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周文王周朝是继殷商灭亡之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周也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活动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唐尧时代，周的始祖后稷就担任农师，掌管农业生产。后稷的后代公刘、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继续施行兴农措施，使部族逐渐强大。
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率族离开豳地移居岐下，营建城邑，修治村落，设立官职，广行仁义，建立了周国。又经过公季、文王的苦心经营，加强了国力，直到武王率领天下诸侯，抓住商纣王暴虐无道、丧尽民心的时机，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
周文王在这篇本纪里，司马迁明显地是以儒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待周朝历史的，宣扬的是仁义兴邦的道理。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叙写上。这几个人都是儒家理想中圣主贤臣的典范，周初那种君臣和睦、偃戈释旅的局面也正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环境。篇中对武王着意进行了刻画，在叙写了他灭殷的过程之后，又写了他日不暇食、夜不安寐，立社稷，改正朔，实行分封、以殷制殷等安邦定国、攘边安内的政策策略，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宏图大略、有经营之术的古代政治家形象。
周朝自成王以后，没有出现贤圣君主，却出现了几个昏庸暴君，所以司马迁对一般君主都轻轻几笔带过，而对几个昏庸暴君则给以重墨。如厉王的专利塞言、幽王的宠妇戏臣，都写得像精彩的戏剧，既有历史背景的辅排，又有人物性格的展现，于严峻的形势之中，突出了他们的昏庸暴虐，刚愎拒谏，给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几个精彩的形象。与此同时，司马公还为读者展示了几位尽忠敢谏的辅臣形象。如穆王将伐犬戎时，祭公谋父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厉王贪图财利，重用专擅财利的荣夷公，芮良夫则直言相劝；厉王以杀戮禁止国人批评朝政，召公不但反复劝谏，在危难之时还舍子救险，与周公一起代行国政，即历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这些也都写得精彩感人。
在《周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周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是大事分封和文、刑并重。《周本纪》对分封之事作了明确记载：“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西周时期的文、刑并重，也是太史公总结的重点”。司马迁在论述成王文治的作用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毫无疑问，大事分封和文、刑二治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了西周前期和中期的社会发展，司马迁笔下的东周，是旧的政治文明衰落和新的政治文明产生的特殊时期，正是在这种新旧政治文明交替的作用下，导致了秦代政治文明的诞生。司马迁通过撰写先秦四“本纪”告诉人们，哪个国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政治文明的建设；否则，就有丧国失祚的潜在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撰述的先秦四“本纪”仍有很强的资治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