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劉蕺山曰：程子首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為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為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為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為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為「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為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為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為；誠敬之存，乃為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鑠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羲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為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於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即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左“目”右“卓”）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彀率矣。朱子得力於伊川，故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為防檢窮索，便是人為，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於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間調停節候，如鳥之肄飛，沖然自得，便是『說』也。」
錄自《宋元學案》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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