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唐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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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1909—1978)，已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才智高明，学殖丰赡，造诣圆熟，成就卓著。他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余英时、杜维明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唐先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尽心竭力，死而后已，为当代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他1949年以后的中文著作原皆在港台印行，十多年前大陆的两家出版社曾部分引进，现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新编的唐君毅全集的简体字本，这是唐学研究的要事和喜事！
《唐君毅全集》1989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分三十五种，三十卷，除末两卷外，余皆唐先生亲自著述，凡一千万言。此次新编，在初版的基础上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特别是新增了一些资料，新撰了唐先生的年谱、图传以及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新版全集为我们研究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学者的唐先生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材料。
在这三十余卷的皇皇巨著当中，《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具有核心的价值和地位，其他著作多与之密切相关。唐先生临终前半月（1978年1月15日）为该书第十版写的序言中自述，他在港台出版的著述约分四类（也可大致看作他毕生所撰的分类）：“一类为吾在大陆之时已出版或已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来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二书。此二类之书，皆可谓为本书之纯哲学理论之基础所在。第三类为与本书同时，或继本书而写之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此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第四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之所以著。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
第一类是唐先生的早期作品，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唐先生因个人所感的种种烦恼触发，遂用心于人生道德问题，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自我实有体知，而有《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等著述。这种存在的感受是唐先生最真切的体验，也是他的性灵之根，哲思之源，所谓“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唐先生很重视这种体验，曾谓他记述心情的一些文字，代表他生命与生活中的真实东西。童年时他见雨后地面裂开，即有担心世界毁坏的形上忧思。后于父子送别，居母丧时亦有大感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武湖之悟”：“乃吾一人行湖畔，见城墙上阳光满布，如一切有情生命皆一一成圣成佛於一无尽光辉之中，当时曾感一大欢喜”。这对唐先生思想的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后来的著述只是更加“充实而有光辉”，基本的思想方向这时已经确定了。
《道德自我之建立》出版后，获民国教育部一等奖。后唐先生谦辞，让予其所从学的汤用彤先生。于此可见唐先生的谦德与尊师之诚。《人生之体验》《人生之体验续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意味深隽。唐先生在书中把自己真心服膺、笃信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讲说给世人。两书适合不同背景的国学爱好者阅读，可以用来了解唐君毅哲学，接近古人讲求的身心之学，读之可照察心灵，提撕精神，激昂志气，值得向大家推荐。
第二类虽是纯哲学理论的思考，但并非唐先生躲在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思。其实与第三类一样，同是出于作者深切的价值关怀。近代中国遭受了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被追求富强进步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全面批判。而对中国传统人文风教的怀念，是推动唐先生“谈一切世界中国之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第四类“中国哲学原论”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原论”系列，除了推原哲学问题、名辞义训、推原思想义理的发展脉络，更重视推原不同义理型态的本旨，内在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探索义理分歧之原，“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倘若哲思如剑，锋芒所至，义理分际一一斩截分明，已是不易。然而在唐先生看来，这尚在“方以智”一层，犹待进至“圆而神”之境。“圆而神”是指不但于同中见异，更能异中见同，见各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可见“原论”系列意在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客观呈现中国哲学史的整全面目，“展示中国哲学义理流行之不息”，“上下数千年哲学之慧命相续”，呈现中国哲学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原论”系列“大体只能当作roughwork看，是需要修改的”（《中国哲学十九讲》）。意谓唐先生办行政，分散了心思，所以“有粗处”，倘专事撰著，是书当更加精纯。这么说当然不无道理，但也许是从自己的写书习惯出发的推测，并非知言之论，也低估了这些著作的价值。如唐先生自述“原性篇”的成书经过：“初非搜集资料，而后次第为之。乃先以数十日之功，一气呵成其大体。然后络续补正，更于校对时，字斟句酌；兼以目疾之故，悠悠四载，方得出版问世”，可见是书并非匆遽之作。
唐先生的文字风格多样，有抒怀式，反省式、辩论式、析理式、说教式、述学式等。熊十力先生曾批评他的文字“好铺排，缴绕复缴绕”。余光中说“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据唐先生自述，他的学术专著之所以缴绕其辞，碎义析理，曲折繁密而不免艰涩，是有意采取西方哲学著作的体裁所致。
唐先生论时贤往哲之学，力求不同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庄子·大宗师》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正可概括唐君毅哲学的特点。唐先生深契于华严宗哲学、黑格尔哲学，唐君毅哲学综摄会通的特点，与这两种哲学的影响或许不无关系。哲学家通常不免有理执，故其蔽也深。唐先生则不然，作为哲学家的唐先生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哲学史家，他对古今中西思想，都能平等加以尊重，并真实欣赏其长处，最能做到同情的理解。例如他对荀子、朱子的价值都有十分积极的肯定和维护。
唐先生晚年曾谓“说到工夫，我是不及格的”，又说“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其实唐先生于宋明理学，平生多有涵濡浸润之功，能体之于身心，见之于行事。他性情宽厚，自律甚严，对时贤往学具加尊重，胸怀光风霁月，有宋明儒者气象。他对儒学有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坚信儒家的价值内在于人心人性，他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从未灰心，相信“人心不死，此理必存，大道之行，终将有日”。
已有的唐学研究，和唐先生的学术史地位还不相称。文献利用的不便，或许是一个原因。借此新编全集出版，我希望唐学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唐先生相信，“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我想，用心阅读唐先生的思想遗产，读其书而怀想其为学为人，兴起复兴儒学之愿，必能与唐先生神契于旦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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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欢迎来喜马拉雅免费收听我讲唐君毅的《哲学概论》：
唐君毅是香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的背景下，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1949年之后，一批反对新文化运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则南下香港，成文香港的南来文人。唐君毅则是这批南来文人的代表之一。这批文人认为新政权坚持的文化属于舶来的俄国文化，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香港继续传承中国文化的文脉。有点悲怆地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创始学院之一），以及书写了著名的《说中国文化之花果飘落》。
书中，他对于当时流落在海外的华人纷纷欲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现象，失去了对于自身文化价值以及自我根源的认同提出警语，希望透过历史思想变迁的回顾，以及与知识份子之间的交流对话，能够对于时人在整个快速变迁，力求西化的思潮里，能够同时对于自身文化智慧传承求得延续。他以儒家对于社会关怀的新出发，希冀打破忘本求外的迷思，唤醒知识青年对于中华文化的省思与认同。
唐君毅所做的一切都是指向心目中的文化中国。他在港居住了二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对此地心生半点眷恋。在他看来，香港只是英人的殖民地，他与这块地方及其上居住的港人关系疏离。在他眼中，香港不过是由外夷管理的蛮荒之地，他与其他文化人是不得已地流落于此。这种心态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强烈中原意识与文化正统思想，以他者（相对于本土、native）的眼光审视作为他者（相对于殖民者- the others）的香港：
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与友生，皆神明华胄，梦魂虽在我神州，而肉躯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于此。[1]
即使是晚年回顾前尘往事，仍然保留着流亡心态审视一切：
我们当时未注意香港殖民地政府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只是流亡在此。当时我们所注意关心的-亦非香港，只是中国当时的时代情势。[2]
唐君毅对香港的种种不满和极为浓烈的疏离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眼中的港人崇洋情结，他既批判知识份子不知耻地用英文作日常沟通之言，也反对香港奉耶稣出生为圣诞，更不满年青一辈竞往海外升学以求文凭之浅薄。他始终以客居心态审视香港的一切，并由此断定“一切来到香港的人与我个人之感觉亦不会差许多“。
他笔下无时不以他者角色评断小岛上的种种，以域外之地看待香港的文化及其地理位置，视香港华人社会的子弟不过是基于百年中国灾难而不得不“次第飘落到香港之花果“。[3]他提示学生们要自重身份价值，要“自觉到自己是历史意义的中国人“，并以之为“自己生命的本质“。相反，不要给“身份证上的白纸黑字“所迷惑了自己。否则，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人“。他开宗明义地对新亚书院的师生说：“大家必须在文化生命上，作个仰不愧于天，俯不诈于人的中国人“。[4]
作为唐氏教学事业的新亚书院，被他视为因政治缘故而“偶然同聚在香港“而创办的书院。但这种生命中的偶然又是命运的必然，新亚书院的创办是意义非凡的。其言曰：“新亚书院之适创办于孔子二千五百年之后，亦不可只说为一偶然的事，而当说是一当然的事，必然的事。“
新亚的本质和使命，被他看作是一所担负独特文化使命与时代责任的流亡大学。在这个“借来的土地”、“借来的时间”上向一切“侨居异地，为临时之计“的滞港青年人提供教育，以待他们学有所成后回国作出一番贡献。
于是，在唐君毅大量向学生发表的演讲中，都围绕着救国救时大任而展开，强调要如何保持戒慎之心渡日的重要性，提示南下青年要有身陷香港而心系神州之志，否则，忘了自己的来处和寄居异地的缘由，将会是一宗最可怕的事。
他直言害怕旁人一旦习惯了就会乐不思蜀、心思归于麻木，从而自忘自何处来。因此，他一再寄望学生辈要常存国破家亡的流亡感和建国的迫切感，免得失去志气、抱负、责任心与使命感。[5]香港的人事物，最后都被他指向国家民族。
然而，唐氏因建设国族而自觉地裁植灵根，兴学施教之努力，最后还是使香港的文史哲教育出现绿柳成荫的盛景。
参考
- ^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唐君毅全集第7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页33。
- ^唐君毅：〈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识份子对当前时代之态度〉，《唐君毅全集第8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页232> 1972年6月。
- ^唐君毅：〈对香港学生的期望〉，《唐君毅全集第9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页449。1970年7月刊于《中学生》。
- ^唐君毅：〈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识份子对当前时代之态度〉，《唐君毅全集第8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页261—262。
- ^唐君毅：〈侨民教育的新问题〉，《唐君毅全集第9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页43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