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人说清楚九一八事变到底是咋回事？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真相

原创： 王鼎杰 王鼎杰战略智库 2018-09-18

对九一八，国人都清楚这是一场国耻，是14400个日本兵打败十八万东北军，105天横扫东三省的屈辱记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事实？就不是简单的骂几句“不抵抗”政策能说清楚的了。

事实上，确实是“不抵抗”断送了东北，但这个“不抵抗”却不是蒋介石、张学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而是更为触目惊心的另一种“不抵抗”。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升级换代

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存在着一个深刻的误解，那就是误以为日本就是一个只会搞三光政策、烧杀抢掠的军事帝国主义屠夫，只知攻城、伐兵，而不懂伐谋、伐交。实则不然。

日本归根结底是一个资源贫乏、空间有限的后发国家，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都非常贫弱。明治日本能够崛起，与其说是所谓的大和魂、武士道的军事胜利，不如说是充分利用英俄矛盾和清政府战略无能而取得的外交胜利。如果没有英国的援助和默许，日本是不可能相继战胜中国、俄国，彻底改变东亚战略格局的。

可以说，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定是近代日本崛起的战略支柱。

但是，日俄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国际关系就开始逆转。英国需要俄国一起制衡德国，却越来越担心日本在远东的扩张。美国同样把日本当做主要地缘对手。正是列强之间的制衡，导致日本无法充分利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无能，鲸吞东北。但是，日本没有在军事上长驱直入，绝不等于无所作为。恰是这种制衡，让日本开始了一条惊人的升级道路。

日本以东北大豆产业为切口，大量购买大豆和相关初级制成品，深加工后先是自用，再逐步开发出更大的海外市场。同时，日本还扶植种植大豆的农场主，悄无声息地改造东北的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捆绑，建立了军事帝国主义保障下的商业帝国主义。让东北的既得利益阶层越来越依赖日本。

随着大豆产业的兴旺，相关产品出口的包装、宣传、推销、贷款、融资，几乎被日本商团、财团包办。再加上日元结算的优势，贷款、融资的便利，这就逐步发展出一个日元帝国，从而实现了商业帝国主义到金融帝国主义的升级。

最后，日本通过吸纳这些暴发户的二代、三代去日本留学，不断培养亲日派，同时利用对当年的新媒体（报纸、杂志）的控制优势，不断进行思想渗透，实现帝国主义成长的最后一步：由金融帝国主义向文化帝国主义迈进。最终形成了融合军事、商贸、金融、文化于一体的复合型帝国主义。

二、“不统不独”是日本对东北的基本政策

我们知道，清王朝当年因为错误的政策，长期限制汉人去东北发展，所以才有了“闯关东”的非法移民潮。日本人暗中帮助这些移民偷渡、发展，同时更对其进行洗脑，巧妙的把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导致的，具体统治者和特定人群的矛盾，升级为地方发展和中央管控的矛盾，得出结论：东北要独立才能繁荣稳定，要和“中国”尤其是关内各省隔离开来才能得救。日本是东北的救星，只有日本才能保证东北独立发展并抗衡北方的俄罗斯帝国。

在日本这种长期运作之下，识字阶层普遍沦陷，而底层民众依然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张作霖之所以能当上所谓的东北王，是因为他对外高明的周旋在日俄两股势力之间，对内又竭力同时利用民族主义和东北独立主义两股民情。为了安抚亲日势力，他被迫承诺，他的任务主要是“保境安民”，是在强化对日合作的基础上，让大家能够继续种大豆、发大财。后来张作霖之所以被干掉，就是因为张作霖违背了“承诺”，开始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势力，参与了山海关内的群雄逐鹿，甚至一度入主北京，组织内阁，要当全中国的元首。这是日本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那些基层亲日派、独立派所厌恶的。

换言之，日本当年对咱们东北讲的也是个“不统不独”。“不统”是为了日本更好地控制东北，“不独”则是因为列强的互相制衡，被迫隐忍。但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风潮越刮越猛，日本虽然能杀张作霖，却找不到新的代理人。张学良东北易帜更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就这么一转眼，东北居然和关内和平统一了。这是无论哪一种日式帝国主义都难以接受的现实。

统一后，张学良建新学堂、做新媒体，推广新教育、新思想，还要引进欧资、美资，大搞铁路建设，全面反制日本。这更令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们坐立难安。

三、蒋张皆不知日

但是，张学良、蒋介石，显然都忽视了日本势力在东北是何等的树大根深。

关键时刻，本该在南京坐镇全局的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本该在沈阳防日抗日的张学良却在北平弹压华北军阀。因为这两位盟兄弟都认为，当时日本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不能自拔，内部政争不断，不会对东北狮子大开口。就算开口，关东军不过区区10400人，就算得到朝鲜驻屯军的增援，也不过再增加4000人。就算日本能征服东北，这点人都用来当警察，都维持不住地方治安。

反过来看，东北有17.9万东北军，关内还有15万东北军随时能增援。东北军还是当时各军阀中装备最精良、规模最庞大的一支武力，更不要说蒋介石系统的中央军。日本怎么可能一举控制东北呢？

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定日本没有侵略能力。日本在东北搞的所有摩擦，都是逼中国先动手，好给他内部煽动、统一扩张思想的借口。所以才有了“不抵抗”指示。这个不抵抗，特指对日本人的小打小敲奉行避战忍让策略，并非对日本的全面进攻不抵抗。

这个分析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只算了经济账和军事账，而忽视了日本是一个复合式帝国主义，没有算清战略账。

蒋介石、张学良没有料到以石原莞尔为核心的少壮派日本军人，敢于铤而走险的发起事变，更没料到，事变后，从吉林驻军开始，短短17天内，就有49.5%的东北军倒戈投敌，调转枪口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双方的兵力对比完全被改变。日军只需充当先锋队和预备队。主要战斗完全可以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日军只需等到最佳时机，出封喉一剑即可。

更可怕的是，和日本的偷袭同步，各地的亲日派迅速配合，粉墨登场。在这些亲日派精英的帮助下，日军迅速恢复了地方治安，确保了学照上、店照开、报纸照样出、银行照样汇兑、大豆继续出口！而关东军呢？照样能集中他那万把人的兵力，到处扫荡抗日武装，使出决定胜负的封喉一剑！

何以黑龙江能抵抗到最后，不仅仅是因为距离最远，更在于那里自甲午战争结束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是日本人鞭长莫及之处。但这仍和中国本身无关。而石原等人，已经看透了当时的苏联忙于内部整肃和休养生息，不可能大规模介入中日问题。

最终，14400名日军（事变爆发前三天仅10400人）瓦解了近18万东北军，只用了105天的时间、1200人的伤亡，就拿下了相当于3个日本本土大小的东三省。

五、反思历史要跳出被害人心态

这才是“不抵抗”的真正可怕之处！这是日本人数十年如一日经营的结果。是蒋介石、张学良的认知盲区，更是石原莞尔敢于战胜中国的真正底气！

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在于鉴往知来。最可怕的是读史的浅尝辄止、自我设限，战争史、外交史尤其如此。因为那是每一个字都要用鲜血来衡量的历史。如何让先烈的鲜血流的有价值。这正是后人应该深刻反思的地方，

如果继续以被害人心态读史，就会满足于道德谴责与自我安慰，而无法总结克敌制胜的实战教训。更不会去想，大国博弈，就是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大国崛起，就是要全面崛起。非政府组织、民间力量、非军事手段，有时候更易于达成国家目的。在核时代尤其如此。假如对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像过节一样，声嘶力竭地大骂几句“不抵抗”政策，就算找到了爱国的灵丹妙药。那样只会继续蒙蔽我们的双眼，浅化我们的思维，从而丧失掉从历史看清未来的能力。

日本军部少壮派趁蒋介石陷入宁粤对峙，“剿共”，而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又在华北，同时中苏断交后，无苏联制约之机；出兵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当晚，日本关东军突然攻入沈阳北大营；9月19日1点40分左右，张学良就下达不抵抗命令。

根据张学良本人晚年多次承认，并强调。他未向蒋通报，就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主要是错判形式，以为日军是举国来犯；在加上通信问题，沟通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中东事件上，蒋未兑现承认；由张学良东北当局一力面对，结果惨败。张学良不愿意再独立面对，所以要撤退；逼蒋来处理。另外事变前蒋，张达成的“力避冲突”都对事变应对产生的负面影响等；但是“力避冲突”而不是不抵抗，这是有明显区别。

直到9月19日上午，在顾维钧的建议下；张学良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当天下午，南京国民政府才收到通报，并由王正廷转给正在赴江西南昌军舰上的蒋介石。当时蒋并不知道沈阳已经沦陷，故只回电让张学良等人通过外交解决。

直到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才知道沈阳、长春，安东、营口、鞍山、本溪、凤城、抚顺，辽阳、海城、铁岭、四平、开原、昌图等重镇已沦陷。即决定在外交解决基础上，派兵北上武装自卫，停止与粤汉军事对立，停止“剿共”。

经过挣扎后，9月25 日蒋介石在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时，“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抗战。10 月3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6 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1931年11 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江桥抗战），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请务必抵抗到底。这说明最晚在11月中旬，蒋介石已向张学良下达抵抗命令。11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

但要对日全面战争，就必须要与粤汉和解。遗憾的是，在胡汉民，汪精卫的坚持下；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国民党失去了武力收复东北最后机会。而张学良，却拒绝蒋介石，孙科等人多次抗战电令，一枪未放丢掉了最后底线锦州。东北彻底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