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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大玩偶》:反映社會脈動,關懷底層人物
2010/02/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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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大玩偶》:反映社會脈動,關懷底層人物

陳碧月

1983年,臺灣國寶級文學大師--黃春明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改編為《兒子的大玩偶》(The Sandwich Man)三段式電影,由吳念真編劇,依序由侯孝賢、曾壯祥、萬仁擔任導演。那是黃春明的小說第一次被搬上銀幕的。
在「維基百科」中記錄著《兒子的大玩偶》在上映前的一段小插曲,當時電影:「雖已通過行政院新聞局審核,卻遭保守派的影評人士運用『中國影評人協會』名義,書寫黑函密告中國國民黨文工會,指稱本片貧窮落後及違章建築的畫面不妥當,恐有影響國際形象的疑慮,導致屬於黨營企業的中央電影公司在未經過當事人同意下,打算逕自修剪《蘋果的滋味》部份片段。為此,萬仁透過《聯合報》記者楊士琪於報紙上披露後,隨即引發台灣輿論界一陣譁然,紛紛批評其官僚作風,迫使中央電影公司放棄刪減影片內容。最終,影片逃脫過被刪剪的命運,一刀未剪通過上映,讓此片的創作理念得以保全,而此事件也經常被戲稱為『削蘋果事件』。上映後,寫實傳達台灣記憶的電影風格,擄獲大多數觀眾口碑,兼具票房收益。至今,本片也被普遍視為『台灣新電影』的開端作品之一,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一段話不但點出了影片貼近當時台灣的真實社會現象,也點出了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官僚。另外,也可見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間,台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對劃分商業潮流的電影改革的用心與成效。
電影和原著差異不大,主要是透過台灣50年代幾個在底層卑微的小人物所處的艱困環境中的現實生存的掙扎與無奈,反映出他們在面對台灣轉型期時的適應力與強勁的韌性。
黃春明的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的,除了《兒子的大玩偶》(含〈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還有《看海的日子》、《莎喲娜啦.再見》、《兩個油漆匠》和《我愛瑪莉》都被改編為同名電影。1989年12月,依據以上七部內容,配合電影閱讀的需要,這些作品被編輯成《黃春明電影小說集》。這些被改編成電影的小說有一個共同優勢:就是很有故事性,具有動人的戲劇情節,很可以達到電影的雅俗共賞,觸動人心的潛移默化的效果。這應該是小說足以改編為電影的在技術操作上的基本因子。

全身細胞都在講故事的黃春明

特殊的成長歷程造就了很能講故事的黃春明。.
黃春明,1935年出生於宜蘭羅東,八歲喪母,由祖母帶大他和其他四個兄弟,因為祖母的分身乏術,他便整天在羅東附近遊盪,曾經最遠獨自一人走到現在的「三星鄉大埔村」,這個經驗讓他對家鄉有著深刻的印象和情感,對於未來表現在創作上的「本土性」是有絕對關聯的。擅長編故事的祖母,也耳濡目染了黃春明日後在語言表達和文字書寫上的魅力。
黃春明的阿公對於黃春明感受不到母愛而寂寞,曾對他說:「其實你沒有那麼寂寞,地上只要死一個人,天上就會多出一顆耀眼的星。」因此,小時候他常常和星星對話。阿公在他的求學路上還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關鍵性角色。
  初中時,黃春明的國文女老師王賢春啟發並影響了他對文學的興趣。因為他的文筆不錯,王老師時常鼓勵他創作,也介紹巴金、契訶夫與沈從文等人的小說給他,他藉由對小說中人物的悲憫之情,改變了他自哀自憐的心態,文學的力量帶給他身心靈的淨化。但是,沒多久這位從大陸來的優秀而奉獻的王老師卻被發現是匪諜,而遭到槍斃。
就讀羅東中學的黃春明因為壞成績被公布在布告欄上,他怕被所喜歡的女生看到,於是打破了布告欄的玻璃,撕走成績單,而後被學校退學,之後轉到頭城中學,又因打架被退學。在家又與繼母不合,於是搭上一輛貨運便車,離家出走到台北找工作,途中卡車司機擔心他冷,還為他蓋上了麻布袋,這讓他在孤寂中感受到來自陌生人的溫暖,也為他後來的作品多爲小人物發聲埋下種子。
黃春明在延平北路三段的一家小電器行當學徒,當時後車站附近的巷子裡都是古老矮房子的妓女戶。在那時的妓女戶裡電風扇是必需品,因此,電風扇的使用率很高,損壞率相對也高。他為了修理電風扇,經常要進出那些妓女戶,正因為如此,他認識了幾個為了改善經濟環境而賣身的妓女,於是,讀者有機會見到他把對妓女的生態、觀察和了解,寫進了《看海的日子》,進而點出了農業社會的問題。
學徒生涯沒多久,黃春明考上了可以不用付學費的臺北師範,但是曾被退學的記錄,讓他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後來,他因為路見不平而跟教官吵架被退學,到了臺南師範後,又因為打抱不平被退學,而要到屏東師範去。
當他要前往屏東時,阿公交代他一定要畢業不可,因為他從台灣頭一直讀到台灣尾,再過去就是巴士海峽,沒有學校可以收留他了。他很驚訝在火車站居然看到阿公,阿公淡淡地說他是要:「對手錶的時間。」而當火車進站時,阿公跟著黃春明到月台,說他是要「散散步」。就在火車要離站時,阿公才塞了錢給黃春明並要他:「好好照顧自已」,因為阿公這樣的關懷,黃春明明白他一定要畢業,不能再被學校開除了。
在屏東師範就讀時,一位音樂老師送了《梵谷傳》給黃春明,書裡還有老師的鼓勵:「春明同學,你的才華就像礦產一樣,是需要挖取的,梵谷是你很好的榜樣。」這對叛逆的黃春明是相當大的鼓勵。於是,大量閱讀在那個艱難的時刻對他而言是逃避現實的最佳出口。
黃春明從屏東師範畢業後,回到宜蘭偏僻山區的學校,當了三年很辛苦的老師,他親自收集鄉土資料編成教材給學生閱讀,他秉持著每個角落都是教室的觀念把學生們帶出了教室,實際進入社會去學習,比如他帶學生到銀行去認識銀行,還教導學生如何創業,這對他後來拍紀錄影片有相當大的影響。(見「台灣電影資料館資料庫」,訪談者:李道明 訪談時間:1998、05、15)
退伍之後,黃春明到中廣宜蘭電台工作,當時他一個人身兼數職,既是編輯、記者,又是節目主持人。當時他認為地方電台要具備地方特色才有意義,所以,他就把很多宜蘭發生的事情,都當作題材來談。他走出播音室,到大街小巷尋找生活故事與聽眾分享,把所有能得到的聲音全都錄下來,加以敘述,讓聽眾去想像他看不到的畫面,所以收聽率很高。那是1964年前後的事,在那個還沒有電視台的時代,他已經完成了很多像紀錄影片一樣的錄音帶。
離開中廣後,有家關係企業要徵企劃人才,他去參加考試,為了給公司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報名表和試卷都用紅筆書寫,然而,因為這家公司基礎不穩,所以,就轉到臺北廣告公司工作,那個時期他完成了《明治奶粉》、《阿丹的家庭》和《我是嬰兒》等廣播的連續劇。
1968年,電視已經開始發展,黃俊雄的布袋戲盛行,每天中午他一定到有電視的地方去看布袋戲,因為當時本土的語言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可以透過戲劇擁抱自己的語言,實在是很有吸引人的一件事,可是其中打殺的內容,卻會產生不良影響。剛好那時中視要籌辦一個木偶戲的兒童節目,他馬上寫了一個企劃書,就通過了,隨即完成了90本劇本。之後,拍攝紀錄片《芬芳寶島》系列,開啟了紀錄片與報紙副刊報導文學新紀元。
1962年,黃春明首度投稿《聯合報》副刊,在主編林海音的鼓舞下踏入文壇。後來,又在七等生的引介下,認識尉天驄等人,參與《文學季刊》的編輯。1969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1970年之後,除了小說創作,他還開始拍電影、寫劇本、收集民謠,也帶領兒童劇團。
黃春明創作多元,除了小說,還有散文、詩、兒童文學、戲劇、撕畫和油畫等創作,其作品曾被翻譯為日、韓、英、法、德語等多國語言。
1999年,《兒子的大玩偶》入選香港《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鑼》也於1999年入選「臺灣文學經典三十」小說類,並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
1992年,主編語言教材,推出《本土語言篇實驗教材教學手冊》,作為宜蘭縣國民小學鄉土教學的教材;1993年,出版五本「撕畫」童話;1994年,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陸續推出自編自導的兒童劇,巡迴全台各地;2001年起,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政治大學和藝術學院的駐校作家與藝術家;2003年,投入本土戲曲的推動,陸續編導兒童劇及歌仔戲;2005年,創辦宜蘭人的文學雜誌--《九彎十八拐》。
兩岸的學術界與文藝界,對於黃春明的作品有著高度評價。1998年,北京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還舉辦過「黃春明作品研討會」;200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黃春明的作品研究《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
黃春明這輩子最大的傷痛應該是2003年6月20日,他的愛子32歲的黃國峻上吊自殺。據指出,黃春明向檢警表示,他兒子是對社會適應不良,沒有朋友、只知寫稿,且對社會亂象感到痛苦而尋短。然而,當媒體競相追逐與黃國峻傳出有感情糾葛的女作家,黃春明以他一貫的寬容對記者表示:「如果這個女孩子是我孩子喜歡的,請大家不要再傷害她。」
在黃春明告別黃國峻的追思茶會中,他說:「他自己決定,他就是要用他的生命去愛她,我們如何能夠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要求他按照我們的規則走?」一年後,黃春明寫了〈國峻不回來吃飯〉的小詩:

國峻,
我知道你不回來吃晚飯,
我就先吃了,
媽媽總是說等一下,
等久了,她就不吃了,
那包米吃了好久了,還是那麼多,
還多了一些象鼻蟲。
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
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
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
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
媽媽什麼事都不想做,連吃飯也不想。
國峻,一年了,你都沒有回來吃飯
我在家炒過幾次米粉請你的好友
來了一些你的好友,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
他也不回家吃飯了
我們知道你不回來吃飯;
就沒有等你,
也故意不談你,
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
  
洪蘭教授還特地在2004年7月19日的《聯合報》發表了一篇散文,呼籲生命的重要,引起廣大迴響。
75歲的黃春明還繼續在為社會國家奉獻心力,他對生命的熱情和對人的關懷,從他的小說透過〈甘庚伯的黃昏〉對下一代、《看海的日子》對出身低微的女性、《放生》對高齡或獨居的老人,都充滿無比寬厚的溫暖。
黃春明善於以傳統講述故事的方式,著重人物的內心描寫與外在語言,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還有人物所處的自然環境,因此,他所經營的小說就很有視覺畫面。由此也可見,他要從小說走到戲劇,根本就是如魚得水,水到渠成的事。尤其,他喜歡以嘲諷幽默的筆法,將人物放入特殊的時空,去表現小人物的無知荒謬與卑微的處境,寫出了時代的共同感,這就更具有符合普羅大眾的戲劇口味,同時也喚醒了台灣轉型期與時代變遷的記憶。

故事大要

〈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是三篇獨立的短篇,導演將三個故事貫穿連結,以寫實手法,從三個角度表現台灣三個不同地域的工作階層人們的生存面貌,算是相當成功的處理。
以下分別介紹三段故事的大要。
〈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的老婆阿珠懷孕了,因為經濟狀況,他們猶豫著要不要把孩子拿掉,後來,坤樹為了孩子,毛遂自薦去當電影院的廣告活招牌,他在臉上抹上厚厚的白粉,帶著個紅紅的鼻子,穿著由被單縫成的衣服,打扮成小丑,穿梭在大街小巷,他滿腹辛酸,有人對他視若無睹,也有小孩對他的惡作劇,更重要的是大伯覺得很丟臉,十分不諒解。
坤樹在外面受氣,只能回家對阿珠發洩,兩人雖然吵架賭氣,卻還是關心著對方。
兒子阿龍是支持坤樹努力賺錢的最大動力,坤樹每天都要逗弄阿龍,阿珠曾跟他開玩笑說:「阿龍哪是認得你,他當你是大玩偶呢!」坤樹本來不以為意,但就在經理要坤樹改騎三輪車做宣傳,因為活人廣告看板已經不吸引人了,坤樹終於可以不用再化小丑?時,阿龍卻哭鬧不已,坤樹才醒悟阿龍只認得化了?的他。為了讓阿龍停止哭鬧,坤樹只能無奈地拿起粉往臉上撲去,把心酸往肚裡吞。
  〈小琪的那頂帽子〉裡的林再發和王武雄被公司派到臨海的小鄉鎮推銷日本武田牌瓦斯快鍋。三十歲的林再發盡忠職守,想起懷孕的妻子就更有動力,為了不讓老婆的娘家看不起,他不辭辛勞挨家挨戶推銷快鍋,卻一個也沒推銷出去,他覺得不是快鍋不好,而是推銷的方法不對,於是,他建議兩人分開推銷,可是,業績還是掛零。
二十出頭的王武雄為了不讓家裡人擔心,而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他對推銷工作意興闌珊,唯一讓他覺得興奮的,就是認識十二歲的可愛的小琪,兩人擦撞出一種曖昧的情誼。
林再發想出當場表演快鍋的效率,給當地的家庭主婦們看,就準備買豬腳燉煮。王武雄拔豬毛時,小琪也來幫忙。王武雄注意到小琪的帽子總是戴得很深,拉得很緊,一時好奇竟然順手掀開她的帽子,王武雄看到了小琪光禿的頭頂,那是小琪不願給人知道的秘密,此時,小琪發出慘叫聲,搶走帽子,哭著跑回去。王武雄為此感到自責,愧疚不已。他知道他永遠失去小琪了。
  林再發試驗快鍋給主婦們看,結果快鍋大爆炸,傷亡慘重。當時,王武雄並不在現場,當警方通知他時,他急忙趕到醫院,現實的殘酷是:不管林再發活不活得下來,日子都會很慘。他夢想中的美好的理想未來,一下子被戳破了。那時他的腦子閃過一個念頭,要是林再發死了,他就娶他的老婆。
  〈蘋果的滋味〉裡美軍的格雷上校開車撞到江阿發。外事警官帶著格雷上校通知江太太--阿桂:江阿發被撞傷,已經送到醫院急救。
江家住在鐵皮搭建起來的違建的破落房子,連門牌號碼都很混亂,外事警官不好意思向格雷上校說明眼前所見,便撒謊說這一區未來會改建。
江家共有五個孩子--阿吉正因繳不出代辦費在學校被老師處罰;阿珠懂事而認命地想去當別人的養女以減輕家庭負擔;還有一個啞巴女兒、阿松和小嬰兒。
格雷上校開車戴著江家母子前往醫院,在路上,阿桂一路哭著說:「叫我們母子六人怎麼活下去﹖」而當他們見到一塵不染的美國醫院,阿桂擔心得放聲大哭,她不知無法工作的江阿發,住這麼好的醫院,還得花多少錢。
他們見到醫院覺得「這裡是天堂,而護士就像天使」,去上廁所,還分不清男廁、女廁,簡直就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見到當時極為珍貴的衛生紙,忍不住拿了又拿,塞到衣服裡,胸前鼓鼓的。
腿斷了的江阿發從手術室被推進病房後,格雷上校送來了兩萬元、三明治、牛奶、汽水、水果罐頭,還有蘋果,並保證會照顧他們全家的生計,還願意送啞巴女兒到美國念書。一旁的員警表示:這次你們運氣好﹐被美國車撞到,要是給別人撞到了,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用草蓆蓋著呢!為此江阿發感激涕零地對格雷上校說:「謝謝﹐謝謝﹐對不起﹐對不起…」,阿桂也才放了心。
當時「一個蘋果可以換四斤米」,大家愉快地咬著算是奢侈品的蘋果,細細品嚐著想像中的美好滋味。

呈現真實人生的脈動

影片裡的三段故事有著以下的共同點,而所以感動人心,就在於故事呈現了真實人生的脈動:

第一,貧賤夫妻的溫暖情義:

雖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我們卻見到黃春明極力在作品中描述夫
妻之間在艱困環境中的含蓄情感。〈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因為老闆不幫他換一套服裝,回家就遷怒到阿珠身上,兩人爭吵嘔氣,之後,坤樹不吃早餐就出門,貧賤夫妻的溫暖情義:

雖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我們卻見到黃春明極力在作品中描述夫
妻之間在艱困環境中的含蓄情感。〈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因為老闆不幫他換一套服裝,回家就遷怒到阿珠身上,兩人爭吵嘔氣,之後,坤樹不吃早餐就出門,回來喝茶時發現鍋裡的菜飯都沒動,床上不見阿龍睡覺,心裡擔心著老婆到那裡去了?没見到阿珠,他內心忐忑難安;阿珠則是背著坤樹去幫人洗衣服。洗完衣服,阿珠要去叫坤樹回來吃飯「她匆匆忙忙地背著阿龍往街上跑。穿過市場,沿著鬧區的街道奔走,兩隻焦灼的眼,一直往盡頭看,後來,看到他轉向走往家裡的路,才感到放心;自知理虧的坤樹怕阿珠真的不理他,極力找話題要打破僵局。默默關心對方的倆夫妻為著共同的目標奮鬥。
在黃春明的小說裡,表面上好像見到夫妻關係在結婚後對家庭只剩下責任,但因為舊傳統的保守思維,不輕易表達情感,因此,深層來看夫妻間其實有一種無言的情感在交流著,那是ㄧ種面具底下的真性情。
〈小琪的那頂帽子〉裡的林再發有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再怎麼窮困,也不願意太太出去工作,於是他堅定著自己往前的信念,雖然和太太分隔兩地,但在他心中排在第一位的妻兒卻是他前進的重要動力。
〈蘋果的滋味〉裡的阿桂感覺上對江阿發似乎只是經濟上的依存關係,但骨子裡卻有胼手胝足而來的情感。當格雷上校承諾照顧他們往後的生活,兩人終於卸下心中的大石頭後,小說裡對這對夫妻描述著:

阿發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一種無憂無慮,心裡一絲牽掛都沒有
的感覺,使它流露到他的臉上,竟然讓阿桂看起來,顯得有點陌
生,做夢也沒想到,和他生了五個小孩的江阿發,也有這麼美的
一面。她趁阿發沒注意她的時候,把自己的頭再往後移,然後癡
癡的看著他。看!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清秀過?今天總算像個人
樣了。
   阿發喝著牛奶,偷偷看了阿桂一眼,他心裡想,她怎麼不再開始
嘮叨?並且希望阿桂又說:「你說來北部碰運氣,現在你碰個什
麼鬼?」這一句話。我想等她那麼說的時候,我馬上就可以頂上
一句:「現在這不叫做運氣?叫什麼?」呵呵,準可以頂得她啞
口無言。阿發又看了阿桂一眼,正好和阿桂的目光相觸,兩人同
時漾起會心的微笑來。

在那樣經濟困頓,只求三餐溫飽的環境中,更加襯托出夫妻間含蓄而內斂的情義。

第二,生命傳承的價值意義:

〈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從事著他人眼中低賤的工作,連妓女都
瞧不起他,他走過花街時,妓女吆喝著尋他開心:「喂,廣告的,來呀,我等你。」在笑聲中有人說:「如果他真的來了,不把你嚇死才怪。」
有個母親為了哄騙懷中的小孩停止哭鬧:「看啦!廣告的來了!」連坤樹的大伯都無法諒解他,斥責說:「還有什麼可說的!難道沒有別的活兒可幹啦?我就不相信,敢做牛還怕沒有犁拖?我話給你說在前面,你要現世給我滾到別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裡汙穢人家的地頭。你不聽話,到時候不要說這個大伯反臉不認人!」
坤樹所以願意做這個大家認定的丟人現眼的工作,當時為的是未出世的孩子。那時當他用力的對妻子說:「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他知道就算被輕視,他還是要擔負起做父親的責任。
電影裡有一幕坤樹去為兒子辦戶口,卻連自己兒子的名字都不會寫。之後,他見到那些邊等公車,邊看書的孩子,心裡應該有很多想法,也許想到的是過去沒有受教育的自己,如今為生活所苦;但更大的想法,應該是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所以,他要更加努力,把兒子撫養長大。.
片尾坤樹為了兒子重新粉裝自己,繼續當兒子的大玩偶,他的最後一抹笑容,讓觀眾感受到深刻而沉重的無價的父愛。而在〈小琪的那頂帽子〉裡我們也見到林再發為了未出世的下一代而奮鬥的積極。他們都認定生命的意義在於傳承,因此,他們的義務責任就在於給下一代比他們更好的生活環境。
再看〈蘋果的滋味〉裡的江阿發躺在病床上,見到孩子們大快朵頤地吃著格雷上校送來的點心、水果,他覺得很幸福,像是實現了他當初離開鄉下搭上到城市的火車,許諾給阿桂的美好未來。
影片結束於一張歡樂的全家福照片,當時拍照是有錢人的特權。照片裡沒有啞巴女兒,這個女兒應該是被送往美國治療了;阿珠在照片裡整潔的衣著打扮,可見她永遠擺脫了當養女的恐懼;再看坐在輪椅上的江阿發的笑容,我們見到的是ㄧ個犧牲了兩條腿的父親,誤打誤撞,樂於成就兒女無憂的幸福生活。

第三,外來文明的洗禮:

多數平民百姓,因其淳樸憨厚的性格,再加上往往教育程度不高,又因生計的窘迫,當他們見到美國和日本以其現代文明經濟的強國態勢出現時,他們只能投降於現實實質利益上的考量,自然而然便產生了崇洋媚外的心態,至於什麼強國對台灣的壓迫和控制,已經不是他們那樣的小人物可以或者能夠去關心考慮的了。
電影和原著小說裡三段故事的時空背景,正是台灣從農業要過渡到工商業的時期,因此也可見其外來文化的衝擊,就像〈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廣告三明治人、〈小琪的那頂帽子〉裡的日本快鍋和〈蘋果的滋味〉裡的美國格雷上校。
黃春明利用強烈的對比表達小說主題,映襯其價值觀的差距,以及貧窮所帶來的無知與無助。就像〈蘋果的滋味〉裡的美國人穿皮鞋,開轎車,對比當地人的赤腳,騎腳踏車,導演也運用對比的鏡頭和鮮明的色彩,突顯了兩方的差異。
再看〈小琪的那頂帽子〉裡明明快鍋在早期的使用是有危險性,但因為是日本已經使用過一段時間的先進新產品,台灣人就以為是没問題的。當王武雄質疑幫他們受訓的技師時,技師認為他簡直是庸人自擾。而林再發對日本快鍋賣不出去感到疑惑時,導演便藉著榕樹下的老人的回答給了答案:「煮那麼快幹什麼?東西慢慢地煮,味道才會出來呀!」他們要賣的是用「快」鍋煮可以節省時間,但是,鄉下人最多的就是時間,他們步調慢,也認為「慢工才能出細活」,烹煮食物不也是如此?這是城鄉觀念的差異!
故事裡的人物雖然處境堪憐,但讀者卻不絕對為這些人物感到悲苦,因為樂觀而溫暖的黃春明,總是為他筆下的人物,保存人格尊嚴,也同時賦予他們即使在難堪無奈的際遇中,不屈服於逆境,還是有找到曙光的能力。
而這也是黃春明的小說與電影受到歡迎的最大原因。

省思
 
  黃春明書寫台灣,關注台灣這塊土地,更關懷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尤其是底層人民。他的作品反映現實,揭示社會不公,也為小人物發聲,展現時代的悲情。想要了解50到70年代台灣環境的轉變與台灣人的堅忍韌性,閱讀黃春明的作品可以有很大的收穫。
這部電影至少提供我們以下四點省思:

一、福禍相倚:在〈蘋果的滋味〉裡我們見到江阿發發生車禍,原本應該是噩耗,但最後卻發現一家之主雖然失去雙腿卻換得全家經濟生活的保障。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好事壞事很難認定,有時壞事可能引發出好事,但好事也可能帶來壞的結果。
這就像「塞翁失馬」的故事說:古時一位老翁住在長城腳下,人們叫他塞上老翁,他養的一匹馬不見了,鄰居們都來安慰他,他淡定地說:「走失一匹馬,也許是好事吧?」過了幾個月,那匹走失的馬忽然回來了,而且還帶回來了一匹好馬。鄰居們得知,都前來祝賀。老翁卻平靜地說:「這不一定是好事,也許反而是壞事。」果然没多久老翁的兒子騎了那匹好馬,摔斷了腿殘廢了。鄰居們聽說後,又陸續前來慰問。老翁卻無所謂地說:「這件事說不定會給我帶來幸福?」又過了一年,胡人侵犯邊境,大舉入塞。全村四肢健全的男人都被徵召入伍去參戰,幾乎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只有老翁的兒子因為腿瘸殘疾,不用去打仗,一家人得保平安。
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會為你開另一扇窗,所以,我們絕對不要因為遭遇某種災禍,就以為門被關上了,就也失去了面對問題的承受力和抗壓性,好事壞事都是說不定的,很多人遇到困難,以為過不了難關,就失去信心,甚至走向絕路,這都是不對的,其實,我們要堅持下去,等待上帝為我們開的那一扇窗。
而更高明的人則是在遇到困境時,正面思考,更加堅定信心,讓事情逆轉勝;然而,還要懂得居安思危,在自己得意時,時時警惕,不要得意忘形。

二、尊重隱私:在〈小琪的那頂帽子〉裡我們見到王武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動作,卻可能在小琪心中造成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痕,她在王武雄面前的自尊和信心全都沒了,就像爆炸的快鍋所造成的難以彌補的傷害。
尊重別人是很重要的,王武雄應該要設想小琪為何在大熱天還要緊緊戴著帽子,而且壓得低低的,如果他能夠多一點設身處地的體諒,就不會因為好奇心驅使而犯下難以彌補的錯誤。
常常我們不尊重他人的玩笑性質的小動作或言語,我們看來「輕如鴻毛」,但卻有可能帶給他人「重如泰山」的傷害,這是值得警惕的。
唯有拿捏得宜的相互尊重,保持一定的尊重距離,才能累積更好的人脈存摺。

三、言語暴力的心靈殘害:在〈蘋果的滋味〉「公訓時間」這一段裡,我們見到阿吉的老師,因為阿吉沒有錢繳代辦費,就罰他每天在公訓時間罰站。還在全班同學面前問他說:學期快結束了,代辦費還不繳,每天罰站不害羞嗎?接著又一再逼問:究竟何時要繳?阿吉說明天。老師又問:明天的什麼時候?這時全班同學都笑了,老師說:「我已經不相信你說話了。老師不要你明天繳,下個禮拜一好了。你不要以為一站,站到學期結束就可以不繳了。反正你不繳老師還有別的辦法。記住!下個禮拜一一定要繳,知道了吧!」
以前的年代,不尊重人權,不知道語言暴力對人的心靈的傷害是多麼嚴重,尤其對一個窮小孩而言,嚴重的話,會造成他永久的自卑,進而造成社會問題。因為,言語的暴力有時比肢體暴力更傷人,因此,不管是善意的批評,還是惡意的挑釁、嘲笑或攻擊,都要看重其殺傷力,不要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

四、感恩父母:在〈兒子的大玩偶〉我們見到父母在困頓的環境裡,對孩子無私的付出,著實令人感佩。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愛,像父母對子女的付出,是那樣的無私、不求回報的。
有個故事說:母親老到無法行走,兒子不願奉養她,把她背到深山裡,準備給狼當食物。母親在兒子背後,拿起事先準備好的小石塊,沿路扔。兒子回頭問母親扔石塊做什麼?母親說:「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我擔心你迷路,回不了家。」
寸草春暉,無以為報,身為人子,只能身體力行,努力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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