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先討論新加坡輸入外勞政策的經驗和啟示，繼而以之協助分析香港近日的外勞新政及長遠應走方向。
首先比較兩地在建造業的外勞政策。在新加坡，由於天氣炎熱和成本考慮，一般在地盤工作的是來自斯里蘭卡和印度附近的勞工（近年也有中國勞工）；本地工作人員則多為判頭、監工、管理人員和工程師。
兩地在建造業勞工政策上的分別
相反在香港，由於1998至2003年港府要解決高失業率問題，曾積極培訓大批本地建造業技工（如紮鐵之類）。就紓緩當時的高失業率，確是不得不為，但這亦導致香港每平方呎建屋成本較新加坡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意味香港市民須為此長期較高建築成本埋單。雖然高房價主因是地產商群過高的毛利率和樓市炒賣，惟較高的建築成本，在地產商群能維持高毛利率的情况下，畢竟以進一步加碼的形式，增加了市民的購房價。
換言之，香港保障本地建造業工人的政策，其代價是由購房和租房市民以較高房價及租金埋單，而後者又進一步推高整體生活成本、工資和營商成本。
由於這些本地工人已然存在，且是弱勢社群，在情况不變下，筆者並不建議單為上述較高成本而放寬建造業外勞政策。
然而，因為香港未來需以合理價格大量增建公營房屋、發展北部都會區和興建大量公共基建，以解決長遠住房和基建需求，及推動經濟長遠發展和短期經濟回升至較高的疫後可持續水平，再加上人口老化和移民問題，香港未來所需的建造業工人將遠超現今及未來的本地供應。因此，港府近日的外勞新政是值得肯定。而相關官員肯聽取業界聲音的態度、以前瞻角度處理問題，及在面對各項利弊時肯負責任地為香港做適當選擇，亦是值得嘉許和支持。
結構性短缺和正確的長遠勞工政策
由於上述結構性的轉變，除了外勞新政，港府亦宜深入研究哪一套長遠外勞政策對香港最有利。
在這方面，新加坡也有值得借鑑的經驗。首先，新加坡亦長期有結構性的勞工短缺，若不輸入外勞，將在房屋和基建方面造成瓶頸，嚴重窒礙經濟發展之餘，亦須為更高的建築成本、房價和財政（基建）支出埋單。若沒有輸入外勞，新加坡發展程度將遠低於現今所見，物價和生活成本亦會遠高於現在。
於新加坡，結構性的勞工短缺也出現在理髮師、食肆侍應、酒店員工、巴士駕駛員、修車技術工人，及許多勞動性的技術工種。家庭傭工和低薪工廠勞工，更屬工資低至沒本地人做而需完全依賴外勞的工種；即使是較高薪的護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也需適度引入外勞以緩解供需缺口。
由於類似的結構問題和香港經濟開始重回正軌，香港未來亦須面對在不少工種上的結構性勞工短缺。新加坡經驗顯示，不及早適度調整外勞政策，將嚴重影響香港經濟重回正軌和進一步發展。
第二，雖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府因政策失誤，導致香港現今已幾無工業可言，而產業鏈消失又意味香港再工業化的難度高至幾乎不可踰越，但新加坡卻能透過產業升級和其他政策（如土地、吸引外資和外勞政策），而使其工業現今仍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
之所以能夠如此，除了正確的產業政策（如將造船業升級至造鑽油台業，發展電子業、藥劑業、石油化工業及精密機電業）和土地政策（如以合理價格提供工業用地給煉油廠、電子業、機電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疫苗企業和其他產業），輸入外勞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具工資競爭力的外勞，許多工廠和產業將不能生存。
因此，除了正確的產業和土地政策，正確的外勞政策也是維持和發展香港經濟，甚至使香港再工業化所不可或缺的一環。若故步自封，香港經濟將只能在低位浮沉及難以發展。
第三，新加坡可在衰退時削減外勞以降低本地人失業的可能，亦可在經濟過熱時增加外勞，以緩解瓶頸和制約本地工資過度上升。當香港輸入外勞達到規模時，也可考慮此新加坡經驗，以較大外勞的增減，為本地就業率和經濟提供有效緩衝（buffer）。
以規範配套制約濫用
因此，香港外勞政策亦須計算上述重大整體經濟利益和全港市民得失，並如新加坡般平衡各項利弊，即既不至影響本地就業和嚴重拉低本地工資，也不會大幅推高相關勞工、營商和整體生活成本，甚至嚴重妨礙基建及經濟發展，最好能夠提供上述緩衝。
對此，新加坡已經透過長年磨合，整理出能夠平衡各項利弊的規範配套。例如輸入的外勞須屬於政府批准的工種，即政府認為本地勞工不夠和需要引入的工種；另外，僱主須遞交申請和解釋為何要輸入外勞，並須維持政府規定的本地和外勞比例，以確保這些工種是沒有本地人做或本地人肯做之數嚴重不足，從而確保輸入外勞不會影響本地就業；僱主亦須繳付「外勞稅」，以確保輸入外勞不會拉低本地工人工資之餘，亦為庫房增加稅收，進而協助減低本地市民和企業的稅負。
香港外勞新政亦有類似規範配套，例如只開放勞工短缺的行業、僱主須申請並解釋為何要輸入外勞、輸入工種設配額上限，及各配額上限均低於社會估計的人手短缺，以防止輸入外勞影響本地同業工人就業，各僱主輸入外勞的數目亦須符合規定的一名外勞對兩名全職本地員工的比例。這些均是好的規範配套。
惟也有一些配套可參考新加坡經驗。例如新政規定僱主須一筆過繳付每人每月400元「僱員再培訓費」，所得款項將用作本地工人培訓，包括把再培訓津貼由每月5800元增至8000元。站在爭取支持的政治角度考量，這或是無可厚非。
徵外勞稅 效益更佳
不過從經濟政策研究者的角度看，新加坡收取「外勞稅」的做法會更好。原因之一是香港的徵款配套，可能造成政策上的失焦，進而使香港失去一筆可觀稅入。
每名外勞每月400元的徵款，即使加上安排住宿和其他費用，亦將意味僱主輸入外勞的成本，可遠低於聘請本地工人的成本，以致港府須依靠另一規範配套（輸入外勞的工資加雜項支出，須達到同工種本地工人工資中位數），才可避免輸入外勞拉低本地工人工資。但這將意味政府主動放棄了可以收取外勞稅的稅入。而這損失的稅入，可被輸入外勞者透過濫用而取得；沒有被濫取的部分或全部，將歸輸入外勞（這亦解釋為何香港菲傭的實收工資，較新加坡菲傭為高）。
相反，採用新加坡式外勞稅，則可增加香港庫房收入，從而容許政府以之發展經濟或降低本地市民和企業稅負。更何况，香港過往已沒有如新加坡般收取「外傭稅」，若再不收取外勞稅，日積月累，香港累積損失的稅種和稅額，將嚴重削弱本港財政收支穩健性。
原因之二是此配套可能造成過高（或過低）的再培訓津貼——津貼將因徵款的多寡而升跌，而不是按政府財政能力和再培訓的需要而定。
然而由於外勞新政已然宣布，且在可見將來有外勞配額協助規範，港府短期內可繼續維持此新政配套；惟長遠轉至新加坡式外勞稅，應是更佳做法。
雖然香港仍宜吸收新加坡成功經驗，但觀乎本屆官員想做事的奉獻精神，只要持之以恒，香港管治終可超越新加坡。
（聯絡電郵：ASLYip@ntu.edu.sg）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傑出研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經濟系兼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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