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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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半山电梯——扶摇直上青云路》[中华书局]
注：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即本文中的“艾丽亚·沙宣”
貴胄浪人：猶太教堂與沙宣家族
黃紹倫
前言
猶太教莉亞堂於1901年興建，1902年落成，由當時香港銀行家沙宣爵士所建，為紀念其母親莉亞·沙宣女士，因此將其命名為莉亞堂。
猶太教莉亞堂位於香港羅便臣道70 號，沿着自動扶手電梯從中環往上走，在羅便臣道交界向右轉，步行三、四分鐘，便到達70 號莉亞堂的門口。門牌寫着「雍景臺」，內進便是樓高47 層，分成兩座的豪華屋苑，而新建屋苑的用地原本是猶太教堂的花園。不進大門，繼續朝衛城道方向走，便看到一道以八條圓柱豎起的門架，上面橫匾寫着「OHEL LEAH SYNAGOGUE」，是莉亞堂的英文名稱。這道空門外面有鐵絲網攔着，不能內進，但隔着鐵網可看到莉亞堂屋頂和入口一角。莉亞堂不對外開放，參觀必須要預約，此外要由雍景臺大門通過保安檢查，才能內進。
莉亞堂深具特色。它建於1901 年，歷史悠久，是亞洲地區碩果僅存，且仍用作於宗教活動的猶太會所。它建成的時候，香港猶太社群只有約150 人。近年（截至2017 年）人數約有3,000 人。「SYNAGOGUE」（猶太教堂）一詞源於希臘語，有「聚合」的意思。猶太教堂糅合了三種聚合活動，即崇拜、學習和社交。這三種活動在莉亞堂成立後一直維持運作，只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有過短暫的中斷，可說是長久不墜。莉亞堂的另一特色是它帶有的中東色彩，在建立初期，它的建築外觀常被人形容為「塞法迪式殖民地」風格，兼具西班牙風味。其內部陳設簡樸，有異於其他地方的猶太教堂。當時更有人認為它是按照「阿拉伯猶太人」的意念來裝飾安排。莉亞堂聖櫃裏藏有《摩西五經》手抄本，一共15 卷，其中14 卷是以中東語文寫成，只有一卷是近期以歐洲文字抄寫。
但莉亞堂最重要的特色，是它由一個家族獨資興建，這就是沙宣家族。沙宣家族中的雅各．沙宣爵士，聯同兩位兄弟將土地捐出，聘請本地有名的建築師，籌建一座獨立猶太教堂，用作追念他們的母親——莉亞．沙宣。教堂於1901 年5 月7 日奠基，成為當時香港猶太社群的一大盛事。莉亞堂的籌建過程幾經波折，當中的困難，並不單是財力的問題。在香港開埠不久，沙宣家族便踏足這個殖民地，在1859年，香港只有15 名猶太人，其中6 人是沙宣洋行成員。由於人數不多，早期居港的猶太人沒有獨立的教堂，所以宗教活動只能在商住樓宇裏進行。這種雛型的教堂在1870 年設於荷李活道和些利街交界，之後於1881 年搬到士丹頓街。其後猶太社群委任了信託人去籌建教堂，而其中的一位是久居香港的著名商人庇理羅士（Emanuel R.Belilios）。庇理羅士在麥當勞道購入了一塊地皮，但當其他信託人打算收地來興建教堂時，庇理羅士卻聲稱地皮只有一半是為信託購買，另一半是他的個人投資，並用於興建住宅。這地皮之爭在1897 年鬧上法庭，結果庇理羅士勝訴。地皮之爭說不定是庇理羅士和沙宣家族互相爭鋒的結果，以看誰是香港猶太社群的真正領袖。當法庭訴訟塵埃落定，雅各．沙宣兄弟決定捐出羅便臣道70 號地段的土地，以興建猶太教堂。但這地段的業權很複雜，大部分是沙宣成員以信託形式擁有，少部分曾售予其他業主，而土地用途要改為宗教用地，雅各．沙宣兄弟需要為此向香港政府申請，並在立法局通過特別法案，解除信託，改變土地用途，才可成事。立法局在1902 年6 月23 日通過法案，10 猶太教莉亞堂終於在同年落成啟用。
一、沙宣王朝
到了1990 年，莉亞堂信託人決定和太古地產公司合作，把莉亞堂的花園空地拿出來作物業發展。那時物業市道興旺，發展得來的利潤可以大幅增加信託的資金儲備，但這個決定引發了應否拆卸莉亞堂的爭論，至後來莉亞堂被香港政府列為歷史建築物才得以保留下來，並作大規模重修。完成重修後，正值莉亞堂成立100 周年，莉亞堂的信託人更出版特刊以作紀念，而紀念特刊更採用沙宣家族盾徽圖像作為封面。這封面設計具有雙重含義：它既突出莉亞堂和沙宣家族的緊密關係，同時亦顯示沙宣家族的尊貴地位。
沙宣家族世居巴格達，是中東的猶太貴胄，由於缺乏文字記錄，其家族早期歷史已不可考。有傳言說他們是猶太大衛王（King David）的後人，在猶太人被驅逐出聖城耶路撒冷之後，一個猶太分支在巴格達定居下來，在不同統治者庇蔭下討生活。當伊斯蘭統治者席捲中東，建立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之後，他們對境內的猶太人採取懷柔政策，讓猶太社區領袖出任財務首長，並賜予「王子」（Nasi）的尊稱。早期的猶太「王子」地位崇高，每五日便會身穿金鏤錦袍，帶着騎士護衛往皇宮議事。經過市集時，所有平民百姓，不論種族信仰，都必須向他肅立致敬，違者要被鞭打一百。到了18 世紀初期，猶太「王子」的光芒已經褪色，但他仍然是巴格達社群的領袖，享有自治權力，在猶太教堂中坐於首席，在社區內擁有建立法規和仲裁處分的權力。而多位沙宣家族的先祖亦執掌過這高位，差不多有世襲的意味。到了18 世紀下半葉，沙宣家族再次有成員接任猶太「王子」和財務首長職位，他的名字叫Sassoon ben Saleh，三十多歲便當上猶太「王子」，在位40 年。他有多名兒子，其中一名兒子生於1793 年，取名大衛．沙宣（David ben Sassoon）。而這位大衛．沙宣便是近代沙宣商業王朝的奠基人。
大衛．沙宣生於巴格達的亂世，在那個時候鄂圖曼帝國正步向衰頹，帝國內部紛爭不斷，巴格達統治階層互相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民間人心惶惶。在亂世中，大衛．沙宣仍然接受上層猶太家族的正統宗教教育，而且精通多種語文：「希伯來文用於宗教，阿拉伯文用於處世，土耳其文用於政事，波斯文用於營商。」在他父親經營的銀號裏，他學懂中東貿易和金融的要訣，在三十多歲盛年之時，他在猶太社區和商貿市集中已是個有頭有面的人物。他父親希望他能夠繼承「王子」的政位，但他不幸捲入總督權位更替之爭，被作為政敵的新任總督關進監獄，並遭勒索巨額贖金。大衛．沙宣獲得釋放後，連夜逃離巴格達。這是沙宣家族首次拔營東遷，離開他們歷代扎根的地方。逃離巴格達後，大衛．沙宣在波斯灣旁的港口逗留了數年，並在機緣巧合之下，1832 年的一項生意將他帶到印度孟買作客。他對孟買一見傾心，翌年便帶同家眷，長駐孟買。
沙宣家族移植孟買後，老樹煥發新枝，茁壯重生。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在印度叛亂爆發的時候，大衛．沙宣創辦的業務已傲視東方市場：「自黃金白銀、絲織綢緞、樹脂香料、鴉片棉花、羊毛小麥— 無論是通過海路或陸路運送的各式商品，都會沾上沙宣洋行的手澤或附有它的印記。」
大衛．沙宣在孟買取得這樣豐盛的成果，實在有賴幾個因素。首先，他能夠洞悉先機，精明部署，使他的業務能夠串連幾個帝國，特別是在大英帝國旗幟的護蔭下，揚長萬里，縱橫四海。他逃離了衰落的鄂圖曼帝國，投奔到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他選擇移居孟買，並非隨意偶然的舉動，而是有跡可尋的。早在巴格達的時候，他便結識了一位泰勒上校（Colonel Taylor）。泰勒上校是英國屬地孟買代表，派駐中東。透過泰勒上校，大衛．沙宣開始認識到孟買的發展潛力。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明珠，孟買這個新興城市確實提供了無限的商機。大衛．沙宣在孟買站穩陣腳後，便明確地向英國政府表示效忠，並在1853 年歸化英國籍，以希伯來文簽署歸化證書。而當印度叛亂在1858 年平定後，他指令所有孟買的猶太人在居所亮燈，為英國皇室祈禱，以示慶祝。作為大英帝國的忠實臣民，他的洋行緊隨英國艦隊遠征，強行打開另一個衰落中的帝國— 大清帝國— 的大門。此時，三大帝國之間的經絡已被打通，沙宣洋行得以在其間自由遊走，盡佔商機。
其次，是他擁有指揮八子出征的家族資源。「大衛．沙宣成功的主因是他用子有方」，這是杰其博（Jamsetjee Jejeebhoy）的評語。杰其博是一位巴斯裔商人，和大衛．沙宣同時期在孟買發跡。他與英商威廉．渣甸有緊密的合作，對沙宣家族觀察入微。大衛．沙宣移居孟買後，立定腳跟，不曾離開。他的八名兒子都被他派遣外闖，東征西討，把其商業王國發揚光大。他首先指派長子亞都拉重回巴格達，以鞏固家族在波斯灣的傳統生意和固有聯繫。然後他把次子艾理亞派往遠東，開拓廣州、上海和香港的市場。緊隨艾理亞作為先頭部隊，之後差不多每名兒子都輪流在遠東駐守一段時間：
大衛．沙宣創辦的業務能夠成功的第三個因素，是他建立了一個強韌的跨國猶太網絡，並善用宗教社群裏的人才。他把長子派回巴格達，其中一個考慮便是為了吸引猶太人才，因為願意投奔孟買並為他的洋行服務的青年，皆可獲得各種福利的保障，包括希伯來文的教育、當學徒的機會、穩定的職位、猶太教堂的聚會、醫療的保障，以及安葬的墓地。這些源自巴格達的猶太僱員逐漸分佈到大英帝國的不同角落：上海、香港、新加坡、泗水、仰光、加爾各答和孟買。每個地方的猶太僱員數量雖然不多，但他們會互通音信，聯繫不斷。他們大多曾在孟買的大衛．沙宣希伯來學校就讀，故通曉希伯來文阿拉伯語（Judeo-Arabic），並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22 這兩種語文不但成為他們的商業用語，更是保持商業秘密的有效工具。由於猶太教義並不鼓勵族外通婚，這些年輕僱員需要在不同城市之間尋覓配偶，這亦直接加強了沙宣猶太網絡的強韌度。這猶太網絡孕育了不少出色的人才，塞拉斯．哈同（Silas A. Hardoon，1851－1931）便是其中之一。哈同生於巴格達，後來移往孟買投靠沙宣家族而獲得賞識，在1874 年陪同年僅二十出頭的弗特烈．沙宣往香港工作，其後進駐上海，在沙宣洋行服務多年後，自立門戶，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地產大亨。另一突出的猶太人才是艾理士．嘉道理（Ellis Kadoorie，1865－1922）和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1867－1944）兩兄弟。跟哈同一樣，他們是生於巴格達，後來到孟買，加入沙宣洋行，埃利．嘉道理最初只是沙宣洋行在寧波分支的書記，後來兄弟二人自立門戶，「奔波於上海、香港兩地，生意愈做愈大，從建築、地產、電力、煤氣、橡膠到金融行業都有涉足，逐漸成為遠東最富有的猶太家族之一」。
沙宣王朝得以成功建立的第四個因素，是他們採取穩健的競爭策略：不為人先，後發先至。他們不當開荒牛，也不做急先鋒。這項特點早在大衛．沙宣決定移居印度，選擇孟買作為家族的大本營時便可看得出來。他不是一馬當先、勇闖孟買的冒險家，在他之前，有數個猶太家族，包括他的姻親格貝（Gubbay）家族已經在那裏定居下來。當大衛．沙宣派遣次子前往廣州拓展業務時，渣甸和杰其博等英籍及巴斯裔商人已經在華南地區殺出血路，插下旗幟了。到了孟買不久，大衛．沙宣便看到輸出印度棉花的潛力，於是便經常前往新成立的棉花交易所觀察。當美國爆發南北內戰時，棉花失收，印度棉花行情大漲，導致孟買投機狂熱，令不少商人後來損失慘重，包括塔塔企業創辦人任些治．塔塔（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1839－1904）。沙宣洋行在這場風波中保持冷靜，平安渡過了危機，令企業更上層樓。任些治經過失敗後，東山再起，在孟買創辦新型紡紗工廠，沙宣家族在旁靜觀，待任些治的紗廠取得成功後，他們才積極投資建廠，其規模更超越任些治，在孟買紡紗業取得領導的地位。
沙宣王朝獲得成功的最後一個因素，是兄弟分支，各自發展。王朝奠基人大衛．沙宣在1864 年去世，其遺產平均分配給八名兒子。但沙宣洋行主席職位只有一個，按習俗是由長子亞都拉．沙宣繼承。新任主席的安排激化了長次兩房之間的競爭，次子艾理亞．沙宣具備商業頭腦和經驗，在上海和香港的生意都是由他一手創辦。他看到大哥亞都拉正值盛年，有足夠時間培養其兒子將來接任主席。艾理亞不甘永遠屈任副手，於是在父親去世三年後，毅然自立門戶，以自己的名字另設一間洋行（E. D. Sassoon & Co.）。這分裂之舉，轟動一時，但事後看來，對沙宣王朝整體來說是利多弊少。長次房分道揚鑣，化解了兩房之間的心病，令兩房成員不致積怨成仇。次子艾理亞亦表現得體，沒有大張旗鼓侵佔大哥固有的地盤，造成惡性競爭。兩房之間不再親近，表面上雖然保持有禮，但實際上甚少來往。「在後來日子裏，家族內部的出生、成人以及結婚典禮都是透過書信和交換禮物來確認，就好像是皇室遠房親戚之間的交往那樣」。在遠東市場，兩房的企業分別被稱為舊沙宣和新沙宣洋行。新舊沙宣並駕齊驅，各領風騷。舊沙宣趨向穩重保守，一直保持商人本色，專注貿易的生意；新沙宣則進取創新，兼涉金融業務，作多元發展。新舊兩支都能茁壯成長，經歷三代主席的更替，在二次大戰後才淡出亞洲市場。
二、富甲一方
最早踏足香港的沙宣家族成員是艾理亞．沙宣，他在1844 年抵達廣州，然後在1857 年進駐香港，建立沙宣洋行。沙宣家族熱衷於購買土地房產，他們首先在必達碼頭（Pedder’s Wharf）附近購買房屋，然後再於德輔道中買下辦公室和居所，逐漸擁有不少中區地皮。往後百年間，他們在香港打響名堂，躋身社會上流，他們的身價實力，可以分別從財富、權力及地位三方面加以審視。
沙宣家族富甲一方，固然是人盡皆知，但由於洋行帳目以及家族資產都沒有公開，他們實際擁有多少財富，外人無法掌握準確數字。不過我們可以從兩項指標窺探他們的財富規模。其一是大衛．沙宣的遺產，他在1864 年去世，估計遺下大約500 萬英鎊資產，扣除留給女兒的嫁妝和其他開支後，各兒子均分得50 萬英鎊左右的遺產。在那個時代，孟買傭工每月的工資不過15 先令，而上海工人亦只有大約10 先令月薪。其二是香港總督在立法局發言時透露差餉巨戶的排名。香港差餉是按照擁有土地房產的價值來計算的。在1876 年首20 名繳交最多差餉人士之中，沙宣洋行（D. Sassoon & Sons）排名第七。到了1881 年，沙宣洋行排名下降，位列19，但仍在20 名之內。
三、權力：賽馬會
四、渣甸洋行
五、匯豐銀行
六、香港總督
七、地位游移
八、遷冊上海
結語
PS：因猶太教限制異族通婚，導致婚配對象圈子狹小，近親結婚頻繁，自四代以後，人丁凋零，後繼無人，家業旁落，從此慢慢淡出大眾視野。
完整內容可網絡搜索中華書局出版的《半山電梯：扶搖直上青雲路》查閱第一部分<多元宗教與世俗互動>第一章節<1. 貴胄浪人：猶太教堂與沙宣家族／黃紹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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