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后会有人愿意抚养日本遗孤？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包容性和日本侵略者（包括开拓团成员）的狭隘性的反差。

中国人民抚养遗孤，是因为孩子虽小，但是是条性命，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而关东军军人和达官贵人（虽然都宣誓过，誓死保卫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实际却提前24小时丢下同胞乘火车先撤退逃命了，留下没有背景的日本开拓团团民们徒步撤退，抛家弃口不断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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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想起1940年百团大战时，聂帅和日本遗孤美穗子的故事。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展开攻击。战斗中，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清利其及妻在炮火中身亡，遗下两个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3团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她们抢救出来。聂荣臻当即指示将这两个孩子送到军区指挥所。

　　于是，两个日本孩子先由参战部队的４位干部战士和两位民兵护送到第４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战委会又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送到聂荣臻的前线指挥所。

　　聂荣臻亲手削雪花梨喂给大的小姑娘吃。然后，又疼爱地抱起那个正在熟睡的小女孩，让警卫员赶紧抱到村里，设法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孩子喂奶，还指示军区的医生为她治伤。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则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常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裤腿，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聂荣臻还和她在指挥所外的土场上合了个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聂荣臻司令员指派一名干部和农民，把日本小女孩护送到日军司令部。这是临行前的情景。

　　考虑到当时的战事很激烈，聂荣臻决定找一位最可靠的老乡，把这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让人给她们准备了食品。孩子上路前，他依依不舍地挨个抱起来，摸摸头，以示祝福。临行前，聂荣臻郑重地交给那位老乡一封亲笔信，请其转交日军。

时光匆匆流逝，1980年7月，已过不惑之年的美穗子应聂帅邀请，从日本来到北京，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救命恩人。7月14日，在聂帅面前，美穗子泪流满面，深深地鞠躬，以额触聂帅的手，表示最大的敬意，并激动地哭出了声。聂帅也紧握着美穗子的手，久久不愿松

--------------------------聂帅信件全文------------------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之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夹枪带棒的嘲讽最low了，我们看看当年的国人是怎么想的：

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来到延安，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这些学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在江苏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战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其中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被屠杀被侵略的中国人固然凄惨，男卖命女卖淫的日本屁民也没捞到好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帮助日本人民成长，打倒招核日本暴政。养育无辜的日本孩子，理所当然。

可惜的是，公理永远战胜不了强权。日本人民还在刽子手后代的统治之下，甚至愚蠢的右翼祖上被卖了一遍，现在还在帮着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