得了信息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自我传播的权力，这种权利的变迁与赋予使得网民能够在议题出现之时，即时参与其中，藏族小伙丁真的爆红正是体现了是权力弥散，受众聚合的力量。

3、社交媒体议题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内容

在以往的印象中，国际传播一直是些“高大上”的宏观叙事主题，这些主题往往远离百姓日常，建构在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当中。同时，国际传播的主要传播者借助的是主流的传播平台，更多的采用得是一种严肃的话语表达。

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平台成为主要的传播平台，更多议题被纳入到国际传播的体系中，话语的表达也更加的平民化。丁真爆红网络之后，不仅顺利的突破了短视频平台这个圈，各大媒体持续跟进，带动了旅游宣传推广。

更重要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发三条推特介绍丁真，外交部这个部门大家都知道是做什么的，他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做好国家形象的建构。这意味着，丁真这个社交议题被收入到了国家传播之中，用一个纯真少年的形象讲述中国的故事，用一个藏族小伙引发对中国的关注。注意力时代，有关注就会有更多的展现机会，丁真生活的藏区是中国开展脱贫攻坚的主阵地，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这里的发展变化浓缩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变迁。

社交议题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以小切口的视角，开展宏观叙事的讨论，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每一个个体都会折射出社会的发展。

4、市场化的身体：颜值狂欢与注意力经济

如今网红文化盛行，火爆的背后透露出三个关键词:媒介、消费、文化。网红作为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种现象，网红经济形成存在着天然路径。网红文化借助网络媒介这一桥梁向网红经济转变，似乎早有预言全民网红的时代。网红时代，人们不自觉地越来越在意外在的美，此时“颜值即正义”悄然入侵，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颜值经济”，形成了一个网络时代的特殊语境———颜值狂欢。

在消费社会中，身体可以成为一种消费符号，而颜值也会成为生产力。在消费社会，人如同一个商品，人的“颜值”如同商品的“颜值”，通过滤镜、广告、推销以及各种包装手段，将人这个消费符号商品赤裸裸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法国学者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即由物质的消费变成了精神的消费。鲍德里亚认为，由于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现代社会的消费传播正越来越体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即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在这种消费结构下，商品和服务的流行性越来越强，而流行周期则越来越短。

颜值经济本质上也是注意力经济。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数据等信息供大于求，受众注意力成为人们争夺的稀缺资源，商业价值凸显，注意力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经济模式。

注意力经济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 H．Goldhaber）在1997年提出的。注意力经济即一种通过最大限度的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培养潜在的消费群体，以期获得最大的未来商业利益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状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大众的注意力，只有大众对某种产品注意了，才有可能成为消费者，购买这种产品，而要吸引大众的注意力，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视觉上的争夺。

5、内心无法触达的投射与认同

人们为什么喜欢丁真？或者说，人们喜欢的是那个“丁真”吗？

藏族男孩的皮肤，野性的小虎牙，质朴的口音，和城市完全区隔的差异化生活，澄净的眼睛……和当下的所有脂粉气的“白瘦幼”男团们区隔，成为一个差异化的互联网符号。

一方面，在节奏快、压力大的城市中，人们需要通过原生态的文化符号来寻求精神慰藉，丁真以其不加修饰的样子出现于网络，与大众传媒营造出的网红不同，其带着纯真与质朴，生活在美丽的大草原，这种符号的背后，正隐喻着人们内心深处所所追求的“桃花源”，人们通过观看视频来获得快感与满足感。

同时，网友们又能在“推崇丁真”中建立认同，将内心深藏的真诚、质朴建构在丁真的脸庞上，将对都市的复杂虚妄，对清一色男团的脸谱进行摒弃。更重要的是，对丁真的欣赏推崇，就是在完成自我反思、参照他人这两种自我认同的途径，就是在将内心需要的单纯善良，简单质朴这些理想化的品质投射在丁真身上。

“投射”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他认为投射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弗洛伊德认为，“投射，是指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行为的独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倾向性，我们自己同样表现出这些独特性和行为方式，是指我们把自身的某些潜意识的东西不自觉地转移到一个外部物体上去”。

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丁真”，网友们一方面在这张质朴脸庞上，投射了内心的纯真向往，将自己的潜意识不知不觉转移到了“丁真”身上。更是在“养成丁真”“让丁真一夜爆红”这件事情上，网友们感受到了自己的能量，能够让一个素人一夜之间签约国企，成为当地的形象大使，网友们在“养成系偶像”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能动性，体会到了群体的力量与潜力。通过各种手段，帮助丁真在事业上走向成功，获得更多荣誉、更加知名，而完成了对理想自我的塑造，对“真诚、质朴、简单”这些纯粹真实的向往。

6、议程设置：资本和政府的加持

1972年，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的第一个层次便是设置议题：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者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发生了改变，尤其是议题的更换速度愈加频繁。

如果说丁真因为短视频而走红纯粹是因为外表和运气，那么让他在更大范围内被大众审视和讨论的，更多是资本和政府的加持。公众议程影响到媒体议程，又进而影响政府议程，形成了一种舆论场的共振。

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并且构建了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这样，大众传媒就控制着人们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控制着人们感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不难看出，媒介议题设置的机制是“控制”。

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由于传播权的分散，除了传统大众传媒以外，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新媒介环境中，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丁真的短视频通过媒体平台被人知晓，机缘巧合之下，在一定范围得到广泛传播，这是典型的公众议程的形成过程。

公众议题形成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议题发展与形成的过程就是网民与网民之间，网民与媒体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突然高涨的关注量，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蹭流量的机会。越来越多媒体加入到议程中来，一方面媒体通过蹭话题收割流量的同时，又反过来将民间的议程转换成媒体议程，从而使丁真的话题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媒体的蜂拥而至始终只不过是过家家而已，政府的介入才是丁真持续走红的助推剂。政府在微博平台上发布新闻议程，经过微博网友的不断转发、评论，正式进入微博议程，并引发微博平台上的广泛讨论。接着，会有大V进行个人议程设置，将事件进行梳理后重新发布，进一步扩大议程的影响力，最终扩大至网民议程。这一被网民热议的舆论热点能够进入其视野，成为媒介议程，并最终成为公众议程。

理塘县政府迅速介入丁真的话题中，让丁真进入县政府工作，成为理塘形象大使，无论对于丁真还是对理塘政府来说，都是一种双赢。有政府官方做背书，各省市的官微都加入到议程中来，为自己的旅游业做宣传，也是在为丁真的话题造势。这时，大众、媒体、政府三方进入到同一频率中，形成一种联动和共振，一步步将丁真推上“神坛”。

7、景观的堆聚：忽略现实生活真相

对丁真身体的过度关注，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遮蔽。在视频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尤能看到，网络对贫困地区的绝美男孩健朗的身体和美颜的喜爱，和对丁真个人想法、精神世界和他所在地区发展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和居伊·德波所批判的“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景观是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是对社会本真的遮蔽”相似，人们热衷于探讨丁真虽布满日晒痕迹和纹理的脸部器官、在镜头面前依旧“能打”且近乎“完美”的黝黑的身体皮肤，不断地在消费着绝美少年这一符号，而不在乎组成丁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精神世界，他的家乡是个贫困县该怎样发展，尽管有微弱的声音建议“丁真好好念书和好好学汉语”，但在微博和直播平台上，这样微弱的声音几乎是零分贝的存在，被叫嚣着“丁真真帅”、“丁真做我老公吧”、“丁真绝美”这样的话语所淹没。

结语

丁真微博的评论中虽然有“希望丁真好好读书和好好学汉语”、“希望理塘真的能发展成好的景区”这些建议性的祝福，但更多是我们常见的戏谑、娱乐和打趣。我们不希望见到丁真在被符号化后被消费、被使用，失去镜面前的羞赧的笑容，而是希望丁真能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保持他的淳朴和良善。

* 部分参考资料：

[1]黄念然.电子传媒时代的身体状况[J].文艺研究,2009(07):93-99.

[2] 曹茹.新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的变化及其实质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119-122.

[3] 钟柔英,高杨.论微博平台上政府新闻议程设置

[J].新闻界,2011(07):89-91.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