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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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水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是参照前些年的小学招生人数，但是小学招生是有巨量水分的，因为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2013年教育部针对教育统计乱象，决定实行以身份证号为基础进行统一编码的电子学籍，导致虚报的学生数有所缩水，比如初中1-3年级每个年级的平均在校人数从2011年的1673万，突然降低到2013年的1466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年均出生1767万人，2005-2007年小学年均招生1712万（平均6岁上小学），2007年小学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1717万学生，这三个数据基本一致。这些孩子到2010年是9-11岁，都已经上了户口，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9-11岁平均每岁只有1427万人，2010年户籍9-11岁平均每岁也只有1411万人。这些孩子到2015年已是14-16岁，都有了户口，有些甚至有了多个户口了，但是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4-16岁平均每岁只有1434万人，2015年户籍14-16岁平均每岁也只有1455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中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只有1466万学生。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的水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后出生数据的水分更多。1991-2015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中有大约8000万水分，也就是说2015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9亿，而不是公布的13.75亿。中国的各项社会、经济规划全部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
2015年户籍低龄组水分更多
翟振武根据2015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来断定生育率为1.6，也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户籍低龄组人数的暴涨，是因为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要及时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人口注水却非常容易：
A、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口的超生者上了户口；
B、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光明正大地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使得他们有了多个户口；
C、一些非超生者也趁着对低龄组户籍放松的政策，堂而皇之地上了多个户口。
比如2007年活产1251万，与2010年户籍3岁人口的1253万相当，那么2007年生育率只有1.2左右；但是2015年的8岁户籍人口却变成了1647万了。
2008年住院分娩率已经高达94.5%，2015年更是高达99.7%，不存在因为医院外出生而漏报了。2010-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82万人（这还有水分），但是2015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1712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10-2013年年均出生了1617万人，意味着户籍、公报的出生中有16%、9%的人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2015年只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655万人中多出的201万人是从哪里来的？
医院分娩数据也不可靠
翟振武的“2012-2015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2012-2015年只活产了（包括住院分娩）1544万、1511万、1518万、1454万，没有一年超过1600万。
并且2008年以来的活产数是有水分的，首先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的建立。新农合2003年试点，2008年初步建立。当年基金支出从2005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88亿元、2013年的2909亿元。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由2005年的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2008年的80元、2011年的200元（住院费报销70%）、2016年的420元。比如目前湖南长沙县、望城县生孩子可报销1300元。新农合的受益者除了农民外，更有各级医院。个人、医院有强大动力虚报分娩数据冒领经费。
其次，进城生孩子的农民工比例增加。以前农民工生孩子大多返回老家，但是近年很多农民工开始在城市生孩子了，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本身就容易导致两头统计。何况农民工的各项福利（比如新农合）关系仍然在原籍，于是他们自费在城市生孩子，再与农村的医院联系，在原籍的医院再“出生”一次，以获得报销。
第三个原因，是近年放松对低龄组的户籍限制，于是家长乘机给刚出生的孩子获得多个户口，以便获得多种福利。比如说，现在一些农民工夫妇，选择一方获得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各项城市福利；另一方将户口留在农村，可以保留在农村的一些优惠。而他们的孩子，就尽量获得城、乡户口。而从出生证到户口，证据链更完整，今后很难清理这些多户口。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比如尽管中国严厉打击用B超鉴定性别，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性别比仍然高达116%。医院和医生都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鉴定性别，那么面对新农合这么大的馅饼，面对城乡利益的诱惑，面对低龄组上户宽松的政策空间，又如何保证活产数没有水分？
虚报教育数据的受益者是学校和地方政府，是“政府行为”，长期有20%以上的水分。户籍数据的水分受益者是个人，动机更强，这就导致2015年低龄户籍人口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与教育数据相衔接）还要多。虚报分娩数据的受益者是个人和医院，“个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更为高效，那么2015年活产数虚报25%在逻辑上也讲得通。
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怀孕周期266天，到9月下旬才迎来出生高峰，到年底将只多出生几十万二孩，而2015年活产只有1454万（可能有25%的水分），2016年出生人口又如何能如王培安所宣称的“超175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