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立場專題:【大律師公會換屆】專訪戴啟思、葉巧琦、沈士文:國安法下,香港面對怎樣的未來? (235) - 港文集

2021-01-20

【立場新聞】立場專題:【大律師公會換屆】專訪戴啟思、葉巧琦、沈士文:國安法下,香港面對怎樣的未來? (235)


大律師公會明天(21日)換屆,67 歲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曾兩度連任公會主席,據公會憲章規定須於今年卸任,「香港人權監察」創會主席、資深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預料將在無競爭下接棒。資深大律師葉巧琦、沈士文三年前披掛上陣、與戴啟思擊敗了林定國名單,現為副主席的葉巧琦今次尋求連任,現為執委的沈士文則參選副主席。

三年前,「戴啟思名單」在關注一地兩檢、國歌法;如今,2019、2020 年,香港跌入大風浪裏,大律師公會所發聲明的數量,是過往十年之冠。戴啟思在 16 年前同樣做過公會主席,那段任期的最後兩年,2006 到 2007 年,公會沒發出過任何聲明。「真是鮮明對比。」他感嘆從前大陸當局對香港的「侵蝕」沒那麼明顯。1984 年從英國來港,半生關注人權議題,港區國安法成了戴啟思任內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場挑戰。

終審法院(資料圖片,來源:朝雲攝)

終審法院(資料圖片,來源:朝雲攝)

國安法通過半年,戴的戰友葉巧琦、沈士文有不少思考。與戴啟思不同,葉巧琦是土生土長香港人,80 年代從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1989 年開始執業,專攻家事法。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鮮少公開發表意見的她開始接受媒體訪問,就獨立調查、特赦示威者等議題發聲。去年國安法激起千層浪,葉巧琦馬不停蹄,多番公開表達憂慮。「過去一年,有些議題真的比較富爭議性,可能有人覺得我說的話不是太正確⋯⋯」葉巧琦說,「在法治議題上,我們覺得需要發聲的,我們都會繼續堅持原則。」

沈士文也關注法治精神在香港受到的衝擊。上世紀 90 年代,沈士文就開始為社運抗爭者做辯護律師,八九六四之後,他曾加入一個智庫組織,司徒華、李柱銘是成員之一。他後來成了民主黨的創黨黨員,現在身兼天主教正委會法律顧問。和葉巧琦一樣,在反修例運動、國安法議題裏,他一直不吝向公眾表達自己的看法。

在換屆之際,《立場新聞》專訪戴啟思、葉巧琦、沈士文三位,希望呈現他們對法律界人士共同面對的難題——國安法的感受和思考。在他們看來,香港的司法制度將何去何從?

葉巧琦、戴啟思

葉巧琦、戴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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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庭如餅被切割,公眾失信心

「國安法來得毫無預警。雖然我們收到風聲,但從未有任何機會看到它的細節。」戴啟思說,他們仍在消化這部法律。

眼看國安法急速通過,沈士文回想起多年前,2003 年政府推行 23 條立法時的社會狀況。在他記憶裏,時任保安局局長當時會推銷草案,會諮詢大律師界別,而大律師也可以參加律政處和保安局當時舉辦的諮詢會,「我們有一個好長的會議。」

當年社會辯論近十個月,民意逆轉,50 萬人上街,23 條最終撤回。沈士文感覺,香港從前表達民意、政府聆聽並回應,是一種「civilized」(文明的)的文化,「有傾有講」,最重要是「講道理」。然而,今日這種文化已面目全非。

港版國安法從傳出消息到最終在內地由人大通過,僅用了一個月,期間政府宣傳國安法,並不提及法律內容,特首林鄭月娥面對傳媒提問,顯示她並不清楚具體條文內容。「完全沒有諮詢、完全不接受香港人意見,甚至政府高官都不知道內容,這本身先天已經是問題。」沈士文說。

在他看來,如此短時間內通過國安法,是沒有必要。

「7 月 1 日前也沒有特別大、立刻令成個國家安全有問題的情況⋯⋯如果在沒有急切性的情況下,這種方法都行得通,都是正常、合乎法治精神的話,我就會問,在 2003 年做的大龍鳳,為何是這樣呢?經過 2019 年的運動,究竟香港社會是否有如此大分別,導致有這種迫切性,然後由內地人幫香港立法?」

沈士文擔憂,國安法的立法過程,以及令香港法庭權力受限,本身已影響法治精神。

「法律需要大部分人都認識和支持,才會是一個法治精神下接受的法律。」他說,「⋯⋯由內地機關、國務院做了,然後放在香港,然後就『食』咗佢。這個過程本身都不是我們認識的過程。」

沈士文

沈士文

他認為法庭的權力在國安法下被削弱,在某些方面變成「no role to play」。

例如竊聽,港區國安法第 43 條訂明在涉及國家安全事件上,香港警察只要得到特首批准,即可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不需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要求的,先得到法官授權。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向傳媒承認,他無權參與(no say)、亦不能檢討和監督國安法的調查工作。

再如國安法第 55 條列出三種情況,符合的話,國安公署可以對案件行使管轄權。「進入(國安公署)範圍的話,香港法庭沒有任何管轄權,它可以有執法權,拉了人之後,遞解去大陸受審。這部分好嚴重,⋯⋯連去挑戰它的 classification,(法庭)都沒有這樣的能力,因為你不知道它為什麼撥入(國安公署)裡面做。」

「在好多不同層次、環節,我們以往認識的香港普通法裏執行的法庭權力,(多了)好多不同掣肘。」沈士文說,「香港法庭好似係一個餅咁,將唔細的一塊割咗出來,無能力做到任何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公眾的信心,每一次都是因為這種原因而削弱。」

公眾信心大受影響,法治精神的堡壘就會被動搖。

「法治精神裏其中一點很重要的,是整個制度和每個環節,都要公眾有信心。如果公眾對制度本身、以及執行的時候沒有信心,包括立法的時候不是大部分人的意願、也沒有機會給意見,至法庭都沒有這樣的管轄權去管轄案件,申訴無門的話,公眾對這個制度沒有信心,就會影響法治精神。」沈士文說。

香港抗爭者對法治失去信心,高等法院曾被塗鴉(立場新聞圖片)

香港抗爭者對法治失去信心,高等法院曾被塗鴉(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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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框架下,法庭裏能得到公義嗎?

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記者會裏答傳媒,指香港法庭「身經百戰」,呼籲相信法庭以普通法原則解釋國安法的能力。

戴啟思說,技術上,他對香港法官以普通法解釋國安法「充滿信心(have every confidence)」,相信法官們會盡最大努力運用普通法的原則。他又援引自己代理、首個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案,在處理唐的保釋問題時,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和周家明在判詞中強調,在香港無基礎用普通法以外的其他詮釋方法解釋國安法。

至於詮釋出來的結果,戴啟思說,9 個月內就會見真章,「到時法庭就需要在國安法下作出決定。」他又承認,「必須說我無法預計到結果。」戴啟思表示,「我們不再有個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you no longer have a tot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除了因為國安法法官由特首指定之外,還因為國安法的條例是假設了反對保釋多於同意保釋(there's a presumption against bail, rather than for bail)。

葉巧琦也擔憂國安法與保釋假定的矛盾,不僅如此,她質疑國安法第 4 條所說依法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享有的言論自由等,與國安法本身是否存在矛盾。「國安法和基本法的某些條文之間存在張力(tension),」葉巧琦說,「對於司法機構而言,未來一年將非常具挑戰性。」

如果國安法本身存在與普通法或者其他人權價值相矛盾的位置,即使香港法庭的普通法詮釋技巧優秀,出來的結果會如何呢?沈士文認為,法庭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做事,如果法律本身不公義,透過判決得到公義的機率會較小。

「如果法律本身是把法庭的手綁住了,那它出來的結果不會是好的。法庭只會在法律的框架裏面顯示那個法律是什麼。法律如果是公義的話,成功的機會會大;如果法律不公義、大家不接受,法庭判決得到公義的機率就小。」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終審法院批准律政司申請,再羈押黎智英,黎被押上囚車 (Photo by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終審法院批准律政司申請,再羈押黎智英,黎被押上囚車 (Photo by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他表示,目前為止,涉及國安法的案件都未進入實質審理、判決的過程,只處理了保釋問題,例如唐英傑和黎智英案。他以唐英傑為例,指法庭雖然不批准保釋,但在律政司的結案陳詞、以及判詞裏,無罪假設和保釋假定仍然成立,法庭考慮的,是「有沒有實質證據顯示他會再干犯國安法,另外他會否走佬。」

沈士文認為,法庭只能在法律演繹上嘗試達到一個國安法與基本法共存的結果。

「這個法律,第一不是香港人做的,第二沒經過立法會、沒有辯論,所以法庭只可以單憑那些字眼,和其他有衝突的法律,比如 CPO(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或者基本法,然後得到一個大家共存的演繹。這是新的,以前從來未出現過。」

國安法與基本法可以共存嗎?

根據國安法規定,香港本地「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然而,基本法又規定,若要對基本法作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所謂基本方針政策,根據基本法序言,指的是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內容。

「我知道(聯合聲明)是一個『過時的』文件了,」戴啟思笑,「但基本法如此規定了。國安法是否要移除那些(基本法)條例?如果是,這是不合憲的。之後會出現一個憲制性法律的對抗賽,基本法會與國安法對抗,然後人大將告訴你誰是勝者 — 影響深遠的改動,最終會經過這樣的法律測試。」

戴啟思

戴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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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呼聲下,法庭有否受壓?

除了《國安法》實施,過去一年,香港法律界及司法界面臨的挑戰,還來自不同陣營市民的批評,以及建制派和北京官員對「司法改革」的呼籲。

自反修例運動爆發,法庭需處理大量社會運動相關案件,判決往往備受兩邊陣營高度關注。支持運動一方質疑律政司選擇性檢控,法庭重判示威者;反對一方則認為判刑未夠阻嚇性,甚至批評保釋標準太過寬鬆。根據港大民研的調查,市民對本港法治程度的評分,從 1997 年至 2019 年 5 月期間徘徊於 6.2 至 7.2 分的水平,在 2019 年 9 月插水式下跌至 4.4 分,2020 年 7 月《國安法》實施後進一步下跌至 4.1,並在同年 9 月跌至 3.4 分的歷史低位。

除了不同陣營市民作出的批評,受北京支持的官媒及親中陣營對法官的抨擊,更值得關注。

去年開始,由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文匯報》等多次狙擊司法機構,包括點名部分「黃官」輕判示威者及輕易予以保釋,當中尤以高等法院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保釋的決定備受抨擊。部分法院判決諸如裁定警方「速龍小隊」不展示號碼違《人權法》、《禁蒙面法》一度被裁定違憲等,審理案件的法官亦多次被點名批評「判決荒唐」,《大公報》曾稱司法機構「以『司法獨立』之名獨立於中央管轄權」、「挑戰人大常委會權威、踐踏一國兩制方針」。

在此背景下,建制派、親中人士自去年開始提倡「司法改革」,主張另設委員會監督司法人員及法院量刑等,「司法改革」的建議更獲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背書。

對此,剛卸任的前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去年就曾發 14 頁聲明回應社會批評,重申法院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一切基於法律,不可有政治考慮。本月接任首席大法官的張舉能,他回應傳媒提問時,則強調現行上訴機制更有效及常規,任何改革都要以司法機構獨立、公正判案的目的為依歸。

2021 年 1 月 11 日,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會見傳媒。

2021 年 1 月 11 日,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會見傳媒。

過去一年黨媒及親中派的口誅筆伐,有否對法院判案構成實質壓力,從沈士文日常上庭的經驗中,他仍未見端倪。「就我所見,當我們在法庭裡進行辯論時,很少會提到庭外的人的評論。就算律師在法庭上提出,(論點)也是不成立的,法官都會立即截停。」

「其實以往都發生過,有人會講,『你們判啦,如果判得唔啱,(人大)就會釋法』,以前講過、也做過。是有這樣的前科。」一如早前黎智英一度獲准保釋,《人民日報》就撰評論「提醒」港國安公署有法律依據啟動國安法第 55 條,出手介入案件。

就沈士文所見,目前為止,他不認為法院的決定是受壓力影響。但他同意此類官媒的威脅言論,無疑影響公眾對法院獨立判案的信心。「如果最終法庭作出對政府有利裁決,(公眾會覺得)『我都話架啦!』⋯⋯這些言論是不利的,他們不應該在判案前如此威脅,未判之間作出這樣的威脅,(律政司)司長應該要加以阻止。」

戴啟思在今年法律年度開啟禮上致辭,重申司法獨立的重要性,他在致辭中強調,司法機構行使司法權時,必須獨立、不受任何干涉,行政機關固然不能建議法院在處理特定或某一類案件中如何行使權力,媒體對法官的「無理抨擊」,如果旨在影響法官的決定,亦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我最關注的是那些沒有任何理據,純粹謾罵,或基於某種政治或道德議程的批評。如果不監察這些抨擊,它們會損害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戴啟思指,他明白法律界不能一味叫普羅大眾自己去讀法庭的判詞以理解其理據,但他希望公眾明白,即使法院的裁決不如他們所願,法官都是在根據其誓詞、法律原則及他們個人的良知(private conscience)判案。

「如果任由貶損司法機構的無理攻擊擴散,這只會令司法機構變得更孤立,在面對壓力時更脆弱。」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衛香港運動在添馬公園慶祝人大通過國安法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衛香港運動在添馬公園慶祝人大通過國安法

但更顯然易見的事實,是儘管司法機構、法律團體已多次反駁,似乎仍無法阻止親中陣營抨擊法官、或要求「司法改革」的呼聲。法官如今面對的壓力,是否系統性地來自北京的施壓,從根本整頓被建制派點名為「三座大山」之一的司法制度?

沈士文無法判斷最近的批評是否系統性攻擊,不過對於如何保障司法獨立的強健,他認為目前司法系統不少規定正是為保障司法獨立而設計,例如法官終身制、司法人員薪酬須定期檢討、法官操守由司法機構內部處理等。

他認為,這些制度值得保存,而即使要進行「司法改革」,任何改革都必須以不影響司法獨立、或令法官日後裁決可能偏袒政府為前提。「我們不可以說,因為今天有個法官批准被告擔保,我們覺得不妥當,就要求司法改革。」

戴啟思認同,在過去大半年,司法機構以至法官無疑是承受極大壓力。但他表明,不願意就法官在這些壓力下是否仍然可以不受影響地判案作簡單概括。

「公道一點說,法官都是人,他們都會受到不同壓力影響,但我不想對他們的人格、或他們的抗壓力作概括性評論。」戴啟思說,「但如果他們仍依據宣誓行事,他們仍信任這套制度,信賴獨立的大律師們的支持 — 正如我在演辭中指,沒有律師的獨立性,就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官們應該可以遵照誓言履行職責。」

葉巧琦認為,過去一年,不論是司法機構或大律師公會,均遭受批評聲音,可能與近年議題更富爭議性有關。「沒有人會喜歡被罵,我想這也是壓力吧?⋯⋯但始終,我相信大律師公會來年仍會繼續秉承優良傳統,特別是在 rule of law 、法治上,及牽涉法律的議題,我們覺得需要發聲的,我們仍會堅持原則。」

葉巧琦及沈士文預料將連任大律師公會執委,並一同出任副主席。經歷驚濤駭浪一年,問他們來年工作計劃及願景,葉巧琦指,其實去年太多突發事件、加上疫情,公會曾想開辦為公眾講解法律的研討會、工作坊等,都未能成事。

「至於你說(來年工作)是否更具挑戰性⋯⋯過去一年也很大挑戰吧,」葉笑言,「但也無庸置疑,我們現在的確站於極具挑戰性的時代。」

葉巧琦

葉巧琦

沈士文也提到,除了就社會大事發聲明,大律師公會還需一些恆常工作,例如處理投訴、為初入行大狀提供培訓等,繼續履行發展本地強大律師團隊(a strong local bar)的公會願景。

過去一年,大律師公會先後發出 20 份聲明,單是關於國安法就佔 5 份,惟最終亦無法阻止國安法在港實施。在預料整體政治環境更緊張的來年,大律師公會還可以做什麼?

「(工作)應該會比前三年少一點挑戰性吧,因為環境也不容許你有太多發揮,」沈士文說,「其實公會本身可以發揮的機會已經很有限 — 我們不會搞罷工,不會去搞太政治性的東西。⋯⋯但我們看見法治有問題,就會發聲,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寫信、寫聲明,引起公眾討論,監督事態發展。這些工作我們都會繼續做,一定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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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社會需要反對聲音

一條事前無人知曉內容的國安法,一夜間安插於香港法律框架內,律師們再批判,也只能按法律條文辯護。沈士文坦言,再評論國安法是與不是,已非大律師公會能力所及。

「我們不在位置去談論對與不對,或去做道德判斷。但官員從來都是在說,要擁護《基本法》嘛,在《基本法》框架下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講了這麼多⋯⋯所以我們很多比較 rational 的人,都只是說《基本法》下承諾了什麼,只是很卑微的要求⋯⋯」沈士文苦笑,他當然知道今非昔比。

「你以為大律師好『巴閉』,其實一點都唔巴閉啦,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都只能發聲,但實際上無能為力。政治問題始終要政治解決。」

2019 年 6 月,法律界近3000人黑衣遊行,由終審法院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於《逃犯條例》的關注。

2019 年 6 月,法律界近3000人黑衣遊行,由終審法院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於《逃犯條例》的關注。

沈士文 1986 年開始執業,1990 年成立港同盟,及後為民主黨創黨成員。他慨嘆,香港公民社會、法律界經歷幾十年發展,養育出「文明」、「講道理」的人和制度,近兩年卻眼見它逐漸崩壞,從立法會論政質素、到政府官員面對公眾的態度:不就反修例事件道歉,絲毫不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甚至連日常出庭打官司,越來越不講理的風氣,着跡處處。

「我們看見,很多時候(警察)作供的態度,也不同了⋯⋯2019 年之前,證人不會這麼大膽。明知道、看到有片段顯示,自己的證供不符合現場情況,一樣繼續(說謊)。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沈士文說,他無法揣測原因,「但我想知道原因,所以我們才需要去查,問警察內部,其實他們有沒有檢討制度。」

社會動盪,戴啟思、沈士文都聽聞不少律師移民,或不再從事法律行業。據戴啟思觀察,尤其快 30、40 歲的律師,或仍未有家室,不少人選擇去英國、澳洲等其他普通法地區繼續執業,而這樣選擇的律師絕非極少數。

「現在法律行業的士氣著實不高⋯⋯但我不認為大家都絕望了。有人會留下來,繼續為大律師公會所信奉的價值奮鬥,即捍衛法治、《基本法》、人權法,還有司法獨立。」戴啟思說,但他不責怪選擇離開的律師。「當時勢艱難,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工作需要做。」

那戴啟思自己呢?生於英國,1984 年來港律政司署工作,參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起草,打過多宗重要司法覆核案件,一點一滴建立起香港司法制度。如果過幾年退休,會打算離開香港嗎?

戴啟思

戴啟思

「那個⋯⋯我開始老了,你知道。我的專業生涯不久就會完結,但我不會立即消失的,」他笑道,「我星期四『甩難』後,我不會星期五就消失,我還會多待一會兒,繼續工作,我還有一些官司要打。」

2019、2020 年過後,街頭動盪平息,但更強的餘震才剛開始。戴啟思指,國安法在港頒布實施,無疑令社會局勢更緊張。

「我們看到表面上的穩定,街頭恢復平靜了。⋯⋯但如果『平靜』的代價是禁止所有政治表達的形式,這只是猶如墳場裡的平靜(peace of the graveyard),不會是我們希望在社會見到的平靜。一個健康的社會,是需要政治辯論和反對聲音的。」

當初衝著國歌法、高鐵站「一地兩檢」議題而來的「戴啟思名單」,三年過去,國歌法通過了,內地執法人員進駐西九龍口岸區,伴隨政治清算而來的檢控更是無日無之。問沈士文,心目中有無一條不能逾越的底線,如果越過了,就會加入高呼「法治已死」行列,甚至不做律師了?

「好難,好難架⋯⋯其實條線早已在不斷移動中,」 他苦笑,打了個比喻:「去睇戲,啲戲越來越爛吖嘛,咁我咪調低個笑位。 」

風高浪急,為何仍留下?「這很視乎個人選擇⋯⋯如果你 personally 地問我,如果你服務的對象,仍然需要你,你就有很大的原因,繼續堅持留在香港工作、發聲。」沈士文說。

沈士文

沈士文

撰文:梁凱澄、楊子琪

採訪:梁凱澄、楊子琪、Isaac

攝影:劉子康、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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