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 起 一九三七 小學四年級開始學英文
第一時期 傳記 梵谷傳 一九五七 重光文藝
一九七八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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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 大地
小說 老人和大海 一九五八 重光文藝
第二時期 詩 英詩譯註 一九六零 文星
美國詩選 一九六一 香港今日世界
中國新詩選 一九六一 香港 The Heritage Press
英美現代詩選 一九六八 學生
一九八零 時報
滿田的鐵絲網 一九七一 美亞
錄事巴托比 一九七二 香港今日世界
土耳其現代詩選 一九八四 林白
第三時期 劇作 不可兒戲 一九八三 大地
守夜人 一九九二 九歌
溫夫人的扇子 一九九二 大地
理想丈夫 一九九五 大地
一九九一年十月，香港翻譯學會，頒發榮譽會士銜予余光中先生，黃維樑先生撰寫贊詞：余教授早年戲稱他以右手寫詩，以左手寫散文。在綿長逾四十年，出書逾四十本的寫作經歷中，這位現位筆會會長，左右手所握的，是五色之筆。…..第五枝，是余教授的譯筆。這枝健筆揮動了近四十年，成品豐富無比。他“中譯英“過中國現代詩；也”英譯中“過英美的詩歌，小說以至戲劇。他教翻譯，做翻譯獎評判，主張要譯原意，不一定要譯原文。在色彩的象徵中，藍色有信實和忠貞的寓意。光中先生用藍色筆來翻譯。（見【璀璨的五采筆】之導言及頁四一六）
源起
小學四年級，余光中就開始唸英文了。那時正值抗戰時期，他和他媽媽輾轉流離地逃離到上海，上海是個國際大商港，許多洋文化在此流通著。余光中在此接受英文的洗禮，也算是余光中翻譯著作的一個根源。（見【余光中傳】，台北：天下遠見，頁一一）
余光中在學習英文的路上，有一盞指引燈，那就是孫良驥。孫良驥出身金陵大學，教學認真，在文法，寫作及發音上指導有方。在良師的指導下，余光中在高一那年，奪得校內英文作文第一名，英文演講第三名。（見【余光中傳】，台北：天下遠見，頁一七）
第一時期 傳記 小說
余光中的譯作大致上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傳記，小說。余光中那時剛從台大畢業﹙一九五二﹚，在國防部服役，擔任三年的少尉編譯官。在此期間，譯了梵谷傳，老人和大海。
梵谷傳，早在一九三四年，艾文史東的原著就已經出版了，而此作也使艾文史東一舉成名；余光中是從一九五四的十一月開始翻譯，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十月完成，整整一年的時間。剛開始在大華晚報上連載，一九五七年重光文藝出版，隔了廿一年，一九七八年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之後又再版了好幾次，一九九零年重新排版發行（一九九零為梵谷逝世百年紀念，余光中寫了許多文章懷念梵谷，收在【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一九九四﹚。
在翻譯梵谷傳的時候，余光中一直為疾病纏身所苦，他本人廿三年之後回憶起來，覺得那是他一生中最煩惱的時期之一︰「其間案牘勞形，病魔纏體，憂患傷心，翻譯工作屢為之輟。」﹙見【梵谷傳】，台北，重光文藝，一九五七﹚剛開始翻譯的時候，也曾經對朋友說：「等到我譯到梵谷發瘋的時候，恐怕我自己也要崩潰了。」最後翻到梵谷自殺的同時，梵谷固然解脫了，余光中也得救了，因為不用再煩了。
老人和大海，是海明威的經典名作，在一九五二年發表在【生活】﹙Life﹚雜誌。而同年余光中慧明獨具，選中了此作品翻譯，也在同年的大華晚報連載老人和大海的中譯本；隔年，老人和大海為海明威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見得余光中的確有獨到眼光，這個譯作同時也是余光中在台大外文的畢業論文。對於老人和大海這個書名，為什麼跟一般其他譯本的書名不同，黃維樑指出：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一書，一般都直譯為【老人與海】，但他譯為【老人和大海】相信他受的正是傳統對仗的影響。（見【璀璨的五采筆】，台北：九歌，頁四二五）
第二時期 詩
余光中翻譯的第二時期，其中主要是在翻譯詩。其中包括英美，還有土耳其詩，最了不起的不在於能夠翻土耳其詩（因為他是從英譯本翻譯），而在於他能夠翻譯完了之後，將其中的詩人一一介紹其基本資料，土耳其詩的譯作當中還包括了土耳其的地圖，土耳其的簡史。
他在翻譯時盡量比照原文。他理想中的譯詩，與原詩是「孿生之胎」；「其次，當如兄弟。再其次，當如堂兄表弟，或是姪女外甥。」黃國彬對余光中的翻譯甚有好評：「發覺余光中無論在理解，用字，音韻還是節奏上，都要比其他譯者出色。」黃氏舉葉慈【航向拜占庭】首節的五，六行為例：「『Fish, flesh, or fowl, commend all summer long .Whatever is begotten, born, and dies.』他指出：『前句的頭韻，舌上摩擦音和三個重音……暗示生物世界的擁擠蓬勃』這個效果，別的人都譯不出來。余光中以『泳者，行者，飛者』譯Fish,Flesh,Fowl,『傳遞了原詩的動態和神韻。』」
佛洛斯特說：「詩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摩根斯坦恩認為詩歌翻譯「只分壞的和次壞的兩種」（轉引自【也是集】，一九八四，香港：廣角鏡，頁三一）；思果乾脆說詩不能譯：「舊詩詞不能譯，新詩也不能譯。」（見思果【鑽石與石墨：詩為甚麼不能翻譯】－宋淇編，翻譯叢論，一九八三，香港：中文大學，頁一五零）對余光中的詩譯，黃維樑指出：「余光中譯詩，憑其精湛的中英文功力，和豐富的知識，可說『功夫在詩外』；他也憑本身是詩人和詩評家這雙重造詣，可說『功夫在詩內』內外兼備，加上敬業苦幹的精神，難怪他表現優異，收穫豐富。」（見【璀璨的五采筆】，台北：九歌，頁四三四）
第三時期 劇作
余光中翻譯的第三時期，主要翻譯王爾德的劇作。王爾德是位十九世紀中才華洋溢的作家，當他開始寫劇作，已經是三十七歲了，他沒有想到動起筆來竟也能寫得不同凡響（「在此之前，他的才情只見於詩集，童話，小說，如果就此擱筆，他的成就也有限了。幸好那年，傑出而年輕的演員亞歷山大剛接任聖傑姆斯戲院的經理，需要新的戲本。他認為王爾德出口成章……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距今恰恰一百年前，溫夫人的扇子在倫敦聖傑姆斯劇初演，……自從謝里丹的喜劇傑作【造謠學校】以降，一百二十年間，英國的劇壇上沒有一齣戲可與匹敵。」－見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風】－﹙﹙溫夫人的扇子﹚﹚百年紀念。）
王爾德的不可兒戲為其劇作中最上乘的作品；王爾德也曾說：「不喜歡我的五個戲，有兩種不喜歡法。一種是都不喜歡，另一種是只挑剩【不可兒戲】。」余光中提過：「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裡，就已把他和歌德，狄更斯，雨果，左拉等並列，當做取法西洋文學的對象了。然而迄今他的劇本中譯寥落，究其原因或有三端。一是唯美主義名義久已成為貶詞，尤為寫實的風尚所輕。二是王爾德的作品說古典不夠古，說現代呢又不夠新。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王爾德的對話機鋒犀利，妙語逼人，許多好處只能留在原文裡欣賞，不能帶到譯文裡去。」（見【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然而余光中卻仍然翻譯王爾德的劇作，還翻得樂趣無窮。
余光中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寫過多篇文章，力陳「惡性西化」文體的害處，在【翻譯和創作】一文，余光中說：「公式化的翻譯體……一口氣長達四五十字，中間不加標點的句子；消化不良的子句；頭重腳輕的修飾語；畫蛇添足的所有格代名詞；生澀含混的文理；以及毫無節奏感的語氣；這些都是翻譯體中信手拈來的毛病。」（見【焚鶴人】，台北：純文學，一九七二，頁一三四）余光中自己舉例：「『美妙的思想重新開始湧自他心中；他樂於讓它們發展經營』；新譯則作『美妙的思想又湧自他心中；他樂於任其生發。』」（見【梵谷傳】，頁十一）余光中向來守一個原則：「要譯原意，不要譯原文。只顧表面的原文，不顧後面的原意，就會流於直譯，硬譯，死譯。最理想的翻譯當然是既達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難存原文，只好就逕達原意，不顧原文表面的說法了。」王爾德在不可兒戲中的一段：「Algernon.How are you, my dear Ernest ? What brings you up to town? Jack. Oh, pleasure , pleasure !What else should bring one anywhere?」若照原文的字面翻，該是「哦，樂趣，樂趣！什麼別的事該帶一個人去任何地方嗎？」但是余光中將其翻為「哦，尋歡作樂呀！一個人出門，還為了別的嗎？」（見【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余光中本身不寫劇作，但是卻翻譯外國的劇作，對於翻譯王爾德的劇作翻譯特別喜歡用四字成語，保留了劇作的原意，使得演出時台詞變得十分流利，並不像翻譯過的東西，反倒像是原創，這麼說似乎誇張，但是余光中指出：「千萬不要小看中文裡四字詞組或四字成語的用處。在新詩和散文裡，它也許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頭或演員的台詞裡，卻聽來響亮而穩當，入耳便化。」接著余光中對此舉例：「『Lady Bracknell .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j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尤其句首的一詞，如果只譯成二字詞組“猶豫”或“遲疑”，都會顯得突兀不穩。我是這樣譯的：『猶豫不決，無論是什麼姿態，都顯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體力虛弱。』」（見【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雙聲和雙關，是余光中在翻譯中所難以突破的。余光中提出：拜倫「哀希臘」之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胡適譯為「英雄瑟與美人琴」，音調很暢，但不能保留雙聲，雙聲和雙關，是譯者的一雙絕望。但有時因為余光中繞道翻譯，無心插柳柳成蔭，造就了不少王爾德意想不到的佳句。余光中嘆道：「俏皮如王爾德，讀了我的譯本，定忍不住會說： So you have presented me in a new version of sinicism?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I could be made so Sinical.蕭條異代不同時。只可惜，他再也聽不到自己從沒講過的這句妙語了。」（見【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後記
余光中現在在中山大學教書，而外文系的學生剛開始在上他的課時，都不太敢跟他打招呼，後來漸漸發覺老師很幽默，很開明。「年輕一代的學生眼中，余光中顯得顧盼自在，看不出他的情緒有波動，只有在早上第一節課，看到缺課的學生多時，就會取笑說：『怎麼又是老人等張良？』『起不來呀！』學生們還振振有詞。『我都起得來，為什麼你們起不來？老人等張良，要是不能起早，如何能受兵書？』」（見【余光中傳】，台北：天下遠見，頁二五一）飽讀詩書的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生起氣來還帶有風度的幽默語調，令人心有所悟之餘還能會心一笑。
結語
余光中六十歲時，說：「作家也許會江郎才盡，翻譯的人卻只有愈老愈老練。」不管是作品或個人經歷，在兩岸文化交流上，余光中起了正面的作用：自九一年已先後五次進出大陸訪問，演講和參與研討會。近年大陸訪台著名文教人士，包括余秋雨均以余光中做引接人和演講中介紹人為榮。他的兩句格言：「不要因為五十年的政治原因，拋棄了五千年的文化。」「多來文化少來飛彈。」（見【中央月刊文訊別冊】，第十一期，頁七二－七四）
翻譯文學，它的貢獻之大，尤其是對於促進文化之交流而言。余光中說：「翻譯對文學的貢獻，遠比我們想像的為大。在中世紀的歐洲，許多國家只有翻譯文學，而無創作文學。影響英國文學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一六一一年英譯本的【聖經】。許多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作家，如莎士比亞，班揚，濟慈，都自翻譯作品吸收了豐富的營養。」（見「翻譯與批評」－【掌上雨】台北：時報，一九八零，頁二三二）偉大如莎士比亞，無法直接閱讀原文的【聖經】，借助英譯本而有了創作靈感的激發來源，那麼譯者豈非間接促成偉大鉅著的功臣嗎？
參考文獻
蘇其康，，與五四的精神共榮--余光中的譯作和文學交流，中央月刊文訊別冊，第十一期，七二～七四頁。
余光中，（１９７２），焚鶴人，台北，純文學。
余光中，（１９７４），聽聽那冷雨，台北，純文學。
余光中譯，（１９７８），梵谷傳，台北：大地。
余光中，（１９８０），掌上雨，台北：時報。
余光中譯，（１９８３），不可兒戲，台北：大地。
宋淇編，（１９８３），翻譯叢論，香港：中文大學。
錢鍾書，（１９８４），也是集，香港：廣角鏡。
彭鏡禧，夏燕生譯，（１９８９），好詩大家讀：英美短詩五十首賞析，台北，書林。
余光中，（１９９２），溫夫人的扇子，台北：大地。
黃國彬，（１９９２），琥珀光，香港，香江。
黃維樑編，璀璨的五采筆 余光中作品評論集（１９７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台北：九歌。
余光中，（１９９４），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
傅孟麗，（１９９９），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台北：天下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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