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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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以这篇文章，巩固了非考证派红学的研究范式——即以哲学或者美学的观念做手术刀，去解剖《红楼梦》。

但是，以“范式”去套《红楼梦》，无论是从哪里来的范式，都无法做到与作品完美相融，因为作者就不是按照“范式”写的。

比如虽然有《金瓶梅》在先，《红楼梦》却还是创造了神话系统，并贯穿在情节中。

比如虽然有才子佳人小说在先，《红楼梦》却严守大家礼法，而且不惜牺牲诗作水平也要让诗和人物性格相融。

同样，《红楼梦》中虽然有着二元对立的基础，比如“真假”“清浊”，但作者却不愿意把这二元对立完成，所以其实是“真假难辨”“清浊互现”。以至于作者为了表达对人性的困惑，会用好几个人物来对照比较着写一种性格的不同发展。

因为人生对于作者来说，本来就是他并没有超脱的一种存在，他至死依旧是困惑的，或者说甚至有点愤懑的。这其实才是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意义与虚无的斗争。

以“范式”去读《红楼梦》，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野，接近美学上的更高境界的。不读“两个世界”，现实与理想，肮脏与纯洁，很难清晰地出现在一个初读《红楼梦》的人所提炼出的“关键词”中。但是，理想的幻灭，纯洁的堕落，是否就是大观园的全部意义与《红楼梦》的最大悲剧，显然还需要讨论。

比如余英时强调宝玉是先于贾赦、贾政等进入大观园游玩，从而确立了大观园的纯洁属性，并且大观园的命名权也不在贾赦等人手中。可是整个大观园建造的基础就是贾赦等的首肯啊，林黛玉取了名字，也要贾政认可才能用啊。贾赦等平时不入大观园，完全是当时礼法所决定，即便曹雪芹想写贾赦天天进园子逛，也是为礼法所不允许啊。在众钗进园之前，不仅元妃省亲带了许多外人乃至“太监”等进去，连贾府的清客相公们都早对代表着众钗精神品格的一花一木品头论足过了。如果曹雪芹真的无比看重大观园的“纯洁”属性，他又为什么要让“臭男人”先拿些“兰麝”“泻玉”等词去玷污了大观园的仙景呢，直接让元妃命众姐妹题名就完了嘛。这就是拿“范式”去套文本的麻烦了。

比如说到大观园是由贾赦和贾珍两个极肮脏的人的院子里的山石水源为基础修建的，所以是从肮脏中来。但是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贾珍住的是宁国公的旧园，这意思是宁荣二公起头就不干净？可是这宁荣二公分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贾珍固然不堪，可是他与秦可卿一段故事，似乎又和书中的“情淫”主题相关，并不能完全把“淫”视作“肮脏”，犯了“淫”字的尤二，照样可以得到大观园中最“干净”的林黛玉的怜悯。

当然余英时也察觉到了曹雪芹在对待“情淫”二字与“清浊”二字上的不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司棋与潘又安。司棋是有资格在“理想国”般的大观园里的，为什么？余英时居然认为司棋未必和潘又安在园中行苟且之事，因为被鸳鸯撞破了。而即使有苟且之事，因为司棋爱潘又安，所以这又是被“纯洁化”的“肮脏”，与外面的肮脏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要指出，犯了淫字且对贾珍没有爱情的尤二何以进园？贾芸又为何要在大观园中与小红私相授受，在宝玉的外书房中不也一样吗？既然大观园是绝对清洁的“乌托邦”，潘又安就该与司棋在园外相会，将绣春囊带入园中即可。提到绣春囊，余英时又极度赞成夏志清将绣春囊比作伊甸园的毒蛇，可是按照他的逻辑，绣春囊不仅代表“淫”也代表司棋的“情”，难道宝玉和黛玉如此看重的“情”，也是摧毁理想世界的伊甸园之蛇？难道整个大观园的精神基础，不是各种各样的“情”来维系的？

王熙凤说她不敢作“大观园的反叛”，按照余英时的理解，大观园的反叛应该是肮脏与浊。可是凤姐偏偏与这些脱不了干系，她并不是站在大观园的立场去反抗肮脏与堕落，而是在用钱去维系与大观园割舍不断的“人情关系”，维系自己心里最后一片可以由心而发的感觉。

相反，李纨这个为了“纯洁”而“槁木死灰”一般的人，在大观园里活了过来，但是“不问你们的废与兴”的李纨，最终却落得个不积阴挚的名声，这与大观园中关于“纯洁”这个理想的幻灭，又有多大关系呢？

说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打开一个思路——大观园，代表的是整个贾氏家族的“气数”，无论是荣宁二宅的山石水源，还是元妃省亲的前提，都是在暗示，大观园是家族“气数”的延续，可惜到了末世，只有靠女儿们，才能维系这种“气数”。女儿们鲜活的生命力，成为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的最后闪光点，是让宝玉能够随意成长，让李纨能够重获生命力，让妙玉能够放下孤傲，让尤二能够认识自我的强大源动力，这种生命的力量，才是作者所不能忘怀又不忍其陨落的。

这样对生命力的慨叹，对命运的追寻，才符合作者开篇所述为闺阁立传的动机，才能解释“珍珠”与“鱼眼睛”的区别，才是作者既要写女儿的优点又要写她们的缺点的原因。也可以解决赵冈提出的《红楼梦》主旨到底是“盛衰”还是“理想幻灭”的问题。

当然，我也是一家之言，还不如余英时的论文有那么重要的“范式”作用，所以“两个世界”论，是打开我思路的重要基石。

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最早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一次讲座的报告，后来发表于《香港大学学报》，应该和后来发表于《明报周刊》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结合对照，其目的不仅要提出红楼中的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更重要的是提出红学也存在两个世界，自传说所处理的是作者经历的现实世界，新典范不否认这个现实世界，却更重视虚构的艺术世界。

当然，余还对李蓝的斗争说也提出了批评，强调不仅要关注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更应该关注作者的创造性，重视作者的主体意向，提倡文化对于现实的超越。

余的新典范认为“重心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联系上”，这可能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思潮，更加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的主观和美学价值。

文学批评从历史实证转向作者审美架构自然是必要的，但是余的论证却是采用了实证的方法，余用文献证明大观园是虚构的，这就回到了考证的路子上，赵冈就是以此为依据，发表商榷文章《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余的文献引用的片面，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的了。

其实余的文章更多的应该是小说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的判断。 结果，余对赵冈的反驳《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仍然是纠结于事实的判断，以考证派的方法反驳考证派，自然是难以圆满了。

红学考证确实有危机，但是余对于一些概念例如自传说，考证派红学缺乏深入的理解，不知为何，某些段落以为自传说就是作者过去生活的记载，忽视了考证的科学性，毕竟作者的经历对于作品影响很大。

对于李蓝的斗争说评价过于武断，忽视小说的社会批评也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

总之，余的理论强调对于作品的文学批评，哲学思考，美学价值，这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意图说明自传说对于理想世界的无力，评论派才是根本，就有点偏颇了，他自己不是也在用考证派的方法吗？ 可见不同红学派必然相互融合，考证派事实还原，评论派意义阐释，没有考证的基础，评论则有可能沦为空谈。没有评论的意义阐释，考证也难免沦为干瘪的历史资料。如此看来，余英时的两个世界理论成为红学新典范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参考陈维昭和黄毅许建平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