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於峇里島G20峰會上的會晤，進一步確認了美中之間「鬥而不破」的格局。在兩強對峙的局勢下，作為歐盟龍頭之德國的動態亦舉足輕重。德國過去在梅克爾時期與中國關係極為友善，如今則因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系統性對手，以及俄烏戰爭的爆發，使得德國政壇吹起重新靠攏美國、警惕中國威脅的大風向。
然而，德國總理蕭茲的態度卻常顯得曖昧不定，既欲回應國內親美遠中的呼聲，卻同時又想重建與中國的密切往來。本月初，蕭茲堅持向剛完成終身獨裁的習近平遞出橄欖枝，率領企業代表團訪北京，引發國內外嚴厲批判浪潮，這也再次為德國在美中之間將扮演何種角色，增添了許多問號。坊間習慣以「德國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放棄親中」來解釋這種態度，但本文嘗試釐清德國對中經濟依賴的現況，以及蕭茲的政治風格，藉以破除迷思並指出：德國主流已將中國視為國安與經濟的風險、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且蕭茲的立場也能不代表整個德國，而更多是其個人政治風格的展現。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裡充滿樂觀，以及那不曾中斷的、對於進步的信念。這讓我深受感動。」2011年11月，時任德國漢堡市長的蕭茲（Olaf Scholz）率團訪問上海時如此讚嘆著。
此刻的中國在蕭茲眼裡，還值得受到世人正面期待，除卻一些「枝微末節」的人權汙點與威權問題，都還毋須太多顧慮，一切都指向單純的答案：漢堡、德國、乃至於全歐洲，都需要更多貿易、更多投資、更多的伙伴關係、更多的中國，而漢堡就是歡迎中國進入歐洲的大門。
當年，蕭茲才剛在漢堡市長選舉中大勝，為社民黨（SPD）贏回在德國港都暌違10年的執政寶座。這位作風務實而精悍的市長，因此被視為問鼎聯邦政壇的政治新星；其訪中之行，受到中方以國家級副職接見的破格禮遇，積極投資這位「推動中德關係發展的要角」。
隨後2015年蕭茲再次訪中，持續大力呼應「一帶一路」的倡議，甚至把漢堡港稱作「在德國與歐洲的『中國港口』」──為了招徠中資，蕭茲市長似乎並不介意對德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畢竟當時這個概念還未受到矚目）使用這種具有放棄主權之意涵的宣傳口號（畢竟「主權」在聯邦德國過去歷史中也曾一度被當作對外換取國家利益的工具）。
2019年1月，蕭茲以梅克爾（Angela Merkel）內閣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身分又一次出訪北京，替德國銀行遊說開放市場的技術細節。當時香港還沒爆發反送中運動、《新疆警察檔案》尚未被公諸於世、中俄交好還顯得沒那麼壞，而財長蕭茲也理所當然沒時間去談人權。
只不過，當他下次再度踏入中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丕變。
2022年11月4日上午9點40分，已擔任德國聯邦總理的蕭茲，領著德國企業代表團，踏上了習近平剛於二十大完成終身獨裁、以經濟威脅利誘作為戰狼外交工具、且不再遮掩武力侵台意圖的北京。
蕭茲步下專機時，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先前的禮遇，而是一群全副隔離裝的「大白」──在中國特色「習式清零」的全程防疫泡泡中，蕭茲先後會見習近平與李克強，放棄了過去梅克爾時代「公開談生意，人權私下密」的姿態，當面提了新疆人權和台海安全，也呼籲中方發揮對俄影響力、阻止普丁（Vladimir Putin）的核威嚇，此外還要求中國開放對等投資條件等。
蕭茲自認中國已然改變，那麼就要用不同方式面對中國。
然而，我們卻可用歐洲議會對中政策代表團主席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的一句話來概括德國總理的表現：
「（蕭茲）跑進了一扇原本就打開著的門。」
在各項對中國的要求與呼籲上，蕭茲都只是打了北京默許的安全牌。例如關於台灣，他雖然照本宣科地搬出其聯合內閣合約裡的說法：「維持一中政策」且「台海現狀只能在雙方合意且和平的方式下被改變」，但也閹割了合約中的下一句：「支持民主台灣實質參與國際組織」。
至於德方企業代表團念茲在茲的生意機會，根據與會者事後向媒體透露：中方只營造了某種可能重新開放市場的曖昧希望──儘管客觀來看並無此跡象。
因而蕭茲此行，德中雙方顯然意不在具體內容，而更在展現雙方「共體時艱」、「願意對話」的象徵。
中方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能為「習登基」錦上添花的機會，《環球時報》即帶頭製造這樣的敘事：德國在美國的逼迫下援烏制俄，陷於嚴重的通膨與經濟困境，蕭茲的訪中之行正是為了求助中國以拯救經濟。另如《深圳日報》則稱：蕭茲此行證明了德國將來不會再當美國的奴才。
反觀德方輿論則幾乎一面倒地批判自家總理，指其訪中行對獨裁者習近平過於友善、並釋放錯誤的政治訊號「德國將延續過去梅克爾式重商主義的政策」，這不啻是在打臉頻頻呼籲團結面對中國這個系統性對手的歐洲執委會，更象徵著拆自家內閣的台。
蕭茲的社民黨與綠黨（die Grünen）、自民黨（FDP）的聯合組閣合約中明載：德國的中國政策，應與美國緊密協調，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合作以降低對中依賴。特別是在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主持下，內閣正在擬定以「價值導向的外交」（die wert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為基礎、預計最快明年初就將公布是德國聯邦政府至今第一套完整的中國策略。
德國內部對總理北京之行的批評聲浪，不僅只是政策宣示的態度問題，而更反映著當下現實的急迫癥結──德國對中國單方面的經濟依賴已達空前高峰，且屢屢被後者利用為外交勒索與投射影響力的工具，成為嚴重的國安風險。
我們可以從「原料」、「供應鏈」、「市場」這上中下游三個方面，來理解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
1. 原料： 中國是各種原料的出口大國，但德國產業所重度依賴的中國原料，卻恰恰多半是關鍵科技（如自動化生產、無人機、電動車引擎、再生能源、晶片等）所需的關鍵原料，例如50%的鎂、45%的稀土都自中國進口。以上數字都還只是未加工的原料，如果把加工原料也算進來，情況會更嚴重──以稀土來看，德國工業聯合會（BDI）負責關鍵原料暨安全部門的主管就表示，德國幾乎百分之百要仰賴中國。
2. 供應鏈： 根據萊布尼茲經濟研究院（The ifo Institute）今年8月的報告，德國總體產業所需的中游產品高達46%依賴中國進口。光是這一點，就使得產業要與中國脫鉤成為天方夜譚。特別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產業包含了化工──德國化工龍頭企業巴斯夫的總裁就估計，中國即將掌握全球過半的化工供應鏈，因而巴斯夫今年7月又加碼投資1,000億歐元，準備在廣東湛江興建新廠。
3. 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一般大眾對「德國經濟依賴中國」的印象，多半是市場依賴，亦即坊間常見的所謂「人民幣真香」的說法。但相較於前兩種依賴，德國產品依賴中國市場的程度其實反倒輕微許多、且並不那麼致命。
這些大企業經常利用在媒體上的大聲量，將自家的營收利益包裝宣傳成德國的國家利益（即就業機會），因此人們才普遍得到「德國依賴中國市場」的印象。根據IW的評估，目前德國產業中，直接與間接靠賺人民幣來餵養的工作崗位，僅佔德國勞動機會的3%。
總括來說，德國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並非單純產品外銷賺人民幣的問題，而是更加難解的、在關鍵領域中從關鍵原料到供應鏈都被中國把持的結構性問題。
進一步，中國更是有意識地透過國家力量，將這種不對稱的經濟依賴作為武器，以兩面手法來擴大自身優勢：一方面，它禁止對方投資涉足其關鍵原料、關鍵科技以及基礎建設的領域，藉此扶植自家產業；另一方面，則將對方對自家產業的依賴，轉化為外交利誘或施壓的工具，藉以進一步打開對方市場，或投資、或併購其關鍵產業與基礎設施。
如此，就形成了一種如同「替毒販打工賺毒品吸」的機制：德國既無法與中國脫鉤，卻又在緊密依賴的過程將中國產業餵養成可怕的競爭對手，讓所謂「德國模式」在許多關鍵科技領域的優勢快速萎縮。
IW今年8月的報告更說明：在COVID-19疫情及俄國侵烏戰爭的效應下，上述毒癮般的依賴關係正在「蒸汽全開地朝錯誤方向駛去」（mit Volldampf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德國對中貿易逆差劇烈增加，光是2022上半年，逆差就來到空前新高的408億歐元（約新台幣1.3兆元），數字超過去年一整年，且更是5年前、2017全年的將近3倍──這顯然輪不到德國來說「人民幣真香」，事實上反倒是中國在享受「歐元真香」。
與此同時，德國資金投入中國的態勢也達到歷史高點。今年上半年，德企對中直接投資即達100億歐元（約新台幣3,200億元），數字幾乎是2017年一整年的兩倍。對中國原料與供應鏈的依賴、再加上今年歐洲能源價格暴漲，在這一拉一推之下，已導致德企加速外移中國的趨勢，並繼續加劇對後者的不對稱依賴。
德國聯邦護憲局（BfV）局長哈登萬（Thomas Haldenwang）在國會報告時，因而把德國依賴中俄兩國的風險做了對照：
「俄羅斯是一場暴風雨，而中國則是整個氣候變遷。」
中國所帶來的、遠超俄羅斯威脅之量級的「氣候變遷」，已對德國造成以下三大國安風險：
第一個風險顯而易見，各家智庫、國安單位、乃至於外長貝爾柏克都提出相同的警告：德國對中的不對稱依賴已成為地緣政治的把柄、成為中國實施外交勒索的工具。
對此風險，綠黨的哈貝克（Robert Habeck）所主持的經濟部已著手反制，例如大幅提高聯邦政府擔保德企投資中國的門檻、今年5月拒絕延長對福斯汽車的投資擔保、11月上旬則否決了具軍工背景的北京賽微借瑞典企業的殼對德國晶片公司Elmos的併購案。
其次，德意志經濟研究院（DIW）院長弗拉恪（Marcel Fratscher）更指出，上述不對稱依賴也意味著德國／歐洲價值的生存風險：中國一方面挾其經濟優勢、一方面則在經濟競爭中無視價值規範地「比爛秀下限」（race to the bottom），處於經濟依賴劣勢的德國因而失去對價值規範的主導權，例如人權、勞動規範、科技研發倫理、對等開放、限制國家補貼、乃至於氣候規範等。
遵守這些規範的德企，反而更競爭不過中國企業，因而更誘使他們出走至中國。這導致了一種弔詭：德國愈是堅持價值規範，它們就愈容易被消滅，以致於德國甚至可能被迫改變自己對價值規範的堅持。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歷史的確證實了「以商變政」（Wandel durch Handel）是有效的──只是作用的方向恰好相反，德國才是被改變的那一方。
最後，第三個風險則是最立即嚴重的，而世界上最該理解這個風險的，就是正在閱讀本文的台灣讀者諸君。
德國政壇與智庫普遍憂慮，若中國侵略台灣，西方必定發動經濟制裁，接著就將重演今年德國因依賴俄羅斯能源而發生的悲劇──但後果就遠遠不再只是能源價格暴漲、景氣蕭條、冬天無暖氣可用的程度了：在禁運原料與供應鏈硬脫鉤的情況下，德國將遭受震撼性的經濟核爆。
在對中依賴成為嚴重風險、德國國安繫於台海局勢的情況下，主流輿論紛紛呼籲對中國改弦易轍、降低經濟依賴、放棄梅克爾式重商主義、並團結歐盟以「價值導向的外交」來回防產業安全與自由價值──這些也都反映到聯合內閣的組閣合約裡。
最近三項民調亦呼應了上述風向：84%民意主張「德國應降低對中依賴」，近7成反對「面對中國時，追求德國經濟利益比堅持人權更重要」，此外也有近6成支持「即使傷及經濟，德國也應對中國更加強硬」。
然而，正是在此一跨黨派共識的大風向之下，這位即將任滿週年的德國總理再度證實了《明鏡周刊》（Der Spiegel）所歸納出的「蕭茲第一定律」：批判聲浪愈大，他就愈是頑固逆風。
對於蕭茲此舉，我們也可以引用其於漢堡市長任內、漢堡政治圈流傳的一則術語來解釋：「OWD」（Olaf will das）──「歐拉夫就想這麼幹」。
但歐拉夫．蕭茲之所以這麼幹，當然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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