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时期的上海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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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上海的生活性价比很高，甚至于当时在上海一周的支出，能在东京过一个月。
有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再说住房
至于租房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当然，上海彼时的房价也算高的，但同今天的国人不同的是，购房人一旦买房就拥有房基地。曾经看过一个民国老中医的回忆录，他曾花了2万5千银元买了一幢二层小楼，底层5间，二层4间，包括一个小院子，占地约半亩。粗略计算了一下，当时房子的价格为7400元/平方米。作为高薪阶层的教授五年左右就可买得起这样的楼房。而这在当今的上海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这样的小楼现在至少要六百万人民币，有多少教授忙活五年就可以买得起呢？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梁实秋《亭子间生涯》里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
再说吃食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著名画家张大千，他是民国有名的“吃货”。这是他炒菜的场景。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
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总体而言物价还是低廉，1912年，上海最高市价每石米9.47元。1925年，最高市价每石12.67元。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再说出行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再说收入
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个别小学教师的收入能达到每月30元，而河南乡村同行的最低纪录则是每月3元，城乡差距之大使人咋舌。
而关于那个年代各阶层的收入，北大教授300元和图书馆校工每月8元的对比广为人知。（你懂的）
教授们的月收入，从200元到600元不等。而当时多数省份的县长月薪一般在160元至280元不等。可见大学教授属于那个年代的高薪阶层。但当时舆论仍认为,“在大学做一教授, 不如在政府做一技正或科长、司长。”这无非是因为政府官员除了工资外，还有各种补贴收入，而且不易被拖欠工资。
那个年代的中等阶层包括中学教师、律师、新闻记者、普通政府职员、工厂或银行业职员等,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工资收入大致也能维持与其职业相称的体面生活。上海的采访记者、编辑月薪在40~100元,中学教师月薪在40~80元,新式商店普通职员在20~60元。
某些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工资水平与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及商店店员相近,可以说接近中等阶层,如印刷业、造船业熟练工人，平均收入可以达到40元左右。
而出卖体力的社会底层的收入则低到无法糊口，1930年复旦大学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了收入调查，54000名车夫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0元左右。劳动密集性的产业如棉纺、缥丝、火柴等行业工人收入也和车夫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对江、浙、鲁、闽等八省小学教师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其平均月薪为16元，和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相当。所以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低也是社会弊病之一。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现代纽约是个非典型的美国城市一样，当时的上海也并不能代表全国普遍水准。而且无论是纺织厂工人，还是人力车夫，都算得上当时的“新式劳动力”。至于旧经济的代表——广大农民阶层，则更为不堪。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清末至1927年前，上海经济发展比较正常，物价虽逐步上涨，但幅度不大，相对稳定。工人工资在每月6到12元之间，1920年的月工资以9元左右者最为普遍，普通店员月工资在16到30元之间，而职员则是工人工资的一倍或几倍。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其他支出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
陈存仁(1908—1990）上海名医。曾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刊物《健康报》。1949年赴香港行医。著作颇丰，出版有《银元时代生活史》、《津津有味谭》等著作。香港《星岛晚报》为其开设专栏17年。
陈存仁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当时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而其中最厉害的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在高人的指点下，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适当的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了。
再看学费。当时中国的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的两种，私立大学有教会办的，也有私人办的，因此学费也略有不同，公立的每年在22-40元，私立的在45-120元。比如上海国立商学院、医学院学费一年20元，住宿费12元；私立的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一年学费为100元。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年收入120元的工人，假如没有房子支出的话，养活一个4口之家，并供子女上大学，并非是什么困难之事；而那些高收入阶层，如教授、高级职员，更是生活得十分惬意。
