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丘成桐自传《我的几何人生》有什么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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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自传，最大的感受是：丘成桐教授太过现实。
就拿知乎上最为吹捧的Grothendieck为例，G几乎满足了大众印象中的数学家的所有条件：
提出各种极度抽象的概念，重构了前沿的数学领域
不追名逐利，一生中的仅仅保留对于数学的欲望。
留下某种晦涩的理论供后人研究
研究数学以至于精神出现了问题，隐居深山不出世
G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带来了无限的霞光，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而丘成桐教授与G大不相同，丘不仅仅想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更要掌握住数学上面的话语权。丘在自传里面已经把这种意图描述的很明确了。
丘之所以大力推崇几何分析，并且不断的明示暗示自己是几何分析的创始人，目的就是为了抬高几何分析和他在几何分析领域的历史地位，以提升自己说话的分量。
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中年男性，丘十分的自负。虽然丘作为一个数学家的成就是相当的杰出的，但是按照托尔斯泰的分数理论，丘先生的分数仍然是小于1的。所以在数学界得罪了不少人，风评也十分的差。
但是，无论如何，丘的数学成就还是无可磨灭的，证明卡拉比猜想的伟绩一定会流芳百世。
民间尤其是知乎总有个给数学家排名的风气，G排第一，A排第二，S排第三 ...... 每当涉及到丘的时候，总是会与gromov、陈省身等人分个高下。
说实话，无论是丘、gromov、陈，亦或是知乎上被迫害最严重的陶，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换句话说，他们是同等级的学者，被强行分出来的高下完全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公战秦琼而已。
对于中国来说，丘建立的数学中心肯定是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这点是毋庸置疑。他与北大一派人的争执也会随着新一代的成长渐渐消散。
有人曾批评：丘让中国数学界认为现代几何就是黎曼几何+pde。这肯定是相当偏颇的说法，那我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丘，中国数学界可能认为几何还是研究平面问题呢！
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多圣人，不可能人人都能像G一样有着无穷的人格魅力，做不到，也没资格做到。与其拿G对比丘，不如面对现实，数学家也是人，有着虚荣心，渴望获得金钱和权力。但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无论是哪个数学家，不关其人品性格，都有拥有着对数学的狂热和对真理的向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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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对全书有趣部分的摘录。
学生都要向政府注册，那些表格都是英文的。由于不懂英文，老师会替我们填写表格。我的姓用普通话念是Chiu，这是父亲一直用的写法。但老师用了粤语来填写我的姓，于是我变成了姓Yau。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接触到了华罗庚的书，使我更添动力。...... 我看了他好几本书，都写的很精彩。我了解到数学可以很美，令人赞叹。...... 如果说当时华罗庚的书，使我在父亲走后的绝望和空虚中看见了方向，找到了热切追求的目标，这并非言过其实。
第一次喝酒的机会来自数学系的野餐 ...... 会上有啤酒，我拿了一杯，仰首一饮而尽。不到十分钟，我就头昏脑胀，只好跟莫里说我要回去了。他送我回去，到家是下午三点，立即上床大睡，直至次日的中午才醒来。至此始知自己对酒精敏感。从那开始我对喝酒十分小心，只在有需要时喝一点。
圣诞假期期间，图书馆实际上几乎被我一人独占，只有一次难忘的例外。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性进来借书，她和我的年纪差不多，看起来百分之百是中国人。我顿时被她吸引了。我故作目不斜视，但馆内人数寥寥，很难办到。虽然怀着强烈的兴趣，但我保持沉默，没有冒昧的上前自我介绍，这不和礼数。（这位女士就是丘成桐先生的妻子）
有次项武义请我到他家出席隆重晚宴，开始时并不知道那是有所图的，他打算将他太太的亲戚介绍给我。当我知道后，便开诚布公的对他说我心中另有所属。项武义很是失望。....... 项武忠（项武义的兄长）请我吃晚饭，到了晚饭时才知道他夫妇想撮合我和他们的一个亲戚，我告诉他们我心中已有人是，他们和武义一样显得很失望。
莫宗坚不理会众人苦苦劝说，1972年他回国了。...... 可是半年后，他就决定跑了回来。或许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当时贫困的生活环境，还有微薄的收入惊醒了美梦。...... 项武忠打电话给莫宗坚的论文导师Shreeram Abhyankar，帮助他把原来的职位找了回来。
学期的期终考试，钟开莱除了一道特别困难的题目，说谁做对了额外加分，有几个学生于是加倍努力。解题中需要引用到拓扑上的某个命题，他们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哈佛的Andrew Gleason当时正在此间访问，他叫学生去找Kazimierz Kuratowski的一篇文章，他们果然从中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不久，学生边在课堂黑板上向钟开莱讲解这道题，正当讲到要引用这结果时，钟叫停了他们，学生说是Gleason指点他们去找这篇文章的。“和我想的一样”，他说了这句话后，就愤愤然地离开了课堂，把作讲解的学生扔在那呆着。
出生于日本的广中平佑，1970年在哈佛时拿了菲尔兹奖。他指出：“亚裔在美国好的大学拿到终终身教席，要比在二流大学拿到终身教席来的容易，因为在二流大学里，研究不是排在首位的，工作的升迁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打高尔夫球的水平。”
一位生于美国但住在加拿大已久的数论学者Bill Casselman也帮了忙，他把腕表借给了我，让我演讲时能知道时间，不要过时。一待讲完，Casselman就一个箭步冲上来，我以为他听完研究后心情激动，要祝贺我或要问些问题——原来他只是要把腕表拿回去。
多年后，他对这次大会最清晰的记忆不是我的演讲，也不是他自己的报告（《实约化群的Jacquet模式》），而是那位每天早餐时为我们服务的、身高一米八以上的金发芬兰女郎。
我这一年在伯克利，是访问性质，主要是试试看我能不能够适应伯克利的环境。陈先生希望我能在伯克利长留下去，这当然是我的荣耀，伯克利的慷慨。他甚至强调，只要我留下来，我就是他的继承人。
当时，陈先生、Singer和Calvin Moore正在进行一项大计，就是要在伯克利建立一个新的数学中心，即MSRI，它部分由国家科学基金（NSF）赞助。...... 筹建中心的主要阻力来自普林斯顿。...... 1982年，MSRI在伯克利成立了，陈先生出任首任所长。他跟我说，如果我愿意留在伯克利，我应该会接任所长的位置。
......（显然，丘并没有留在伯克利）
从此刻开始，陈先生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我感觉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挑拨生事，离间我们。记得几个月前一次晚餐，项武义在我和陈先生面前，谈起陈先生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他问陈先生有没有跟别人说，我在解决Calabi猜想之后，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呢？陈先生听了之后非常意外，一下子脸都红了。
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些中国学生读研究生时，都没有花功夫做学问，挣钱乃是念书的主要目的，而研习某科某目则为其次。数学上，他们只关注细小的问题，得到一丁点儿结果便急急发表，以此作为升职升等从而加薪的凭借。
我应邀参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评委会...... 其他委员包括罗伯特 布莱恩特，滕楚莲等......NSF不允许委员讨论自己同事、学生和合作者的计划书。由于很多人都属于这几个范畴，我只好在他们讨论这些计划书时离席。到我回来时，很惊讶的发现，评委会对其中一些计划书的评语颇为尖刻，而且有不公允的地方。
事情过去后一段时间，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碰到滕楚莲，她在那儿教书。她跟我说我在会上对那些申请书的批评太刻薄了，NSF以后也不会找我当评委了...... 她又说道：“你一出现，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不敢说话了。”
2006年8月28日，我再次受到攻击，而且比以前都来得严重。《纽约客》杂志刊登了Sylvia Nasar和David Gruber合著的文章《多重的命运》。......
Nasar的文章的架构是惯见的：佩雷尔曼是英雄，为理想奋斗，视名利如粪土。而这高贵灵魂的对手是一个卑鄙坏人，一心想事事阻挠他。这角色由在下扮演，奈何我并无机会在这角色扮演的课题上提出异议。
文中前面的一幅漫画就足以说明一切：画中的我尝试抢去佩雷尔曼颈上的菲尔兹奖。
（这图我在外网找到了，网站是这个）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6/08/28/manifold-destiny
《纽约客》又说，“很多数学家”都担心我搞的阴谋诡计会使整个数学界蒙污，又引用Griffiths的讲话“权术、权力和操作在我们的圈子内并无立足之地，这些东西损害了整个数学界的良知。”这种离奇的讲法，正出自一个热衷于玩弄手段的数学家。
每当清华数学中心的青年学者有所建树而尝试宣传一下时，某些大学数学研究所的一些领导，就会想办法出来打压一下这些努力得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