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陈敏、华秩、杜弢、杜曾这些人有没有打破死局的机会?

陈敏的问题很多年前就已经回答过了，就不再复述了。

关于另外几个人，我的看法是没有任何机会。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理解两晋之际江东地区的政治局势究竟是怎样的。当然，如果破局只是指保住性命，那第一时间投诚大概率都是能活命的。

一、华轶与怀帝朝的南北权力斗争

关于华轶的情况，其实《晋书·华轶传》中是写的很直接的：

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
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县多谏之，轶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
寻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长吏，轶又不从命。
彦夏系心宸极,获罪于琅邪,乃被以恶名,加其显戮,岂不哀哉!

华轶完全是因为心向北方晋室，不愿臣服于元帝，才招致覆灭。但其在江州勤于政事，收纳流民，尽忠朝廷，坚守臣节的行为历来被史家所称赞，《册府元龟》更是将祖逖、华轶、刘琨并举，列为一卷。

要理解这一偏差，首先要摆脱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编写逻辑造成的一个误区：那就是东晋是一个承接西晋的政权。事实上并非如此。

臣奉表使还，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晋书·元帝纪》

在元帝劝进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的晋室被称之为“西朝”。

锐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虑谗间，因此大惧，遂攻杀锐，奔入蛮中。——《晋书·孙惠传》

孙惠经常担心自己是北方晋室任命的官员，非“南朝”所授而受到打压，可见在当时南北双方已经形成了两套行政体系，并且时人隐有将双方视为共存政权的看法。这也正是《资治通鉴》中所提到的“今有晋遗类，北据关中，南擅江表。”

当然，东晋的确是西晋的继承者，其法统也确实源自西晋政权，但是，晋元帝在江东的立国，实质上是建立在不断与北方晋室斗争的基础上的。

西晋灭吴以后，江东本地士族饱受打压，难以获取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利益，这也使得他们对司马氏长期不满，陈敏起兵后能够得到本地士族的支持与这个现状是有很大关系的。元帝渡江后，积极拉拢本地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了他们大量特权，这部分就不赘述了。

在获取了江东士族的支持后，元帝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晋朝廷在南方任命的地方官员，他们大多心向西晋朝廷，并不服从江东政权的命令，在施政方针上，也倾向于招徕流民反攻北方拱卫皇室，这与晋元帝以及吴人的利益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元帝第一个剪除的就是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汝南人周馥，永嘉五年洛阳尚未陷落，元帝就以武力驱逐了周馥。《晋书·周馥传》中也明确记载了元帝的真实意图：

初，华谭之失庐江也，往寿春依馥，及馥军败，归于元帝。帝问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谭封曰："周馥虽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见寇贼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纾国难。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逾时，而京都沦没。若使从馥之谋，或可后亡也。原情求实，何得为反！"帝曰："馥位为征镇，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谭曰："然。馥振缨中朝，素有俊彦之称；出据方岳，实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举，往往失和，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然谓之反，不亦诬乎！"帝意始解。

消灭周馥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西晋任命的豫州刺史、北中郎将裴宪和振威将军、江州刺史华轶了，虽然《晋书·裴宪传》中完全没有记载裴宪与华轶之乱的关系，但是根据《魏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可知，二人是在同一时期被元帝击败。

江州刺史华轶、北中郎将裴宪并不从之。宪自称镇东将军、都督江北五郡军事，与轶连和。叡遣左将军王敦、将军甘卓、周访等击轶，斩之。宪奔于石勒。——《魏书·卷九十六》
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长吏，轶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兵败，奔安成，访追斩之，及其五子。裴宪奔幽州。——《资治通鉴·晋纪第九》

不过二者对裴宪的去处记载有出入，根据《晋书·裴宪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可知，裴宪失败后先是前往幽州投奔王浚，王浚被石勒击败后才效力后赵。据《晋王浚妻华芳墓志》记载，华芳与华轶同辈，俱出平原华氏，可见裴宪之所以投奔王浚，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河东裴氏、平原华氏、太原王氏之间的关系网。

王浚承制，以宪为尚书。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晋书·裴宪传》
浚自领尚书令，以裴宪及其伲枣嵩为尚书，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资治通鉴·晋纪第九》

在讨伐华轶时，同为西晋任命的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的山简，就以“与彦夏旧友， 为之惆怅。简岂利人之机，以为功伐乎。”的理由拒绝出兵。而一年后，山简病逝，这样一来，怀帝朝在南方设置的方镇就全部被元帝剪除了。

那么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华轶有可能打破死局吗？如果华轶直接倒向晋元帝，那么以其魏晋一流高门平原华氏的出身，东海王司马越旧吏的身份和其在江州的威望，在东晋政权必然能够得到更大的政治利益。

但他与晋元帝的对抗是建立在高举西晋朝廷大旗之下的，在北方抗胡形势黯淡，西晋政权日渐式微的局势下，他作为一个流官，要与司马氏宗室和江东士族合流的东晋政权抗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在这里补充一下，平原华氏在晋末大乱中损失惨重，华荟“与荀藩、荀组俱避贼，至临颖，父子并遇害。”、华陶“没于石勒。”、华畅“遭寇乱，避难荆州，为贼所害。”。而华轶本人有7个儿子1个女儿，如果他投靠晋元帝，再加上后来南渡的华恒，平原华氏在江东的发展肯定是更为兴旺的。

二、杜弢之乱与晋末荆湘流民大起义

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揭示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东吴在荆州的治理上与其他统治区域是完全不同的，东吴统治者借助大量的吏来治理荆州的基层，放在当时贵族庄园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来看是极为反常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备自荆州入蜀时带走了大量的荆州士人，使得荆州本地的士族力量非常薄弱，根据陶新华考证，东吴政权见于史册的荆州籍士人约为10人；曹魏政权中荆州籍士人为9人，如果算上从刘表处来投的非荆州籍贯士人，总共为14人；而蜀汉政权中荆州籍士人高达35人，再算上一些不明籍贯但从荆州来投的士人，总数不会低于40人。事实上，整个魏晋时期，江陵乃至荆州地区的土著，几乎没有能够在中央出任高官的，大多不显于史。

荆湘地区本地士族豪族力量的薄弱不仅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社会形态，还从侧面助长了西晋的官僚、宗室在荆湘地区倒行逆施的气焰，以新野为治所的义阳国连续三代都是贪暴之人：

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晋书·司马望传》
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诏贬为三纵亭侯。——《晋书·司马奇传》
威凶暴无操行，谄附赵王伦。——《晋书·司马威》

出任荆州都督的司马歆“为政严苛，蛮夷并怨”，被义阳蛮张昌起兵后诛杀。

石崇，元康年间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石崇与王恺斗富应该是人尽皆知的事了，他主政期间“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再比如《陶侃传》中记载了受封西阳王的司马羕，在荆州地区沿江抢劫的行为：

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晋书·陶侃传》

这一时期，荆湘地区的阶级、民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而由于各地战乱和天灾，荆湘地区又有大量流民进入，

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乃给其田种粮食，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晋书·刘弘传》

这些流民与荆州本地人又形成了新的土客矛盾，

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晋书·王澄传》

在多重社会问题的交织下，荆湘地区爆发了多起动乱，太安二年（303）由于西晋朝廷在荆州征发“壬午兵”讨伐成汉，引发了张昌之乱：

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展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晋书·张昌传》

永嘉二年（308），王逌在襄阳地区作乱：

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晋书·司马略传》
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襄阳，以摅为征南司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众屯冠军， 寇掠城邑。简遣参军崔旷讨之，令摅督护旷。旷，奸凶人也，谲摅前战，期为后继， 既而不至。摅独与逌战于郦县，军败死之。——《晋书·曹摅传》

永嘉四年（310）州武吏出身的王如反于宛：

雍州人王如举兵反于宛，杀害令长，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大掠汉沔，新平人庞寔、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应之。——《晋书·怀帝纪》
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晋书·五行志》

这几次起事的领导者有流民，有少数民族，也有王如这种出任过州吏，有一定社会的地位的人。在这一时期还有原西晋政府的官员趁机作乱，如原新野王司马歆牙门将胡亢和原镇南将军山简参军王冲。

会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晋书·杜曾传》
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晋书·王澄传》

说回杜弢，在涌入荆湘地区的流民中，巴蜀地区的占比是最高的，早在永兴元年（304年），荆州来自梁益二州的流民就已经高达十余万户，保守估计在四十万人以上。蜀地流民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由于賨人李氏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这次起义对蜀地的人口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太安二年（303年）七月李雄攻陷郫城时，郫城附近已经是“野无烟火，卤掠无处”。

进入荆州地区的蜀地流民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们是以县、乡、里为单位，在地方官员率领下进行的有秩序的迁徙，比如《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从祖常宽：

州辟主簿、别驾，举刺史罗尚秀才，为侍御史，除繁令，随民县零陵。——《华阳国志·常宽传》

可以看到，常宽是以繁县县令的身份随民迁徙至零陵的，那么他肯定是繁县流民迁徙的组织者，所以这种迁徙是一种官方行为，应当是在西晋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常宽来到零陵后是否仕官不可考，但他的从兄常骞的官职由梁州新都内史改为荆州湘东太守。

除了常骞以外，还有很多人的经历可以作为佐证：

建兴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疠。蜀郡太守江阳程融、宜都太守犍为杨芬、西夷司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仓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兰维为西夷校尉。——《华阳国志·大同志》

313年，荆州宜都太守为益州犍为人杨芬

伸子纯，字伟叔，有名德干器，举秀才，巴郡、宜都、建平太守，西夷、长水校尉，巴东监军。——《华阳国志·后贤志》
及洛阳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为益州刺史，将与宜都太守柳纯共固白帝。——《晋书·杜毗传》
永昌元年五月蜀贼张龙寇巴东，建平太守柳纯击走之——《晋书·元帝纪》
太宁元年夏四月巴东监军柳纯为王敦所害——《晋书·明帝纪》

蜀郡成都人柳纯，从其仕官履历来看，先为益州巴郡太守，洛阳覆没也就是311年为荆州宜都太守，永昌元年（322）为荆州建平太守，其仕官经历与蜀地流民进入荆州的路线大致相同。可见，蜀地流民进入荆州是以地方官僚、豪族率领的，有组织规模的迁徙活动，并且在进入荆州地区之后，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架构，由原本的蜀地官员继续担任地方长官。

杜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荆州的，杜氏是成都的大姓，杜弢本人是蜀地的知名文士，罗尚出任益州刺史之初，杜弢任益州别驾，别驾在州佐吏中位高权重，向来是以本州、郡的大族子弟担任。他迁徙到荆州的南平郡，并担任醴陵县令。

像杜弢这样原本在蜀地属于统治阶级的流民还有很多：

梁州流人蹇抚，作乱于湘州。——《晋书·怀帝纪》
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苦，并怀怨恨 。 ——《晋书·杜弢传》

蹇抚、蹇硕，鱼复蹇氏，巴东大姓；汝班，新都汝氏，广汉郡新都县"四姓"之一，东汉以来的地方冠族。

（永嘉五年）荆湘有乱，氐苻成、隗文作乱宜都，西上巴东。——《华阳国志·大同志》
氐苻成、隗文复叛，自宜都趣巴东。——《资治通鉴·晋纪第九》

苻成、隗文，苻、隗均为氐人大姓，此二人应为略阳地区随李特兄弟入蜀的氐人，先后效力于赵廞、罗尚，此后流徙入荆州。

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光遣参军晋邈率众 于黄金距之。邈受运重赂，劝光纳运。光从邈言，使居成固。既而邈以运多珍货，又欲夺之，复言于光曰：“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杖，意在难测，可掩而取之。”——《晋书·张光传》
王如馀党涪陵李运、巴西王建等自襄阳将三千馀家入汉中，梁州刺史张光遣参军晋邈将兵拒之。邈受运、建赂，劝光纳其降，光从之，使居成固。既而邈见运、建及其徒多珍宝，欲尽取之，复说光曰：“运、建之徒，不修农事，专治器仗，其意难测，不如悉掩杀之。不然，必为乱。”光又从之。——《资治通鉴·晋纪第十》

涪陵李运、巴西王建，将三千余家，多珍宝，不修农事，专治器仗，应该也是当地的豪强。

这就是杜弢之乱的背景，这一时期的荆州，社会矛盾已经空前尖锐，而蜀地流民由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成建制有组织，最受荆州土民、地方官员的敌视：

蜀人李骧聚众据乐乡反，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苾共击破之。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骧，骧请降，澄伪许而袭杀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馀人于江，流民益怨忿。
蜀人杜畴等复反，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为主。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资治通鉴·晋纪第九》

首先是时任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南蛮校尉的王澄出尔反尔，尽杀投降的蜀人李骧部八千余人，激起蜀人复反，接着是湘州刺史荀眺打算尽诛流民，最终引发了杜弢之乱。

当然，我们通过杜弢与应詹的书信来往以及其多次试图招安的行为，可以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出身、阶级以及他自始至终忠于西晋朝廷的意志。

但是究其根本，这场荆湘流民大起义的核心是民生凋敝的荆州难以容纳如此大规模、成建制的流民，这也导致起义军根本没有建立起流民政权的条件，随着晋元帝南下与江东士族合流，其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

三、杜曾之乱与愍帝朝的南北权力斗争

故新野王歆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军，能被甲游于水中。
杜曾惧，潜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虚，曾因杀亢而并其众。
王贡自王敦所还，至竟陵，矫陶侃之命，以杜曾为前锋大都督，击王冲，斩之，悉降其众。侃召曾，曾不至。——《资治通鉴·晋纪第十》

首先，杜曾虽然是一员猛将，但他本身的势力并不强，起兵之初从属于胡亢，此后兼并胡亢、王冲的势力也依赖外援，根据《晋书·愍帝纪》可知，在杜弢起兵后，杜曾又从属于杜弢。

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党杜曾于石城，为曾所败。——《晋书·愍帝纪》

另外，根据史籍中部分关于其兵力的描述也不难看出，他本身的军力非常有限。

崧以宛中兵少，藉曾为外援， 不从侃言。曾复率流亡二千余人围襄阳，数日不下而还。——《晋书·杜曾传》
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恆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领其父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晋书·周访传》

杜曾之所以能够在杜弢之乱后再坚持4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南北双方的权力斗争。

初，朝廷闻张光死，以侍中第五猗为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自武关出。杜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万人，与猗分据汉、沔。——《资质通鉴·晋纪十一》
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 出自武关。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数万。——《晋书·周访传》
荆州将吏郑攀、马俊等诣敦，上书留侃，敦怒，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而更被黜，众情愤惋；又以廙忌戾难事，遂帅其徒三千人屯涢口，西迎杜曾。——《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晋愍帝即位后，也向荆州地区派遣官员，试图掌控荆州局势。第五猗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是在张光死后，也就是313年，此时东晋也任命了陶侃为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实际上荆州有两个刺史。

虽然第五猗在史书中记载较少，但《晋书·周访传》称他“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时望，为荆楚所归。”，结合上述记载可以看到，荆州地区多股势力拥戴第五猗，计有杜曾、挚瞻、胡混、郑攀、马俊，其中胡混的身份不可考，而挚瞻、郑攀、马俊原本都从属于东晋政权，郑马二人是陶侃部将，挚瞻是王敦大将军府出身，随郡内史。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早。”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刘孝标注云：“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猗据荆州以距敦，竟为所害。”——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言语》

所以，到这一阶段，所谓杜曾之乱实际上与讨伐华轶性质上已经基本相同，是东晋集团在南方驱逐北方晋室势力的行为。但是，杜曾本身实力有限，依靠与北方晋室合流团结地方力量来对抗东晋政权，这种对抗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随着北方晋室力量的不断削弱，晋元帝在政治地位和合法性上的不断提升，其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

晋元帝渡江之初江东地区乱局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南北双方的权力争夺，这一点从东晋政府的态度也不难看出来，华轶通家高贵，政绩斐然，名于当世，连同五个儿子一并被诛杀，传首建业，如果不是高悝藏匿轶二子，他这一支就绝后了。

关于荆湘流民大起义，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思考一下，流民以政区为单位，在官府的率领下迁徙，是谁的命令？带领他们迁徙的官员，是谁任命的？他们进入荆州之后，继续担任本地的官员，又是谁任命的？很明显，这些都来自北方晋室以及他们在南方任命的地方督抚。

所以尽管杜弢多次表达了效忠朝廷的意愿，尽管他已经向晋元帝投降并被赦免，仍然不断被从属于江东政权的镇将们攻击。

所以尽管讨平杜曾的周访都劝王敦不要杀第五猗，但王敦执意杀之，“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时望，白王敦不宜杀，敦不听而斩之。”

很久之前我在一个关于刘琨之死的回答中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晋元帝在刘琨之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收到了很多反驳，在这个回答下我也再次强调这一点：北方晋室抗胡的形势越差，对东晋政权就越有利。

而刘琨就死在杜曾之乱被平定的前一年。

再想想《册府元龟》为什么要把被晋元帝诛杀的华轶，被东晋排斥压制了一辈子的祖逖和多次劝进晋元帝的刘琨放在一卷呢？

司马睿一方面有世族的支持（加强皇权是中后期了），他手下的陶侃、周玘、周访这些将领也有能力去应付这些割据势力。

东南在三国时属东吴政权，主要有扬州、交州、荆州、广州等地，晋武帝统一中国后，直到八王之乱，这里相对稳定。事情的转折出现在303年，该年晋惠帝颁布一道诏书，要求荆州征发武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荆州老百姓谁也不愿远征，都不走，郡县长官只得亲自出马，以强力手段逼迫民众前往当“炮灰”，结果导致民怨很大。当时义阳郡有个蛮人名唤张昌，他以宗教为召，在安陆石岩山招募百姓，流民以及躲避征役者纷纷投奔到他麾下。江夏太守弓钦派兵讨伐，未能取得胜利。张昌乘势攻打安陆（江夏郡政府所在地），弓钦大败而逃，江夏便成为张昌的地盘。 这个新政权名字也叫“汉”，可见两汉虽然灭亡，这块“金字招牌”还是很吸引人的。张昌起义很快成为大规模反叛的导火索，长江、沔水一带民众纷纷起兵响应，不到一个月叛军人数已超三万。朝廷派监军华宏前往镇压，兵败于障山。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新野王司马歆无计可施，上书朝廷，称“妖贼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挡。请台救诸军三道救助”。由于朝廷救援不得力，张昌势力越发壮大，进攻襄阳，杀死司马歆。

张昌的起义军在短短的时间里，占据了荆州、江州、豫州、扬州、徐州大部分土地，俨然成为一方割据势力。起义军扩张速度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为晋国内部诸王争战不休，无暇理会南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年晋武帝裁撤州郡之兵以至于地方武装严重不足，难以对付数量庞大的起义军队伍。而对南方乱局，朝廷以刘弘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派遣部将陶侃等进攻张昌，在竟陵与起义军展开激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张昌败退至下儁山，到304年八月被擒杀。张昌起义对晋帝国乃是一次沉重打击，若非刘弘力挽狂澜，荆州很可能出现一个类似于李雄的割据政权。明代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刘弘，称“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同时也称赞他知人善任，特别是任用陶侃。“侃长以其才，而弘大以其量，唯弘能用侃”。永兴三年（306），刘弘在襄阳去世。这一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与晋之战争随之升级，川蜀难民大量拥入荆州、湘州（湘州是307年新立的）。永嘉五年（311），川蜀流民首领李骧起兵，遭到荆州刺史王澄的镇压。李骧不是政府军对手，没几回合便请求投降。不料王澄大开杀戒，非但处死李骧。还把投降的八千流民赶入长江淹死。川蜀流民激愤难平，蜀人杜畴再次揭竿而起。起初跟随造反的流民只是少数人，湘州刺史荀眺打算把川蜀流民全部诛杀以绝后患。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四五万家的流民为了自保，全部造反，推杜弢为首领，杜弢自领梁州牧、益州牧、湘州刺史。很快，流民起义军攻长沙，荀眺弃城而逃，为起义军所擒。杜弢乘胜南破零陵、桂阳，东袭武昌，杀长沙、宜都、邵陵、安城、衡阳等地太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晋国在南方的武装力量是何等薄弱。

永嘉六年（312），杜弢得建平流民傅密之部众，势力更加强盛。征讨都督王敦派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等，共同围剿杜弢。经过一年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永嘉七年（313），杜弢兵围浔水城，武昌太守陶侃派兵救援。杜弢退兵至冷口，陶侃判断敌人一定是想乘虚进攻武昌，便密令援军走小道撤回。果不其然，杜弢率部来袭，陶侃早有防备，大破敌军。征讨都督王敦对陶侃的卓越表现大为赞赏，认为若没有他的顽强反击，荆州将全部沦陷，遂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

杜弢为祸荆湘数年之久，应该说大半都是王澄的责任。在应对杜弢叛乱过程中，王澄先是举措失当，不听建议，搞得自己内部“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既而在屡次失败后又胆怯弃城，东奔避敌。司马睿（永嘉六年十二月，此时为盟主）得知后，只好任王澄为军咨祭酒，召其入朝，另派名士周顗为荆州刺史。王澄过境江州，拜见王敦，自以为名望一直在王敦之上，还拿过去的态度来侮辱王敦。此时王敦已有削平华轶的功勋，威名大振。而王澄则被流贼逼得抱头鼠窜，望实俱损。王敦不免含恨在心，再加上此时王敦有意将自己的势力伸至荆州。于是，诬陷王澄与杜弢通信，派壮士将他扼死。事后司马睿和王导对于王澄之死都没有任何表示。

王澄死后，取代他担任荆州刺史的周顗到镇还没几天，就也被流贼逼得退回了江州。王敦一来想笼络周顗为己所用，二来更不愿他去当荆州刺史，便将其留在了豫章，直到司马睿又将周顗召还，才放他回了建康。

经过数年交战，到建兴三年（315），杜弢与陶侃、甘卓等晋军将领会战数十次后，伤亡惨重，向司马睿（当时已被任命为帝国丞相）请降。司马睿派王运前往受降，以杜弢为巴东监军。然而，杜弢投降后，其他晋军将领仍不断攻击他的部众，杜弢忍无可忍，杀死王运，举部复反。杜弢虽然攻下豫章，却已然是强弩之末。关于他的结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说他下落不明，其二称他投水自尽。

战事结束后，王敦嫉妒陶侃的功劳，将陶侃左迁为广州刺史，而改由自己的堂弟王廙出镇荆州。

这一任命引发了陶侃部下郑攀等人的强烈不满。恰在此时，长安的晋愍帝朝廷也任命了一位荆州刺史第五猗（第五是姓），正从襄阳南下，而陶侃本人则被王敦软禁在湓口（此前王敦已经由豫章进屯湓口，即今江西九江）。于是郑攀等率领三千人马与叛将杜曾联合起来，击走了想要上任的王廙，然后去北迎第五猗。

消息传到江州，王敦大怒。他怀疑郑攀的叛乱是受了陶侃的指使，一度想要杀害陶侃。只是担忧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正在前线统兵，故终未动手。王敦终于肯放行，陶侃再也不愿久留，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江州。

本来王敦是想将平定杜曾这个立大功的机会交给自己的堂弟王廙的。但王廙实在不争气，率领赵诱、朱轨等数将进讨，竟在女观湖一战大败而归，赵诱、朱轨被斩，杜曾乘胜直扑沔口（今湖北武汉）。王敦无奈，只好调周访西进。许诺只要你剿平杜曾，我就推荐你当荆州刺史。周访果然不负厚望，沌阳一战以八千之众大破杜曾，两年后又擒获了杜曾和第五猗，彻底平定了这场乱事。王廙却对陶侃旧将大加诛戮，搞得荆州民怨沸腾，晋元帝调王廙入朝。但是王敦已经反悔，并不想兑现诺言，周访仍为梁州刺史。周访大怒，王敦亲笔写信劝解，并送上玉环、玉碗致意。周访将玉环、玉碗摔到地上，说：“我是生意人吗？见到宝物就高兴？”晋元帝又任命王敦为荆州牧。但王敦仍力辞州牧一职，最终被授为荆州刺史。

在平定南方叛乱的战争中，除了刘弘、陶侃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提，他便是周处的儿子周玘，他的传奇业绩后来被称为“周玘三定江南”。

周玘的老爹周处曾担任平西将军，梁王司马肜与他有矛盾，在战场上给他使绊子，以至于周处在讨伐齐万年时，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周玘年轻时刚毅坚强，沉勇果敢，有其父之风。张昌起义爆发后，张昌部将封云攻占徐州，石冰攻占扬州。周玘联络江南士族，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起兵讨伐石冰。他与广陵度支陈敏联手围攻石冰，石冰败走，投奔徐州封云。这时，起义军内讧，封云的部将张统倒戈，杀死封云与石冰，向周玘投降，徐、扬两州得以光复。平定叛乱后，周玘解散部队，不愿受朝廷封赏。这便是晋史上的“周玘一定江南”。

与周玘共同平定石冰叛乱的陈敏，自以为勇略无敌，便有了割据江东的念头。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与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等打得不可开交，无暇南顾。陈敏遂自称大司马、楚公、都督江东诸军事，成为一方割据势力。为了拉拢江南士族，陈敏授予周玘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周玘称病不受，秘密派人联络镇东将军刘准，邀他出兵，自己作为内应。307年，刘准出兵历阳，周玘起而响应。陈敏大败，在北逃途中被抓获，送往建邺处斩。这便是“周玘二定江南”。正是有周玘的二定江南，司马睿才能在半年后从容地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镇守建邺，都督扬州诸军事。

永嘉四年（310），扬州又爆发钱㻅之乱。在陈敏之乱时，吴兴人钱㻅曾兴兵相助，后来被朝廷提拔为建武将军。晋都洛阳被汉军围攻时，司马越命钱㻅与扬州刺史王敦率兵北上救援。不料行到半途，㻅竟然倒戈一击，攻打王敦，打算自立门户。王敦逃到建邺，向司马睿报告。钱㻅遂公开起兵，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进攻阳羡（江苏宜兴）。司马睿派将军郭逸等率部讨伐，周玘再次集结民团，与郭逸共同进击，击破并斩杀钱㻅。此即“周玘三定江南”。

《晋书》对周玘三定江南有很高的评价:“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奋兹忠勇，屡殄妖氛，威略冠于本朝，庸绩（即功绩）书于王府。”显然，后来晋国能在江南重建政权，延续国祚，有周玘的一份功劳。

永嘉五年（311）正月，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有并吞周馥之心，于是乘势派扬威将军甘卓等到寿春攻打周馥。击溃周馥，并将其俘获，周馥忧愤而死。自此，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割据范围进一步扩大。扬州刺史刘陶去世，司马睿任命安东军咨祭酒王敦为扬州刺史，接着又加官为都督征讨诸军事。

永嘉五年（311）五月，司马越已死，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州、江州、湘州、交州、广州五州诸军事。六月，洛阳被攻陷，怀帝被俘。司空荀藩与弟弟荀组，族子、中护军荀崧；大司农华荟与弟弟、中领军华恒在密县建立行台（临时政府），传檄四方，推举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抚军将军秦王司马邺，是吴孝王司马晏的儿子，荀藩的外甥，时年十二岁，南奔密县，荀藩等奉他为主，南下前往许昌。

江州刺史华轶，是华歆的曾孙，认为自己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却被琅邪王司马睿所领导，所以不服司马睿的命令。属下郡守、县令多向他进谏，华轶说：“我只是要见到皇帝诏书而已。”后来，司马睿接到司空荀藩拥戴他为盟主的檄文，按照朝廷旨意署置官府机构，调动官员。华轶与豫州刺史裴宪都不从命。司马睿派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人周访合兵攻击华轶。华轶兵败，逃奔安成郡，周访追上，击斩华轶，并杀了他的五个儿子。裴宪逃奔幽州。司马睿任命甘卓为湘州刺史，周访为寻阳太守，又任命扬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

其实司马睿对周玘是很猜忌、提防的。周玘是江南望族，他老爹是晋朝平西将军周处，爷爷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家族势力在江东颇盛，也因为如此，他才能振臂一呼，三定江南。然而，随着中原沦陷，衣冠南渡，北方士族拥入江东，并且成为江东政治的主导力量，北方士族与江南士族的矛盾便产生了。这些中原过来的士族，成为司马睿统治江东的中坚力量，他们原本就是些贪生怕死的逃兵败将，到了东吴土地上却成为统治者，这引起江东民众的强烈不满。

周玘虽然被授吴兴太守，却处处受到军谘祭酒刁协的打压与排挤，心中愤恨难平。他与镇东将军祭酒王恢合谋发动兵变，诛杀从北方来的诸执政，改由南方士族把持大权。不料还未起事，阴谋泄露，周玘为了自保，杀王恢以灭口。司马睿得知内情后，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并没有派兵捉拿周玘。这件事非常棘手，周玘在江东的势力很大，他曾三次举义兵，可以迅速动员起一支军队。更重要的是，倘若司马睿以武力手段强行镇压周玘，势必会引起江东百姓的大叛乱，到时他就难有容身之地了。怎么办呢？司马睿装聋作哑，不提周玘阴谋造反之事，而是召他出任镇东司马。周玘心虚，不敢赴任，司马睿改授他为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南郡政府的所在地是江陵，乃荆州军事重镇，南郡太守权柄颇重，周玘接受任命，启程西行。然而，司马睿忽然又改变主意，任命他为军谘祭酒。军咨祭酒就是军师祭酒，因避“司马师”的讳而改名，祭酒就是“首席““主管”的意思，这个官职就是首席参谋。很显然，司马睿对周玘放心不下，担心他到了南郡后割据自雄，不如安置在身边严加监视。

周玘一怒之下，竟然病倒不起，忧愤而死。临死前，他把儿子周勰叫过来对他说:“害死我的，是那些从中原来的浑蛋饭桶，能替我报复，才是我儿子。”建兴二年（314），即周玘死后第二年，其子周勰利用吴人对中原人的怨恨心理，指使吴兴功曹徐馥收罗徒众，起兵讨伐司马睿的心腹王导、刁协，江东豪杰纷起响应。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拥众数千人，打算推举周勰的叔叔周札为首领。周札闻讯大惊，马上举报徐馥造反。由于周札不肯合作，徐馥部众大骇，情知事不可为，便倒戈杀死徐馥，这次叛乱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考虑到周氏家族在江东的势力，司马睿再次采取隐忍为上的原则，不对周勰穷追猛打，仍然采取安抚手段。这种做法无疑是明智的，遏制江东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东晋开国打下好基础。

308年时，司马睿为扬州都督，王敦为扬州刺史。都督、刺史都可以领兵。王敦虽是扬州刺史，然而不得不逃奔司马睿。（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晋书·周玘传》）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扬州刺史刘陶，刘陶死后，司马睿又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又加官都督征讨诸军事。从这点来看，司马睿甚至压了王敦一头，又主动放权给他。司马睿虽然不信任祖逖是一个黑点，但对于王敦还是敢于放权。不敢放权的皇帝，如赵构之类，难有作为。司马睿还不至于如此。加之，陶侃、周玘、周访这些将领也有能力去应付这些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