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云，周平王在被晋文侯迎立于当时的京师、也就是宗周镐京后，过了三年才东迁成周：

……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啟于京師，鄭武公亦政東方之諸侯。

因此在《系年》的作者看来，平王东迁在周平王三年。

当然，你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平王东迁、也就是平王三年的公历年代。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周亡王九年」的句读与内涵

《系年》第二章最聚讼纷纭的莫过于「周亡王九年」这五个字。不过，这些讨论无一例外都以《系年》之外的文献作为论证的基石。然而，《系年》的价值正在于其补充了其他文献空白的史实或提出了与其他文献不同的记叙。因此，准确分析「周亡王九年」的内涵，首先要做的恐怕恰恰是抛开事实不谈——我是说不考虑两周之际历史的既有文献记载——先从文本出发，思考「周亡王九年」说的是什么。

首当其冲的其实是「周亡王九年」的句读。

整理者的做法是将这五个字都作为「邦君、諸正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的时间，也就是看做以「周亡王」（周没了王）为起点的大事纪年。整理者是从周幽王之死开始的，但有的学者主张是从携王之死开始；还有一些学者将「周亡王」理解为某位特定的君王。

另一种看法是将这五个字句读为「周亡。王九年」，以「周亡」为上文「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之结果，「王九年」则是某王之九年。

可惜，这两种句读都不符合《系年》纪年的惯例。《系年》之纪年，或云「某君立多少年」，关键在「立」字；或云「三年」「明歲」，即上一纪年后多少年。以大事为起点的纪年，或没有「立」字的君主纪年，或「王九年」这种既不指明君主、也不说「立」字的纪年，在《系年》中都没有第二个例子。

根据上文总结的《系年》纪年的「笔法」，我们不难明白，对于一个完全不了解两周之际历史但读过了一遍《系年》的人来说，「周亡王九年」有且只有一种合乎情理的句读：「周亡王。九年」。「周亡王」就是「周無王」，是「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之结果；「九年」则是承接周前惠王二十一年后的第九年。

这样的句读放在整个《系年》第二章中也看不出任何破绽：上云「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此云「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文法一律，因果清晰，也不像「周亡。王九年」说带来了「周亡了两次」的疑窦；「九年」「三年」顺承而来，直到「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平王东迁始末交待完毕，转入郑事。

……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武公即世，莊公即位；莊公即世，昭公即位……

一些学者主张「周亡王九年」以下为倒叙或分叙，不说他们所依据的「周亡王九年」句读的问题，也不符合《系年》记叙以顺叙绝对主导的惯例。总之，在《系年》的作者看来，从幽王被杀到平王东迁就是33年。不应当存在别的理解。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系年》不承认平王与携惠王「二王並立」、周平王时代是从其在「京師」即位后开始的。^[1][2]有的学者声称「京師」是晋国的某处地方，恐怕完全偏离了《系年》作者的本意。

二、《史记》是如何确定周幽王卒年的？

（一）「周亡王。九年」的逻辑困境

不过，将「周亡王九年」断成「周亡王。九年」并非一种难以想到的思路，我相信清华简整理者最开始的句读就是这样的，或者曾一度考虑过如此句读。整理者最终选择将「周亡王九年」处理成大事纪年，还特地注释「周亡王」为周幽王之死，自然有其考虑。这种苦衷在后续的争论中还会一次次暴露出来。在此简要说明之。

根据《史记》，周幽王的卒年是公元前771年（命题A）。根据《系年》，从周幽王卒到周平王即位有30年（命题B，《竹书纪年》也说携王在位21年）。故周平王即位是前741年（A+B→C）。根据《尚书·文侯之命》《系年》《竹书纪年》，晋文侯迎立平王（命题D）。因此晋文侯卒年不得早于公元前741年（C+D→E）。另一方面，根据《左传·桓公二年》《史记》，晋文侯卒年是前746年（命题F）。这就产生了矛盾（F→¬E）。

根据《史记》，郑武公卒年是公元前744年。仿照上面的推理，能得出同样的矛盾。

以上推理中，命题A、B、D、F为前提，要克服矛盾，必须得否定这四者之一。命题D有多种文献佐证，毋庸置疑。于是，承认命题B的学者往往将矛头指向了命题F。可命题F一样有至少两种文献可以佐证。

Wait，命题A呢？我们毫不怀疑命题A的动机是什么，信仰吗？司马迁究竟是如何得到命题A（周幽王卒年是公元前771年）的？

（二）司马迁确定周幽王卒年的困境

司马迁编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种，一是《春秋》的赴告、丧葬时间，二是谱牒。有两种年表来源比较特殊，应是司马迁撰写两《年表》的标尺：一是秦的年表，来自「秦记」；二是鲁的年表，从第二代鲁考公到末代顷公，超出了《春秋》的范围，应是春秋家的流传。一些故事和零散纪年材料也会有诸侯纪年，可用于参校。司马迁编排周王室的年表，所依据的材料无外乎《春秋》、谱牒和参校性的记载，与其他诸侯相比并无特殊地位。

司马迁要得周幽王卒年，一般的办法就是根据《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和谱牒中周平王年数。可如果司马迁碰到了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一般的办法就不能用了：

1. 司马迁看到的谱牒根本没有平王的年数。
2. 司马迁看到的平王年数有多个版本。
3. 司马迁看到了唯一的平王年数，而这个年数比较短。由于谱牒抹掉了携惠王，这个较短的年数会和那些参校性的记载冲突。司马迁只能将其作为有误的材料摒弃掉。

既然《史记》没有提到携惠王，那么这些周谱牒应当也是没有携惠王的。于是，上述三种情况之一可能就是司马迁面临的实际情况。谱牒和《春秋》既然排不上用场，原来只是参校的材料就要作为主要根据了。

（三）《国语·郑语》与周幽王卒年

公元前771年去世的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郑国的第一代君主郑桓公。《史记·郑世家》云，郑桓公看到周幽王的统治要出乱子，便向太史伯求助道：

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接下来，两人畅谈天下大势，确定了「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未来则是齐、秦、晋、楚的天下——这些预言可以让我们确定这个故事是后人凸显郑桓公先见之明之作，那么揣摩创作者的心思，我们不难推断在他的历史储备中，郑桓公本人、而不仅仅是其家族（如郑武公）一定成功「逃死」，不然这里就该说「吾子孙安逃死乎」。

结果，《郑世家》的桓公结局竟然相当滑稽了：

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

司马迁为何要如此安排郑桓公的结局？周幽王和郑桓公同一年去世并不意味着郑桓公要和周幽王一起被杀。

司马迁当然是有本的，这个本就是《国语·郑语》。比如「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就来自「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太史伯的回答则是「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最后，《郑语》云：

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

《郑世家》的「并殺桓公」当本自《郑语》的「十一年而斃」。然而，仔细揣摩《郑语》的原文，不难发现「斃」的应是周王室。《郑语》前文也反复谈到「周亂而弊」「周其弊乎」「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司马迁把「斃」的主语当成郑桓公，郑桓公稀里糊涂地死于骊山之难，和这个故事的原意不能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背道而驰。

上文提到，《郑语》作者的历史知识中，郑桓公本人一定成功「逃死」。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其实不乏郑桓公逃出生天并灭掉郐与东虢的记载：

•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左传·昭公十六年》）
• 昔吾先君桓公後出自周……克鄶廟食，如容社之處，亦吾先君之力也。（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
• 《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周厲〉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水经·洧水注》）
• 初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注，前半部分引自《国语·郑语》，后半部分引自《竹书纪年》）
• 鄭桓公將欲襲鄶……桓公襲鄶，遂取之。（《韩非子·内储说下》）

既然「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3]，郑桓公与周幽王同年去世就比较巧合了。其实，上引《汉书》臣瓒注明确提到郑桓公灭郐和东虢在「幽王既敗」的两年与四年后——郑桓公在周幽王败亡后还蹦跶了至少四年。

郑桓公与周幽王确实不是在同一年去世的了，那么《史记》中周幽王和郑桓公的卒年定然有一个是错误的，而造成这个错误的关键则是司马迁误读了《郑语》、将两人的卒年绑定在了一起。只要能证明其中一人的卒年不错，另一人的卒年就是错的。

司马迁考求郑桓公的卒年，自然也是从《春秋·桓公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开始，依靠谱牒记录的郑庄公、武公的在位年数向上推去。郑之桓公、武公、庄公，世系是明确的，没有向周那样缺了一代携王。于是谱牒所记《春秋》以前的郑伯年代总体上要比周王年代更加可靠。既然如此，说郑桓公的卒年是对的，总比说周幽王的卒年是对的，要更有把握。周幽王的卒年相对来说不可靠些。

反过来说，司马迁既然用相对可靠的材料确定了郑桓公的卒年，又误读了《郑语》而认为郑桓公死于骊山之难，就可以用郑桓公的卒年去定下周幽王的卒年了。如果司马迁真的是这么确定的周幽王卒年，那么前文提到的命题A也不成立了。

三、金文历日与两周之际年代的重构

光否定周幽王死于公元前771年，而不能给出一个新的答案，只会增加前《春秋》年代学的混乱。这样的困境，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推翻这一命题的顾虑。《系年》在讲述了平王东迁的始末后转入郑事，没有告诉我们诸如平王在位几年的信息；《汉书》臣瓒注只能确定周幽王卒年不晚于前775年。但在《系年》面世之前，《史记》所定下的年代，已经在另一条探求前《春秋》年代学的重要战线——金文历谱学上，遭遇了重大的挫折。

（一）四十二年逑鼎

天不作美，地不爱宝。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通过抢救性发掘收获27件青铜器。其中，逑^[4]盘1件完整记载了从周文王到周宣王的10代周王世系；四十二年逑鼎2件和四十三年逑鼎10件不但基本佐证了传世文献中周宣王在位46年的记载，而且纪时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对编定金文历谱来说有很大的价值——指很大的麻烦。

四十二年逑鼎是这么说的（释文用宽式）：

隹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大室，即位，司工散右虞逑入門立中廷，北嚮，尹氏授王賚書，王呼史淢冊賚逑。王若曰：……

这里给不了解西周纪时方式的读者讲下「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各个部分的意思：

• 「卌又二年」，即周宣王四十二年。
• 「五月」，这年的第五个月（朔望月）。西周人虽然懂得用闰月调节朔望月和太阳年的差距，但置闰的技术仍不很成熟，一年可能会最多有十四个月（一年两闰）。虽然一般认可西周时期的岁首多在冬至所在的朔望月（现在农历的十一月），但前后偏移一个月左右的情况其实比较常见。
• 「既生霸」，月相。｛霸prˤaks｝与｛白brˤak｝为同族词，指地上看到的月球明亮部分，后世的文献也有写作「魄」的。顾名思义，「既生霸」是从月牙儿出现（朏）到满月（望），比上半个朔望月的稍微短一点。
• 「乙卯」，日干支。
• 以上四个部分，即王年、月、纪时辞与日干支，便是西周金文纪时的四要素。

四十二年逑鼎出土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结束后不久，学界热切期待新出土的材料能验证工程得到的西周年表是否可靠。不出意外的话，只要在周宣王四十二年、公认是前786年里找到满足五月、既生霸、乙卯的日子就大功告成。

意外果然发生了。前786年所有的乙卯日都在下半月，根本没有同时满足前786年、既生霸、乙卯这三者的一天。

学界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四十二年逑鼎的历日信息与前786年不合，并提了很多法子，比如改纪时、主张四十二年逑鼎为厉王器、修改宣王年代等。改纪时作为一种无奈之策这里暂且不置可否。而逑盘「朕皇考恭叔……享辟剌王；逑肇纂朕皇祖考服……肆天子多錫逑休」道出了逑的父亲才是周厉王那代的人，自己则服侍当今的「天子」也就是周宣王。另外四十二年逑鼎接下来说道：

王若曰：……余肇建長父，侯于楊……

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

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

《新唐书》之说虽晚，却与四十二年逑鼎不谋而合。^[5]

四十二年逑鼎是周宣王器，却无法套进公认的宣王四十二年。重订宣王年代，似乎不得不为了。

（二）兮甲盘与四十二年逑鼎的combo

兮甲盘又称兮伯吉父盘，出土于宋代，民国以后器物失传、只留存了拓本。王国维在《兮甲盘跋》一文中根据伐玁狁之事和器主兮甲之字「伯吉父」推测，兮甲即周宣王时「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诗·小雅·六月》）的尹吉甫。兮甲盘同样有四要素具备的纪时：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從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兮伯吉父作盤……

这里的「五年」当然是周宣王五年。其中，「既死霸」是从月牙儿消失（晦）到重新出现（朏）的这几天。

兮甲盘与四十二年逑鼎能打出神奇的combo。根据

「2.1 分析诸说的计算法」提到的计算方法，^[6]可算得此二器的日序间距：

这两件器物分别在既死霸和既生霸，而日序只差一天，只有一种可能满足这种情况，那就是兮甲盘在既死霸的最后一天、而四十二年逑鼎在既生霸的第一天（朏），当然具体到某一组特定的年份可能有一天左右的误差。不过，西周历法中一个月是从月牙儿出现（朏）开始的，四十二年逑鼎的日序总是小于兮甲盘，两者的日序间距本该是负数。但我们所用的计算方法隐含了两个年份的岁首相对于冬至月都在同一个月的假设，而宣王五年与四十二年的岁首应该差了一个月。加减掉这一个月后（也就是说这30多年里出现了超闰或失闰），上面的结论不会受到影响。

西周历法的更多特点可以参看

西周官方的历法一般以冬至月为岁首、前后游移一个月左右。约定冬至月为子月，我们期望兮甲盘应该在丑寅卯这3个月、四十二年逑鼎应该在卯辰巳这3个月。取公元前885年（流行的周懿王元年前899年减去共和14年）为上限、公元前771年为下限（流行的周幽王卒年），可以验证这115年里有且仅有一组年份——周宣王五年为公元前832年、四十二年为公元前795年满足兮甲盘是周宣王五年三月最后一天、四十二年逑鼎是四十二年五月第一天（朏）。结合周宣王享国46年的文献记载^[7]得周宣王年代为公元前836~前791年。

（三）两周之际的周王朝年表

我们都知道，从《史记》中得到的周宣王年代为公元前827~前782年。而通过兮甲盘和四十二年逑鼎得到的周宣王年代要比《史记》早9年。同理，周幽王年代也不是公元前781~前771年，而是公元前790~前780年。周幽王卒于公元前780年，而郑桓公卒于公元前771年，整整晚了9年，《汉书》臣瓒注提到郑桓公在「幽王既敗」的两年与四年后灭郐和东虢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于是得到了全新的两周之际周王朝年表：

• 周宣王：-836~-791，46
• 周幽王：-790~-780，11
• 携惠王：-779~-759，21
• 无王期：-758~-750，9
• 周平王：-749~-720，30

《系年》指出平王东迁在平王三年，根据上面的年表，也就是公元前747年。

四、《史记》周平王在位51年的另一种猜想

通过兮甲盘和四十二年逑鼎得到的周宣王年代要比《史记》早9年，《系年》所记载的周朝「大空位时期」也是9年，这只是巧合吗？

另一方面，司马迁或许确实是从《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出发，根据谱牒中周平王年数倒排出周幽王卒年的。在看到排出的周幽王卒年与郑桓公相同后，司马迁才将「十一年而斃」误解成了郑桓公之死。他看到的周平王年数或许就是51年、就是比我们得到的周幽王卒年到周平王卒年的年数（60年）少9年。

而周平王的51年可能是这么来的：最早的谱牒记载了携王、平王在位21年、30年，中间则是无王的9年；后来无王的9年由于某些原因失传了；一些人看到这样的年表，又不承认携王的地位，将他的21年纳入平王在位的年数中，这个年数便是51年了。结果周幽王卒年到周平王卒年就少了9年。

参考

1. ^朱凤瀚：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177-182页。
2. ^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用《竹书纪年》时提到的「以本大子，故稱天王」「以本非適，故稱攜王」等语似乎是孔颖达自己的疏解。
3. ^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8年，244-247页。
4. ^旧释作「逨」。
5. ^不得不感慨，夏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地名可能其实有几千年的渊源，杨家村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杨国，而其所在的眉县其实又是微子启在关中的一支的封地。
6. ^朱国平、黄苑：西周厉王、宣王纪日铭文的区分，《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5期，55-63页。
7. ^事实上这一点也可以通过金文历日计算出来：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007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