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不抵抗 几十万东北军依然跟随张呢？

既然标题是九一八事变那就说1931年9月到11月。对中国和东北军来说，悲剧的现实是，无论是国民党各派系高层，还是东北军其他元老，没有人的抗日意志比张学良高。（严格说有一位，就是冯玉祥。因此不少志在抗日的东北军后来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先说东北军高层。你不跟张学良去跟谁呢？

张作相吗？

9月27日，吴铁城在给　蒋公的信中报告了他当晚同张学良的会面场景：

本晚晤汉卿兄。据云辅臣忽拟派孙某赴沈与日军接洽，并请顾维钧同往，已为汉卿阻止。…… 再汉卿拟在锦县设长官公署及略设防御日军西侵工事亦为辅臣反对，汉卿因此甚悲痛。

你看，就是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移驻锦州并准备抵抗日军侵锦，张作相都是反对的。

万福麟吗？

九一八后坚决不肯回黑龙江（万为黑龙江省主席），其子万国宾甚至支持附逆的张海鹏来齐齐哈尔接管江省。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代理江省后，万国宾一度携款出逃哈尔滨。

臧式毅吗？

被日本扣留软禁了。

汤玉麟吗？

热河王根本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别的统统不管的典型吧。并且一度和伪满走得很近。

张景惠吗？

在哈尔滨看了半年风向，附逆了吧。

熙洽吗？

人家是爱新觉罗后裔，正在布置复兴满洲，拥戴溥仪重登大宝呢。

所以和张学良坚持复设辽吉政府，一度恢复辽吉一半以上县政权，支持黑龙江抗战，支持组建义勇军比起来，志在抗日的，继续跟随张学良不很正常吗？抗日第一人、义勇军之父黄显声甚至因救援张学良最终惨死。

那么不在东北军内部找，投奔其他集团呢？可怜堂堂国民党，各派系勇于私斗，祸国殃民，一谈抗日，就都哑巴了。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表态，对日本武力可退让，交涉不放松。

而同一天，　蒋公给各地方长官发电报，虽然日本侵略，不过重点是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各地官长应负责镇压：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提出：

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

同一天，　蒋公到临时党员大会“挥泪报告”，对社会公开国府最高领袖的对日立场，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那么广州政府呢？10月6日发表通电，认为“应根据公道与国际正义，要求国联及非战公约各国正当制裁”，认为这样“日本唆使东省独立之阴谋”就“必能消灭”。

一天之后的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　蒋公致电叶楚伧，要当地警局负责给日军买菜，并负责送货到船：

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最后。1933年张学良下野了，何应钦上位，东北军跟着国府中央、何应钦，抗日是否掀起了大好局面了呢？可惜一签塘沽、二签何梅，进入“侈谈抗日，立斩无赦”的时代。日本小吏一恐吓，中央军华北部队竟能“连夜”“徒步”一退上千公里。你东北军想抗日？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给免了吧，去“剿匪”了吧？

1933年3月，张学良承担热河沦陷责任下野。4月，热河——长城抗战正如火如荼，不过在　蒋公看来，这不过是应付各方压力所不得不为的“糊涂战”。在1938年3月8日的《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中，　蒋公剖明心迹道：

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拚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我们自九一八之后，大家埋头苦干，养精蓄锐，这几年国家才有统一，全国的军队才有一致的目标，拿全国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大家埋头苦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我们要知道，同敌人打仗不是一拚就了事的，是个军人没有不能拚命的，不过拚命要对国家有利益，才能去拚，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如果我们不能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所以在未开战的时，就算定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

4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进犯海阳，何柱国部展开海阳保卫战。同一天，　蒋公出发赴前线督师。你以为　蒋公是前往平津给抗日前线国军打气吗？可惜如同九一八一样，　蒋公是坐船赶赴江西“督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国抗战热情实在太过高昂，连　蒋公派到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大都“南辕北辙”，无心剿匪，一心北上抗日。　蒋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坐船前往剿匪前线。

经反复思索、改了又改，４月６日　蒋公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就在一天之后，日军向喜峰口发起猛攻，赵登禹率部艰难抵抗。不过此时前线将士们还不知道的是，政府和“名士”们已经在多方酝酿妥协了。

4月2日郑介民致电　蒋公，报告北平以胡适博士为首的“名士”们正在积极运作妥协：

胡适、张伯苓、熊希龄等以为日再进攻，我军必无力保持平津，故运动与日军局部妥协，依上海先例与日结一地方停战协定，以维持平津安全，现正积极进行。

到了5月30日，当傅作义部仍在昌平同日军激战之时，胡适终于跳出来直接上书　蒋公，高呼：

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

　蒋公复电：

卓见甚佩。

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成立，冀东变“非军事禁区”。“冀东”的边界，是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以东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出了回龙观、天通苑，到了副中心已经没有中国军队。

从此，热河——长城抗战如　蒋公所愿顺利结束，“逆来顺受”换来了“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的大好局面。

那么之后接替张学良的何应钦又是怎么个“抗日”法呢？

1935年2月9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

自钧座东日谈话发表，日方舆论颇示好评。惟多数仍谓须看此后事实表现如何云云。职意当此国力未充，一切建设事业正待努力之际，钧座即以此种光明正大之态度昭示世人，则在最近三五年内应使全国党政军民均能本着此种态度发为一致之言论与行动，任何屈辱逆来顺受， 免贻日人侵略之口实。至于国家安攘大计，只能使最高干部三、五人员预闻，以防泄漏机秘也。职何应钦，佳未行秘，叩。

1935年6月6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提出中国对日侵略总体应对方针，一方面调整冀、察省府，选派亲日人士出任，一方面取缔抗日活动，以免发生“重大事变”：

吾人认识日本国策之后，当自动先行处理华北内部，对河北、察哈尔两省应多派与日方稍微接近之干练人物主持，所有党部、政府各方面之表面工作一概自行取消，切实从改造省之庶政着手，以免贻人口实。一面表示我无对抗意思，只求自己整理内政，使华北不致再生重大事变。

1935年6月10日，作为何梅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见理水：【档案揭秘】高端卖国术——何梅协定国府决策内幕），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令：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此令。

对于已经占领台湾和东北四省，将冀东非军事化的日本，国府竟明令为重要的、需要睦邻的友邦，并正式通过法令宣告将严酷镇压抗日运动。除了国府主动执行的书报杂志检查，取缔抗日团体之外，《敦睦邦交令》还成了日本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成了套在国府头上的“紧箍咒”。日本使领馆以此为工具，照会各地不得“排日”，威逼要挟国府撤换有抗日倾向或者对抗日活动取缔不利的官员，事实上对我国官吏具备了一票否决权。

2天之后的6月12日下午，在日本恫吓下，吓破了胆的　蒋公致电何应钦，要求北平中央部队“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一退上千公里。

北平附近之中央部队应即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仍须防止借口挑衅，力避冲突。

就在这屈辱3天后，　蒋公就又念念不忘皇军的体面了。在给汪精卫转何应钦的电报中，　蒋公千叮咛、万嘱咐，要对日军尊重，“与其体面”，千万别让皇军不高兴：

而对其军人，则应设法旋转，与其体面，勿使其更恼羞成怒，否则彼少壮派绝不肯如此罢休。

只要提起918，不少人都认为就是某一个晚上，几百个日本人突然袭击正在睡大觉的30万东北军，然后张学良这个废物下令说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这30万东北军就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凭日本鬼子宰割，没死掉的就当了汉奸，拱手把东北的黑土地送给日本人。

基本上有这种看法的人，都是文盲。

其实918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几股政治势力配合之下，对东北和炮党政府进行的军事打击。

首先，我们先看看918之前中国的局势：

炮党分裂成两个部分，蒋介石的势力在江浙、两湖、安徽；实力派军头李宗仁、陈济棠则割据两广；

半个江西在红军手里；

云南是龙云的天下；

四川、贵州大小军阀林立，处于省内联邦状态。

再看看北方，东北四省（辽、吉、黑、热河）是张学良的基本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西北王冯玉祥和山西王阎锡山被蒋介石、张学良联手击败，冯、阎二人的手下继承了他们的地盘，

冯玉祥系的韩复榘（12军、6军共7万人）占据了山东；

阎锡山系的傅作义（35军共5万人）驻军在绥远；

陕西地头蛇杨虎城（17路军共7万人）抢到了陕西，杨虎城给冯玉祥打过两年工，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老蒋，不过在冯玉祥失势后，他吸收了不少冯玉祥的军队；

山西是阎锡山系商震（32军5万人）的部队，冯玉祥系宋哲元（29军4万人）的人马开始也在山西，后来转移到察哈尔；

河北则一分为三，分别是张学良的部下于学忠（东北边防第1军5万人）、王树常（东北边防第2军5万人）以及冯玉祥系的石友三（13路军7万人）；

只有河南在蒋介石的嫡系刘峙的手里。

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从中原大战后就没回东北，作为老蒋的盟友，他和刘峙驻守在河北和河南，堵住这帮冯、阎系的草头王们，作用类似于维和部队。而且最苦逼的是，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这帮人的军费还得由张学良出。尤其是石友三，简直如吸血鬼一般，不光要钱，还要地盘，小张说现在华北还哪有地方给你？要不你去黑龙江，那边地方大，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石友三没说话，回头就联系上了南方的两广势力和日本人，举兵造反、突袭河北的东北军。小张的兵力本来与石友三算是势均力敌，但他怕宋哲元、傅作义这帮人也跟着叛乱，就从东北又抽调了近8万人入关，这样留在东北的兵力为：

辽宁的正规军有3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分别是王以哲的7旅（沈阳）、张廷枢的12旅（锦州）和常经武的20旅（郑家屯），以及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通辽），其中只有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张廷枢是奉军元老、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儿子，而常经武和张树森是奉军士官派的人。张作霖统一东北后，奉军分裂成以参谋长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以张学良的军校老师郭松龄为首的保定派（毕业于保定军校），彼此之间势同水火，张学良上位后又杀了杨宇霆，导致士官派的军官们（以及他们的军队）对张学良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另外奉天还有两支杂牌军，分别为于芷山的省防第1旅和张海鹏的省防第2旅，驻扎在奉天和吉林边界，这两个人是张作霖时代的老臣，都是土匪出身，根本不买张学良的帐，在东北属于割据半独立状态。

吉林的正规军只有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分别是赵芷香的21旅（宁安）、李桂林的23旅（吉林）、张作舟的25旅（宽城子，现在的长春）、吉兴的27旅（延吉），常尧臣的骑兵第4旅（农安）；还有一个682团是独立卫队团（吉林），团长是张作相的外甥冯占海。吉林的部队从张作霖时代就仅仅是在名义上服从奉军，张学良是使唤不动的。

吉林和黑龙江的边界为哈尔滨特别行政区，有4个步兵旅，分别是苏德臣的22旅（双城）、李杜的24旅（依兰）、邢占清的26旅（哈尔滨）、丁超的28旅（哈尔滨）。对于这4个旅，张学良也没什么影响力。

黑龙江的正规军都被省主席万福麟带进关内帮张学良镇压石友三兵变了，只剩下5支省防部队，包括2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这几支杂牌军都是从土匪招安过来的，后来领兵抗日、又短期投降日本人的省防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就是土匪出身。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取消东北军的师一级单位，最高编制为旅，有的旅下辖2个团，有的旅下辖3个团，而且团下面的营数量也不一样，因此每个旅之间的兵力差距也很大。像王以哲的第7旅就是精锐旅，差不多有8千人，已经接近于师了，但非嫡系的旅就是正常旅，只有4千人。因此算下来，918之前奉天的正规军大概是2万人左右，2支杂牌军近1万人；吉林的正规军也是是2万人；哈尔滨特区的正规军不到2万人；黑龙江的5支杂牌军加在一起2万人。

再加上山林警卫队和屯垦团，也就是说，918之前东北的武装力量，差不多是10万人。所谓30万东北军，是把关内张学良手下的18万人一起算进去的。

我再捋一下918的时间线：

1931年3月，老蒋出兵围剿江西苏区；

1931年5月，炮党内反蒋各派系在广州另立政权；

1931年6月，石友三在日本关东军和广州炮党的支持下，联系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阎锡山系）密谋攻打张学良；

1931年7月，石友三的13路军突然袭击河北的王树常的东北边防第2军，张学良从东北抽调主力部队、加上原先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共18万人击败了石友三；

1931年8月，石友三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北方的局势仍一触即发：傅作义和徐永昌驱逐了比较听炮党话的商震，同时土肥原贤二用日军飞机送阎锡山回山西。老蒋担心阎锡山重召旧部，也会起兵作乱，就让张学良把这18万人的东北军留在关内；

1931年9月1日，广东政权的两大台柱陈济棠、李宗仁突然率军攻打湖南衡阳，这个时间点非常奇怪，因为两广的军队没有与石友三同时出兵，反而选择在石友三被击败、阎锡山回山西东山再起之时。

考虑到918之前这半年各地的叛乱如打地鼠般此起彼伏，老蒋和张学良被南北夹击，把主力部队都抽调去华北和华中平叛，日军趁东北兵力空虚搞918，每一步都精确得如事先计算好的一样。那么，石友三、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这些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另外，从1931年6月开始，长江流域遭遇暴雨洪水，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北，据武汉警备司令部公布的报告，受灾区域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求湖南军阀何键开放米禁救援湖北灾民，但被何键拒绝；炮党政府下发的17万救灾款杯水车薪，又追加了30万元，还是不够，于是开放社会募捐，最后筹集到250万元银元和7万两白银，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是日本天皇裕仁捐的10万日元。

就在老蒋和张学良山海关内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时候，关外的东北军连续与日军发生两次冲突，一次是万宝山事件，一次是中村事件，

万宝山在吉林的长春附近，当地有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同本地人因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平时就关系紧张，最终大打出手，朝鲜移民吃了大亏（国际报道说有200人被打死，当然中方的说法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我们中国人都是专门被欺负的小白兔，哪能动手打别人呢？外国的报道都是fake news，抹黑中国）；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人家日本关东军正撸起袖子等机会呢），日本政府出面找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交涉，结果就在谈判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中村震太郎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的大尉，他跑到吉林和内蒙边界的兴安岭地区测绘地图，被吉林的东北军屯垦团抓住。屯垦团先斩后奏，经过简单的审讯之后，在没请示上级的情况下，直接把中村震太郎给枪毙了，然后才一层层报告到张学良这里。张学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让手下掩盖消息。但没想到的是，一名屯垦团的军官在处理中村的尸体时，拿走了中村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日本人正四处寻找中村，在长春看到这名军官手里有日军配发的手表，抓住一问，就全知道了。日本参谋本部派代表森赳和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起找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抗议说这是东北军谋财害命，要求严惩；张学良一边敷衍日本人说会秉公执法，一边把下令枪毙中村的屯垦团团长关玉衡藏起来，这事还没处理完，就发生了918。其实9月18日上午荣臻还在家里与前来给自己父亲拜寿的林久治郎谈判，林久治郎没带翻译，用中文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没听出来这是暗示，还以为是林久治郎在威胁他，于是回答道：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我们也没办法。

其实万宝山事件也好，中村事件也好，并不是918的导火索，早在1929年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之后，就制定了入侵东北的计划。1931年7月张学良调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平叛，8月份关东军总司令就换成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后台的本庄繁；9月1日阎锡山在北洋军阀们的老朋友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连乘关东军的飞机回山西，一周后本庄繁就开始在辽宁、吉林巡视各地的驻军（包括关东军第2师团、宪兵队、独立守备队，这些都是正规军）；9月15日视察军队结束，本庄繁又在沈阳附近的辽阳连续主持了三次军事演习：

15日晚上是第2师团第3旅团29联队、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的联合夜战演习；

16日上午为第29联队的炮战演习；

17日则是第2师团15旅团紧急出动演习。

9月18日下午，本庄繁对第2师团发表了战前动员。

除了军事演习，关东军还从日本国内运来两门240mm口径的45式榴弹炮。他们先把大炮拆解，用火车从东京运到神户；再由神户用轮船运到旅顺，最后用火车运到沈阳的南满火车站大和旅馆旁边的忠魂碑组装起来，把这里设为炮兵阵地。现在有些网络段子说日军的大炮是日俄战争时缴获俄军的战利品，已经报废多年了，918之前几个低级军官搞不到重型武器、就从仓库里把这两门退役的大炮偷偷摸摸拿出来废物利用；其实这些都是胡说八道：45式的意思是明治45年（1912年）设计、研发出来的，到了昭和时代也一直在服役，因为炮身太大太重（炮身加上炮管全长近4米，总重33吨，一发炮弹就重200公斤），机动性差，所以才会拆卸运输。而且45式榴弹炮威力巨大，最大射程10公里，不仅在918，后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也用这种重炮同美军作战。

918晚上10点半，北大营的第7旅士兵们正睡着觉，突然一声巨响，大家都被惊醒，后来他们才知道是附近的柳条湖铁路被炸了；紧接着炮弹横飞，四处爆炸，很多营房被炸塌。炮击过后，日军利用坦克掩护发动进攻，东北军猛然被突然被攻击，在日军的机关枪扫射下，只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四散逃命。应该说，面对突袭，北大营第7旅的管理混乱、毫无戒备、疏于训练这些致命缺点，直接领导王以哲和他的上司张学良的确要负治军不严的责任。

对于现在网络上盛传的“武器入库、不许抵抗”，为了客观，我引用几个当事人回忆录来讲一下：

918当天，张作相的副官长李济川也在沈阳，他是代表张作相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交涉中村事件的，他回忆道：

10点25分，忽听一声炮响。我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闭，这时已响了第四炮。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不久，北大营步兵第7旅来电话告急说：“西门外有日军行动。”电话是荣接的，他问：“你们旅长呢？”回答不在营。五分钟后，王旅长到，他对荣说：“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呢？”荣说：“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请示一下。”于是，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开明剧院看戏去了。”荣问：“对东北局势，副司令有什么指示？”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这时北大营第7旅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破西卡门。”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 这时，臧式毅来电话，让我们到他公馆去。秘电处处长张志忻来了，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语未毕，北大营第7旅来电话，请旅长速即回去。我问什么事，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闻讯后，对荣臻、臧式毅说：“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说：“鼎芳，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有事听命令。”王遂出门，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军掠去，中途受阻折回。

当时任第7旅参谋长的赵振藩就是在日军进攻北大营后打电话给荣臻的那个军官，他是这样说的：

...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常经武的第20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

再看看基层军官的记录。当时任第7旅620团第3营第9连连长的姜明文说：

...中校团附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啦，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房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营来，由官长出来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四个人（姜明文和其他3个连长）听到这几句话，都愤怒地说：“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当时我向本连士兵说：“都把子弹袋扎好（每个士兵有两条子弹袋，二百发子弹），手榴弹带好，枪不准离手，在床上休息，听到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 当时第7旅全部出东向西，按第619、第620、第621团的顺序排列驻扎的。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日本兵在爆炸铁路后，紧跟着一阵密集枪声，不久即冲入北大营土围子，进入第621团各连兵舍。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枪弹平时都放在枪库里，连部住的那幢房子有枪库、服装库、杂械库、办公室、连长室。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打赤脚，甚至有赤背的，仓皇狼狈，不堪言状。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让他们穿上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没有枪就发给他们手榴弹（按规定每连有“七九”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因兵额不足，或差勤、病假等所以有富余枪）。 在11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由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他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啦，说‘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已接到南京蒋总司令（蒋介石）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抵抗；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12点以后，大操场上忽然枪声大作，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随后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登上壕顶，外面又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一时官兵各不相顾。

最后再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看一下在918前后张学良的反应：

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9月18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9月18日的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赵四）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湖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 19日午夜1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

从以上的回忆文字可以推断：

在918当晚日军发动进攻后，张学良的确在电话里给荣臻下达了不抵抗的指示，然后荣臻按照张学良的指示、打电话命令北大营的第7旅不得还击；

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营房在北大营两边的619团、621团两支部队一开始听从指示没有反抗日军，以为把营房让给日军就没事了，结果遭到日军的枪击和刀刺，本来就没有武器（被锁在团部的枪械库里，枪械官又被日军打死了），再加上团长也不在（619团团长张士贤、621团团长何立中在918当晚一直没回北大营），因此慌乱中纷纷逃跑；

11点到12点，营房在中间的620团看到跑过来的621团，明白不抵抗也会被日军杀，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王铁汉从沈阳城内赶回来了，于是马上取出武器还击，但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步炮协同作战），伤亡情况比较严重的619团和621团在参谋长赵振藩的率领下撤退，620团负责掩护；

12点到1点，620团也开始撤退，这个时候日军应该是切断了沈阳的电话通讯，荣臻无法通过打电话联系张学良，因此发了电报。

特别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李济川还是洪钫，都在回忆录里刻意回避了是不是张学良亲自向荣臻下令不抵抗这个细节，而是把当时提出不抵抗的人写成对张学良忠心耿耿的谭海、以及后来当了汉奸的荣臻；不过从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对于学忠、万福麟的讲话内容来看，如果不存在张学良替部下背黑锅的可能性的话，很明显这就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命令。

第29联队攻击北大营的同时，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也袭击了沈阳市内的省政府、警察局、兵工厂、东塔机场等重要设施。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升带着警察与日军展开巷战，南市场第6分局的30多名警察打得最惨烈，子弹打光了就肉搏，抵抗了3个多小时，最后被日军全部杀害，日军为了泄愤，把这30多具尸体全部开膛破腹。警察部队从武器到人数都干不过对面的日本正规军，凌晨6点30分，日军占领了沈阳市区。最后落入日军手中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机场，在日军攻击时，这里的守军开枪还击，直到上午8点，第2师团主力部队赶来增援，才相继陷落。机场里停有42架飞机，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打算把飞机都赶紧飞到锦州，飞走一架算一架，结果枪林弹雨中他派出的人到处找不到飞行员，这42架飞机全都落入日军的手里。

现在有一种传言说：因为不抵抗、张学良拱手将东北军的200多架飞机送给了日本人，日军又用这些飞机反过来打东北军；后来这一数字又变成了300多架。东北军到底有多少架飞机被日本人抢走了，成了一个薛定谔的数字，反正广大吃瓜群众也不关心，骂张学良是败家子就对了。其实在918之前，东北空军拥有的飞机一共是208架，但大部分都是已经退役多年、无法再飞上天的教练机，真正能使用的只有113架，具体清单如下：

35架布雷盖（张作霖于1923年购买，至1931年虽然尚未退役，但已经属于老古董）、33架施莱克、24架波泰茨（张学良于1928年购买，被关东军缴获后编入航空中队）、4架容克K53、2架DH4、1架D27、3架川崎、10架中岛（张学良于1930年购买，被日军缴获后，其中1架交给了满洲国）和1架福克DXVI。

在关东军眼里，即使是能飞上天的113架飞机，也大多是过时的破铜烂铁，真正有价值的就是918当晚航空处长陈海华所说的、可以投入作战的16架战斗机和28架侦察机。当然这些飞机落入日军之手，也是痛中之痛。

天亮后，第2师团的主力第15旅团开进沈阳，他们并没有阻拦沈阳的百姓和官吏们逃出城，在城郊的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挤满了人，往北走（吉林、黑龙江）的票已经没有了，只卖去锦州、北平的车票，荣臻、王以哲等东北军军官换上平民的服装也逃出沈阳，在沈阳城郊的灰山村会合了撤退到这里的第7旅。其实关东军里有不少日军军官都认识荣臻、王以哲这帮人，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抓捕，而是全都放走了。但臧式毅没有马上撤离，他还想同本庄繁交涉，本庄根本不见他，说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沈阳，没有同东北官吏接谈的必要。到了20日，臧世毅想走也走不成了，他被日军控制住，在熙洽的劝说下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在这里讲一下关东军的部队编制，大家就能明白在918时入侵东北的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1931年，关东军从第16师团轮换为第2师团，第16师团为京都师团，第2师团为仙台师团，而且是日本传统的6大王牌师团之一，日本参谋本部在918之前特地调派同在日本东北地区、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仙台师团到中国，目的不言而喻；

第2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第3旅团、第15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以及1个工兵大队，直接战斗人员在2万人以上；

第3旅团驻地是吉林宽城子，下面有第4联队和第29联队，每个联队有4000人，第29联队在9月15日被调到了辽宁参加军演，之后就没有回吉林，而是在9月18日当晚直接进攻沈阳北大营；

第15旅团驻地是奉天辽阳，下面是第16联队和第30联队，第30联队在旅顺驻守，9月19日上午8点第16联队在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的率领下攻入沈阳，并以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名义发布安民告示；

另外，同样参加军演和实际作战的独立守备队也是属于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独立守备队总司令森连为少将军衔，918后升级为中将，等同于师团长），下辖6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是1000人、共6000千人，总部和第1大队驻在吉林公主岭，918当晚进攻沈阳的是第2大队。

因此，在918当晚到第二天上午沈阳城失陷，日军共投入了第29联队4000人、第16联队4000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1000人，一共是9000人；在攻打北大营时伤亡人数为24人，这个伤亡是东北军第7旅620团下面的两个营在撤退时开枪还击造成的。

王以哲的第7旅有3个团，分别是619团、620团和621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再加上兵工厂和东塔机场的守军，918当晚沈阳城内的东北军为8000人。9月19日第7旅撤出沈阳城后统计伤亡人数335人，失踪483人，主要伤亡出在619团，他们是第一批被日军攻击的；621团跑得很快，伤亡人数不多，而与日军交战、并且在撤退时断后的620团竟然没有一人伤亡。

王以哲和第7旅先是就近到了省防第1旅于芷山的驻地山城镇，但于芷山不让第7旅进城，说你们赶紧走、千万别把日军引到我这里来。参谋长赵振藩对王以哲说山城镇离沈阳近，干脆我们抢下来得了。以此为据点反击日军还来得及；但王以哲说现在我们枪械给养都没有，拿什么抢？不能在这里久留（以防于芷山发现第7旅没有武器之后趁机打他们）。就这样在王以哲的率领下，第7旅撤到锦州。

918之后，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林铣十郎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也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具体为：

9月19日，朝鲜在没有参谋本部的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向东北增援混成第39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

11月16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4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

12月1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8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1个工兵小队；

12月2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38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

4个混成旅团共26000人，加上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入侵东北的日军已超过5万人。

日军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增兵，是因为在东北遭到了抵抗。

除了在沈阳被打散的第7旅、通辽的20旅也退到锦州，与原先驻守在这里的12旅汇合，虽然军心已经涣散，但还是苦苦支撑。1931年12月，日军第2师团和第39混成旅团进攻锦州，并用飞机轰炸城内守军，7旅、12旅和20旅实在抵挡不住，1932年1月在荣臻、王以哲的率领下撤入关内。

在9月19日凌晨5点，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突袭了东北军在吉林宽城子（现在的长春）的南大营。这里驻守的是东北军第25旅下面的步兵第671团和独立炮兵第10团，他们比沈阳的第7旅镇定、勇敢得多，遭到攻击后，马上就向日军还击，一直打到上午10点，最后战死250人，被迫撤退，但日军也被打死了40多人；在南大营陷落之前，宽城子北大营已经被日军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占领。而占领沈阳的第29联队则利用南满铁路北上、与宽城子的第4联队汇合后进攻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

吉林省本来是张作相的地盘，但918之前正好他的老爸去世，张作相就回锦州老家操办葬礼，因此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主政。熙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辛亥革命后奉天都督张锡銮指派他去当张作霖的军务处长，但张作霖不信任熙洽，把他调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务长；熙洽毫无怨言，把军校打理得井井有条，校长张作相对熙洽印象很好，就把他带到吉林。熙洽跟杨宇霆是老铁，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同吃同住，后来张学良杀了杨宇霆，几件事下来，熙洽一直对张家父子心怀不满，当日军攻陷宽城子、兵临吉林城下，他根本没有抵抗，干脆利落地开城投降日军；在他的带领下，吉林的全部守军除了冯占海的682团外，也成了伪军。

哈尔滨特区的最高长官是另一个奉军元老张景惠。小张上位后，把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这帮老爸的结拜兄弟们打发去吉林、哈尔滨和热河当土皇帝，搞搞夕阳红。但在918之后最靠不住的，也正是这帮叔叔大爷们：张作相没有指挥东北军对日军抗战的能力，奉天、哈尔滨特区、黑龙江三地都是各自为战；汤玉麟在热河则按兵不动，坐视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相继被日军占领（当然汤玉麟手下只有2个旅，想打也打不了，而且基本上就是土匪兵，主业是挖坟掘墓盗皇陵）；而张景惠在日军打到哈尔滨后，投降了日本人。

除了熙洽、臧世毅、张景惠，918后当了汉奸的东北军将领还有张海鹏、于琛澂。

张海鹏原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冯德麟的手下，货真价实的土匪出身，外号叫张大麻子，他在奉军中资格非常老，但由于平时与日本人走得太近，手下的部队军纪也非常差，所以张氏父子都不信任他，20年来张海鹏一直只是个杂牌军的旅长。皇姑屯事件后，由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同张作霖一起被炸死，张海鹏找张学良毛遂自荐，但张学良拒绝了他，提拔吴俊升的部下万福麟继任，张大麻子从此恨透了张学良。于琛澂则是吉林的地头蛇，外号叫于大头，他原先是张作霖的竞争对手孟恩远的手下大将，老张驱逐了孟恩远、一统东北之后，被编入了吴俊升的队伍。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搞裁军，由于于大头的部队军纪太差，就被一剪梅了，同张大麻子一样，于大头对张学良也是怀恨在心。日本人一来，张大麻子和于大头这两个家伙就自告奋勇、率领伪军去打拒不投降的东北军。

张海鹏的伪军和黑龙江的日军独立守备队进攻的目标是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前面说过黑龙江督军万福麟带着主力部队跟着张学良入关了，剩下的是省防部队和山林警卫队这种非正规军，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都很差，而且各个省防部队都互不从属，当然也根本不把黑龙江省代理主席、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放在眼里，于是张学良隔空指派黑龙江省防第3旅旅长马占山主持黑龙江的军务。

应该说张学良看人很准，马占山带领黑龙江境内他所能集结到的1万多兵力守在齐齐哈尔，竟然把张大麻子的伪军和日军独立守备队打得落花流水，鬼子实在丢不起这人，多门二郎连忙增援，先后把第29联队、第4联队和骑兵第2联队也投入进去。也就是说马占山的1万多人的杂牌军对抗的是：关东军第2师团的整编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共1万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1千人、张海鹏的伪军4千人，到最后马占山的部队弹尽粮绝，只得撤出齐齐哈尔，退守中东路北段。但日军也遭受到了918之后最大的打击：伤亡2千人，其中战死近700人。

齐齐哈尔失守后，于大头率领5个旅的伪军进攻哈尔滨。退守在这里的22旅、24旅、26旅、28旅和682团击退了伪军，但随后关东军陆续投入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第15旅团第16联队、炮兵第8联队和混成第4旅团，还有4个飞行中队狂轰滥炸，吉林守军伤亡惨重，22旅旅长苏德臣带着一半的人马临阵脱逃，剩下的另一半由接任旅长的赵翼率领继续抵抗；雪上加霜的是，在熙洽的拉拢下，28旅旅长丁超也叛变了。丁超也是士官派的，他和杨宇霆、熙洽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年级同学（熙洽、杨宇霆是骑兵科，丁超是步兵科），而入侵东北的日本第2师团的师团长多门二郎，恰恰就是他们留学时的军校教官。腹背受敌的22旅残部、24旅、26旅和682团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疏散到苏联境内。

1932年1月锦州、哈尔滨都失守后，土肥原贤二出马，劝说马占山放弃抵抗，整个东北只剩下你们一支孤军了；马占山也觉得先活下来再说，便投降了日军。不过他这个汉奸只当了两个月，很快他就带着本应该上缴日军的黑龙江税款、坐火车跑到苏联去了。要说日本人对付熙洽这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中国军官一向得心应手，要是碰到张作霖、马占山这种胡子出身、不按照套路出牌的社会大哥，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抗战的时候，关内的张学良也很急，毕竟自家的大部分产业都在东北，他也想打回去，但最要命的是：华北也有日本驻军。现在只要他一转身调动军队，难保韩复榘、石友三、阎锡山这帮人趁机与日军里应外合、前后夹击自己，到时候就是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的惨败；而老蒋的军队被困在江西和湖南，也帮不了他。我前面写了一大段918之前的北方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就是想说明张学良在918之后所面临着他的敌人可能不止是日本关东军这个困境，这也是他一定要拉上老蒋一起面对918的原因：我当初是因为帮你才被人偷袭老家的，现在你也得替我把这个场子找回来。话又说回来，不管是老蒋、还是张学良在应对方案上非常消极，他们不敢把关内的东北军全部拉出关外、与日军全面开战，毕竟一是真打不过，二是各路诸侯都等着在日本人后面打落水狗，所以只能把希望放在国际介入上面，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洪钫的记录：

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9月11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

只能说，当时不论是蒋介石、张学良，还是顾维钧、汤尔和，都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干涉和日本政府能够控制住军队，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日本军人们的野心和狂妄，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预想：几乎在东北的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被日本关东军攻陷的同时，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又进攻了上海，驻守江浙的19路军（以陈铭枢的粤军为班底）同日军展开激战，这场仗一直打到3月，最后老蒋下令不要打了，跟日本人停火议和，因为就在中国军队在上海死磕日本海军的时候，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

我们再看一下918之后的时间线：

9月18日晚上10点，关东军第29联队突袭沈阳北大营；

9月19日上午8点，关东军第2师团15旅团攻进沈阳；

9月20日，熙洽在吉林开城投降；

10月，辽宁的东北军在锦州抗战；

11月，黑龙江的东北军在齐齐哈尔抗战；

12月，吉林的东北军在双城、哈尔滨抗战；

1932年1月，锦州、齐齐哈尔、哈尔滨失守；残存的辽宁东北军退守关内、吉林东北军进入苏联境内，黑龙江东北军留下来打游击；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轰上海闸北；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日本人根本没有给张学良、蒋介石喘息的机会。

很多文盲都能念几句的那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就是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传唱开的。马君武是广西人，平时给李宗仁打工，918后不知道怎么就跑去北平找张学良要钱说是要办大学。张学良虽然忙得焦头烂额，还是抽出时间见了马君武，他跟马君武说现在东北抗战，军费吃紧，自己的私产也被日军抢光了，实在是爱莫能助。马君武恼羞成怒，回去后就给张学良创作出一个媲美日本动作大片的4P剧情，发表在上海滩著名的八卦媒体时事新报上。

赵四（赵绮霞）的确是张学良的贴身女秘书，但朱五（朱湄筠）跟张学良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她的妹妹朱六（朱洛筠）还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的老婆；至于胡蝶就更扯淡了，当时胡蝶刚拍完电影，正在天津做宣传，她从来就没见过张学良，莫名其妙地就被编排进去了。时事新报的编辑可能觉得马君武的诗不够刺激，又添加了张学良送给胡蝶10万块钱当嫖资的情节。

马君武和时事新报靠给张学良泼污水炒作话题、赚得盆满钵满，马君武成了名人，到处给人写字收润笔费，邹韬奋看得眼热，在他的杂志生活周刊上也煽风点火，把张学良骂得狗血喷头，而且还是系列文章，标题劲爆，什么“东北的漆黑一团”啦，“不爱江山爱美人“啦，绘声绘色地描述张学良在918当晚看梅兰芳唱戏，沈阳来急电找他，他还不想走，站起身来，顿足叹息。“顿足叹息”这4个字一加，真仿佛可以看到邹老师就在北平戏园子的现场，手指着张学良兴奋地嚷嚷：看、看、他还跺脚叹气了！

这种子虚乌有的谣言很荒谬，却传播得特别快，中国的吃瓜群众们可能不关心东北沦陷，但对有钱人的仇恨却是深深烙印在基因里的，从此张学良的公众形象就一落千丈，成为人们的眼里一个荒淫无度、酒色误国的废物。

东北军的节节败退，张学良非常清楚自己手下的军队在战斗力上，与日军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他也发现，随着日军在东北的占领越来越牢固，他对那些东北军的军头们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再加上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平时就矛盾重重，导致在抗日时各支部队非常不团结，马占山在齐齐哈尔率领黑龙江的省防部队打江桥抗战，哈尔滨的邢占清、李杜、冯占海等人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结果等日军过来打他们的时候，马占山当然也坐视不救。汉奸于芷山的部下唐聚五被张学良任命为辽东义勇军的司令，结果别说辽南、辽西的义勇军了，连他自己负责的辽东地区都没有几个人买他的帐：唐聚五才是一个省防部队里的团长，大家凭什么得听你的指挥？结果被日军分别击破，辽东义勇军死伤惨重，唐聚五跑到北平找张学良告状，当着张学良的面大骂其他的义勇军将领们。如果说仅仅是仅仅是各自为战倒也罢了，东北失陷之后，各路抗日义勇军在打日军的同时竟然也自相残杀，土匪出身的刘万奎（外号叫刘快腿）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抢正规军的枪，还打死了李杜的部下马宪章；另一个土匪出身的李海清（外号李忠义）甚至攻击其他的义勇军部队抢地盘，而且军纪级差，他的部队对平民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比起日军，老百姓更恨这种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义勇军。

在这种状态下，张学良已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军事手段去对抗日本。

很多跟张学良打过交道的人都说，汉卿非常聪明，却也非常容易冲动。但在918这件事上，张学良的每一步都走得万分小心，因为他知道，不管哪一步走错，对自己、对手下的军队、对东北的人民都将是万劫不复。事实上汪精卫曾经带着蒋介石的一封信去北平找他，跟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张学良说：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因为这句话，人们都认为张学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跟日本人打，所以他在思想观念上，终究是个旧军阀。你可以说这是私心作祟，张学良失去了地盘，因此不想再失去军队；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成，张学良是代替这20万东北军担负着不抵抗的骂名。

同样，张学良丢掉了东北，而盟友蒋介石的不作为（也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给张学良画饼，结果这个饼都没画完），也让张学良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和不满，最终走到了西安事变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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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四部曲之一：郭松龄、杨宇霆和中东路

张学良四部曲之三：西安事变

张学良四部曲大结局：囚禁岁月

918的镜像版：77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